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最大的新愿望是企盼老伴志明尽快归来，在家里阳台上晒太阳、吃水果！
此刻她正静静躺在医院病床上。去年11月3日，她因腰椎滑脱压迫神经，下肢无力，不能站，不能坐，紧急送进医院。11号，手术成功，慢慢恢复，至下旬，有人扶着，可以坐上半小时，或走二三十米。全家满心欢喜，期望她能不久后出院，欢乐过春节（2017年1月28日）了。谁知12月25日发现她突然脑出血，善良的医生精心治疗加亲情的抚慰，危险期已过，但离康复尚远。
1950年暑假，广州市各中学的团干部集中在协和女子中学开会，传达胡耀邦讲话；分组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志明。第一印象是：一位端庄美丽的姑娘。没有想到不久后到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她竟是我的同班同学。由于我是学院团总支的副书记、书记，她则长期担任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接触频繁，她很快成了我的女朋友。共度60多年风风雨雨，甘甘苦苦，个性和时代瘢痕融汇，许多场景刻骨铭心。
“服从组织”和勤勤恳恳
先哲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说得完整一点，应该是：历史环境和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身上都不可避免打上时代的烙印。
志明的一生，从学习到工作，平静、清澈如井水，没有大的波澜。少年时期的环境熔铸了她终生未变的品格：忧郁、内向、善良；但她几乎毕生生活在阶级斗争浪潮冲刷一切的年代，让她内心一直未能安宁甚至滴血剧痛。
她学习和工作都很努力；比起在炼狱中煎熬的同时代人，可说是很顺利。1950年考进中山大学后，班里选举，同学们总是选她当团支部书记。服从分配在中大工作三十五年，历经六个单位（做过生物系党支部书记兼团总支书记，总务处秘书，马列主义教研室秘书，中大幼儿院院长，经济系办公室主任，财务处副处长），每次调动都服从安排，叫她干什么，她都认认真真做，细致，周到，无可挑剔，没有恶评。每次选先进工作者之类，同事们总是异口同声推举她。
有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显示她的品格。
从不巴结别人，从不向领导送礼。唯一的例外是50年代，我们在院子里种的木瓜黄澄澄非常耀眼，住在隔壁的校党委副书记垂涎欲滴，直截了当开口：“邵志明呐，木瓜长得那么好，也不送我一点。”我们哈哈大笑，赶快摘两个又大又熟的给他送去。
劳苦工作，从不推辞。1951年，教育部下令，文科大学生下乡参加土改。她正住在在医院工作的姐姐家里治病，学校通知有病的治好后再下去。我们出发前一天，她赶回来了，脸色蜡黄，未曾痊愈，硬是要和同班同学一道走。做幼儿院院长，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学会蹬三轮车，有空就蹬三轮和工人一道搬运物资。
1950年，还没有全国统考。她同时被两间大学录取：清华和中大；她最想读清华。可是，广州市团委竭力要把原来各中学的团干部留在广州，分别派人找考上异地大学的谈话。志明“服从组织”，进了中山大学。
了解三个背景，就会理解她的选择。
第一，她的生活经历。要是看过她的《回忆录》，知道她妈妈的屈辱生活和她自己在日军刺刀下做童工的经历，告别“旧社会”的欣乐和对新社会将带来自由、民主和幸福的企盼，都变成对共产党的信任和服从。
第二，在广州市四中念初中的时候，国文和历史老师虞泽甫（共产党员）就引导她念课外书，启发她思考，把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转化为对当时的社会和国民党政权的憎恨，进而在高中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服从组织”逐步化为自己的信念。
第三，我们那一代人把“组织”看得无比崇高，相信它是公正和远见的化身；因而“服从组织”成为许多人的信念，即使与个人愿望和利益冲突，最终多半选择为公弃私。她的一位同班挚友考上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也“服从组织”留在广州读岭南大学。
