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来到安徽合肥，从此扎根江淮大地。

作为那一年生人，也许从那时起我就与科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了解一下科大的历史并回顾我们团队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科大和科大人的使命。

五十而知天命，我理解为知使命。

应国家战略需求而生

科大是1958年党和国家为“两弹一星”培养人才而创办的新型大学。

在中科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下，科大紧紧围绕国家急需的新兴科技领域，创造性地把前沿科学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培养新兴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

当时的科大汇集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贝时璋等一批科学大师。

他们当中的多数从海外留学归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为科大带来了核物理、空间技术、计算机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化学物理、生物物理、近代力学等前沿学科，迅速填补了当时国内高校的空白。

这些科学大师还亲自登台授课，及时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和科研前沿传授给年轻人。

科大建校之初，首任校长郭沫若将“红专并进”写进科大的校训，这些科学大师们也以自己的行动为后辈做出了光辉的表率。

近代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赵忠尧先生，当时华人科学家里最早实地观摩过原子弹爆炸的人，他深知核武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在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用自己的薪水买了很多加速器的器件，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祖国。

赵忠尧先生突破重重阻力甚至身陷囹圄，几经磨难将加速器带回国内，并亲自指导学生做实验，为我国核物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赵忠尧先生在他写的《我的回忆》文章里专门讲到，“回想自己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的希望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这段话后来被放在我们实验室进门正面的墙上，实验室的同事和学生每天都会看到。

科大还有一位科学家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郭永怀先生当时从基地回京为了保护数据，在飞机失事的时候跟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尸体都烧焦了，却用血肉之躯保护了珍贵的数据。

正因为有像赵忠尧先生、郭永怀先生这样充满家国情怀的科学大师和他们带来的最前沿的新兴学科，科大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年轻的科大以服务国家急需为己任，在建校之初很快就成为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历尽坎坷重获新生

由于历史的原因，1970年科大南迁到合肥，历程颇为坎坷。

当时的科大仪器设备损失超过三分之二，教师流失过半；到1972年，全校仅有教授9人、副教授13人，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艰辛，但科大人从未放弃科教报国的使命，顽强地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虽然这一时期科大老一辈的师资遭受严重损失，但同时受过大师们熏陶和教育的杰出青年人才却得以崭露头角，他们如同前辈一样心系国家的科教事业，在坚守中为后来科大的重新崛起奠定了良好的人才队伍基础。

改革开放后，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大也终于迎来了新生，开始了第三次创业。

科大在全国大学中率先面向国际开放办学，选拔优秀青年教师赴欧美进修访问、选拔优秀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首创少年班，创办首个研究生院……通过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创举，科大迅速形成了以青年人才为主的创新能力强的人才队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称赞的，“科技大学办得较好，年轻人才较多，应予扶持。”

优秀的人才队伍加上基础学科的传统优势，面向国家日益增长的对科技发展的需求，科大迅速重新崛起。

1984年，科大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在老校长严济慈等科学家的指导下，科大开始承担我国首个国家级实验室——同步辐射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工作，标志着科大成为那个时期我国在前沿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最负盛名的大学。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随后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科大没有迷失方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前沿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前进，不仅一直延续着科大的优势和特色，也为此后形成量子信息、高温超导等新兴优势学科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但总体上仍然较多地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一火车服装换来一皮包芯片”，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核心科技还不多。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想要换芯片都不容易。

正是由于要素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困难，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持续时间长、竞争力强的新优势。

在新形势下，科大又开始了第4次创业，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全力着手量子信息、清洁能源，以及新工科、新医学等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紧密相关的新兴科学的布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如既往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科创板设立以来，仅科大校友创办的高科技公司就占科创板总市值的10%。

简要地回顾一下科大的光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科大作为一所规模并不大的大学，又地处合肥这样相对较小的城市，却一直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镇，正是因为科大历来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己任，形成了在前沿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和特色。

这一过程得益于一批科学大师所奠定的扎实的基础学科优势和新兴的交叉学科前沿，以及创新能力强的青年人才的茁壮成长，特别是杰出的科大校友，在老一辈科大科学家精神的感召下，将科教报国的使命薪火相传下去。

