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年”之于作家不仅是一个生理的概念，也可以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概念。1990年代以后，浩然与亲友的往来书信记录了作家此期的处境与心境，大致勾勒出“晚年浩然”的轮廓。其中，对于病的描述和感受形成了一条以悲观沉郁为基调的人生线索。旧作重印、旧事重提和文艺绿化这三项文学活动形塑了晚年浩然的文化姿态。可以说，晚年浩然是1950-1970年代文学在1990年代的映像，在“告别革命”的文化语境中，留存了一份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活的遗产和内心。
关键词：晚年浩然;作家书信;文化姿态
叙述当代作家在“新时期”的分化和重组时，洪子诚先生曾将浩然归入“无法更新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的作家行列，认为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文学的观点，以及据以观察、体验现实世界的方法，都属于已经结束的那一时代。”①经历1978年的重评时，浩然本人也一度有过“我的时代已然过去，所剩下的只有回忆了”②的悲观情绪。尤其是1978年上半年，浩然俨然成为众矢之的。他陷入惶惑与苦恼之中，以整理、修订旧作的方式消磨时间，甚至有“为死后事先小事料理”③的打算。
然而，无论是文学史家的论断还是作家晦暗的心理感受，在1980年代宣告浩然文学生命的“终结”尚且为时过早。对于作家来讲，四十余岁正是创作的壮年，人生的阅历、文学的技巧与身体的机能处于调和的状态，何况浩然又是心气高而好强争胜的性格。短暂的苦闷之后，他在一封家书中便透露了雄心勃勃的“翻身”计划：“一九七八年我算白白度过了;明年想干点事情;我计划十年（从一九七六年起算）翻身，但现在就得努力，否则变成空想。”④次年，长孙出生，浩然为他取名“东山”，取“东山再起”之意。某种程度上，“东山再起”构成了“1980年代浩然”的内驱力。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他仿佛重新找到了1960年代中前期的文学感觉。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苍生》寄寓了浩然重回中心位置的期待。小说赶在1986年4月定稿，正是要以此与“倒霉的十年”告别。
然而，作家期待与评论界接受的反差，入围茅奖而又失之交臂的结局，终于让浩然心灰意冷。此后，他文学上再无大的进展，无奈地落入他所不屑的“不写作而卖名”过日子的状态，“只是还感到苦恼与勉强;待到觉得很高兴，很自然，那我就是个彻底挂着空牌子的废物了”。⑤浩然与亲友的往来书信记录了他如何一步步走向这无法挽回的沉落。写作于他变成了一种“挣扎”的表现，且不说“东山再起”无望，就连那个淬砺自新的“自我”也陷入精神危机之中。外界的负面反馈又进而促使他只能选择固守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终于，迟来的“终结”以更为漫长的方式表现出来。浩然的人生与文学由此进入新的阶段，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姑且称之为“晚年浩然”。
一
1986年12月，浩然“不顾家人劝阻”以及朋友“这步没迈对”的指责，由北京来到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原本他想按照以往的惯例，下到基层当一名村干部。彼时，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早已废除，听人说“村里的组织都瘫痪了，一个人住下没法儿活”，只好选择做个挂名副镇长。随着《苍生》的写作告一段落，浩然一方面有超脱之感，另一方面也渐觉“已然老化”，为了“再挣扎写几年”，他意识到，“一定得往农民和基层干部身边靠近，否则我的艺术生命不会再有一个十年了。”⑥浩然希望在此经营出自己的一方生活根据地，显然还有在文学上再进一步的抱负。
下乡的浩然重新过上了他喜欢的生活：“自己管取暖的煤炉，一边工作一边煮白薯、棒子、豆粥吃”，“与农民里的能人——基层干部都吃住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在体验着社会和人生”。⑦但隐然袭来的“老化”的感觉却也同时困扰着他。浩然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五十岁的中国作家，还有多少往前跋涉的力气呢？”⑧对于像他这种与时代保持同步关系的作家而言，失去“跋涉的力气”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是一个无奈的衰落过程。一般来说，总会有一個事件、一场变故等外部因素作为契机或触媒让作家坐实自己的感觉。梳理浩然书信可以发现，浩然自身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病”对这一过程起到了催化作用。
