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1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和阿来工作室承办，巴金文学院协办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2020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暨‘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全，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张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总编钱蓉，四川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朱霖领导出席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小说评论》《中国作家》《探索与争鸣》等高校、科研院所、期刊社的白烨、孟繁华、吴俊、程光炜、张学昕、张永清、张清华、李怡、洪治纲、贺仲明、谢有顺、张洁宇、王金会、王春林、赵依、屠毅力等专家学者，以及四川省作家协会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代表约50人参加会议。开幕式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渌波主持。侯志明、钱蓉、李朝全、阿来先后代表主办单位致辞。
侯志明指出，近年来四川省文学事业成果丰硕、捷报频传，呈现出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可喜局面。“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是中华大地上最精彩的时代故事。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推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文学战线肩负重大使命，文学工作者大有可为。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齐心协力、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奋力书写四川文学崭新篇章，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文学力量，提供文化支撑，讲好“四川故事”。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四川文学代不乏人。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关心、支持四川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为四川文学的繁荣发展把脉开方、出谋划策。
钱蓉在致辞中回顾了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的历史沿革，对峰会坚持办下来表示祝贺。她结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办刊特征和服务宗旨，对此次会议话题发表看法，并对未来学术新的发展动向表示期望。她认为，峰会的召开体现了一种文艺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尤其是今年的选题，契合年度的热点问题，立足于本土，对于创作必将产生有利的影响，会议也必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当代文坛》作為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文艺理论刊物，召开这样的会议是重要且必要的。
李朝全指出，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已经举行了15届，一年一度的峰会不仅重要，也很有必要，为推进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十几年来，文艺理论前沿峰会始终关注基础性、本土性、当下性和普遍性的文艺理论问题，致力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历次峰会的议题和话题都紧扣当代文学发展实际，结合当下文艺创作的热点、难点，以及文坛关注的重要问题和课题展开，切口小，洞天大。因此，这些理论探讨都是及物的，有着现实价值和意义，有益于文艺创作。这个峰会实际上也成为一个展示文艺研究者阵容和队伍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大家交流探讨理论研究进展、动向、态势、路径和方向的一个重要平台。
阿来在致辞中提到，文学与地域性、地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作家不光要处理当代经验，还要善于处理地方经验。过去我们谈“地方性”，更多的是在谈这个地方作为书写对象的地方性，它的现实，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故事。如果一个地方有比较长的文学书写，它应该还会积累出处理这些地方性经验的那种书写的经验。即便只是从近代白话文运动以来算起，在文学大传统之外，还有一个相对较少人深入了解的文学小传统。在四川，形成和积累出一股很强大的审美经验和创作财富。他们写四川本土的生活，带有四川的文化特色，用带有四川本土特色的语言，其中就以李劼人、周克芹、马识途为杰出代表。从这个小传统，我们可以看出四川作家如何处理历史、时代和生活经验。
开幕式结束后，论坛正式开始，分上下半场进行，分别由《当代文坛》杂志社社长、主编杨青和《当代文坛》副主编赵雷主持。上午的研讨会就“文学的地方性、民族性、时代性”“文学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文学史的新观念与再思考”“民族文学的回顾与展望”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下午的“四川青年作家研讨会”围绕罗伟章、周恺和英布草心三位四川青年作家的创作进行研讨。