再以我们来说，1953年第二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经济类的各系，全部归并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读了没几个月，中山大学一纸调令，要我和志明回中大工作。学期尚未结束，还差半年多毕业，但我们没有犹豫，“服从组织”，买好火车票就回来了。1954年夏天，莫斯科广播电台要一个广州话播音员，在中大外语系进修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田蔚挑中了志明，她又傻乎乎地服从了。我帮她拿着行李去某处领取车票，几个钟头后就要上火车了，却说另外选了一个人，不用去了。她很不高兴，还是乖乖地回中大上班。真正是“驯服工具”，但当时心甘情愿。
后来我偶然想起一个奇怪的问题：假如志明进了清华会怎样？最大的可能是一生过得很痛苦。1953年4月15至23日，全国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们正在中大经济系本科三年级学习。突然志明接到通知说她当选广东省代表，要上北京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她高兴之余，觉得有些茫然。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为什么会选她？她没有想过这些较深层次的问题；秉承一贯的真诚，她坦言不知怎样当好这个代表。她大胆去问冯乃超副校长，他鼓励几句，也说不出什么道道。
在会议期间，她抽空给我写信，谈到星期日休息，正在清华任教的徐刍带着她在北京各风景区游玩，拉着她的手到处走，非常开心。我早就听她说过徐刍，他是她多年同学徐雪宾的哥哥。从初中到高中，她经常到雪宾家里玩。要考高中了，徐刍还给这两个小妹妹辅导，讲得很起劲；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过，她们都考进了教会办的以严格著称的协和女子中学。志明还谈到，徐刍“牙擦”（广州话，意为持才傲物），非常能干，经常天未亮就跑去离他家不远的西门口烂马路（今广州中山七路）天光墟去淘破烂，然后捣鼓出各种小玩艺。
如果进了清华，志明肯定与徐刍关系密切。但徐刍一生非常悲惨！简单说来是：他因为才华出众，参加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不幸，由于口无遮拦，招来一顶“极右”帽子，押去劳改！几经波折，文革期间，在广西一间劳改场被活活打死！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首流行甚广的诗，题目是：人生，内容只有一个字：网！社会是网。任你翻腾，终归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直到社会现代化，个人独立和大小不一的社会自治体成为坚固的堡垒，法治成为社会运行的准则，这个宿命才能改变。志明从自己的信念出发，真诚地选择反抗国民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从共产党领导的新体制；盼望的都是改变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命运。选择很真诚，表面顺利背后是深藏的悲戚。
善良诚挚
在各单位，志明算是大小不一的领导，但从未留下整人的记录，异口同声说她是好人；心中有气，回到家里再发泄，在公共场合，总是言行适度，注意自己的仪表。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生物系的团总支书记、政治辅导员和系的党支部、党总支书记、副书记，整整做了四年。当年那些同学喜欢到我家来玩。我动手能力不强，家里有什么坏了，常常是那些同学帮忙修好的。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生物系的学生和教师谈起她，都说是好人。逢年过节，各地包括远在香港的当年的学生纷纷打电话问候或寄上贺卡。白发教授出了论文集特地送上门来。生物专业的论文，我们都看不懂，也领受了他们那份真情。有的印了诗文集也给她送来。毕业几周年聚会，也一再热情邀请，要邵老师参加。这几年，她很少出门，原来生物系的教师、同学见到我，都打听她的近况，要我转达问候。一位退休教授特别说到，感谢邵老师当年推选我去北大进修啊，不然我后来的命运就不同了！
如此密切的关系，不是来自她辅导政治，而是由于她像大姐姐那样与同学相处，平等、诚挚地对待一切人。
最见真情是1957年那场风暴！