如王富仁先生所说，作家除了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人的体质发生着变化，人的知识结构发生着变化，人的文化心理发生着变化，人的人事关系也发生着变化。”⑨这些晚年阶段的变化，常是并发式地缠绕在一起。论及晚年浩然的文化心理，脱不开对“病”的考察。不仅浩然本人是一个多病的暮年，老伴杨朴桥的身体状况、1990年代国内外剧变也影响到他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病”的描述和感受在晚年浩然的书信中形成了一条以悲观沉郁为基调的人生线索。
浩然的病暂且按下不提，先说一下杨朴桥的情况。浩然与妻子的婚姻带有“半包办”的性质。岳父杨泽是附近刘吉素村的村长，早年参加过冀东暴动，曾为保护区长，在山洞里躲藏了整整一冬。后在三河、顺义等地负责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组织，是乡村中的传奇人物。这位享有很高威望的老革命，曾亲自向浩然表示嫁女的意愿。浩然的婚姻选择，掺杂了中间人的说和、姐姐的压力、对老革命的敬重，并且多少带有一点孤儿姐弟在乡村立足的现实考虑。因而，浩然接受安排，在十五岁时与年长四岁的妻子结婚。杨朴桥不识字，少言寡语，如同大多数普通的农家女子一样，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女性。婚后甜蜜的庄稼人生活一度让浩然感到满足。随着浩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从蓟县农村基层调到通州，再调到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夫妻之间的文化差距拉大，一度还曾闹起过离婚风波。风波过后，浩然回归家庭，始终是一位忠贞和负责的丈夫。长久以来，二人“互相影响，互相塑造，互相适应，不仅不能再有半点改变，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代替和给予，谁走了，另一个就必然死亡”。⑩1987年4月，杨朴桥第一次因心绞痛发作住院，其后便成为需要照顾的病人，浩然的平静生活因之改变。
彼时的浩然既有文学创作的心力，又有文学活动的牵扰，再添上妻子的病，经常北京、三河两地跑，身体和精神面临极大的考验。日渐衰老的浩然在这场考验中败下阵来。1990年，他在书信中说：“老杨的身体每况愈下，半年间基本卧床，已经把我的快乐带走了，如今被病魔完全折磨倒，使我的生活半毁;如果她逝然而去，她将带走我的一切，我将会全部地毁灭。我明知这样想和看问题不理智，又没办法使自己理智起来。”11尤其是1991年后，妻子病情加剧，身体每况愈下，给浩然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他这时期的日记开始频频透露出求死而又畏死的念头：“怎么办呢？真是活着难，死也难，或许更难。我一狠心死了，老杨怎么办？诸多杂事怎么料理？……这一切，或许都属于自我折磨。”12“病人守候着病人，其苦难熬”，浩然感慨生活中“没有光亮，活着很痛苦又不能不活下去，日子实在难过”。13家庭的小气候由此笼罩在“病”的阴影中。
与此同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大环境又加重了浩然的负面情绪。浩然对于社会主义的接受是个人体验与外在学习相结合的产物。民主政府为他“当家做主”，使他对新生政权由衷地认可，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辽沈战役结束后，随着冀东地区解放，县区机关急需从农民中培养基层干部。蓟县县委从各个村庄选拔积极分子，以二十多岁的青年为主要对象，办起了一次短期培训班。培训班的学习内容有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教育材料。此后，浩然成为一名脱产干部，不久调到冀东十四地委党校学习。其 间，学校讲授了《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组织大家观看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还请来一位访问过苏联的人，给大家讲社会主义的情景。除了三年学堂、半年私塾的常规教育之外，党校（培训班）的社会主义课程是浩然接受的最为系统的教育。浩然自此确立了社会主义信仰，并将集体农庄的影像想象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半个世纪过去以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宣告失败，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合法性也一度受到质疑。这一事变深切地影响到浩然在1990年代的思想心态与文化姿态。“精神上如此巨大的压力，使父亲生不如死的感觉更加深重，不仅在日记中，也对知心朋友吐露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真的在中国垮台了，我宁肯做它的殉葬品！”14叶嘉莹也将外部的剧变视为浩然痛苦的一个原因：“除去疾病的折磨以外，我以为更使作者痛苦的，实在该是以作者当时的对革命之热情与理想，面对今日社会之剧变所造成的一种惶惑和失落的感觉。”在这种心理状态中，浩然在1990年代的表态往往趋于激烈。
