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水几太郎是日本战后著名思想家，在1945-1960年间积极参加和平运动，被称为“庶民思想家”“民众的代言人”。尽管其后来思想发生转向，但也不可否认其和平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是围绕着和平运动展开的，主要包括反对单独媾和、军事基地、再军备、修宪等内容。这却促进了当时大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和平思想的普及。支持激进主义虽然是其思想的独特之处，但是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和反对。将清水几太郎的和平思想放在战后日本和平运动流脉中进行考察，分析其思想内涵、特征与影响，既有助于客观评价清水几太郎，也有助于深刻把握当代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与走向。
关键词：清水几太郎; 战后日本; 和平运动; 修宪; 护宪
作者简介：王振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日本系研究生（北京102488）; 唐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7）
文章来源：《日本研究》2020年第4期
“提起塑造战后日本论坛的知识分子，清水几太郎是丝毫不逊色于丸山真男的存在。[1]”清水几太郎（1907-1988）在战前参加昭和研究会，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阻止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战时作为读卖报纸社论委员，撰写了许多协助战争和迎合时局的文章；战后作为和平主义思想家，通过文章、演讲和实地考察等方式参加和平运动，1950年代甚至被称为“清水几太郎的时代”[2];1960年安保斗争失败后，清水几太郎思想发生转向1，主张再评价《治安维持法》、修宪、再军备与核武装。
日本对清水几太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平和思想转向原因的讨论2。中国学界对清水几太郎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清水转向问题3的研究。对于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国内外学界并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将1945-1960年间清水几太郎的和平思想放在战后日本和平运动流脉中进行考察，分析其思想内涵、特征与影响，既有助于客观评价清水几太郎，也有助于深刻认识战后以来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与走向。
一、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基本流脉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面临的重要课题。两者有着清晰的界线，却时而相互纠缠。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日本社会对于战争与和平有了深刻认识，和平主义运动蓬勃发展。从思想上看，战后的和平主义运动既继承了中江兆民、幸德秋水、内村鉴三等开创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各流脉，又随着日本社会的民主化改造使和平主义思想得到了深层次发展。就如藤原修所言：“战后政治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意味着在近现代日本首次出现能够真正地组织和平运动的环境”[3]。
纵观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基本状况，大致可以分为左翼运动、宗教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三个流脉。
左翼和平运动是由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领导的反战和平运动。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曾出现过对战败责任的讨论，其中包括对日本共产党未有效发挥“抵抗”责任的追问。对此，日本共产党等左派力量也做了深刻反思，明确地将反核反战作为中心任务之一,获得了日本不少左翼选民的长期支持,反战和平运动也是日本共产党在国内外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载体[4]。
宗教运动可以分为基于战争责任和战后忏悔而开展的旧宗教和平运动和新兴宗教和平活动。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旧宗教在战时依附和支持军国主义，经过战后反思和教团革新运动，成立宗教者和平运动协议会、日本和平推进国民会议，积极地组织反战和平运动。战后日本涌现出创价学会、生长之家、天理教等大批新兴宗教，新宗教通过制定符合现代生活的教义和开展和平活动，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民主主义运动是指战后民主主义者或民主团体基于人权理念、战争体验和战后反省而开展的和平运动。以丸山真男为首的战后知识分子基于战争体验，开始思考战争与和平、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问题，成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战后著名的民主团体有“和平问题谈话会”与“宪法问题研究会”，前者提出“全面讲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反对再军备”的和平四原则，成为战后日本和平思想的渊源之一；后者通过批判现实中侵犯宪法及其原理的现象，有力地推动护宪运动的发展。
