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和创序的“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秩序，同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在妥善应对这场新式且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为此，要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的国际秩序观，并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全球观和新人类观，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它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并通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的变革与建设。

关键词：“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大国战略竞争；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陈须隆，男，山东青岛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大变局的新变量，其在加剧国际格局大裂变的同时，对国际秩序演变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在新形势下，中国该如何正确对待国际秩序演变？如何把握先机和主动，积极引领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加速演变？本文试图提供一些思路和答案。

一、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新序与旧序并存，失序与增序交织，调整、变革与重构势不可挡，演变进程在曲折中提速、在动荡中前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续增，美国和其他西方势力则图谋通过制定新规则、建立新阵营等方式维护主导权，秩序演变中的南北矛盾、东西矛盾有所上升，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科技因素凸显。同时，各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需要也在上升，呼唤以共商共建共享为范式的全球治理秩序；地区一体化势头强劲，推动地区秩序朝着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方向演变。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势头增强，力量不断壮大，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中国因素”愈发凸显和重要。中国宜乘势而为，与时俱进，综合施策，推动国际秩序良性变革，使之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不断前进。

二、推动国际秩序演变宜施行“五序”方略

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绝非铁板一块，对待国际秩序演变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不同对策，综合考量，可采取以下五种方略。

一是要维序，即维护仍然合理适用的国际秩序。主要是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等。同时要增强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的效力。厉行法治愈发必要。维序宜高调并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二是要改序，即改革那些落伍失当的国际秩序。主要是改革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对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不公不利的经济金融秩序，包括美元霸权秩序。要继续联手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改革。同时，妥善处理安理会改革问题，多体谅并照顾新兴大国的改革诉求，积极考虑并优先解决非洲国家“入常”问题。改序要坚定不移且循序渐进。

三是要增序，即增加满足新兴国家国际秩序诉求的秩序版块和要素，实际上是局部创新和建构，本质上是国际秩序的增量和新生事物，可称为新兴秩序。主要表现为利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机制深化内部合作并拓展外延机制，发展伙伴关系，包括创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增序要有担当并群策群力。

四是要融序，即促进新兴秩序与西方保守、排他性秩序的融通。主要是寻求与美国主导的旧的军事同盟体系和新的经济体系的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防止新兴秩序与保守秩序的二元对立，设法模糊二者边界并置入融合因素，密切与其成员的合作关系，留下更多弹性空间，逐步交融并寻求加入。融序要有耐心并迎难而上。

五是要创序，即携手创建适于新时代、新世界的新秩序，为老问题提供新答案，为新问题提供好答案。主要是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既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灾情疫情等老问题，也包括网络空间、外太空、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治理的新问题。创序要共商共创，重视智力支持。

三、国际秩序演变的新冠肺炎疫情视角

新冠疫情大流行是21世纪第三次全球性危机，是“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带来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恐将世界拖入“动荡时代”和“失望十年”。新冠疫情使国际秩序加快进入动荡变革期。

3.1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安全秩序产生影响

新冠疫情直接危害人的健康和生命，暴露了各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短板，凸显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加剧经济安全化趋势，使非传统安全实现了对传统安全的“完美逆袭”，使“人的安全”备受重视，令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将深刻且长远地影响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观、国际安全合作、区域安全合作和全球安全治理，从而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秩序的演变与改良。

3.2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影响

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全球性大封锁，造成破产潮、失业潮、断链潮、放水潮，导致自1870年以来最广泛的经济崩溃，“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衰退，全球90%以上的经济体陷入衰退。其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严重影响民生，使7 000万至1亿人陷入赤贫，引发社会动乱。多国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等并发。各国债务、金融等风险骤增，保护主义高涨，国际经济环境严重恶化，这将深刻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构。

3.3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政治秩序产生影响

新冠病毒激发“政治病毒”，“污名化”、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乘机作恶。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资本主义人权观的虚伪、美国的政治衰败，加剧了资本利益与人民利益之间、种族之间的矛盾，是对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打击，同时加剧了西方的“制度焦虑”。新冠疫情在加剧全球不平等的同时，助力强政府和强人政治；还推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这就恶化了国际政治环境，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走向。

3.4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影响

疫情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得更加猛烈，加剧了西方大裂变和中美关系大裂变。“由于东亚比欧美更善于管控局势，全球权力分配将继续东移”，疫情推进了“东升西降”，使全球经济和战略中心进一步东移，也使“西方中心地位”进一步动摇。

疫情重创美国霸权，加速了“单极世界”的终结，削弱了欧盟权力，中美俄将成为后新冠世界的主要玩家，“大三角”战略格局再现。疫情还促使欧日等国加强安全自保与战略自主，致使中等强国加强联合，形成巨大的“中间地带”，对超级大国形成更大牵制。世界多极化趋势更趋明朗，“三个世界”的划分呈现新貌。

