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偶尔在暮色朦胧的时刻，我一个人坐在音乐室里，还会听见那看不见的双手弹奏出来的陌生的乐曲。”（ [德]施泰凡·赫尔姆林：《暮色集》，张黎译，商务印书馆二0一五年版）
后来，常常忆及这些文字。譬如夜半醒来，或深为某个曲子浸染后，心间总会浮现这位父亲。对我来说，他久已与爱德华·蒙克画作中那透出深沉力量的男子重叠在一起了。那是在黄昏将逝或已逝时一个立于窗前的男人的侧影，周遭素朴而光景幽暗，窗外独有一艘火光熠熠的船在海上驶过。这幅画曾多年悬置于父亲的写字台上方。
其实这“看不见的双手”来自作者的叔叔，这是个无以负担世故繁杂独为音乐所俘虏的人，他后来自杀了。这个异常害羞的人有着怎样的善良啊，他从不会大声说一句话，即便对他人略带嘲讽的致意，也会纤柔以答。他总低垂着眼睑，羞惭于有杂质的目光与声音，抑或如作者所言，在他身上从无与善、爱不相容的品质。父亲喜爱他，供养他，当他从远方带来新异的音乐时，就不啻为一个节日。两个男人总会待在房间里相对良久。而为了达到一种更深入的交流，他们便弹起舒伯特F 小调幻想曲或其他四手联奏曲……
可是在我，这兄弟俩总是幻化为一个人，只不过同样充溢着音乐才智的哥哥奋力直面了人世之烦难，虽则那绝非一般的烦难。其实，他恐惧看到这个世界的争斗，因之每每心驰山之巅、海之渊、深长的来路与祖辈的家园，直至驻足于一派恒久静谧的世界。他是如此沉溺其间，以致当人们想与之交谈，思绪回返现实的旅程总需要双倍的时间。继而，伴随着不安，他的目光会充满惊惧。仿佛这个世界依然陌生，也或许是犹太人漫长的逃亡间淤积的血液之反射吧。那是一片美神的领地，或许只有斯特拉文斯基的“第二自我”方能驰骋其上。这是一个敏感的心灵方能有的第二自我。而在那猎犬狺狺的时代，那片原野无疑愈加悠远了。
恍若已然化作了生命的韵律与姿势，这投向远方的遐思如此令人神往，以致我總想要用语言塑立他。只是通往旧日的路已然寂寥，希求在德语艺术的史料间追寻他更多的踪迹很难，最终只能在作者的书页间摩挲。我总难忘怀这些闪现他身影的篇章：《父子情》《弗雷迪》《赫伯特叔叔》《艺术观》，总想跟人们说一说这位父亲。这是一个有着怎样美好风仪的人呢？瘦削、儒雅、沉静、安详，不喜形于色，可在深爱的人面前依然会有矜持的喜悦，神态疏远却不失亲切和蔼。粗粝的语言难传达一二，当重读这些篇章时，纵然看到他总坐在钢琴前，却依然如隔夏日的阴影。
他这一生，钢琴陪伴的时间太多了。在那有些阳光洒落的拂晓，每天的序曲，总是从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这部音乐里的《旧约》开始的，他几乎总在与自己的“第二自我”交谈着。他有着温柔敦厚的心，虽然在经济领域也同样出色，可那却像身着粗鄙的衣服表演，他终难忘却艺术。仿佛是个要不时穿上音乐铠甲的人，一旦音乐消失，就会深感不安，像陷入了赤身露体的境地。他一生与钢琴相伴的日子是那样不寻常的密集，这使之超越了一般演奏家的专业水准。实际上，对钢琴文献他跋涉得既广且深，足以担当音乐会上出色的钢琴家。在一个为他鄙视的时代，是音乐赋予了他对人的情感。直到人们纷纷远离他，远离他的家庭室内乐，包括从前他曾相助的很多有才华而困顿的艺术家。是音乐携他横跨了幽暗的原野、带来宁静的尊严。音乐也唤起了深邃的爱。它们如此细微，而他不知道，在孩子心里，这涓滴之爱已激起如何的回响。
