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故事诗学是故事学研究的新方向。新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七十年，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总体而言，多学科参与形成了方法论的多样性，促使故事研究跨学科发展，从中国文学领域拓展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广阔天地。从“求好运”故事(AT461)的研究历程和《中国民间故事》的编选案例出发，立足学科新时代背景，反思学科研究方法论，走向故事诗学将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取向：一是民间故事研究需回归文艺美学方法，二是民间故事的文选原则应突出经典文本及其诗学价值，以期对民间故事研究有新的启示。另外，中国民间故事多在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发育成熟，进行诗学探索，有助于发掘其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走向故事诗学，将为民间故事回归文学、回归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精神文化家园开创新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学；故事诗学；文艺美学方法；诗学价值；回归文学
在中国民间文学的学科史上，无论是1920年代《歌谣》周刊创刊之际或是195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时，都申明这项事业有“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目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也延续了这种“双重的目的”，在其影响下，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界学习和重视民间文艺蔚成风气，并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里，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民间文学事业的思想基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新中国负责民间文艺工作的主体机构，工作方针是“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加强研究，大力推广”，看起来它是把“文艺的”与“学术的”这两个目的都包括在内，实际上还是着重于文艺方面，在学术研究上很难有大的作为。笔者在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积极参与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探索与建设工作，对学科发展中的故事诗学问题有较深入的感受，希望以自己的学术观察点为基础，尝试讨论故事诗学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民间文学的价值重申
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认识中国民间文学的民族特质，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真正走向成熟的首要标志。例如，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而孕育生成的民间文学不论在生活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格外丰富多彩；又如，民间文学的普遍形态本是口头传承，而中国丰厚的上层文化、繁复的中层通俗文化和扎根泥土的下层民间文化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合，显得十分复杂纷繁；再如，民间文学主要是农业文明的产物，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社会，民间文学正保持着它最鲜活的姿态，散发出最旺盛的生命力，因而这期间采录得来，以《民间文学集成》为代表的这些作品特别光彩照人，尤其是民间文学中所饱含的下层民众要求挣脱黑暗、渴求光明的心声，正应和了一批民族精英立志改天换地的宏图大略，于是才有了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这些破天荒之举。关注民俗和民间文学，虽然是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东渐而兴起的，其根底却深深扎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之上。这同西方列强伴随殖民主义扩张而兴起民俗学之类学科实有天壤之别。这也就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很早就受到共产党人的青睐，以至于成为左翼文化一个侧面的历史机缘。笔者无意就此问题泛泛而论，只想谈谈近期阅读刘锡诚先生《双重的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的一点感想，具体即著作所引毛泽东1940年就如何估价旧中国乡村文化写给周扬的一封信而生出的感想。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被推举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周扬，既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中国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堪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主帅，刘锡诚撰写的长文《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对他组织领导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作了翔实而全面的回顾与评说。