家国多“病”，无处排遣，浩然因此情绪低沉，显示出忧郁症的症状。外部的“病”终而反噬了作家，将他掷向去日苦多、日暮途穷的愁闷之中。
二
1991年至1992年，浩然总体上处于低气压的生活状态：“这两年日子过得很糟，几乎活着都十分艰难。生理方面的病是其一部分，更严重的病在心理。我从不向任何人诉苦，也很少有人理解。”15起初是“不思茶饭，嗜睡”，继而受到苏联解体的震动，“惊惊扰扰，变为失眠，焦虑不安，如同失魂落魄，活着都难过”。16去通县医院就诊，被告知是“老人更年期综合征”。
男性更年期综合征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男性由中年迈向老年的一个转折阶段”，表明“生命的前半部分已经结束，准备过渡到后半部分的生命……也是男性由生理上的全盛期开始转入衰老的关键时期”。17多数男性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度过这一段过渡期。部分男性则会出现与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相似的临床症状。外部的责任与自身的衰弱，造成患者精神心理压力过重，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而它的发作往往由“一个无法控制的生活改变或疾病所引发”。在这种状态下，患者“更加愿意将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进行比较，结果让他们更加感觉到明显的挫败和衰老而不思进取，同时深陷于体能精力下降、心理失恒，并且彼此促进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18男性更年期综合征的症状表现为持续心情不好，反复出现轻生念头，精力不集中，无价值感，爱睡觉，对生活没有兴趣等。这些病症都可以在浩然书信中得到印证。
从以上医学描述可以见出，更年期综合征与其说是器质性疾病，倒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病、社会病。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晚年浩然的症候，暗示了在作家世代更替的铁律下，浩然日薄西山的没落。创作上难以为继，生活上又遇到麻烦，多方面的现实困扰迫使他沉浸于对过往岁月的缅怀。在现在自我和过去自我的比较中，渐渐生出对于自己一生的相对稳定的评价。如他对于《金光大道》的喜爱，就掺杂了这种极为隐秘的心绪。需要注意到，晚年浩然的公开辩护及表态，都是在这一极为隐秘的个体化情境中做出的，他的文化姿态中亦有许多晚年心态的成分。
经过药物治疗和心理调适，浩然的更年期综合症到了1992年中期有所缓解。他重又激发起生活的热情，有闯过一关之感，甚至在创作上也跃跃欲试。然而，多病的身体、家庭的负累，为他的晚年埋下了健康隐患。病在心理和生理之间的恶性循环，加重了晚年浩然的悲剧性处境。
《浩然口述自传》中，早年的“病”被浩然叙述为命运的眷顾。“反右”期间，浩然曾感染肺病，诊断为肺结核，因外出疗养而避开了单位内部的争鸣座谈会。1970年代，浩然因高血压住进医院，虽然确有此一病症，但主要还是为了创造一个写作《金光大道》的环境——他因病而得以完成文学的事功。至于具体的病，无外乎是颈椎骨质增生之类的作家职业病。时间来到1980年代，浩然书信中关于病的记录多起来一些，但都是常见的感冒、高血压等。病程中期，浩然以回忆童年往事为乐，激发了新的创作灵感，开始进行自传体小说的尝试，《两个小蝌蚪》和《书迷》就是这种状态下写出的。由此开启的自传体写作是晚年浩然最为重要的创作活动。可以说，不是作家无病，而是那种昂扬的生命力战胜了对疾病的感知，甚至从病中激活了创作的激情。
然而，晚年浩然却一步步被疾病摧倒。1993年6月15日，浩然进餐期间突发脑梗塞，“以后在一连串的抢救中经历了失语、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觉……这一切魔幻般地过着，十七日转到一家部队医院。整个过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心绪是平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知道可怕的后果。但我没有恐惧和悲哀，心灵上倒有一种解脱感，轻松感，我本该给社会、给家庭、给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余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19头脑清醒而身体不受支配，这样一个“病”的时刻超出了日常生活的感知范围，很可能给了他一个以超脱的方式回溯一生的视角。因而，他颇有盖棺定论之势地说道：“我这一生没有碌碌无为地白白活过来，不仅有着美好的理想，并为实现美好的理想而奋力拼搏过。”20此后，“美好的理想”成为晚年浩然的精神支柱、不可僭越的原则，以抵抗生活和文学上的压力。
脑梗塞的后遗症是短暂的失语及右半身肢体行动不便。外在的病症虽然在诊疗后康复，但对心理的影响却是不可逆转的：“我的性气也许因那场病而变得古怪，对当年的许多世态都看着不顺眼。”21他在给胡世宗的信上写道：