人们幼年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当家里来了陌生之客，自己往往是失落的，甚至不能随便言语、上桌吃饭。孩子是那么无足轻重，那时即便是真爱他们的人，大概也不会过多在意其感受。作者童年时，家里就常有客人来，为了表达对父亲的礼貌，人们当然会对他亲切一番。可即便是些很斯文的艺术家，之后也仍然忽视他。但有一回，父亲正与别人交谈时，却突然注视着角落里的他，随之握住他的手换到旁侧房间，将他搂在怀里，轻轻地吻他。那真是一个甜蜜又令人惊讶的瞬间，作者后来回忆，当父亲把他放在地上，他发现，父亲的眼里有泪水。当时他想到了什么呢？也许这里很有一种怜爱与期许存在，他知道，孩子一定感到自己受了冷落。这拨动了他内心最隐秘的琴弦，他知道孩子终将成为男子汉，会经历很多险阻。为了人世所有那些苦辛，现在他要把孩子抱在怀里……
那是父亲在孩子面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他总乐于肯定教育，尽管有时也非内心所愿。当发现小儿子爱飞机，他就说：“如果你愿意，弗雷迪，你一定会成为飞行员的。”因为在“一战”前后就飞行过的他看来，摆脱大地远观家园可不简单。他当然更想让孩子从事高尚的科学或艺术，对孩子的艺术表现他向来是不吝褒扬的。这多么不同于卡夫卡的父亲，同为世俗化的犹太人，他并不担心孩子从事饥饿艺术家的职业：
有那么几天，父亲把我唤到家中最大的房间，那里置放着收藏版画作品的玻璃橱，橱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所有他无法挂在墙上的版画散页。我父亲尤其喜欢搜集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德国绘画大师的作品，显然他也收藏着许多其他的绘画。他指给我看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素描的一个细部，隆格的一张画页，布莱欣的一幅矫饰派风格的习作。他偶尔说上一两句话。我总感到，他相信我乐意理解他、乐意理解他指给我看的那些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周围笼罩着一片宁静、赞赏和幸福的气氛。透过玻璃窗洒下来一抹黯淡、美丽的阳光。今天我知道，他那不多的话语，他的指指点点，对于我来说，比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重要得多，那些理论后来长时间地纠缠得我不可开交。他的沉默教会了我宽容。可我们那时却生活在不宽容的时代。
这种置身艺术之境所获得的美与安宁历历如真。相反，纵然二十世纪艺术理论层出不穷，可作者却未找到普适的法则。在他看来，人们把已然远离了真切感受的理论当作被证实的科学，是太过绝对的。可多少人能像王国维那般虽借助理论却又从生命的体验去评注作品呢？正像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已远离了艺术原初的光晕，诸多理论又何尝未陷入另一种“复制”？从理论到理论，仿佛愈加成为知识本身的追求。因之，这位情感深邃，有着音乐、文学与绘画的多重素养，却未曾失却对作品最初的惊异与欣喜的父亲方如此珍贵。他并不期许孩子改变世界，却但愿他们在完善自我上竭力而为。当德国犹太人江河日下的时刻，作者劝父亲去国外，他却微笑着安慰说，德国是一座舒适的监狱。他问孩子需要什么，继而劝其去剑桥，而作者却说为了德国革命要与工人在一起。父亲沉默了，继而这场父子间的分歧又消融在莫扎特的奏鸣曲里。可是，何以不能如父亲所愿呢？说到这里我们也该来认识这位作者了。