最引人注意的是此文引录了毛泽东1939年11月7日读到周扬刊登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上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后所写的一封信，信中既肯定周扬此文“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又对一些“不大妥当的”地方作了修改，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周文“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他特别强调指出：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毛泽东的这封信，直到2002年才被收入《毛泽东文艺论集》正式发表。刘锡诚说，“毛泽东给周扬的这封信，对于理解周扬这篇文章的一些观点以及如何理解农民，都极为重要”；而作为标志，周扬的这篇文章“完全改变了他本人以及‘左联’朋友们曾经的贬低和忽视民间文学的偏见，同时也为两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民间文艺的重视和提倡做了铺垫”。可见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兴起，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重视和提倡民间文艺学之风渐入文学主潮，新中国建立后又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侧面持续发展，是同共产党人重视乡村、重视农民的历史创造作用分不开的。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从西学东渐和少数学人对新学的探求来解释。笔者曾以《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历程》为题撰文，在1999年12月出版的加拿大华文学刊《文化中国》刊出，文章开头写道：行将结束的二十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历史足迹，直接书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倍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九十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陆续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为“不识字的作家”，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向民间文艺学习以补益新文艺之创作；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作品专集纷纷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笔者个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投身于民间文艺学园地耕耘不息，也是从新中国诞生后在洪湖师范学校就读，被安排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搜求洪湖革命歌谣，由珍爱这一草根艺术的社会氛围所吸引而以之为业的。新中国诞生后，国家即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半官方的群众文艺社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作为推进全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核心部门持续至今，尔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艺调查，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一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等，被誉为采录研究民间文艺的几个黄金季节接踵而至，所获成果蔚为壮观。不论是少数民族的多部史诗，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民族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还是现今列入国家规划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都是在国际上超群出众，值得引以为豪的文化珍品。而这些都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工程强劲实施所取得的。由于民间文艺“出身低微”，长时期受到上层封建文化的压制和社会的轻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汹涌，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和创办《歌谣》周刊，才使得民间文艺学进入新兴人文学科的殿堂，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获得长足发展。但民间文艺学受到漠视的境遇并未完全改变，至今在高校的学科目录中，它还没有获得独立位置，而是在“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中，以“民俗学(含民间文学)”这样的方式来处置，严重地影响了这门学科及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解决。现已有人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中列入“民间文艺学”分支，或恢复上世纪80年代学科设置中将“民间文学”同“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并列的体制，笔者以为都是可取的。由于民间口头文学及其采录研究活动在世界各国具有普同性，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从五四时期发端之日起，就深受日本、苏联和欧美学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以同国际接轨为前进趋向，其间有利有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经济文化大潮汹涌澎湃向前的今天，深入体察中国各民族创造传承的民间文学的特质和百年来中国几代学人奋力耕耘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求好运”故事类型研究三十年追踪