太阳有过早晨和晌午，那都是过去了，显得相当遥远。现在我还活着，只不过无奈地挣扎。挣扎着写作，挣扎着应酬，挣扎着过日子。为你那病卧在床的大嫂，因为需要用笔说的话还没有写完。所以我必须挣扎着活着。但人已然变了，变得不再像几年前争取东山再起那时候的我了。这些你大概亦有所感觉。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沉落。22
情志不达，则郁结于内。为了转嫁内在的精神危机，浩然开始到外部寻找一个新的事业。他将自我的价值投射到如他早年一般的农村业余作者身上，致力于对他们的发现、培养和扶植，称之为“文艺绿化工程”。愈是感到老之将至，愈是对此倾尽心力。这一外部的事业，转而成为他心灵搏斗的缩影。
由于担心旧病复发，浩然1996年赴西铁分局西安医院问诊，不料11月1日突发脑昏迷症，昏迷三天两夜，医院一度发出病危通知书。抢救治疗后虽挽回了生命，但经此一难，浩然在心理上完全地服老了，彻底接受了沉落的事实：
这次西安大病不死，想再拼也办不到了。我正一边养息，一边磨练自己渐渐习惯消闲。苦拼了一生，没事做也难活。世事全翻了个过，满眼生疏和不明白，连人话都不会说了，苦恼而无奈。23
此后的生活，“每日吞吃药片后会稍有精神，便坐在桌前发呆，望着稿纸兴叹。”24创作上只有一些散论还在继续。他陷入了人生的颓唐，而精神又执拗于自己创作《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时光，从中生出为作品辩解的执念。正是在这种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中，浩然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而又再一次成为文坛热议的话题。彼时的浩然已经无力正常完成访谈，经常找不到词，一脸激动和感慨，需要通过书面的方式回应记者的提问。在这种状态中，他向记者表白了对作品从不后悔的心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时，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沉落的浩然：“坐在我面前的浩然却已没了往日的风采，无法长篇大论地讲故事，他时时因记不起某人的名字而沉默不语。在比我年长四十岁的梁老师面前，人生的无常与幻灭感时时袭来。”25尤其有意味的场景，是有一位拜访者看到“他拿着一张《天津老年时报》，看着一版上的醒目大标题《浩然的晚年生活》，竟失态痛哭，哭得涕泪俱下……”26
三
“晚年”之于作家不仅是一个生理的概念，也可以是一个文学研究的概念。王富仁先生认为，“中国现当代的历史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它不断冲击着一个人的生活，也不断冲击着一个人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感情。”一生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段是现当代作家的普遍现象。外在的历史分期使得作家的创作风格、内在心理呈现阶段性的特点。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所以显得“虚浮”，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研究者面对的往往不是作者的全人，而是作者一个时期的一个或一些作品”，由此凸显出作家晚年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他们的晚年，不是为了用对他们晚年的评价代替对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创作的评价，而是为了更深入细致地感受和理解他們当时的创作。”即通过把握作家后来的发展，理解当时的“潜在的质素”，以便对作为整体的作家“有一个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感受和理解”。27
也就是说，“晚年”这个阶段性视角，其实暗含了整体性研究的意图。一方面，个人全部历史的完整呈现，使得“作家晚年”可以沉淀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晚年作家的行与思，尤其是自觉地对过往经历的回溯和重述，构成了作家内部的对话性。诸如已受到学界关注的晚年丁玲的“老来左”、晚年孙犁的冷眼观世以及晚年杨沫的续作问题等，都经由“晚年”的路径在各自的领域内推进了已有的作家研究。28
笔者通过作家书信勾勒“晚年浩然”的轮廓，主要是希望通过“分期”的方式，划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时段。“晚年浩然”大致以1990年为时间界点，其时浩然已年届六十，且自2002年脑血栓病复发直至2008年去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医院病床上度过。真正具有个人意识，独立活动的时间只有十二年左右，实在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年的标志性事件是三河县文联的成立、《苍生文学》的创刊以及浩然接替林斤澜担任《北京文学》主编。作为作家的浩然由此告一段落，由《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到《苍生》形成的文学面貌最终得以完整浮现。当然，这个时间界标还有前后浮动的余地，但无论如何界定，“晚年浩然”的文化形态总是相对稳定的，主要由以下三个版块构成。