专家们指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在近现代的不同精神演变构成了各有差异的具体“路径”，正是不同路径的对话和并进才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只要我们能将中国社会自身的近现代变动纳入视野，就有可能发现更多类似的区域演变的“地方路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关头，文学事业毫无疑问要承担更加光荣的历史重任，深入研究新时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推动创新，勇于实践，是文学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地方”如何通达“中国”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认为，“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是一个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正是无数“地方路径”的书写沟通组成了文学中国版图。中国文学是由无数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特征的写作融汇、混合、结合共同完成的。地方性写作的文本，体现了中国性，丰富了中国性的内涵。文学创作的地方路径包括地方性、民族性的内容、主题、人物、故事、环境等的描写。“地方路径”的含义指的是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思维、观念、表达和叙事的方式、语言等。地方路径也包含了地方性的、民族性的历史和文化，既包括习俗、礼仪和传统，也包括一个地方或一个民族从蒙昧落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演变历程，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历史性的变革变迁。这些内容共同组成了每位作家写作的地方路径。地方路径是一种写作方式，一种写作姿态，是一个作家的全部学养、修养、素养的集中体现。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根据地或者他所依托的物质化的故乡或精神原乡，这是文学写作地方路径的出发点，也是地方路径特征的一个重要呈现与表现。
李怡（四川大学）指出，提出“地方路径”不是重提1980、90年代的区域研究。区域研究的基础是费正清倡导的冲击/回应方式。迄今为止，关于现代文学的发生我们有着一系列的“共识”：现代文学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首先是在北京、上海等近代文化的中心城市展开，然后又逐渐传播、扩散到中国其他区域的。这些叙述和判断道出了历史重要的事实。然而，随着我们对百年历史的梳理和观察日益走向深入，也开始发现了新的问题：新的文学趣味的出现是不是就只在这些受外来文化牵引的中心城市？偌大的中国，各区域状况实际差异很大，是不是其他城市的新文化与新文学发展都主要受惠于京沪新文化的传播？这种宏大的总体性叙述有没有自觉不自觉地遮蔽了具体地域的演变细节？或者说，那些未能进入我们所概括的“国族历史”的“地方性知识”是否也具有“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启示？比如成都作家李劼人，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前几年就发表了白话小说，呈现出一种“新文学”的风貌，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入思考：在我们最容易看到的中外文化交流之外，李劼人的“新文学”流向有没有源自成都这一区域独特性的脉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发掘和梳理中国社会与文化自我演变的内部事实。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在近现代的不同精神演变构成了各有差异的具体“路径”，不同路径的对话和并进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
张洁宇（中国人民大学）指出，“地方路径”的提法非常好，它不同于“地方性”“地方色彩”等，背后有一种方法论的自觉。地方路径的研究不仅能丰富文学中国的面貌，更有可能重建一个解释的框架。这个路径强调地方与中心之间的关联性，并将这种联动关系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有点类似于用“全球史”的方法打破西方中心论、打破“刺激—反应”论，也有点类似“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样，尝试“在地方发现中国”。这个思路重在反思和重建以往对于现代文学的解释框架，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注重地方路径，尤其具体到对“边地”的关注，都特别具有启发性。
谢有顺（中山大学）认为，“地方路径”这个题目看起来很大，但是能够有效地解释一些中国文学的问题。中国文化之所以有生命力，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文化中心。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有许多的文化点，平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很多地方性的文化现象或人物，也可以影响整个文化的走势。中国文学也有这个特点。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地方性”或者说“在野性”“异质性”，一次一次地让中国文化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当然，在文学上强调“地方性”的时候，也要避免将“地方性”同质化、千人一面的危险。不要一提到“地方性”就想当然地認为“地方性”就是古老的、传统的。在当下谈文学的“地方性”，可以进行更加广义的理解，地方性已经不是一个区域，而是“我”这个写作主体。每一个“我”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角度，自己对人性和世界的理解，都可以成为一种“地方性”。
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认为，“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这样的提法体现出当下学界一种新的理论心态。因为这是在全球化格局中提倡地方性，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学自信，说到底，讲好中国故事是讲给外面的世界听的，而不仅仅是讲给自己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彰显了近年来中国学界的理论自信，这样的一种命题涉及到从创作到批评再到理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根本指向的是如何从作品到批评再到理论建构自己的系统。而类似“地方路径”这样新的理论可以反哺创作，让作家能够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不但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动力，也能丰富文艺理论的建设。