笔者长期追踪研究“求好运”故事属AT461类型。笔者从1979年刊于《民间文学》杂志的《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开始，直至2012年在《光明日报》发文讨论，先后公开发表了七八篇学术文章，已有30余年历史。2016年，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将笔者30余载研究“求好运”故事汇集的中外学术论文和故事异文集《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列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出版，篇幅达60多万字，为学界所关注。此书已有多篇书评刊出，特别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龚新叶远程专访，写成《追故事的人》，尤为引人注目。经多年的研究，笔者认为，“求好运”故事“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集中表现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由屈从命运到逐步主宰自己命运的心路历程。在世界民间故事海洋中，它的各种样式的单篇异文，并不特别耀人眼目；可是当把它作为一个覆盖地球上多数居民的故事圈来考察，就显露出史诗般的宏伟特征”了。搜求中国故事异文200多篇(全文索引约80篇)，把它们联结成为一个口头叙事作品整体来看，再联系中国大地为“求好运”而涌动的民工潮来深入体察它的文化意蕴，其史诗魅力与诗学价值得到显著昭彰。关于“求好运”故事研究的大致情形，学界多从故事起源、流变、类型及文化内涵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笔者在此拟着重就这类以神奇幻想为突出标志，惯常被称为“民间童话”的叙事体裁的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以求对提高中国故事学的诗学水平有所裨益。这一论题可从李丽丹的评论文章《刘守华与“故事诗学”评说——以AT461型故事研究为中心》说起。她认为，“AT461型故事之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也代表了中国故事学的文本研究历经‘个案·对话·整体·诗学’的多重建构，逐渐形成故事诗学的研究范式”。在这篇文章中，李丽丹多次引述刘锡诚先生的相关评说，特别强调以笔者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具有的‘故事诗学’的特征”，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精神的体现，对民间文学进行诗学研究，应该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肯定笔者的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到多元综合，不仅打破了对民间故事学的文艺学研究，也打破了西方来源和背景的类型学研究，在多重文化纵横交错的历史背景上审视中国民间故事的构成演进，揭示各族民间故事丰厚的文化内涵与多姿多彩的艺术特色，从而以自己独有而深入的学术成就推进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这里，拟从故事诗学的角度，对“求好运”故事的认识，再作几点必要的补充：其一，列入AT461型的这个“求好运”故事的研究，是笔者在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丁乃通教授是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中著名的中国故事研究家，曾以独立编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而蜚声国际学苑。他曾于1985年应邀前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期间，他热心鼓励并手把手地指导笔者用芬兰学派方法研究这个世界著名的巨大故事圈，引导笔者步入这个有着“千年故事，百年追踪”宏大背景的故事学研究园地，使我眼界大开。可惜由于学力及条件的限制未能完全达到他的要求，但在借鉴历史地理学派方法的同时也融入中国以历史唯物论为主导的文艺学、美学方法即本文所讲的故事诗学方法，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新开拓还是有所裨益的。其二，《光明日报》“国学版”2012年刊发的《“求好运”故事解析》作为本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亮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搜求到200多篇故事异文，梳理它在中国故事海中的完整存活状态；二是勾勒出它在中国以“做好事不问前程”和“问三不问四”为标志的精美而独特的叙事形态；三是联系中华大地涌动的民工潮，把握到本故事的巨大生命力；四是联系古代墨子“兼爱”学说，探求到本故事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被联合国大会所吸纳，可以说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个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涵。故事的主人公本来就被人们称为“命运之子”，故事的核心母题就是去远方寻求好运道，故日本学者称之为“运命谭”。每一篇异文都包含着困扰大众、妨碍人们生存的几个难题，现已采录成文的全球400多篇故事所提到的几百个难题，大体不出自然灾害的破坏、疾病的侵害以及贵族阶级的欺压等，实际上它们都延续至今，世界人民为求解这些难题而奋斗的功业也生生不息。