3.5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产生影响

疫情加速全球经济“巴尔干化”和“碎片化”，导致经济主权回归，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保护主义措施升级，加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体系瓦解，经济全球化将在调整变革中重生，形成“新全球化”。其将向“再平衡”方向发展：从“超级全球化”转向“有限全球化”和“温和全球化”；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向中国等多中心、多元化全球化；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全球化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和“云端全球化”将加速发展。重民生、绿色发展、人的幸福和健康的全球化或将更快到来。

四、国际秩序演变的大国“新式竞争”视角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发动了以中俄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争夺全球影响力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式竞争”，把国际秩序拉回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增加了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

4.1 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

美国推动大国在核武、太空、网络、极地和深海等领域的战略博弈走强。大国在新疆域的争夺愈演愈烈。新域新质力量是被寄予厚望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也是制胜未来的关键领域。以美国成立太空军和颁布《太空作战规划指南》为标志，太空军事力量建设进入大发展大转型时期，太空战场化时代开启。向下抢占低轨资源，向上进军月球和行星，正在成为一些国家的太空战略。各国网络力量建设全面推进，网络舆论战十分活跃，智能网络技术悄然应用。随着智能技术发展，网络与智能融合的战略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强国战略能力的重要突破点。北极地区竞争态势加剧，军事力量增多，战略价值、战略竞争和战略风险同步上升。世界多国加紧研制、试验和部署高超声速武器，俄罗斯、美国争先恐后，日本、法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寻求加入“高超俱乐部”。无人系统和无人作战成为军事热点。随着无人系统广泛运用，尤其是其智能化程度的提升，武器装备系统、军事力量结构、战争形态都将发生变化，人在其中的作用和作用方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4.2 “超级大国马拉松”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报告提出，“当代大国竞争的性质是大国持久战”，“大国持久战更多的是在非战非和的灰色地带中的竞争”。

疫情使中美更趋对立对抗，在贸易、技术、投资、数据和货币安排方面将加速“脱钩”。美国着眼于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出台“美对华战略方针”，加强应对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对美“挑战”，发表“新冷战演说”，迫使各方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加大拉拢印度制华，图谋搞“民主联盟”，妄想搞“亚洲小北约”，推动北约加强应对“中国威胁”。这就推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科技、制度和秩序之争趋烈，安全竞争与地缘冲突风险升高。

4.3 要在妥善应对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

一是要善于利用均势外交与伙伴关系两种战略手段。既加强与战略对手斗“均势”，并抱有“斗出个真理来”的坚定意志，也不失时机地推进与其在局部和问题领域的伙伴关系。在解决地区热点和应对全球性挑战上更应注重后者。

二是要妥善处理与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塑中的互动。首先，应客观看待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辩证看待美国所制定规则对中国的利弊，支持其对国际体系进行建设性改革，确保国际秩序平稳演变。其次，对于美国阻挠、破坏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改革，应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斗争，坚决维护合法利益。对难解分歧，通过外交渠道释清，增信释疑，体现相互尊重。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要敢于明晰诉求和意图，强调中国诉求的合理性、正当性，避免误判和对抗，妥善管控分歧与冲突。最后，宜迎难而上，化难点为亮点，推动中美日印关于“印太秩序”构建的对话，用好二轨交流。

五、国际秩序演变的新型国际关系视角

新型国际关系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代表了国际关系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因而，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

5.1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要推进伙伴关系的“六化”

实质上，新型伙伴关系就是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与美式伙伴关系是不同的，因为美国的伙伴关系是低于盟友关系的，具有不平等性。

为了构建新型伙伴关系，中国要不失时机地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是这样做的，而且会更好地做下去。

5.2 新型国际关系呼唤科学进步的国际秩序观

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同时，中国应倡导并推进科学进步的国际秩序观，其核心要义应是国际共赢主义。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上要高举国际共赢主义大旗，坚定不移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之路。要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上升到国际共赢主义高度，并可提出全球共赢主义和地区共赢主义，使之与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概念对接。国际共赢主义涵盖所有方位、层面、领域、疆域和行为体，具有普适性。

5.3 新型国际关系要求中国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

鉴于在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粮食安全及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问题上国际社会尚未形成共识，网络、太空、极地和深海等新疆域的相关行为规则正在拟议中，中国可加强谋划、主动进取、积极作为，谋求尽可能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使相关领域的规制建设打上中国印记。

