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世界而言，古典中国是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西方理论家常运用中国古典文化反思自身，于是，中国古典文化便成为欧美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构性要素。
与西方思维追求本质和清晰不同，中国文化在发展之端就孕育着“间性”思维：不否认差别，不故意区分，不将之凝化，不追求本质和固定；在差别之内溯源而上，使差别得以相通、彼此转化，获得活力，形成一种朦胧的意象。例如，在汉字中，“间”是门中一月（后变为“日”），意味着门栓紧闭，可月光偏从缝隙中穿越。“间”维持着一个贯通的内部，可以自由穿行，它将事物从“本身”剥离，吸纳到自身缺席中去，让事物发生膨胀，冲破藩篱。老子所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恰如其分诠释了“之间”：世界不是固态存有，而是在有无之间虚实相生，犹如风箱一样。正是有了空虚的场域，才能变化更新，永不枯竭。又如庄子所言：“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同样是说空虚之地气量非凡，可以吐纳万物，不断生成。
古人将风景称为“山水”，将世界称为“天地”，将事物称为“东西”，将宇宙称为“乾坤”，一静一动、一阴一阳就可以囊括万物，其中都有一种“之间”思维。这种思维并没有使某一方孤立存在进而本质化，而是非此非彼，若即若离，形成配比关系。
在绘画中，“间性”最突出的表象便是“虚实留白”，与庄子所说的“无谓有谓，有谓无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背后隐藏了一种思考模式：可见和不可见相互映衬，两者的对比使可见挣脱被物化、被束缚的桎梏，让被压制的事物从固定且凝滞的重压下跳脱开来，重新释放灵气，穿越可见与不可见之障交融贯通，从而达到形神相融、物我两忘、澄怀观道、明心见性之境。
这种非本质、模糊性的“间性”思维对西方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燕卜荪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强调语言的“朦胧性”，认为语言包容多重歧义方能行文深邃，令人回味无穷，这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陶渊明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影响。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是对诗歌语言复杂性的探索，他认为“反讽”既可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比喻，也可以是一种寓意模糊的象征或意象间的对比，这是中国思维在文学批评中的一次改写和运用。瑞恰慈认为《中庸》为认识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欧洲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被拆分成对立的两个面向，而中国文化强调融会贯通，保持差异中的统一和协调。他认为中庸思想可以对西方文明进行矫正。意象派诗人庞德认为中国汉字是一种在词与物之间融合无间的理想语言，他将中国汉字、古典诗歌的审美范式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并以此对当时英美诗坛的后浪漫主义诗风进行反驳。温迪·奥姆斯特、沃尔特·约斯特在《文学与文化姊妹篇》一书中对《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了详细的解释：需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从“有”中去观察体验“道”的端倪。
间性的流动性、变化性对西方艺术理论也产生了极大影响。罗杰·弗莱在《变化》中认为，中国古典艺术使他得以摆脱西方形式主义美学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在感受力的缺陷，转而提倡富有内在感受力的形式之美。弗莱认为“书法式”的线条在艺术创作中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事物的无限复杂性与丰富性，另一方面是心智的单纯几何式抽象。线条的品质拥有一种可识别的韵律，却不机械，这就是线条的感性。中国绘画的韵律力图避免任何突然的转变，非常注重连续性。贝尔·达米施的《论线》以“线—痕迹”为主题，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与中国的绘画展开贯穿性研究，在“线”这一原初书写空间中，东西方艺术回归到共同的创生性源头。
朱利安也在中国书法、绘画中发现了“势”“平淡”“喻”“无意”等概念，成为其反思西方的重要思想资源。朱利安认为，“美”是形容词，用以形容一种自由丰富、相对普遍、不设边界的快乐和满足感。西方思维将其加以冠词，从形容词变为名词，“美”于是在不停的追问中从丰富的现象向单一的本质转变。这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普遍的定义过程。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一路走来，“美”成了与概念相一致的现象表征，通过美的事物的特殊性达到普遍性，复数之“美”被删减成单数的“美”。而中国文化不需追问美的本质，不必将其纳入“存有”之中，甚至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概念。如在《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中，美是“骨气”“简秀”“韶润”“思致”，在《二十四诗品》中美是“冲淡”“纤秾”“沉着”“高古”等，不一而足。美多种多样，透过细微的差别，从一个内在逻辑引向另一个，相互补充，却没有赋予某一个视点以权威性和永久性。这透露出中国思维非本体论的特点：不居一端、不具属性、各自转化、彼此沟通。
中国古典思维非本质化的特点恰恰是西方思维无法触及的。西方思维通过差异追寻本质，如柏拉图在《诡辩家》中提出，本体论的步骤每次将一种类型分为二，然后再把其中的一半分为二，如此继续下去，一直到无法再分，就到达了所寻求的定义。亚里士多德也推荐这一步骤：从差异到差异，一直到终的差异，事物的本质便显露出来。区分差异探寻本质的逻辑预先设定了固定且权威的本质存在，西方追求清晰的定义，因为定义制造“存有”。“之间”避免了本性与属性问题，逃离了“存有论”的本体论的笼罩。中国没有“存有/非存有”意义上的无，这与佛教里的“空”不同，佛教的“空”仍然是本体论。而“之间”是王弼注疏中谈到的有运作力的“无”，并且“有”乃从“无”取得“功效”，“此在”意味着“这个或那个”，而“有无之间”可以消解本体论，用“隐”凸“显”。
中国“间性”思维没有本质、拒绝定义。“间性”不是“存有”，在本体论管辖之外。“间性”可以突破陈规，开拓探险，间距所造成的张力以不合时宜、不合常规的方式对人们既定的观念和规范进行挑战，使固有的理念松动、游移，处于虚空状态。思维可以在其中随意跨越，使事物从概念和本质中挣脱出来，回到未区分的有无之间，重新获得发现、孕育、生成的能力，产生无限的可能。这正是20世纪西方理论家不断反思之处。
20世纪西方理论家认为，西方思想源头是通过差异探寻本质。这预设了同一的模型，随之衍生出的差别也不过是同一装置中分化而出的不同显现，差异不过是寻找自己眼中的倒影。于是他们转向中国古典思维，寻找一种“间性”的存在，因为“间性”背离自身，在自我之外拉开一段距离，打开一个相互照映、彼此端视的面对面空间，进而形成一个具有张力的反向思考通道。正是因为中国古典思维模式的独异性，中国文化才备受世界瞩目，并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欧美文论。就此影响模式展开深入研究，对构建当代中国文论主体性、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