暑假我从复旦回到中大。俩人加上一岁多的儿子、岳母和保姆，久别重聚，日子过得既高兴，又平静。一两个月过去了，偶然在路上碰到校领导黄焕秋同志，他主动问我：老邵情绪还好吧？我说，没什么呀。他继续说，学生干部，没有斗争经验啊，好好锻炼吧。我含糊地说，应该。实际上我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向其他朋友打听，才知道她因反击“右派进攻”不力，不敢狠狠批判那些“右派”师生，受到校党委副书记刘望远严厉批评，加派一位工农干部去生物系做党总支书记，她降为副书记。那时全校只有8个系，不设学院，各系设党总支。
就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来说，挨批判，降职，确实算大事了。她却默默忍受不愿对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诉说。这正是她的性格。她善良，对教师、同学下不了手。她没有当大官的野心，降职对她无所谓。她忍受过很多痛苦，新的委屈算不了什么。我考虑再三还是不问她，她愿说就说，不愿说就别问，不要再在伤口上加盐。于是，这件事仿佛消失，我们终生没有谈论过。
忍泪吞声
正常社会应该公私有别，除触犯法律外，政府无权侵入私人生活领域。可是，在阶级斗争年代，人们把“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奉为金科玉律，公私界限被泯灭。
50年代，志明接连受到两次打击。
首先是她相依为命的姐姐被划为右派。
妙容姐是南海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技术和服务态度有口皆碑。1957，中共南海县委统战部不知为何邀请她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在“帮助党整风”、“言者无罪”等貌似诚恳等承诺下，她信以为真，提了一些家乡农村干部违反政策等意见。几个月后，居然换来一顶右派帽子！
志明痛彻心扉，但只能私下向我诉说，不敢公开流露。在向党组织汇报这个情况时，可能忍不住掉了眼泪。身为右派，容姐被发配到农村去劳动。三个儿女都是幼儿，无人照顾。我们把她四五岁的大女儿接到家里，与两岁多的表弟为伴，玩得很开心。
不久，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加上“右倾”、缺乏斗争性，志明被调离党务和政工系统，改在行政部门工作。在新的工作岗位，两个惯于无事生非的女将是党支部书记或委员。一般人闲聊，多半不久就忘了。她们却似乎有特强的记忆力，能随口说出：谁谁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错误或反动的言论，脸上表情怎样！面对此类奇葩，被指责者往往百口莫辩；随之而来的是所在单位无风三尺浪。在斗争哲学盛行的年代，此辈必然洋洋得意。
适逢“反右倾整风”，党员人人都要自我检查。如此气氛，如此同事，志明又一次挨批。加在她头上有两大罪名：一是听到姐姐划为右派居然流泪，且收留右派姐姐的女儿。二是把地主母亲接到学校同住，社会主义学校不能成为地主的防空洞。都是立场问题！外母原是婢女，后来被收为妾侍，过着非常屈辱的生活。40年代，丈夫逝世；50年代土改，被划为地主。她全身佝偻，行走很困难，常年哮喘，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只能靠女儿供养。我们接她来共同生活，错在哪里？幼儿何辜，怎么能牵进政治漩涡？割不断的亲情，这是人性，也是毋庸外人干预的私人生活。可是，在那个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的年代，讲人性，讲私人生活领域不容干涉，都是“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当事人只能忍泪吞声，俯首认罪。
当时，只有校党委组织部长张启秀私下对我说：曾司令（两广纵队司令曾生，后来任南海舰队司令；张启秀长期担任他的秘书）说过，供养父母是义务，共产党员也要尽社会义务；他认为我们收留老弱是应该的。可是迫于当时的环境，他也只能悄悄说，不敢公开为我们辩护。出于无奈，我们只好把一老一少送走，请其他亲友帮忙照顾。
压抑不住的内心恐惧
好不容易，工作几十年后，志明在1989年办了离休手续，理应在家安度晚年了，也确确实实过了几年比较安逸的生活。
牵手60多年，最艰难的是大饥荒和文革年代。以文革来说，当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波及到我的时候，她不相信横加在我头上的一切罪名，但她知道那是拳头和棍棒决定一切的年代。她只好说，不管他们说什么都认了吧，孩子那么小，没饭吃怎么办？当一些人来抄家时，她深信我们一身清白，除了日常换洗衣物，就是塞满书架的书，不可能找到任何所谓罪证。当那些人涌进家里，她总是立即走到宿舍楼前面，提防儿子回家，伤害他们的心灵。她内心恐惧，不知来者会怎样“造反”，但对自己丈夫深切理解。我抱歉的是不识时务，以言贾祸，给妻儿带来麻烦。