除实践性和平运动外，理论性和平学也是日本和平运动研究的重要领域，安斋育郎、池尾靖志的《从日本出发的和平学》是以和平宪法理念为轴心，在概观日本军事化、和平运动、历史问题的基础上，从和平学视角分析日本的安全保障、ODA、人权、环境等政策的重要著作。
清水几太郎作为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者，他的和平思想对战后和平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的主要内涵
清水根据1950年的对日媾和问题，将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45-1950年，“这个时期的最大成果是在内外权力推动和支持下颁布的《日本国宪法》。[5]”第二时期是1950-1960年，和平运动被划分为反对军事基地运动、反核运动、恢复邦交运动、护宪运动。“虽然和平运动有多种形态，但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才是和平运动的共同敌人，和‘安保条约’的战斗才是和平运动的主轴。[6]”清水的战后和平思想也是围绕着和平运动展开的。
（一）撰写《和平声明》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基于战争体验，开始战后反思和批判。清水发表《体验和内省》，主张“知识分子在委身于个人努力难以影响现实的错误观念之前，在叹息随现实行动的国民的无知和轻浮之前，必须展现出抗拒现实的力量。[7]”经过战后反思，清水“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开始热情地拥护和平思想。[8]”
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八名社会科学人员关于战争原因的声明》，该《声明》虽然只有简短的12条，但是成为清水参加和平运动的契机，甚至影响到清水以后10余年的人生。在吉野源三郎的组织下，清水积极参加“和平问题谈话会”的组建和活动，拟写前两次声明草案和第三次声明总论，做出以下贡献：首先，他提出“两个世界和平共存”理念。虽然存在两个世界，但是“在美国出台杜鲁门主义、苏联武力封锁柏林、中国‘国共内战’、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混乱局势下，处在东西阵营的学者能够达成《声明》”[9]。这表明两个世界存在和平的可能性。其次，他宣传和平思想。清水不满足“和平问题谈话会”的理论研究，经常和“日本教职工组合”（简称“日教组”）合作，前往日本各地进行演讲，向大众宣传和平思想。
通过对清水撰写《和平声明》的分析，可以探究清水和平思想的内容。第一，战争与和平的反思。清水虽然在反对单独媾和、再军备、军事基地以及呼吁中立等方面，与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相一致，但是认为战争作为解决人类矛盾的一种极其原始的方法，在过去即使被承认有效，在现代也完全不同。“即使战争发生在美苏之间，也应该将威胁和平的方向聚焦在掌握大多数国民希望的国内政治权力方面，向外部寻求和平只是本末倒置的表现。[10]”第二，怀疑广泛主义4。在“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内部，存在着集团观念的差异，尤其是东京部会与近畿部会的地域性和心理性隔阂。清水作为东京和京都地区的协调人，认为近畿部会的成员“跨越不同的政治立场，对东京有着一种共同的敌意。[11]”清水在协调双边意见时，需要顾及政治立场和心理情感的多样性。长期为此苦恼的清水，“在面对超过必要的多样性集团或者合作时，经常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也就是对广泛主义的怀疑。[12]”
（二）反对军事基地运动
“和平问题谈话会”失败后，清水在左派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的邀请下参加和平运动，从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为了贯彻‘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和平理念，清水开始从‘会议室和平主义’转变为‘现场和平主义’，积极参加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成为和平运动的教祖式人物。[13]”
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使日本重获独立。其附带的“安保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简称《行政协定》）又使日本成为美军的永久军事基地。日本国民基于和平理念，积极参加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清水缘于1952年在金泽被媒体询问对石川县内滩村民众1952年反对美军征用沙丘地修建射击场的“内滩斗争”的看法而参与其中。他在1953年先后四次前往内滩。基地问题的出现使清水找到了实现和平运动理想的最佳舞台。“内滩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全国的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持续高涨。在成功阻止浅间山和妙义山的军事基地化后，东京砂川地区运动在劳动者和全学联学生的支援下展开激烈的抵抗运动，最终获得胜利。