施泰凡·赫尔姆林（Stephan Hermlin），犹太德语诗人，共产党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访华，随后留下的篇章有个美丽的名字：《远方的近邻》。《暮色集》是其晚年心曲，出版于一九七九年。这位还是中学生时就在街头加入了共青团，终其一生对共产主义抱有虔敬的人是那么真纯。他把苏联的弊病也视为从前腐败社会、战争与内战的遗患。然而人们却不应苛责于他，进而怀疑最初部分共产党人的纯洁气质，存在种种弊端的苏联在他所以无法想象，与其说是信仰使然，不如说同样是独立之精神的体现。他引用罗莎·卢森堡的话：社会主义与暴行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他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下，造成了对一些作家的拒绝。譬如很早听闻并一同在西班牙战斗的奥威尔，当他终于读了他的书，看法就完全改变了。就像西蒙·里斯所强调的，不要以为奥威尔是反共的，他对苏式极权主义的批判正是基于社会主义信念。因之，贝尔纳– 亨利·雷威说他是一位斯大林派作家是有失恰当的。时值柏林墙倒塌，这位德里达的学生、法国新哲学的代表访问柏林，在那篇对赫尔姆林的访问里，怕是有着令人惊异的表达，然而谈及为之忠诚一生的社会主义，他却坦承赫尔姆林之所想与专制主义名下的一切毫无关联。
正是有了这块基石，《暮色集》依然不失为一本理想之书。它无非是一个有着艺术禀赋的人与人类憧憬相遇的结晶，其间它们是如此惊人地达至了美妙的统一，人们又如何感受不到这理想之美呢！而它的至为超凡之处便是语文表达。本书开篇即引用卡夫卡颇心仪的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的诗句：“细看暮色中的路，那是家乡的路。”似乎已经预示了这首先是一部深具“氛围”的现代之书，因为瓦尔泽是一位感受锐敏的作家。赫尔姆林早年阅读时就把氛围看得高于情节，这可以说是把握住了叙事作品所必需的精髓。一部好的作品必然具备浓浓的氛围，它是一个世界，会把人纳入其间，时时徜徉其上。即便是《共产党宣言》，作者十三岁初识它时，依然首先是它诗意的风格而非思想让其迷恋，以致对其意义把握并不精准——其间意味深长的是，五十岁后方惊觉，在这本至少读过二十余遍的书里，他一直将“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攸关的话理解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如是认知恰如我国学人何兆武先生早年读此书的感受，看来《宣言》 一书确是深具美学感染力的。《暮色集》又何尝不是？人们也许很难理解它，在一些论家看来，那些无产阶级作家无非是底层的土包子，根本不懂艺术。可赫尔姆林却一点不似穿制服的作家，即便未曾入过大学。因为他来自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有一位不同凡响的父亲。这里革命进入的是一个真正的艺术之国，其间杂糅着的战争与鲜血，是用梦幻与绘画的空灵，乃至远赴音乐的境界掇拾语言加以表现与弥合的。因此，作者所以被誉为海涅以来德国文学里最卓越的散文作家，也绝非因其斗争哲学了。这位宁可一生只写六行可立此存照的诗句而不愿全部诗篇都镌刻在大理石上的人，也许在诗歌领域无法比肩他的同志艾吕雅、聂鲁达—赫尔姆林译过他们的诗—至少在散文上还是做到了。而这部形态卓异的书也不必句句刻上大理石，它们最动人的部分，依旧是残酷的时代之下，关涉亲情的那些感人至深的篇章。
弗雷迪怎样了呢？这个在作者梦境之海上一直漂浮着的年轻人，我不相信凡读到这篇作品的人會不喜爱他， 会感受不到他深情而欣悦的微笑。仿佛对世界有着不疲倦的惊讶，在他手上，一只甲虫或蜗牛，都有自己的祈愿;一片秋叶，都像能听到叶脉的涛声。对身边的事物他向来都有着非凡的关注，更不用说挚爱的飞机，他总会紧紧盯视着它，目光严肃而经久。女人们似乎都为他所吸引，后来在英国加入盟军，战友们都叫他童星（Starlet）。该如何想象富于温情的他，轰炸祖国时的心境呢？他勇敢地牺牲了，而在幼年，当哥哥要切开他们共同养的金鱼，看看它们的内脏结构时，他却说：“你不能这样做，它们都是生灵。”他留下的笔记流溢着对故园的眷念。这个放弃了提琴的学习，没有在艺术的山脊上挺进的孩子，心灵却展现出别样瑰丽的光华。在留给哥哥最后的信上他说，希望自己投身的这场战争是人的最后一次战争，他描写了自己同各民族死者躺在一个无涯的房间……