十年“大革命”，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是：1.抄走两百多本据说是“封资修”的书。2.拔走收音机短波的两个电子管，理由是“牛鬼蛇神不能听短波”。3.夺去两代人永远无法补偿的十年时光！
没有想到文革结束20年后（1995—96年间），却爆发了一场家庭危机。
那时，我仍然在紧张地工作。1992年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书：《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2003年增订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每一年都发表了好些文章。这些论著提出一系列与传统观点相左的论点，揭露了不少虚妄的论断，霸道者无力反驳，只能靠乱扣帽子虚张声势。小可居于学术自信，且深信读者的判断能力，笑笑而已；偶尔有空，写篇文章揭露他们搬弄史实错误百出，权当奉送此辈的镇静剂。赋闲在家的志明不知外界风云，但喜欢在我的书桌上找出我的文章来翻阅。她长期做行政工作，对我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进展不可能了解，凭留在脑际的旧框框，觉得我的论述处处出格；于是一再唠叨不能这样写。我再三解释，她依然无法理解。日积月累，终于矛盾爆发。我对她说，这些都是你不懂的，让我自己处理好不好？如果你一定要干涉，我们离婚吧！她边哭边说：我怕你出事，不但你自己受罪，还连累子孙后代。以她不再干预为条件，这场风波平息了。但是，我感知斗争风浪给她带来的恐惧并没有消除！
十年过去。2006年，《冰点》风波闹得天翻地覆。藐视嘈杂，我吃得香，睡得好，内心非常安宁！志明不懂电脑，对窗外风云毫无所知；不愿她受惊吓，也没有将事情告诉她。三四月间，风浪渐渐平息，不料多年挚友雪宾打电话给她，问她伟时惹了大祸知不知道？将有关情况告诉她。她震惊了，仿佛十年前的预感应验了！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将来龙去脉告诉她，并说事情已经了结，完全不用担心。她似乎相信我的说明，没有再问。
又一个十年！时届2016。没有想到志明的阶级斗争恐惧症又流露了。
9月30日星期五晚，我写下一篇札记：
“这几天一连发生两件事。
9月28下午凯迪网负责人孙潮打电话给我，说今晚要将参加9月18日活动的报酬送来。晚上6点45分，他依约来到，放下一个信封，便说跟你去散步。他又说，中大个个校门都走过，唯独没有走过东门，正好和你同路。他住在下渡路，离东门很近。于是，我到饭厅和志明招招手就出门了。她知道今晚有人送钱来，而晚饭后是我的散步时间。
从西区到东区走一大圈。到了园东路，他向南出东门，我往北去商店取照片。因为要过塑，耽误了一点时间，将近8点，接到志明的电话。她说，你到哪里去了？我说：散步呀。她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正在回家路上，很快就到，20分钟吧。平常，我一般8点多回来，今天不过稍微迟一点。
回到家里，出乎意料，她心绪不宁地反复说：‘你到哪里去了？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打电话给罗婉华（邻居好友），想办法找你了。我担心你被人带走了。你只招招手，没有说去哪里，就和别人走了。’她说，‘我惊出一身冷汗啊！’我只好苦笑着，慢慢给她解释。
事后我想这场误会的深层原因是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后遗症。连绵不断的‘运动’，给无数家庭带来数不清的苦难；耳闻目睹，瞩目惊心！加上自己的母亲和姐姐的遭遇；这一切在她心灵深处留下深深的恐惧。
30日，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在校园中折腾了半年多的广州供电公司选择这一天为周围6、7栋大楼转换新旧供电系统，上午10点开始停电。下午，看书累了，我开始练字。用一整张四尺宣纸，写下八个大字：‘茶香步健，哂观尘变’。我的小小心愿是认真练字，在家里挂上一幅自己写的字。我觉得这句话言简意赅，字也写得顺眼，暗暗有点得意。
五点半，趁天还没黑赶快吃饭。又是出乎意料，在饭桌上，志明说：‘你的字写得好，茶香步健意思也好，但后面几个字要改。哂字有讥笑的意思，人家看了以为你对现实不满甚至仇恨，何必惹这个麻烦？’