清水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基地问题的祸根是《旧金山和约》和“安保条约”，以及附带的《行政协定》。清水认为，“与护宪运动仅限于狭窄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同，反对军事基地运动能够为和平运动发展成真正的国民运动创造条件。[14]”反对军事基地运动不仅扎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和掌握日本命运的两条约的废除密切相关，这将成为和平运动的重心。第二，反对基地社会。美军驻日军事基地的出现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居民为维持生计，被迫与军事基地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联系，最后沦为军事基地的附庸。因此，基地社会是在军事基地中产生的畸形社会。基地居民应该断然牺牲现在的生活，坚决反对军事基地。然而在“内滩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清水认识到村民的排他性和封建性缺陷，认为只有广泛联合反对军事基地的势力，才能克服这种狭隘性。清水对广泛主义的态度，从怀疑到支持，再到反核运动时的反对。这种变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清水思想深层中的实用主义精神。第三，支持抵抗斗争。虽然日本政府决定永久接收内滩试射场，并且派遣近2000名警察强制驱逐在试射场内静坐示威的村民，但是试射场再开后，村民仍旧继续在美军军营前静坐示威。清水对此大加赞扬，认为“静坐不只是反抗的象征，而且具有阻止试射的现实效果。[15]”清水的暴力斗争思想，在“内滩斗争”时尚处在萌芽期，直到安保斗争时才真正地开花结果，“成为清水思想和行动的一个内核。[16]”
（三）反核运动
1954年3月，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验，导致在附近海域捕鱼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的23名船员受到核辐射伤害。受该事件的影响，日本人回忆起了广岛和长崎核爆的恐怖，更持反核与期望和平的态度。东京都杉并区妇女以此为契机，发起反对核试验的签名运动，该活动扩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日本国内的签名人数达3500万，世界的签名人数超过7亿。[17]”
1955年8月，首届禁止核武器世界大会在广岛召开，会上制定了反核运动的基本原则，并计划每年8月都举办该活动。在1962年的第八届禁止核武器世界大会中，面对苏联核试验的问题，日本共产党认为美国才是和平的敌人，应该支持作为和平力量的苏联核试验。清水认为，日本共产党不仅违背反核运动不偏向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原则，而且“将日本的和平运动推入混乱的深渊。[18]”
清水在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可以概括为三点内容。第一，反对美国的“原子弹外交”5。清水认为，比基尼岛氢弹试验既是美国威慑苏联的手段，也是战后美国“原子弹外交”的一部分。第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日本共产党在1955年第六次全国协议会（简称“六全协”）后，放弃极左冒险主义，主张团结所有势力的广泛主义。日本共产党的神山茂夫在《和平运动的理论》中指出，和平运动已经成为没有范围的广泛“协商”运动，为了将人们从核武器的威胁中解放出来，反核运动可以团结军国主义者和好战主义者。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虽然在短期内使反核运动获得蓬勃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只会加剧反核运动的内部分化与衰落。第三，提倡新的运动方式。国际上一旦出现核试验国，以诺贝尔奖获奖者为首的国际著名人士就会发表反对声明，外交部长会给该国大使递交抗议书，政党和学生代表也会前往该国大使馆抗议，但是核试验国都会做好应对措施。在全世界倡导反核的现在，不管是署名、发表声明，还是抗议，仅仅依靠国际舆论难以阻止核试验。因此，大众有必要独自找出阻止核试验的新的运动方式。清水在思考新的运动方式时，相当推崇激进主义斗争，极力称赞开高健6提出的全体日本人通过绝食静坐来反对苏联核试验的方案。
（四）护宪运动
虽然《日本国宪法》是战后日本民主与和平思想的基本文书，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要求日本再军备，成为日本国内修宪派抬头的重要原因。[19]”岸信介上台执政后，比起吉田茂的“渐近式再军备”，更加主张通过修宪实现“堂堂正正再军备”。为实现修宪和再军备目标，岸内阁在1957年成立“宪法调查会”。
面对逐渐高涨的修宪运动，左翼政党、组织和学者纷纷开展护宪运动。1954年，左右两派社会党、劳农党、“总评”等144个组织和团体成立护宪联合，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在野党始终占据国会的1/3议席，对护宪运动的胜利发挥着实质性作用。1958年，以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为首的约50名学者成立“宪法问题研究会”，通过宪法研究和启蒙活动的方式参加护宪运动。