其一是旧作重印。1994年，京华出版社再版《金光大道》第一、二部，出版因故未能如期面世的第三、四部。1995年，三卷本《艳阳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同年，十册“浩然长篇小说文库”由华龄出版社结集出版。尤其是《金光大道》的出齐，一度成为文坛上备受争议的热点事件。浩然在信中说：
出版《金光大道》也是一种挣扎的表现。明知为当今文学界所难容，我也要争取出版，要留下一个全尸首。对中国的文学界我绝望了，没有一丝一毫幻想了;自权贵们拒绝给予《苍生》茅盾文学奖那天起，我就认清此生我不会从他们那讨来公平，只有寄希望死后若干年。因此我不会再多创作新作品，只设法印旧作品。以前出“选集”，今天出“文库”，都是属于“做后事”性质。29
1980年代初期，浩然与外界实则是一种“外紧内松”的关系。由于浩然对写作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外部的压力并没有构成对内心的挑战。到了1990年代，内在的动摇与外界的争议并起，《金光大道》再版后引起的批评界反应，给他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因按捺不住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结果愈是想把自己说清楚，愈是坐实了外部对他的“左”的印象。晚年浩然与外界的紧张关系实则达到了无可调和的程度。
其二是旧事重提，即系列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在开篇提及的那种“我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情绪影响下，浩然颇有仪式感地在五十岁生日这天动笔写作自传体小说《乐土》。不过，农村的新生活吸引着他，两年后的涿县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浩然发言说：前两年，他主要在写自传体长篇小说，内心深处却始终有一种要写农村新生活的使命感，这次会又产生了新的压力。301990年代以后，浩然感到，“如今的社会，看不清，难写，也没兴趣写。十年前我说过我只剩回忆，说早了点，如今再说，可能恰如其分。”31此后，自传体小说俨然成为浩然的创作重心，相继出版了《活泉》和《圆梦》。他极为看中这一写作实践，“因为有许多事我没说完，必须由我来说清楚，不给后代留下一个‘迷。”在这三部之外，浩然自述：“我想主要是写清楚两个部分，一是《艳阳天》酝酿、写作和出版过程，包括一九六〇年下放劳动，出版时遇到的曲折。二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也就是所谓的‘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的情形是怎么形成的。其中包括到西沙群岛访问，到粉碎“四人帮”受江青的株连，全国批判，被取消五届人大代表资格等等诸多事件，一件件如实地说出来。”32尤其是对于后者，浩然始终念念不忘，“哪怕潦草些，总是对爱我和我爱的人做了交代。”33这些其实也是读者最为期待的部分。可惜的是，由于疾病的困扰，晚年浩然已经不能从容拿笔写作，计划终告夭折。
其三是文艺绿化。晚年浩然自觉无力以文学创作的方式与时代对抗，因而由追踪时代的作家转向扶植农村业余作者的文学活动家，近乎全身心地致力于这一外部事业。他意识到，“要使文学事业在农村生根开花、不老不死、青春永驻，就须有新的、年轻的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地降生、长起。这才是我们这代人所思虑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34前面两项活动着力于“旧”，这一事业则着力于“新”，暗含了浩然寻找自己的接班人，传承文学衣钵的诉求。他希望以三河文联和《苍生文学》为文艺阵地，通过个人的影响力，创造出一个适宜农村业余作者成长的小气候。不仅如此，他还在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期间，向农村作家倾斜，甚至有降格以求之嫌。此类举动遭致许多非议，编辑部内部似乎也有反对的声音。他所从事的文艺绿化工程，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以“运动”培养作家的路子，立意之初，已经有了催生和速成的期待在里面，其结果自然也不尽理想。
这三项活动形塑了晚年浩然的文化姿态。如果说“1980年代浩然”的基调是检讨、辩护、追赶。进入1990年代后，“晚年浩然”的基调则变成了捍卫。他不满于当时的文艺状态，认为“文学艺术却在有意无意中疏远了农村”，“曾以为工农兵服务为荣的艺术家们”已经分化为“向钱看”的拜金者和小圈子内的“贵族式的文学”。35与此对应，曾经受到重视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和工农中间的文学青年受到文艺界领导和报刊出版社的冷漠对待。这种局面显然有违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艺术原则”。可见，浩然始终是在以“工农兵文学”的框架来界定和想象整个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旧作重印、旧事重提抑或文艺绿化，实则都是晚年浩然这一精神意志的贯彻。