童话故事中的美满结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虚构，可是贯穿其中的思想红线——在互相救助中求好运却震古烁今，撼动人心。再联系到《墨子》讲的“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求好运”故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典和民间智慧熔铸而成的民间叙事经典之作。作为一个巨大故事圈来看，“求好运”故事无疑具有史诗般的艺术魅力；进一步审视，其深含的民间智慧和情感，竟然还有着可供世纪伟人们治国理政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借鉴价值，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振奋！《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出版后于2018年12月获湖北省文联颁发的湖北文艺评论二等奖。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陈岗龙教授在书评中指出：“刘守华教授的《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正好用追踪三十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及丰富多彩的故事文本向读者们展示了把世界连接起来的人类命运的神奇故事。”这一事例正是故事诗学愈益受到中外学人关注的生动佐证。笔者曾在“学术期刊与民俗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故事诗学方面的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在会议综述中写道：“‘故事诗学’的提出，并非单纯就民间文艺学方法的开拓而言。民间故事是一种最为大众化且富于魅力的口头语言艺术，进行诗学解读，有助于向大众展示其优美动人的特质……有助于发掘其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
三、《中国民间故事》经典文选的当代魅力
笔者数十年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的研究，先后发表过400多篇文章，出版过十几本论著，其间也陆续选编过十几本故事集走向书市，并于2004年同日本、韩国的学者合作，编选了《中国、日本、韩国民间故事集》在东京出版，其中精选中国民间故事7篇。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写作序言，“希望这套书在亚洲儿童的心上架起巨大的桥梁”。笔者又合作精选了《中国民间故事》，被纳入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指定阅读书系。这套书系按年级排定，其中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小学三年级)，袁珂编写的《中国古代神话》(小学四年级)，以及《一千零一夜》、《列那狐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小学五年级)。作为通俗文学读物推出的民间故事小册子遍及书市，而受到社会关注的民间故事选本并不多见，因此寻求中国《格林童话》的呼声甚高。这部以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长期致力于民间故事研究所积累的丰厚成果为基石而精选的《中国民间故事》，以鲜明的中华民族的口头叙事艺术特色引人注目。《中国民间故事》按广义民间故事的范围来选材，含神话、传说、幻想故事(民间童话)、生活故事等体裁，出自多个民族的代表性文本；从盘古开天地、禹王治水到神鱼送屈原、鲁班修赵州桥，从藏族的阿初王子寻找青稞种子到白族杜朝选下洱海斩杀妖蟒及维吾尔族阿凡提智斗国王，虽只有30篇故事却触及大千世界，贯通古今。故事在妙趣横生的叙说中激浊扬清，启人心智；许多篇目以神仙宝物、精灵魔怪构成超人世界来吸引听众，这些角色、母题往往同民间的古老习俗、信仰有关，却已经历史地演进为曲折表达民族美好意愿的诗学手段。这个选本中的许多故事，只能说是从中华民族故事海中撷取的几朵浪花，但其绚丽多彩已给我们留下鲜明印象。下面我们以几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鉴赏其艺术品格。先以来自河北的《赵州桥》为例。这是一篇叙说赵州桥这一著名景观的民间故事。赵州桥本为隋代工匠李春主持兴建，作品中不但传为鲁班所建造，而且驰骋童话体裁的奇妙构想，说它是鲁班、鲁姜兄妹打赌，用一夜时间造成。打赌比试手艺高下，洋溢着乡村儿童情趣，而发端却是出于他们在洨河渡口急人所难对乡亲的关怀，故事叙说中以鲁班驱赶羊群搬运石料的壮观情景来突显其神奇技艺，又引出八仙中的张果老、铁拐李车载日月及四大名山来试行并引发险情，使情节跌宕起伏；在叙说这些古人古事之时，讲述者灵活穿插当地一些保留至今的遗俗，如说小姑娘常从石桥雕花中取花样绣花，使之生动活泼亲切可信。最后用当地流行的“小放牛”中的几句唱词来结尾，显得韵味绵长。鲁班传说本属中国盛传的名篇佳作，这篇出自工匠之口又经著名作家汪曾祺写定的《赵州桥》，将依附实有景观的传说体裁和童话的奇妙幻想相融合，在活泼诙谐情趣中叙说宏大工程建设，融虚实古今为一体，不论其主题、人物和叙事艺术，均深具魅力与价值，完全可列入中国文学经典宝库。再如出自湖北伍家沟故事村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本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传说之一，但是由山村故事家葛朝宝讲述、经文化干部李征康写定的这篇梁祝故事却别具风采。它以封建礼教严酷统治下的旧时乡村为背景，一对少男少女结伴去远方求学，不但日间同桌攻书，夜里还共睡一铺，却纯真无邪。只是师娘见到英台的裹脚布得知真相，在先生面前巧妙掩饰才未生风波，纯真而又亲密的同学、师生情谊沁人心脾。“十八相送”时，英台送山伯返家，情不自禁地用一连串妙语暗示自己的女儿身份，并以给小妹提亲的曲折方式来表露爱情，山伯却木然不觉，既表现出他书呆子的愚痴，又从另一面显出他的憨厚可爱。故事以山伯病逝、英台跳坟的大悲剧结束，却把深沉情感化作震撼人心的余波：英台下轿拜坟时，头一拜，天上起乌云；第二拜，地上刮怪风；第三拜，在“轰隆隆”一阵炸雷过后，山伯坟墓闪开一道裂缝，于是英台冷不防跳进墓中，而马秀才则在无限怨愤中变成了扒在坟头的蚂蚁虫。