清水积极地参加护宪运动，其和平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和平主义宪法观。“虽然大内兵卫和丸山真男等“宪法问题研究会”成员认为宪法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护宪运动关系到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方向，但是清水认为宪法是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成果和保障，护宪运动只是和平运动的一种形式。[20]”随着1950年媾和问题的出现，“一直以来抽象的和平问题，瞬间变成具体的问题。[21]”从理论上来讲，只有全面媾和才符合《日本国宪法》的和平理念，但是从单独媾和开始，日本政府就走上了违宪的道路。签署“安保条约”违背宪法的和平理念、加入资本主义阵营违背中立原则、建立武装力量违背宪法第九条。随着政府违宪行为的日益增加，民众以反权力的姿态，拥护曾经在日美权力支持下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因此，拥护宪法就是拥护和平主义，护宪运动就是全面媾和运动的延续。第二，反对修改“安保条约”。“安保条约”与《日本国宪法》是表里两面的关系，现行的“安保条约”已经无视《日本国宪法》的和平理念，岸内阁为实现条约平等化和扩大国际影响力而修改条约，只会加剧《日本国宪法》的消亡。如果成功修改条约，那么“‘宪法问题研究会’最关心的《日本国宪法》将失去生命。[22]”因此，清水主张“宪法问题研究会”应“将街头请愿作为首要的护宪运动方针。[23]”护宪运动只有坚决反对修改“安保条约”，才能挽救《日本国宪法》的生命。
（五）安保斗争
除岸内阁希望修改“安保条约”外，美国也希望通过修改该条约来减少日本国内反对美军军事基地的运动。新安保条约没有回应日本国民希望中立和废除驻日美军基地的诉求，所以在左派组织“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的领导下，日本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对修改“安保条约”运动。清水通过反对军事基地运动，很早就关注到安保问题，他“在1959年，同时参加安保问题研究会、安保批判会、和平问题恳谈会、国际问题谈话会等主要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组织。[24]”经过战后各种和平运动，清水终于迎来战后和平运动最高峰的1960年安保斗争。
清水在安保斗争时期的和平思想，主要归纳为两点内容。第一，反对民主的广泛主义。“之所以对‘拥护民主主义’感到生气，是因为刚脱离和平的广泛主义，又陷入民主的广泛主义。[25]”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范围可以扩展到安保斗争范围的数千倍、数万倍、甚至数十万倍。政府即使对民主主义的定义和解释有所不同，也不会反对民主主义。昨天的敌人成为今天的朋友，在一举扩大范围的同时，也变得没有敌人。如果没有明确的敌人，就没有斗争的必要。第二，倡导激进斗争。首先，他支持劳动者和学生的示威游行。全学联主流派在乱入国会事件7和羽田机场事件8中的激进行为，使“国民会议”诸组织将全学联主流派批判为“极左激进主义者”。清水发表《对诸组织的要求》，反对“国民会议”对全学联主流派的批判，认为羽田机场事件成功吸引到大众对政治的关心，这是举行百场大型演讲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其次，主张激进的民主主义斗争。清水接受吉野源三郎的提议，将参加安保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意见以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发表《正是现在向国会进发——请愿的劝告》，呼吁国民手持请愿书前往国会请愿。一千万人即使花费几天时间，也要逐个进入国会，亲手将请愿书递交众参两院议长。这将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清水虽然没有主张直接使用暴力，但是呼吁国民行使宪法保障权利的做法，无疑是激进的民主主义斗争的一部分。[26]”
清水认为1960年安保斗争是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总决算，支持安保斗争的力量主要有两种：“第一，基于战前、战中、战后经验的民族主义。大多数日本国民共同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以及战败后的贫穷和不安。为了防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他们毅然参加安保斗争。第二，国民生活的贫穷。许多劳动者虽然参加安保斗争，但是更关心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政治要求如何与加薪的经济要求联系起来。[27]”随着1960年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支持安保斗争的两种力量逐渐消失，“和平运动也宣告结束。[28]”
三、清水几太郎战后和平思想的转变及原因