初识量子

我自己正是在严济慈老校长的鼓励和感召之下，来到科大的。

严老是我在浙江东阳中学的校友。1986年严老回到东阳中学访问，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学生得到了严老的亲切接见。

1987年，我从东阳中学考入科大近代物理系。在科大，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量子力学，了解到微观世界有很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完全不同的奇特现象。量子世界让当时的我困惑不已，但也激发了我想要一探究竟的决心。

1996年，我来到奥地利茵斯布鲁克大学，师从Anton Zeilinger教授攻读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Zeilinger教授时，他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在中国建一个世界领先的量子实验室。”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为这个美好的梦想而努力。

虽然我是理论物理专业出身，但在科大训练出的扎实理论功底帮助我迅速理解和掌握了实验技术。

经过一年多的日夜艰苦努力，我和同事们在国际上首次实验实现了量子隐形传态。这个工作被国际上公认为量子信息实验研究的开山之作。从那时起，一扇崭新的大门向我敞开。

量子信息这门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可以在提高运算速度、确保信息安全、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极限，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和科学意义。

在上世纪90年代，科大也经历过一段遭遇传统领域瓶颈、寻求新兴领域发展的摸索期。幸运的是，科大的杰出校友们一直心怀母校，身体力行地为科大的发展做出贡献。

1994年夏天，朱清时老校长全职来到科大创建中科院选键化学重点实验室。朱校长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科大的师生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激动。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科大东区教工宿舍边的路上，和大家一起帮朱校长家搬行李的兴奋情形。

尽管当时还是一个学生，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科大虽然暂时遇到一些困难，但有这么多对科大怀有深厚感情的杰出校友，科大的未来一定充满希望！

后来，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在国际上得到较高的评价，朱校长专门给我发来传真表示祝贺，并希望我学成回国后为科大做点事。

当时我博士尚未毕业，能够得到前辈师长的关注并寄予厚望，确实深受感动，也更加坚定了“要为科大做点事”的决心。

因此，为了国内能够迅速跟上量子信息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步伐，从1997年开始，我每年都利用假期回到科大进行学术交流，通过各种渠道和国内的前辈们一起为我国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提出建议，并带动一批研究人员进入这一领域。

1998年6月，在科大近代物理系的支持下，张永德老师和郭光灿老师牵头发起了我国第一次关于量子信息的香山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的量子信息研究拉开序幕，而科大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最早开始量子信息研究的高校。

正是一直以来以国家需求为己任，科大敏锐地洞察到量子信息潜在的应用价值对国家长远竞争力的重要意义，果断做出了率先进入这一领域的决策。

量子启航

2001年，我回国开始在科大组建实验室，同时获得了中科院基础局和人教局的支持。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向基础局申请知识创新工程项目经费200万元，只考虑了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和开展实验的经费，连人员经费、差旅费等都没有计算在内。

结果当时主管基础局的白春礼院长拍板批准了400万元，加上人教局支持的200万元，在当时算是一笔大投资，我们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起步。

量子信息研究发展很快，但当时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人才储备方面，国内的基础都还比较薄弱。为了能够更快地前进，我们必须与国际上的先进团队保持密切的联系，虚心向他们学习。

科大以非常开放的态度，鼓励和支持我们保持和发展与国外优秀小组的合作关系。

我找到了我的同学杨涛，一起组织科研队伍、开展实验室建设。他在国内组织工作，我则继续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多光子纠缠合作研究。

我在国外一了解到新的进展，就赶紧和他电话讨论，就这样一点一滴地把最新的知识搬回了国内。

通过几年的积累，到了2003年我们终于有所收获，那一年我们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7篇论文。

2004年，在时任科大副校长侯建国院长的主持下，我们实验室进入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成为其中的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科研环境得到大幅改善，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才在这里得到锻炼和培养、脱颖而出。

那一年，我们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及终端开放的量子隐形传态，成果发表在《自然》上，这是国内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第一篇。

这表明我们国内研究组在多光子纠缠操纵方面的工作已经成功跃居国际领先水平。

正如芝诺所说，“当你懂的越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不懂的也越多。”尽管我们在光量子信息处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要实现可升级的量子信息处理，仅仅靠光子是远远不够的。