二 “地方路径”的反思性考察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指出，“地方路径”的探讨也涉及文学史研究的材料的运用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史研究中的批评性，与对作家作品的现场批评不同，是指对过去发生的作家作品、思潮和流派的历史性批评。这种批评表面上针对的是过去发生过的文学现象，但并不满足于用文学史的方法去解释过去的文学现象，而是通过对过去文学的研究，追求一种与今天对话的目的。完全不与今天对话的文学史是不存在的，至少是显示不出自身的价值的。这种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批评性，曾经被人戴上“学院派”批评的帽子，这是戴错了帽子，属于张冠李戴。我们也不赞成纯粹掉书袋的所谓“学院派”批评，那是在批评方法上不成熟的表现，当然，这也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个习作阶段。所谓戴错帽子，是指一看到作者使用材料就厌烦，其实这种利用材料从事文学史研究，也即历史性批评的人，不是有什么材料癖，而是认为通过运用材料，可以到达章太炎所说的用材料说话，就是用历史说话这个宗旨。因为材料就是历史。自然，怎么用材料，怎样裁剪，怎么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那是需要很大的功力的。
吴俊（南京大学）认为，区域性研究现在成为气候，但是也需要追问，为什么是地方性、“地方路径”对于作家来说是重要的？为何是“这种”地方性、地方路径，而不是“那种”？为何这种地方性、“地方路径”与中国性、世界性有关？比如李劼人的白话文学就值得进一步探讨，晚清报纸发表的方言白话文学数以千万，为什么单单是李劼人采取这样方式的语言、动机、效果体现了这种地方性？特别是在自媒体社会，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很多传统的研究“长项”变得没有意义了。比如史料，再用纸媒做就走不通了。“地方路径”也有它的限制性，有限性是对确定性的把握，作家的面目在有限性中呈现，在这里或许就是纯文学书写。但是在当下互联网时代，再谈作家的地域性显得有些局限，如何研究体量庞大的互联网写作，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指出，为何“地方路径”这样的提法在西方不存在，因为我们还背负着欧洲的殖民史、扩张史等世界史的背景。中国在世界史中，被殖民、被挤压、被边缘的经历会让中国产生某种焦虑。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等提法正是这种焦虑的表现，一直以来，中国都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不过这样的现象有所转变。莫言获奖后的研讨普遍围绕“讲述中国、对话世界”展开。但是我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的讲述和对话还有多少中国韵味？在主流的叙述中，地方不重要，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中国地方性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关系，也可能是潜在的对话关系。总之，中西方的文学交流需要一种平等的对话。另外，当下当代文学的研究应向其他学科张望。比如古代文学，其实某种意义研究就是当代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很多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气度和方式很值得搞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学习。跨学科对话，能够发现新的理论资源，提供“地方路径”研究的新的方法论，加持“地方路径”的充分阐释和丰富性。
贺仲明（暨南大学）提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地域性问题看似隐退，但实际上仍然存在，只是更内化了。因为人们普遍远离故乡，生活在快节奏中，心灵处于漂泊状态，很自然会寻求对故乡、对地域性的心灵认同和精神认同。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地域性问题并不会消退，反而可能会凸显出来。另外，在当下，西方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很自然会激发弱小民族的文化主体独立意识，他们希望通过彰显自己独特地域文化的个性，实现对强势西方主体文化的反抗。因此，在当下文学和文化中，存在较为强烈的地域性追求。它不同于以往文学只是被动地反映地域生活，而是具有很强的主体自觉意识。这是今天地域性文学和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凸显地域性特色的文学具有充分的文化和文学意义，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割断地域性与外在世界、与民族国家的密切联系，不能陷入保守和封闭之中，而应该保持开放和对话的姿态。只有如此，地域性文学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生命力。
洪治纲（杭州师范大学）认为，在当下的文学中，中国经验书写充满了异质化，与传统文学经验明显不同。这种文学经验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近年来的外来文学与外乡文学书写就展现了这一问题。作家要把作品写好，必须拥有独特思想，这个思想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有生长的土壤，这片土壤位于某个区域，由地域文化构成。我们在关注作家写什么时，实际上关注的是他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这才是我们“地方路径”里很重要的东西，也是体现我们文学内核的东西。如果作家不重视地域文化，对地域文化中隐藏的人生观研究不足，尽管这个作家也可能擁有关于世界的某种观点，他的思想同样可能是公共的，人所共知的。但是这种经验并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的东西，而且要回到作家的书写方法上去，找到中国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根本症结所在。