日本提出“新的战后”9问题。安保斗争后，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发展。经济的成功使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涌动，出现了谋求政治大国的动向；美苏军事实力的变化，为了保卫日本和防御苏联，日本国内要求修宪和再军备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脱离和平运动的清水，通过总结和平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开始朝着以怀疑社会主义为明显特征的保守思想转变。
安保斗争后清水的思想和行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批判日本马克思主义。清水认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宣扬的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已经过时，呼吁建立新的历史观。第二，批判战后10。清水通过再评价《治安维持法》、天皇制和《日本国宪法》，提出一种不同于战后初期民主主义者的见解，肯定和认同战前政治的合理性。清水认为，日本制定《治安维持法》，是面对共产主义势力“以结社对抗国家”行为的自卫手段；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稳定战后日本社会的各要素；美国制定《日本国宪法》，“是为了彻底弱化日本。[29]”第三，主张再军备与核武装。1970年代后，随着核武器重要性的凸显、苏攻美守、日本经济的成功，清水主张日本应加大国防开支，建立与经济实力相符的军事力量。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日本的国际政治实力也会得到提升，只有同时具备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日本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
对于清水思想的转向，除了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对学者的高压和分化瓦解政策之外，清水本身思想内在的“缺陷”也为后来学者所批判。有些学者经过研究指出，清水思想具有一贯性的特征。鹤见俊辅在《翼赞运动的学问论——杉靖三郎·清水几太郎·大熊信行》（1960年）中指出，清水在战争中就曾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支持“翼赞体制”。其认为清水在二战中向翼赞运动的妥协，“表面上是教权力者如何有效地行使权力，实际上是教权力的反对者如何有效地深入权力的缝隙”，并且称其为“完全的伪装转向者”和“不完全的翼赞运动家”。天野惠一在《危机的空想家——清水几太郎批判》（1979年）中对清水的批判更为彻底，认为清水既不是抵抗者，也不是伪装转向者，而是法西斯主义者。林健太郎在《竹山道雄和清水几太郎》（1964年）中指出，战后初期的清水是处于“脱离期”，安保斗争后清水的“变节”乃是“荡儿的回归”。小熊英二在《清水几太郎——一位战后知识分子的轨迹》（2003年）一书中认为，和“民主”“爱国”的丸山真男、大塚久雄、鹤见俊辅等战后知识分子不同，清水是“没有固定思想的人物”。福田恒存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试论清水几太郎》（1980年）中对清水思想转向的分析更为深刻。他认为清水在马克思主义、孔德理念、实用主义之间来回奔走，欠缺“对良心的忠诚心”，难以保持思想主张的一致性，从而导致人格的崩坏。田中五郎在《一位思想家走过的路——清水几太郎思想的变迁》（2002年）中将清水思想的原点概括为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视域下，思想若要继续保持对现实的有效性，就要根据形势加以改变。
四、清水几太郎战后和平思想的特征及影响
虽然清水在安保斗争后思想逐渐保守化，但其和平思想依然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从学理上客观地加以把握。
（一）清水几太郎和平思想的主要特征
1. 实用主义
清水的思想原点是实用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重视“经验”11。重视“经验”既是清水思想和行动的主要特征，也是1970年代后清水思想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作为‘经验’基础的客观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由‘经验’形成的思想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思想只有不断变化，才能继续为现实提供有效对策。[30]”
清水曾明言，“因为我本来就是以实用主义为信条，所以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必须以一元论进行说明才会安心，必须系统完善才会满足的心理。不管由来是什么，只要是对解决眼前问题有用的工具，不管是什么观念都会借来使用。[31]”与鹤见俊辅“依据行动或结果来考察思想意义[32]”的实用主义不同，清水的实用主义更倾向于现实可塑性，即现实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塑造的。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只要是符合现实需要的思想，清水都会借来使用。实用主义虽然使清水一直处在战后论坛的前沿，但是也出现了无原则地迎合时局的问题。战后初期，清水积极宣传和平思想，被誉为和平运动的舆论领袖；1970年代后，随着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清水从热心宣传和平主义的进步思想家转变为鼓吹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33]，被福田恒存批判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恶例。[34]”