在梁祝故事的多种异文中，梁祝死后化蝶双飞也是广为传诵的。伍家沟故事却另生一说，到梁祝下一辈子，他俩变成《兰桥会》中的魏奎元和蓝玉莲，因相爱受阻双双投水自尽。再到第三辈子，他俩又化身成为《玉堂春》中的王三公子(王金龙)和妓女玉堂春，历经重重磨难之后终获大团圆。这是民间受佛教轮回再生之说影响的结果。将不同年代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串接起来，附会成“三世姻缘”，从而更深沉有力地表达出讲述人对婚恋中忠贞不渝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怜与赞许。中国民间文学并非单纯的口头语言艺术，在创作和传承中，常常表现出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彼此融会的特色，饱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伍家沟村的许多故事都有这样的特色与魅力。因此我们提倡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宏大背景进行诗学解读。这篇梁祝故事虽以才子佳人的婚恋为主旨，其艺术构思却别出心裁。在封建礼教严酷统治下，大姑娘只身出远门攻读诗书，能否保持贞洁是深受社会关注的大节，因此本故事以“红绫压猪槽”开篇，即祝英台嫂嫂以迷信习俗将红绫埋入地下是否霉变来测试贞洁，由此也显示出英台的坚毅开朗。在叙说梁祝同桌攻读且同睡一铺时，英台以“扣子钉了两百多”，不便脱衣裤和衣而睡来搪塞山伯，点染两人一智一呆的可爱形象；又插入师娘明知英台女儿身份却巧妙掩饰，将师生情谊洋溢于生动叙说之中。此后的“十八相送”，巧女和憨包的对答调笑情趣丰满，接下来的山伯情死和英台哭坟却又情节急转、震撼人心，并以“三世姻缘”的神奇结局留下绵长余韵。讲述者葛朝宝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他口述的这篇梁祝故事，充分显示出他将说唱和戏曲中那些精彩片段融会于故事讲述之中的出色艺术才能。梁祝婚恋故事经岁月的淘洗早已褪去耀眼光彩，伍家沟故事中的这一篇，至今读起来依然透出雅俗共赏的刚健清新之美。在这部《中国民间故事》选本中，我们还选取了一些出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之作，如新疆哈萨克族的一篇生活故事《同路青年》。它讲的是一位老人在归家途中和一个小青年结伴同行，面对旅途的寂寞、口渴和炎热，小青年提出种种建议意图改善旅途艰辛，却被老人斥之为荒唐行径一一予以拒绝。归家后谈及此事，不料女儿却反过来予以肯定赞赏。如荒凉寂寞的路程是否可以缩短，女儿讲：“您为什么不给他讲故事呢？要是一边讲故事，一边走路的话，路虽然长，不是不知不觉地就缩短了吗？”再如青年人见路上有人抬着死尸，他问老人这人是全死了呢，还是只死了一半？女儿讲，这问的其实是打听死人有没有后代，有后代就只死了一半。还有年轻人问老人路旁绿油油的麦苗被人吃光没有？女儿说，他问的其实是这块田是不是穷人租种的麦地。“活的岁数大，不一定知道的多，走的地方多，才知道的多”。由此交往，这对聪明的年轻人后来便结成了一对令人称羡的伴侣。旅途中的随意对话，乍听之下似觉荒唐，实则饱含智慧；一对聪明可爱的小青年，经由智慧的碰撞而萌生爱意最终结成美满夫妻。虽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却智慧洋溢，富有魅力。哈萨克族民间故事常于情节构造上闪耀智慧光彩，由此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本书中我们还选编了云南白族的《蝴蝶泉》。五颜六色的蝴蝶在龙潭水面彼此啣接飞舞，本是云南的一项自然景观，常使人惊叹称奇，本篇却借此道出了一则英雄传奇。它讲述的是古代的一位猎人杜朝选，下洱海去同妖蟒苦斗，斩杀妖蟒为民除害后，却不愿同主动以身相许来报恩的两位美女成亲，于是女子饮恨投身龙潭，猎人接着也投潭相报，于是变成三只彩蝶，在此结伴飘飞，后来又引来众多五颜六色的蝴蝶定期来龙潭飞舞不息，构成一道美丽而又深含悲壮意韵的奇特景观，使人惊叹称绝。云南白族盛行本主信仰，许多地方将历史上那些有着盖世功业的人奉为本主而加以尊崇信仰，猎人杜朝选就是周城这个地方的本主。《蝴蝶泉》本是一则风物传说，人们将这一则叙说自然奇观的故事吸纳进本主信仰传说之中。在故事家的叙说中，英雄为民除害的壮烈和美女报恩投海的深情融为一体，眼前彩蝶纷飞的奇景和古代英雄的壮举交相辉映，使这篇白族故事脍炙人口世代相传。这里还要特地声明，本篇故事是由云南白族山村的瑞青老妈妈口述，经李大钊同志的长女李星华(1911—1979)于1956年赴云南采风时采录整理写定的。李星华将多篇故事辑为《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于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广受好评，值得我们列入中华文学经典予以珍视。在中国浩瀚无涯的故事海中，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几朵浪花。面对这笔宝贵财富，怎样选取那些既有奇巧意趣读来津津有味，而又蕴含良知美德有益于少年儿童身心的文本，成为编辑者反复琢磨的课题。现已成书的这本故事选集实则难以尽如人意，今后还大有文章可做。这里还须特别指出，许多年来，由于人们在学理上对民间文学创作与传承的集体性的误解，从而导致对相关口头传承人的个性特征、个人创造性的漠视，以致许多“不识字的小说家”的姓名在出版物中均被湮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部大书的编纂，坚持民间文学作品采录写定的科学性，将所有文本的讲述者、采录者，乃至采录的时间、地点均翔实列出，受到学界一致好评。我们在编选这套故事书时，按照《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规范，一一注明故事口述者及采录者(或搜集整理者)的姓名。这些讲述人，已有相当数量在国家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被列入国家非遗传承人名录，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与尊重。因而这不只是编排体例的变更，也透视出社会对这些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者的礼敬。在反复阅读体味这些优美故事时，笔者不得不为创造传承它们的那些故事家的才能所折服。