光子在传输过程中容易损耗，这就需要把光子携带的量子信息存储下来，最好的存储介质之一是冷原子；而从冷原子进一步发展到超冷原子，又可以通过精确操纵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克服光子之间几乎没有相互作用的缺点，人工构造哈密顿量从而实现可扩展的量子计算和模拟。

然而，当时国内在冷原子量子调控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2003年，我来到海德堡大学物理所，以玛丽·居里讲席教授的身份在欧洲通过各种渠道申请经费支持，从国内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为国内培养冷原子量子存储和超冷原子量子调控方面的研究力量。

除了冷原子外，要实现真正有应用价值的量子信息处理，还需要量子点光源、单光子探测、电子学等多方面技术的综合集成。这就好比要做好量子信息这盘“菜”，需要储备各种“原料”。

因此，我建议实验室的优秀毕业生，到德国、英国、美国、瑞士、奥地利等国的优秀团队去学习各种先进技术。

2007年夏天，时任科大常务副校长的侯建国院长来到海德堡大学看望留德的科大学生，并通报科大50周年校庆的情况。在聚会期间，侯校长鼓励大家在适当的时候回国效力。

2008年，在完成了充分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后，我辞去海德堡大学的职位，同时将在海德堡大学的实验装置陆续搬迁回科大。

2009年60周年国庆之际，我有幸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复兴之路》，心情十分激动，忍不住在现场就给在国外的学生们发了条短信：“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甚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归国为民族复兴、科技强国尽力！”

此后几年内，他们都陆续回到科大，令我非常欣慰和感动，因为我与他们之间只有君子协定，并没有强制他们回国的“合同”；而他们之所以都选择了回国效力，我觉得内因是科大人科教报国的传统和对科大的深厚感情，外因则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和凝聚力。

到了2010年前后，随着这些优秀人才的归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支在量子信息所需主要关键技术方面都具有较强实力并且优势互补的团队。

队伍组织好之后，在中科院、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以及安徽省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数年前还只是在我脑海中的计划，开始一步步走向现实。

量子通信初具国际领先优势

量子通信提供了原理上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可以大幅提升现有信息系统的安全性。量子通信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全球范围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

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通信网络、通过中继器实现邻近两个城市之间的连接、通过卫星平台的中转实现遥远区域之间的连接，是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发展路线。

沿着这一路线，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将城域光纤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到了初步满足实用化要求的水平，自主研制的量子通信装备已经为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国家重要活动提供了信息安全保障。

为了构建远距离量子通信技术体系，我们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支持下，于2016年底建成了国际上首条远距离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在金融、政务、电力等领域开展量子保密通信的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为核心器件的自主研发、相关应用标准的制定和未来规模化的应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远距离光纤量子通信的最终解决方案是量子中继，其核心技术是高性能的量子存储。

通过与海德堡大学合作研究的技术积累，我们实现的冷原子量子储存已经在原理上可以满足基于量子中继的500公里光纤量子通信的需求。

而通过卫星平台的中转来实现遥远地点之间的量子通信，是构建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更加有效的方式。

在中科院的前瞻性支持和统筹组织下，通过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和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多年的协同攻关，我们突破了一系列星地自由空间量子通信的关键技术。

2011年，中科院迅速决策，“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先导专项正式立项。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相关团队也在向欧空局提出开展卫星量子通信研究的项目申请。

由于我国前期实验基础扎实、技术积累雄厚、决策行动迅速，使得我国自由空间量子通信的研究大幅领先欧美相关国家。

所以，后来国外的同事向我们请求，希望加入到我国的项目中开展国际合作。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科技创新日益增长的重视，我们在国内一定能够拥有比国外更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

2016年8月16日，“墨子号”量子卫星成功发射。“墨子号”量子卫星在轨运行半年后，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学目标，充分验证了通过卫星平台实现远距离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结合“墨子号”量子卫星和“京沪干线”，构建了国际上首个天地一体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雏形，为将来的规模化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与技术基础。