2. 反对广泛主义
基于实用主义的清水，对广泛主义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从“和平问题谈话会”时的怀疑，到“内滩斗争”时的支持，再到反核运动时的反对，“反对广泛主义最终成为安保斗争时期清水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内核。[35]”
作为斗争手段的广泛主义，联合的势力太少，会显得力量不足；联合势力过多，又显得力量过剩。清水认为，在和平运动中，包括军国主义者和好战主义者在内的广泛主义，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这种担忧，那么就可能抛弃最初的运动目标，将扩展运动范围当成新运动目标。[36]”日共“六全协”后，在和平运动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极端的广泛主义。不管是为扩大砂川斗争范围而联合砂川的反对派和条件派12，还是为扩大反核运动范围而团结军国主义者与好战主义者。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是建立在牺牲运动原则的基础上，“这只会使目标变得暧昧，并且失去达成目标的激情。[37]”清水不仅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而且反对民主的广泛主义，他认为：“民主主义是跨越众参两院的问题，是胜负难辨的问题，难以判断目标或者敌人。[38]”如果没有明确的敌人，“即使是大规模的集会运动，只要可有可无的仪式性‘烧香’活动结束，也不过是没有意义的巨大人群。[39]”
如果有明确地规定目标，朝着目标前进的部队越多越好。但是放弃目标的广泛主义，却不可能给和平运动带来任何好处。这不仅会造成统一团体的内部分裂，而且会造成和平运动的混乱。
3. 支持激进主义
清水倡导敏锐和果断的行动力，经常使用“战斗的”“激进的”等词语，其激进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直接行动和暴力。[40]”杜威排斥将斗争和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提倡基于信赖人性的讨论。虽然杜威对清水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清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斗争和暴力作为解决问题手段的重要性。
第一，他认为只有直接诉诸行动，才能确保斗争胜利。清水在反对军事基地运动中，支持当地居民激烈的抵抗斗争；在反核运动中，提倡新的激进主义斗争方法。在安保斗争中，清水不仅和日高六郎、丸山真男等50名学者前往首相官邸，主张强行会见首相，而且发表《对诸组织的要求》，赞扬和支持全学联主流派的激进行为。神山茂夫认为，“以清水为代表的《对诸组织的要求》，是支持托洛茨基的极左激进主义行为。[41]”
第二，在政治层面上，以议会制度为中心的民主主义程序存在缺陷，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暴力的存在变得不可避免和不可欠缺。在护宪运动时，清水主张只有反对修改‘安保条约’，才能维护宪法的正当性；在安保斗争时，呼吁国民行使个人请愿权，从而引起声势浩大的国民请愿运动。他认为桦美智子遇害事件，“标志着议会主义的危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应该回应国民的期待，共同守护议会主义。[42]”
“日本国民的经验，一方面止于受害者意识，另一方面具有诉诸‘国际舆论’的固定倾向。[43]”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国民不仅缺乏内部的主体积极性，而且过度依赖外部的援助。然而，“和平”这种状态或者价值，不是自然给予的东西，而是人们必须努力守护和维持的东西。“政治运动成功的关键，不是无害和仪式性的广泛主义，而是从人格底部涌现的具有彻底献身精神的极少数精锐的激进主义。[44]”
（二）清水几太郎和平思想的影响
1. 促进大众运动的蓬勃发展
清水倡导“各种各样的人跨越各种经验，朝着某个期望的方向实现成长[45]”的大众运动，并且认为国民主体性的确立，可能会为日本社会主义开辟出新的道路。
清水通过文章、演讲等方式，呼吁大众参加和平运动，有力地推动大众运动的发展。其执笔撰写的《正是现在向国会进发——请愿的劝告》，“从4月7日首次发售后，到24日总共收到160万人的签名，25日请愿者急剧增加到190万人（1天收集30万人的签名），使用文件请愿的数量达到12000份。[46]”虽然该文受到日本共产党派势力的反对，但是许多大学依然邀请清水演讲，“从4月中旬到6月底，演讲次数就远远超过20回。[47]”在清水言论的熏染下，国民经常在国会附近举行10余万人规模的请愿运动，从而被安田武评价为“恐怕没有多少例子能够像这样的言论，推动如此多的人同时行动。[48]”
2. 促进和平思想的普及
南博将清水称为庶民思想家，认为“清水不是高高在上进行启蒙，而是知道庶民思想和行动背后的东西，并且正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家。[49]”大久保孝治也认为，“清水不是向高级报刊投稿的书斋型知识分子，而是和平运动现场的知识分子。[50]”如果前往和平运动现场，就会有庶民，那么清水就能向庶民宣传和平思想。