正如笔者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所惊叹的：人们编织故事的材料都是取自日常生活里极普通平凡的事物，它们就在孩子们的周围，可是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就在眼前呈现出一个闪耀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简直是点石成金！不久前，《光明日报》刊出黄永林教授评议笔者几十年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学术历程的长文，以《刘守华：把中国民间故事“点石成金”》为题，文章标题正是取意于此。然而，这真正的点石成金者并非我们这些学人，而是置身于乡野泥土间的故事家，即鲁迅所称道的“不识字的小说家”。笔者撰写过一系列关于民间故事的评论文章，或作思想文化价值评估，或作母题、类型解析，或作传承、传播脉络的搜寻，均有所涉猎。而对故事艺术世界的探求，却是笔者一直努力以赴的重点。近年有学人称之为“故事诗学”。五四以来新兴的民间文艺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代民间文艺学的蓬勃发展，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乃潮流所向。可是作为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的民间口头语言叙事之作，只从人类学、民俗学等视角上来审视其价值，显然是难见其真谛与精神文化价值的。由此笔者倡言应将民间故事等口头语言叙事之作纳入中国文学大宝库之内，给予诗学解读，赋予它们以文学经典的适当位置，使之光辉永存！
四、故事诗学：中国故事学的新方向
所谓“故事诗学”，俄罗斯著名学者叶·莫·梅列金斯基(1918—2005)所著《神话的诗学》的论述特别精彩，笔者深受启迪。该书对神话向神幻故事的转变作了精辟论述：神话之转化为神幻故事，须经历下列主要阶段：非仪典化和非虔敬化、对神幻“事例”真实性之笃信的减弱、有意识的构想之发展、民族志具体性的消失、神幻人物为常人所取代、神幻时期为那种见诸神幻故事的非既定时期所取代、推本溯源之有所减弱或不复存在、从对集体境遇的关注转向对个体境遇的关注、从对宇宙范畴的关注转向对社会范畴的关注；正因为如此，一系列崭新题材和一些结构限定则应运而生。这里所说的“神幻故事”，就是我们通常提到的作为民间故事主体的民间童话或幻想故事，梅列金斯基考察它由神话体裁向另一种叙事体裁转化所运用的诗学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并不陌生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而有别于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模式。笔者研究民间故事，是从撰写和出版《中国民间童话概说》起步的，1983年刊于《民间文学》的《民间童话的特征和魅力》是它的压缩篇，文中提出：“民间童话之所以世世代代为人们所喜爱，在于它将虚幻和真实、单纯和丰富、哲理和诗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认为这类深受民众喜爱的传统故事，其艺术魅力在于诗意与哲理的巧妙融合。而其叙事艺术的奥秘则在于将大量神话中的神奇幻想转化成了现实社会中广大民众理想意愿的象征性表达。笔者特别注意到美学论著中对艺术象征性的下列论述：“象征性”偏于从一般的概念出发，不以某一特定的事实为根据，常常综合艺术家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认识和理解，采用比喻手法，以象征性的形象来表达问题的实质。象征的形式更含蓄并更富于概括性，但也更具有抽象性。象征的形式更适合于表现富有想象性的内容。在民众口头传承的民间童话或幻想故事，实际上就是由古老的神话艺术转化而来、以饱含哲理与诗情的象征性表达为特征的口头语言艺术作品。由此笔者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来解读民间童话。以《蛇郎》故事为例，蛇郎变形就是一种象征，象征男主人公的命运由卑贱向高贵的转变；正是在这男人命运转折的过程中，两姐妹美丑对应的心灵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善恶各有所报的社会伦理也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而民间故事的这一美妙构想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姐妹易嫁》竟然不约而同地契合一致，更加表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根基。笔者本着这一构想写出《蛇郎故事比较研究》，获得学界认可。笔者做故事学研究，先后出版了十多本论著，尝试过历史地理学派的故事类型研究方法，以及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自然也借鉴了人类学、民俗学方法，可是惯常使用的似乎还是脱胎于文艺学、美学的这种诗学方法。由于学力所限，还够不上什么“范式”，只能说是不拘一格的尝试与探索。刘锡诚先生是笔者敬重的挚友，他在给笔者的自选集序文中说得十分中肯：探索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几乎是守华至今故事研究的最重要的选择。他一直恪守“民间故事是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艺术”这个学术理念，探索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包括文艺学的研究、比较研究、类型研究；不论什么方法和手段，目的在从不同的通道切入或进入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也正是这一理念及其探索，把他的研究与其他流派、其他学人区别了开来。关于“故事诗学”这个话题，笔者的自选集《民间故事的艺术世界》收录的那些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笔者在这方面的探索印迹。这里须加申说的是，故事诗学的提出，并非只是单纯就方法论的开拓而言。