量子通信具有明显的应用导向，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需要经历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工程化集成与验证等阶段，然后才能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

“京沪干线”和“墨子号”量子卫星等，都是基于我国前期十余年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而进行的工程化集成与验证项目，稳步推进了量子通信的现实应用。

也正是由于我国率先开展了规模适度的量子通信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推动了我国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了国际领先地位。

量子计算牢据国际第一方阵

量子计算具有强大的并行计算和模拟能力，为人工智能、密码分析、气象预报、资源勘探、药物设计等所需的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并可揭示量子相变、高温超导、量子霍尔效应等复杂物理机制。

量子计算的计算能力随着可操纵的量子比特数呈指数增长，因此量子计算研究的核心任务是量子比特的规模化相干操纵。

根据相干操纵量子比特的规模，国际学术界公认量子计算有几个阶段性的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即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例如玻色取样、组合优化等）的计算能力超越传统超级计算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约50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得益于在多光子纠缠操纵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2017年我们实现了5个输入光子的玻色取样，首次超越了早期的经典计算机ENIAC和TRADIC。

在进一步自主研制高亮度高品质的量子光源、开发高频高精度锁相技术的基础上，2020年底我们实现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根据现有最优的经典算法，“九章”处理更为复杂的“高斯玻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富岳”快一百万亿倍，等效速度比谷歌的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快一百亿倍。这一成果使得我国成功达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

同时，在超导量子计算方面我们也已经有了较好的进展，有望在近期实现超导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第二个里程碑是实现真正“有用”的专用量子模拟机，能够解决一些经典计算机难以求解的有重大应用价值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强关联体系中比比皆是（例如高温超导的机制），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将是物理学的重大突破，正如杨振宁先生所说的，“现在是实验带着理论走”。

达到这一里程碑需要相干操纵数百到上千个量子比特。由于相互作用可精确操纵的优势，超冷原子是最有可能率先实现专用量子模拟机的物理体系之一。

经过充分的积累，近年来我们在超冷原子量子模拟方向上开始不断产生优秀的成果，包括首次实现二维自旋-轨道耦合的人工制备、首次实现71个格点的量子模拟器并准确模拟了一维格点体系的Schwinger模型、首次观测到超低温度下基态分子与原子之间的散射共振等。

这些工作为实现规模化的超冷原子量子计算与模拟奠定了基础。

而量子计算的终极梦想则是第三个里程碑：实现可编程的通用量子计算机，即相干操纵至少数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将量子比特的操纵精度提高到超越容错阈值（>99.9%），能在经典密码破解、大数据搜索、人工智能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由于技术上的巨大挑战，何时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尚不明确，学术界一般认为还需要15至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0年磨一剑，我们非常有幸推动了我国的量子计算研究牢固确立了国际第一方阵的地位，在未来我们还将朝向更远的里程碑继续努力，争取形成更大的优势。

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简要回顾科大南迁50年来的创业历程和团队20年来的发展经历，让我们不忘昨日的来处，认清明天的去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考察科大时指出，“中国科技大学作为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的大学，这些年抓科技创新动作快、力度大、成效明显，值得肯定”，“中国科技大学要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力争一流，在人才培养和创新领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是对科大过去成绩的高度肯定，也指明了科大未来发展所遵循的方向。

首先，科大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形成了在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和特色。

从建校初期的“两弹一星”到近年来的量子信息、高温超导、受控核聚变等优势领域，时代在变化，但科大人的“初心”却从未改变。因此，科大未来的发展仍然应该坚持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培养在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学科。

在当今世界的科技发展趋势下，符合国家需求和科大特色的战略方向，除了已有的优势学科外，还包括结合新工科建设，在信息科学领域重点布局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方向；结合新医学建设，在生命科学领域重点布局分子生物学、免疫医疗、基因编辑等方向。

同时，科大之所以能够在若干前沿研究和高新技术领域形成优势，正是基于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历来的扎实基础，基础“宽厚实”，专业才能“专精尖”。

因此，在保持和加强基础学科传统优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在若干战略方向上重点布局，应当是比较适合科大长远发展的思路。