和平思想经常与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交织在一起，可以表现为反对军事基地思想、反核思想、护宪思想等各种内涵和形式。1951年，清水相继发表《不能再军备》《抵抗现代魔术》《寄给媾和问题会议》等文章，尔后收到众多读者的来信。清水从中挑选38份普通民众的来信编撰成《无声民众的声音》，受到社会的极大追捧。其中叙述到，“清水敢于向当权者吐露个人信念，尖锐地批判日本人的错误道路，并指引出正确的道路，是我们民众的代言人与先驱者。[51]”清水在序言中说，“不仅收录赞同我的观点的来信，而且收录过度称赞我的来信。虽然感到惭愧，但是依然原封不动地收录在内。这些赞语不只是给予我这个人，而且是赋予为和平与独立做出努力的我。[52]”
虽然日本学者对清水的暴力思想褒贬不一，但是清水提出的暴力与和平关系问题，确实令人深思。关于和平与暴力关系，清水的思想也发生过变化。清水撰写的《小小的暴力》一文被收入1951年出版的《与日本同命运》一书，其认为人们一旦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就很难摆脱暴力，因此，“不是暴力而是依据和平与合作来解决问题的自我统制显得尤为必要。[53]”但是在1968年的东京大学事件13中，学生使用暴力推动大学改革的做法，使清水认识到社会还存在只有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1970年代后，清水主张和平具有表里之分，表面是舒适安稳的生活，内部是军事力量的平衡。只有国家间的军事力量保持平衡，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由此，他主张日本应该再军备与核武装，为日本的和平提供军事保障，这也是清水的暴力与和平思想从国内延伸到国际的重要表现。
清水基于战后反思与和平理念，积极参加1945-1960年间的和平运动。从撰写《和平声明》到反对军事基地运动、反核运动、护宪运动、安保斗争，再到安保斗争后的思想保守化，清水的和平思想表现出实用主义、反对广泛主义和支持激进主义的特征。作为思想原点的实用主义，甚至是1970年代后清水思想保守化的主要原因。
安倍晋三在执政时期将修改和平宪法作为自民党政权的重要目标，菅义伟政权成立后，修宪活动是否会进一步被推进，牵动着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视线。对清水几太郎战后和平思想的研究，对于分析和把握当前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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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增杰.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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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98.
[16]庄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学匠の思想と実践[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61.
[17]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0卷[M].東京：講談社，199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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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清水幾太郎.安保反対運動の現状――憲法問題研究会における報告[J].世界，1960(1):289.
[22]清水幾太郎.安保反対運動の現状――憲法問題研究会における報告[J].世界，1960(1):299.
[23]邱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张力——清水几太郎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J].政治思想史，2014(1):157.
[24]都築勉.戦後日本の知識人[M].横浜：世織書房，1995:306.
[25]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469.
[26]庄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学匠の思想と実践[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308.
[27]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7卷[M].東京：講談社，1993: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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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7卷[M].東京：講談社，1993:237.
[30]田中五郎.一思想家の歩んだ道――清水幾太郎の思想の変遷[J].政治·経済·法律研究4(2),2002:144.