让我惊奇的是她居然说：‘你很有才华，有很多优点，但没有看到大局，看得不高。别人发大财了，做大官了，你是不是有意见了？要看得高一些啊。’
她说：‘年纪那么大了，平平安安就好，不要再惹麻烦。’
她恳切地说，‘你帮助我很多，我确实非常感谢。我不能没有你。我想像不出没有你，我究竟怎么办。我们要共同顺利、长寿过日子。我过过很苦的日子。日本鬼子占领广州，和姐姐一起去工厂做工，早上五点半上班，做到晚上十点，冬天，天还没亮就起来了，有时看见满天星斗，阿嫂（指她母亲）送我们到门口，看着我们出巷口。十来岁的女孩，这样做非常辛苦。现在就是希望平安，顺利，长寿！’
很多年两人没有这样长时间推心置腹谈话了。我感受到她的诚恳、善良。她只是希望过平常人向往的正常生活。可是，历史和现实的威胁，让她内心非常不安宁。
我唯一能做的是拿出《新华字典》，在烛光下指给她看：哂字的唯一解释是微笑；并对她说，我对大局很了解，不必担心。她听完后说：‘这样就好，我放心了。’没给她说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用批判眼光看待一切；我不能缄口不言。”
怕忘记，连夜记下上述谈话。
第二天早晨在饭桌上，她对我说：“我今早躺在床上听见广播一首歌：一轮红日在东方升起，灿烂光芒照亮大地……。这是文革期间流行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我会唱，你不会唱吧？现在播这首歌是政治斗争，危险啊，你千万不要捲进去！”
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从初中开始就听信共产党的宣传，1949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1956年参加共产党。历经60多年风风雨雨，风烛残年，内心深处却留下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就在中山大学校园里，仅文革期间，就有20多人死于非命：跳楼，跳水，上吊，被人用水喉管活活打死，吃大量安眠药一睡不醒，连不管事的老校长许崇清也被拉去陪斗后吓得回到家就身亡了！50年代起，说错话就被遣送回乡或送去劳教的屡见不鲜。一张大网无处不在，一不小心触网，小则挨批，大则没饭吃，蹲监牢！耳闻目睹，胆小如她，安能不忧惧缠身？
不时听到阶级斗争的鼓噪，我总是腹诽不已。平民百姓的愿望非常实在：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可以有话直说，安宁过日子。法治社会，罪与非罪，只能以法律为准绳。你们想斗谁？土地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谁是地主？再上演当年好戏：斗资本家，斗知识分子，国家会不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现存阶级、阶层利益交集，只能互利共赢，有矛盾，协商解决，再搞阶级斗争只能祸国殃民！
亲人带来的欣乐
尽管深藏忧惧，志明晚年生活总体上是欣乐的。
亲人健康成长是最大的欢乐。两个儿子分别在大洋两岸的大学教书；孙子孙女正在美国念初中、高中、大学。他们的电话、照片和信息都让她激动。孙女得奖；孙子得奖；孙子念中学已到大学实验室做实验并有论文发表了；他们的顺利似乎是对她失去的青春的补偿，让她眉开眼笑。
志明这次生病，更是浓浓的亲情随时伴随着他。听到妈妈病了，在广州的大儿俩口子立即赶到，并搬到爸妈家里，早晚到医院看望，与医护人员沟通，风雨无阻。小儿刚好从美国回来讲学，停留广州期间，天天到医院扶着妈妈练习走路。她突然中风，是儿媳妇首先发现她的眼神、脸色和话音不正常，立即请医生抢救，真正是救命福星！谢谢微信冲破大洋的阻隔，医疗方案应该如何选择，都是两个儿子和儿媳共同商定的。志明度过危险期以后，一再伸起大拇指对儿子、儿媳说：“你们立了大功，一等一的大功”！
中学和大学开始交往的朋友是最纯挚的。我们有一批这样的70多年、60多年的可以无话不谈的挚友。这次志明生病，他们更是频频问候。一位初中同学说：“我们两家人是兄弟姊妹”，确是实话。
她有两个本子。一本是她写的给儿孙的电邮和他们的回复。“要天天饮牛奶”，“喝酸牛奶”，“多吃水果”，“坚持运动”，反复叮咛，流露殷殷深情。
另一本是她的日记，记上今天吃了什么，亲友来访和自己的感受。不时跳出的字眼是：“好高兴”，“真愉快”，“幸福”！20年连绵不断的记录，正等待着她回来续写。
2017年1月22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