厘清了重点战略方向，具体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依赖于人才，正如同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事实上，科大的另一条成功经验正是大师们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和他们培养的优秀青年人才的茁壮成长。

科大建校初期的迅速发展，有赖于一批科学大师和他们带来的新兴学科；南迁合肥之后的重获新生，得益于优秀青年人才没有“天花板”的充分成长空间。

科大地处合肥，对人才的吸引相比大城市可能存在一些劣势，但这仅仅是“大楼”的层面；面向重点方向，让学术造诣高的大师有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让优秀青年人才感受到有望成为大师的良好发展环境和充分成长空间，是科大人才队伍建设的根本方向。

对于人才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文精神。对于科大这样一所以前沿研究和高新技术为主的大学，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呢？

其实，“红专并进”既是我们的校训，也是科大人最应具备的人文精神。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反思，在新时期，我们将校训里的“红”理解为为祖国富强和民族振兴而无私奉献的精神，“专”则是指具有浓厚的科学兴趣、执着的探索精神以及较强的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等。

老一辈的科大科学家已经以自身的行动，向后辈树立了“又红又专”的榜样；而当代的科大人身处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新时期，更需要从容、理想主义的文化氛围，不要过于在意眼前的利害，能够静下心来钻研。

除了家国情怀和探索精神外，特别让我感触的是老一辈科学家对年轻人的关怀。

我还在科大上学期间，就曾经看过严济慈老校长在法国留学期间的家书。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严老在信中多次提及熊庆来等老师给他寄来大洋若干的事。正是这些老师的资助，才使得严老得以完成留学学业。

我们20年来成长的每一步，也一直得到了众多前辈师长的关怀和支持。

所以，提携后进是将科教报国的使命薪火相传下去的责任，也是学术界应该一直恪守和提倡的胸襟和情怀。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应当如何践行科教报国、科技兴国的使命？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在诸多领域还面临着“卡脖子”问题。为了改变这些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迫切需要完善自主科技创新体系。

当今的重大科技突破越来越依靠多学科的交叉和各项关键技术的集成，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卡脖子”风险。

这就好比随着竞争的加剧，跑步运动员除了跑步本身外，连跑步用的鞋都需要关注。因此，自主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需要健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发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布局。创新全链条依赖于长期的积累，

需要在关键核心领域面向长远目标形成系统性布局并整合优势力量，前瞻性地储备技术。

回顾我们20年来的发展历程，正是由于我们在暂时还看不到实用价值的起步阶段，就规划了广域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等方向的长远目标，并朝着既定目标有针对性地逐步汇聚人才、积累技术；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国家科技主管部门的前瞻性支持，特别是中科院组织起院内相关优势力量开展协同，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卫星量子通信，推动形成了目前在量子通信领域的领先优势。

面向长远、及早布局、协同攻关，是完善自主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

当然，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我在欧洲的留学和工作经历让我深信，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对于科学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由于众多优秀的年轻人学习了国际上的先进技术，才凝聚了我们现在这样一支可以综合性地开展量子信息攻关的团队。

一直以来，我对德、奥以开放态度吸纳和培养全球科技人才的方式高度欣赏。我回到国内开展研究工作之后，也积极进行国际人才培养并乐于向国际同行分享交流我们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开放交流也不能片面依赖国外、“能买就买”，而应是以“可控开源”的方式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

“可控”即是要在若干环节具有非对称优势，他国就难以在其他环节对我们“卡脖子”；“开源”即是在此基础上互通有无、博采众长。

例如，光量子计算研究所需的芯片材料，目前国际上制备水平最高的是德国乌兹堡大学。由于我们的光量子调控技术国际领先，对方的材料只有在我们的平台上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因此双方积极合作，推动我们完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科大南迁50年，量子启航20年，不平凡的历程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是科大安身立命之本，将个人的科学追求融入到建设科技强国的历史洪流中，是我们有所作为之基。

过去的2020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经历。辞旧迎新，初心不改，我祈愿和所有科大人、科大校友一起，牢记“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的使命，在将来的岁月里继续守护科大，这就是对科大南迁50年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科大未来最好的祝福！

潘建伟 匆于2020年12月31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