这不是参加过“一战”的父亲所希求的吗？可孩子们仍然无谓地被卷入其间了。人们将恒久地生活在两次战争之间吗？作者未曾忘怀父亲唯一打他的一次，那是在幼年的餐桌上，当他说德国有权收回阿尔萨斯-洛林这块在法德间多次易手、“一战”后尤让德国蒙羞的土地时。只是稍晚他方才惊觉，父亲对“战争”这一话题的禁忌，这会让他陷入哀伤与无言。他把“一战”获得的勋章随意给孩子们玩，却禁止类似士兵的游戏。然而，作为一代已然世俗化且渴求被同化的犹太人，这个祖国却憎恨他们。
父亲知道那是一个离别的时代，每一天，人们站在高高的帆樯上向远方的亲人挥别。其实不说，每一天不也在离别吗？可那些寒冬放大了这种离别。他流连于多年收藏的绘画间，最终大部分还是卖了，只余下罗维斯·科林特为他和妻子画的肖像画等极少的几幅。心爱的马也不再骑了，当人们在动物园里拿马匹取乐时，他不忍了。他默默地整理着人世的行装，末了只余下孤身沉浸其间的音乐。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挨过那些了无音乐的时日的。作者的一位友人，也是唯一的知情人，看见从未干过体力活的他在严冬还衣着单薄地砸着石头、扛着重物。在奥兰宁堡集中营，有几人可以在骇人的党卫军面前保持无怨、超然而有礼的态度呢？宛若那些极寒之夜的雪花在钢铁上留下瞬息的淡淡的印痕，他铭记着那些乐章。或许在他初次目睹人类相残时就已想好，这次一定遵从《圣经》的教诲……而这样的时刻，是德国的哲学、音乐与诗篇喑哑的时刻。
十七岁读到本书部分篇章时，就深感它们异常之好，而今展读，依然深爱。这真是令人惊讶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太多的阅读经验。后来，每遭遇阅读或是艺术上的疑难，耳畔往往还会响起这位父亲如是喃喃自语：“对于艺术，喜欢或者不喜欢，意味着什么呢？我相信他是一位艺术大师。人们常常不会判断艺术作品。这要耐心等待才行。” 那时康定斯基来他家做客，想要卖给他一幅画，可是因为不理解，他还不喜欢康定斯基……的确，对一个人，一本书，或是初见的事物，喜欢或不喜欢意味着什么呢？特别在幼年时代，是我们本身与之有着应和之物，抑或有对更高自我的向往？如果那一刻楔入内心的不仅仅是令人心碎而是一个理想的男人之形象，如果人们曾经的含辛茹苦臻至了一种美，那可否说我们内心确有珍贵的矿藏在应和来日美的一天？无论如何，在现代经典作家里，这般悲怆，却流溢着宁静、诗意的文字是罕有其匹的。我们如此怅惘地看着一位理想而慈爱的父亲渐行渐远：
他总是一个人骑马。看不见的阳光照射着的薄雾弥漫在秋天的树林里，树上的叶片，像滑行一样，轻轻地飘落在地上。我欣喜地望着他漫不经心地、轻松愉快地坐在马背上。我喊了一声：“爸爸！”可是，他未答应，仍然骑在马上，踏着毫不减慢的碎步继续跑着，带着他那和善的微笑斜视了我们一眼，在略微靠近我们的时候，他只是把鞭子举到他的帽檐上。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目送他走过去，在我们身后，零零星星的马车走在沥青路上，车上的饰物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们看着骑手和马消失在金色的雾霭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