[31]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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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庄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学匠の思想と実践[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6.
[35]庄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学匠の思想と実践[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61.
[36]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446-447.
[37]庄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学匠の思想と実践[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280.
[38]清水幾太郎.清水幾太郎著作集第14卷[M].東京：講談社，1993:470.
[39]趙星銀.デモクラシ――藤田省三と清水幾太郎[A].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荻生徂徠から綱野善彦まで[C].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14:336.
[40]庄司武史.清水幾太郎――異彩の学匠の思想と実践[M].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5:307.
[41]竹内洋.メディアと知識人――清水幾太郎の覇権と忘却[M].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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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趙星銀.デモクラシ――藤田省三と清水幾太郎[A].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荻生徂徠から綱野善彦まで[C].京都：ナカニシヤ出版，201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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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安田武.ある時代[M].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77:223.
[49]南博.庶民の思想家――「私の社会観」と清水さん[J].創元，1951(4):8.
[50]大久保孝治.清水幾太郎における「庶民」のゆくえ[J].社会学年誌，2007(48):10.
[51]清水幾太郎.聲なき民の声[M].東京：要書房，1951:109.
[52]清水幾太郎.聲なき民の声[M].東京：要書房，1951:2-3.
[53]清水幾太郎.小さい暴力[A].日本の運命とともに[M].東京：河出書房，1951:76.
注释
1转向是指思想或政治立场的变化，与变节同义。
2大久保孝治：《被遗忘的思想家--清水几太郎论的演变》，《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998(44）；福田恒存：《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试论清水几太郎》，中央公论，1980年第10期；林健太郎：《昭和思想史与清水几太郎》，《诸君》，1988年第10期等。天野惠一：《危机的空想家--清水几太郎批判》，东京：批判社，1979年；竹内洋：《媒体和知识分子--清水几太郎的霸权和遗忘》，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2年；田中五郎：《一位思想家走过的路--清水几太郎思想的变迁》，《政治·经济·法律研究》，2002年第一期等。.
3高增杰：《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邱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张力--清水几太郎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一期。
4(1)所谓广泛主义，是指为了广泛的范围而牺牲运动目标的方针，最早源于1934年的法国人民战线运动，是跨越思想、信仰和阶级的广泛势力联合方针。（清水几太郎：《清水几太郎著作集》第10卷，讲谈社，1992年，第222-223页。）
5(1)清水将美国的核试验称为“原子弹外交”，认为其开始于1945年向广岛和长崎投射原子弹，而美国当时的目的不仅是督促日本投降，更是威慑苏联。（清水几太郎：《清水几太郎著作集》第10卷，讲谈社，1992年，第110页。）
6(2)开高健（1930-1989），日本的小说家，参加过越平连等反战和平运动。
7(1)乱入国会事件是指在1959年11月27日，由“国民会议”组织的数万名劳动者和数千名学生闯入日本国会的事件。
8(2)羽田机场事件是指在1960年1月16日，为阻止岸信介赴美签署新安保条约，学生和少数劳动者在羽田机场静坐示威的事件。
9(3)所谓“新的战后”，是指1970年代苏联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超过美国，美攻苏守转变为苏攻美守。（清水几太郎：《日本是国家--核的选择》，东京：文艺春秋，1980年，第94页。）
10(1)所谓“批判战后”，是指对战后初期民主主义者批判过的东西进行再次评价。（大久保孝治：《被遗忘的思想家--清水几太郎论的演变》，《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998(44)，第146页。）
11(2)所谓“经验”，是指有机体深刻理解与环境之间关系而获得的东西。（藤竹晓.清水几太郎的业绩和思想[A].清水几太郎研究[C].东京：稻穗书房，2019年，第13页。）
12(1)反对派是指反对军事基地扩张的居民，条件派是指希望销售土地的居民。
13(1)东京大学事件是指1968年夏至1969年初由东京大学学生发起的一场反对学校的不合理制度，并且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学生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