浩然备受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稳定性与“当代文学”的断裂之间的错位而造成，反映的是“短20世纪”终结之后，如何处理“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的问题。如郜元宝所说：“难以理解的主要不是1950至1970年代‘文学体制与生产方式，而是在这种‘文学体制与生产方式作用之下急剧变化以至于和之前的‘现代文学几乎无法接续、和之后的‘新时期与‘新世纪文学也无法‘相认的那些‘当代作家的内心。”36从某种程度上讲，“晚年浩然”是1950至1970年代文学在1990年代的映像，在“告别革命”的文化语境中，留存了一份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活的遗产和内心。作为当代文学内部的跨代作家，浩然打通了歧义丛生的文学史段落，也被赋予了文化符号的建构功能。晚年浩然始终在以个人的方式重建记忆中的文学世界。这里自然有需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并加以反思的地方，同时也有着需要以温情和敬意来面对的一个时代的生命体验，以及那背后沉甸甸的历史分量。
注释：
①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页。
②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载《苍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页。
③30梁春水、梁秋川：《浩然年谱》，未刊稿。
④浩然1978年12月21日致梁蓝天信。此信及下文所引书信皆出于梁秋川先生编撰的《浩然书信集》（未刊），以下不再一一注明。特此感谢梁先生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
⑤⑦131622293133胡世宗：《我与浩然》，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1989年1月22日信、1986年12月15日信、1997年6月18日信、1991年12月5日信、1995年7月18日信、1995年7月18日信、1993年1月10日信、1997年1月8日信。
⑥⑧浩然1986年12月15日致刘怀章信。
⑨27王富仁：《重视对中国现当代作家晚年的研究——闫庆生<晚年孙犁研究>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⑩11浩然于1990年1月2日致赵金九信。
12浩然1991—1992年日记。见梁秋川《妻子杨朴桥》（未刊）。
14梁秋川：《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团结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15浩然1992年2月12日致李海鸥信。
1718郭应禄、李宏军主编：《男性更年期综合征》，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第85页。
19浩然1993年6月29日致郭建华、马进信。此信由浩然口述，女儿春水代笔。
20浩然1993年8月2日致叶嘉莹信。
21浩然1994年5月2日致曹继铎信。
23浩然1997年1月8日致刘章信。
24浩然1997年1月25日致楊远新信。
25郑实：《初版后记：为历史留痕》，载《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26王道生：《我所认识的浩然》，《苍生文学》2009年第1期。
28可参见李美皆对于晚年丁玲的系统研究，原帅的《晚年丁玲办<中国>与新时期文学》（《汕头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闫庆生的《晚年孙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刘欣玥的《杨沫的“病”——续作问题与“十七年作家”的晚年心态》（《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
32浩然：《关于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新闻与写作》1998年第11期。
34浩然1992年12月10日致陈利争信。
35浩然：《我眷恋农村这个天地》，载《泥土巢写作散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36郜元宝：《文学史叙述：陈寅恪式与鲁迅式》，载《语言与文化研究 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GN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