王金会（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地域文学的文化逻辑问题。她认为，文学应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广义文化包含物质层面的文化、制度层面的文化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文化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的特征。有的文化学者提出并认可地理环境决定论，即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样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因而形成了各个地方的特色文化。由地域文化孕育和涵养出来的作家写作就具有了地域性特征，由此形成了我们的地域文学。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汇冲击，时代、政治、经济不断变迁和影响下，媒介变革日新月异，微信、微博等网络文化不断影响人的认知、生活方式、价值观，网络文学不断影响正统文学、经典文学，地域文学的地方性特征是否在削弱，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三 “地方路径”的文本实践
四川作家的书写本身就是“地方路径”的重要实践。本次峰会还邀请到几位作家参加，并以他们的创作为具体案例，分析四川青年作家文学书写与“地方路径”之间的关联。白烨、张学昕、张清华、赵依、王春林、屠毅力先后发言，三位作家回顾了自己创作与“地方路径”之间的关联。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罗伟章的书写可以《声音史》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作品已经打上了个人独特的印记，《声音史》《寂静史》之后将个人特质表现得更为充分、突出。《寂静史》的写作方法较为独特，不是事无巨细的写作，而是采取不写透、不说破、处处留白的写法，这种写法要求阅读时动脑筋琢磨，不是一览无余的写作，可谓“心理太极写法”，人与人之间看似没有语言交流，但在用另外一种方式交流。这种写法使得叙事本身具有一种内在张力，既有悬念，有引力，同时让人阅读时不乏味，把人的感觉充分调动起来，通过读者的想象将其中的缝隙弥合。从《声音史》到《寂静史》，罗伟章的写作带有很明显的先锋性，带有一定的后现代色彩。罗伟章的写作对自己是一种突破，对当下整个小说创作也有意义，给同质化的写作带来一种新风，甚至从整体上讲，这能够构成多元化的一元。罗伟章今后还有很多可能性。
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指出，罗伟章是一位对现实和人性极其敏锐的作家。这些年，他一直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叙事方位。近几年罗伟章在写作中真正地解决了两个最大的问题：语言和哲学。语言愈发地质朴、纯净、简洁、练达。文本整体意蕴体现出生命哲学的感悟力量，格局愈发阔达。写作之所以抵达了一个新的不凡的高度，与他的境界和视野的提升密切相关。罗伟章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是《声音史》和《寂静史》。声音和寂静，构成一种叙事的现实、精神、心理和逻辑起点，构成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一个巨大的隐喻，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喧哗与骚动”。罗伟章的小说渗透进来许多元素，他从驳杂的生活现场抽离出来，冷静地看待这一切。罗伟章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一个新的视角，一切故事、人物，都围绕这个点来修辞，其叙事策略很值得研究和分析。叙事视角是小说的政治学，它体现着作家叙事“气功”的个性化路径。这两部小说就是对写实层面的另一种超越，也是罗伟章对自身的一次较大的超越。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地方路径”其实主要有两个路径，即地方性知识和方言，通过这两个路径来通向某种诉求。对某种想定的中心主义的颠覆、补充、回应、对话，是复杂的关系。小说本身在中国传统文类中就是一种地方性的东西。周恺的小说自觉地大量使用地方性知识，包括近代以来发生在川地的重大历史事件、社会风俗文化的变迁。周恺的语言自觉传承了李劼人的写作传统，较多地运用了四川方言土语、俚语，对外地读者构成了比较强的陌生感，将方言词语大量镶嵌在叙述中，形成了独特的叙述语体。周恺的小说也是一种类似于“长河小说”的写法或结构。《苔》试图恢复正统的历史叙述，殊为可贵。与之前的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的语体都不一样，可以称之为“后新历史主义小说”。周恺的小说将中国近代历史社会的动荡作为大背景，有大历史的诉求，家族的兴衰与大历史是匹配的，互相感应、互相激荡、互为表里、互相承载，这种构想具有知识分子正典式写作的抱负。
赵依（《中国作家》）认为，《苔》的方言思维和给读者的开卷感是绕不开的话题，这或许正是小说追求语言的“不可译性”，“不可译性”在某些方面恰好检验了文本的文学性。将四川方言引入四川地方书写的小说，确实天然地具有译介的难度，这种难度一方面极可能延伸出多种译本和汉学研究维度，反过来为小说提供更多的阐释可能和话语空间，增加某种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类似《苔》这种梳理地方性写作谱系、运用方言和民俗等地域特色的历史小说，展现革命如何发生，承接“立嗣承祧”的文学母题和叙事结构，讲述世界如何骤然打开地方、地方如何与之充分联系，作者和小说的文学企图正在于建立特殊与普遍之间确定的联结，从而使多数读者眼里的“异乡异土”也能成为“我乡我土”，但小说叙事的方言化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文本表达和主题的确定意义。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小说评论》）指出，地方性的写作或非地方性的写作都是具体存在的。可以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转换为“地方路径”与理想性文学存在的关系进行讨论。可以将“彝人三部曲”归入到历史长篇小说中。它虽然是历史长篇小说，但不属于写实性的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历史小说。与其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种具有突出的、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品格、充满浪漫想象色彩的历史长篇小说。