要积极应对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对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明确界定数据主权、数字主权等概念，紧跟数字全球化潮流，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携手各方加强数字全球治理，共商共建数字全球秩序。而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挑战，尤其是武器的智能化、无人化、蜂群化带来的军事与安全挑战，要及时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以人为本、重视人权的国际军事安全新秩序。

5.4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高明之举

实践出真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展，各方愈发认识到互联互通和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方顺势而为，先是针对亚洲国家提出“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中国倡议，进而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各方提出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中国方案，均受到普遍欢迎，并在实践中开花结果。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伙伴关系的“六化”。它抓住了互联互通这个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并借此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无疑深具战略性，互联互通的拓展与深化便是“战略化”的体现。它以基础设施联通为基石，促动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流通，加强创新合作，全面纳入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开展各领域人文合作，加强各组织往来，密切各群体交流，助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体现了“全面化”。它具有全球适应性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体现了“全球化”。它涉及多个行为主体、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并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体现了“多样化”。它致力于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同时打造共建“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网络，体现了“网络化”。它注重互联互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伙伴关系的永续发展，体现了“持久化”。

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定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大贡献。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鲜明的时代性和普惠的实践价值，其推进可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国际秩序健康发展的大道之行。

六、国际秩序演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新冠病毒以一种“急迫而悲怆”的方式告诫世人，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新冠病毒大流行堪称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一次“集体唤醒”。各方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内国际对其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利于中方乘势推进这一理念落地落实。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是顺势而为的表现，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化的一个范例。

6.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

新全球主义以“人类命运与共”为根本和依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和目标，主要包含新全球观、新人类观。

新全球观，具有强烈的地球家园意识，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宇宙只有一个星球适合人类生存，呼吁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地球家园；倡导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新人类观，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将其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妥善处理“斗”与“和”的关系，寻求人类安全、发展与进步的最大公约数；确认“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倡尊重多元、和而不同、包容互鉴、共同进步、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观。

6.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应该是相互尊重、和平发展、公正合理、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厉行法治、清洁美丽、大同世界，其必然具有正义性、和平性、包容性、综合性、普惠性、科学性。上述核心诉求及属性反映在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如下政策主张中：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共同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巩固以联合国为核心、南北合作为主渠道、南南合作为补充的合作格局；加强减贫国际合作，将减贫置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落实更重要的位置，推动减贫目标尽早实现；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政策对话和交流，推动各方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公共卫生安全置于国际议程的优先位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挑战。

6.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

建设“一带一路”要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牢牢把握互联互通这个关键，大力推进“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促进硬件、软件、人文“三位一体”的联通，着力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打造安全保障体系；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共同创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推动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携手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切实推进统筹协调，加强发展战略或规划的对接，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向创新要动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

在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供应链可成为新增长点，“一带一路”数字化步伐加快，“健康丝绸之路”建设获得新动能。依托“一带一路”，各方可优先打造公正合理的亚太秩序和欧亚秩序，把联手塑造公正合理的地区秩序作为参与国际秩序变革的着力点和试验田，力倡并践行新安全观和合作观，构建亚太和欧亚支点网络、自贸区网络、区域安全合作网络，赢得构建未来亚太和欧亚地区秩序的先机和战略主动权。

6.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求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到海洋维度，就是要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确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落位、实现具体化的必然抉择。2019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首次阐释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海洋的和平安宁关乎世界各国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维护，倍加珍惜。习近平主席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努力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延伸。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聚合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海洋伙伴关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海洋秩序，对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海洋危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气候变化和海洋环保问题愈发严峻、大国涉海博弈加剧的形势下，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改革与建设愈发具有时代适应性和现实紧迫性。

结语

国际秩序绝非铁板一块，并不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一统天下的国际秩序。目前，国际秩序已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更要用分析的眼光来看待它。正确对待国际秩序演变，宜针对不同情况灵活施行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创序的“五序”方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并加剧了国际秩序的演变，给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等秩序带来深刻影响，也对国际战略格局、全球化趋势和大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其所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构建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才是人间正道，否则人们只能在失序中任由生物病毒和“政治病毒”肆虐，自食恶果。

大国争夺影响力的新式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秩序演变的趋向与性状。新的大国竞争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并将蔓延至新领域。新域新质力量的发展事关重大，将改写“游戏规则”，其秩序与治理问题将愈发凸显。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危机管控与冲突处理愈发迫切。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秩序演变带来巨大的正能量，赋予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以正当性、进步性和时代适应性，其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的全球观和人类观，从而推动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向全球秩序观跃升。中方可通过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来积极塑造新型国际秩序，优先打造公正合理的亚太秩序和欧亚秩序。为此，要牢牢把握互联互通这个关键，大力推进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加强创新合作，朝着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不断迈进。(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