从英布草心的小说中读出来的往往是与爱恨情仇有关的抽象式的思考和表达，但小说没有把爱恨情仇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动机挖掘表现出来，因此作品的艺术说服力还有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民族文化的差异。考察研究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好不好，关键要看它有没有现实性，如果是一部写现实题材的作品，要看他有没有历史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布草心的作品的不足之处就是现实感较弱。看小说的三个方面“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么样”，语言能力、想象能力和表现能力都已具备，存在的问题就是写什么的问题。阿来的小说具有历史感、现实感，与英布草心的小说形成对照，英布草心的小说“上天”但没有“入地”。
屠毅力（《探索与争鸣》）用“节制”概括“彝人三部曲”。她认为这种节制一方面是作家对自身身份的节制，另一方面是源于一种外在视角的节制。正是这种节制，让小说虽然书写的是一段彝族先民的历史，但是却充满了一种迷茫的气氛。在小说里做到这些节制是不容易的，正是这些节制带给我们一种恰如其分的关于彝族先民故事的讲述方式，很多时候民族书写其实很容易沦为一种对民族性的比较浅在的标举，通过很多夸饰性的细节，包括一种恋物癖式的枚举，来彰显所谓的民族性，但是英布草心的书写带给我们一种方法上的思考，是不是有一种在情绪上更加整一的、用一种相对的这样节制的笔触，来显现一个民族那样一种古老的情绪和一直绵延下来的生命形态，英布草心的创作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试验。
专家发言之后，作家表达了致谢与回应。
罗伟章（《四川文学》，作家）提出当下的许多写作过于省心，过于依赖简单生活逻辑的安全路径。而只要行走在路上，就不可能绝对安全，尤其是写作，有志向的作家走的都是小路，更难保证安全。同时，有志向的作家也不追求安全。“地方路径”这个词本身，就包含本土化、个性化的意思在内，也包含精神探险的意思在内。我们处在大的变革时代，每次变革都牵涉到许多人的命运，都是作家创作的宝藏。但问题在于，如果作家丧失了文学立场，社会变革出现在作品中，没有对千差万别的特定对象的关照，没有对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的关照，没有对低处的生命和命运的关照，作家下去体验生活，没有把体验到的生活与自己的经验、感受、思考和个性融为一炉，就无力构成文学表达的生活。“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这种表述让我们看到一种景观，就是四面八方向中心靠拢的景观。而事实上，文学只有尺度，无所谓中心，每个作家都在创作的途中，他自己就是中心。
周恺（青年作家）解释了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部所谓关于地方的、关于晚清的小说。他指出，《苔》的历史和地缘背景是在晚清的嘉定，主要出于几种考量。其一，晚清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是一个很有张力、很饱满的时代;其二，对家乡乐山比较熟悉;其三，也有一些比较现实的考虑，比如写晚清时代相对安全，而且有关晚清的文献和史料保存得比较完整，搜集起来也相對容易。我们现在阐释“地方性”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到一句抵抗什么什么，这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是有问题的，就是仍然把它看成了一个派生的概念，“普适”的派生或者“统一”的派生，这样它始终就被局限在了某个概念的对立面，是为了区别于另一个概念而存在。
英布草心（青年作家）在回应中指出，彝族先民和各民族先民一样，在历史进程中有很多故事，为了记住这些故事，大多数先辈是以诗歌的形式记载让后人代代传唱。因为诗歌与民间传唱的自身特点，历史上发生的故事的细节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示。我们读到的史书几乎是零零碎碎的，本该完整的故事只能靠读者自身的想象力去补充。所谓“彝人三部曲”其实是彝族先民的“土王三部曲”，作品试图用多角度、多线条、多主题的叙事手法去勾勒彝族先民的历史，来恢复彝族先民具有原始气息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过去。人类一直走在学问里、文章里，有些人找到呈现的手段，便成了作家、诗人、散文家等。文学写作的魅力，就是它会带来无数的可能。如果有一个写作的“理想国”，那就是在知道自己的路上寻找那个不知道的自己，然后用真实的内心审视它，并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来。
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15届，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知名的文学品牌活动。峰会致力于关注文学创作重要现象，研讨文艺理论前沿问题，推动文艺理论批评创新发展，团结了一大批文艺理论批评界专家学者，为四川文学发展赢得了学术支持，对四川文艺理论探索和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是《当代文坛》2020年的年度选题，该栏目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怡主持，全年刊发了约二十篇有分量的文章，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次峰会以此为选题，既是回顾，更是展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加入此话题的讨论。四川作家的书写本身就是“地方路径”的重要实践，本次会议结合四川三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研讨，为文学理论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此次峰会对四川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路径有着极大的引领作用，也能对整个当代文学发展贡献“四川路径”，进而为文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当代文坛》杂志社。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