首先，民间故事是一种最为大众化而且富于魅力的口头语言艺术，致力于诗学解读，有助于向大众突显其优美动人的特质；其次，正如罗永麟先生所揭示的，中国民间故事传说多是在口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发育成熟的，作诗学探索，有助于发掘其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优良基因。笔者尝试过以比较文学方法和类型研究方法研究故事，受到学界肯定。近几年揣摩中国民间故事艺术魅力之奥秘，尝试用吸纳文艺学、美学成果，以诗学眼光来解读“求好运”这类民间故事经典，似乎对笔者体味这份口头文学珍品的美感与价值有了进一步的收获。笔者倡导“改写”民间故事，又尝试用“故事诗学”眼光来解读民间故事，都是为了让民间故事回归文学，回归更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精神文化家园。故事诗学强调故事类型研究的文艺美学方法，也强调在故事传承的文本精选上的审美原则。2016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致辞中的这一段话特别受到笔者的关注：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这三个“最”字是对民间文艺价值的高度赞赏与深度评析，这一深刻而简明的文化论断，是否具有某种来源呢？笔者按自己的记忆线索，查找到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时，首任会长郭沫若先生的讲话。他开宗明义讲道：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原来关于民间文艺的这三个“最”的卓越见识，是这位文化巨匠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概括而来的科学论断。1950年3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举之际，党和政府就在北京率先组建第一个群众文艺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推举郭沫若为首任理事长，郭沫若在那篇著名的讲话中给中国民间文艺所作的包含三个“最”字的著名评价，及所确定的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推动新文艺发展两个主要目标，构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学诗学传统的雏形。反思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不充分、不成熟，也正是表现在对其中华文学特质的认识与开掘尚不深入，还未能把这一口头语言艺术财富作为“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中国文化宝藏来对待。笔者致力于“故事诗学”的倡言和耕耘，用意即在于此。近日读到刘锡诚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一书，深受启迪。新中国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民间文艺学虽然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而着力于民间文艺学诗学传统的探求仍拥有坚实基础和显著成绩，刘锡诚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诗学传统》，就是以“诗学传统”为中心对自己学术成果的系统展现和进一步倡导。几十年来他对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八仙、灶王、金鸡、陆沉诸多故事传说以及故事家、故事村专题的研讨，就贯通了鲜明的中国诗学传统，并常常给笔者的故事学研究以有益启示。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几个分支学科中，笔者以为神话学、史诗学的成果最为显著，民间故事学也是深受学人青睐而拥有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继万建中所著《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于十年前问世后，其弟子漆凌云又于近年推出一本更为厚实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论：1949—2018》，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个“追故事的人”。此书不但将民间故事的采录与改写、类型研究、比较研究、故事形态学研究、故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等进行多侧面的广泛评述，而且收录了好几位故事研究家的长篇访谈实录，还有关于中国故事研究论文与专著在学界“高被引”的数据展示，以突显其实际影响(如“高被引”民间故事论文列出53篇，其中笔者有9篇；另列出“高被引”在70次以上的民间故事著作中，笔者的《中国民间故事学》两种版本分别达到273、315次)。由此可见漆著用功之精细，不能不使人深表赞许。在这部著作的结语中，作者从“眼光向外：故事学的开放性”、“眼光向内：夯实故事学学科基础”、“眼光向下：关注民间故事的多重生存样态”以及“本土话语、术语体系、研究体系与中国学派”这四个侧面，阐述了故事学学科建设的中国路径，他写道：但当下中国故事学术话语体系化不足，未出现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范式、未能形成一系列理论命题是短板。唯有利用好本土材料提出具有阐释力的中国故事学话语体系，故事的中国学派才得以成立，中国故事学才能在国际民间文艺学界发出“中国声音”。作者的精细观察和深入思考，是对中国故事学建设的有益启示。关于“眼光向外”、“眼光向内”之说，实际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里仅就笔者见闻所及，略述一些动态。以“眼光向内”而论，新中国七十年来持续开展的民间文学采录工作，已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壮举，而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代表的书面写定文本及音像资料的出版整理和数字化，后期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亟待付出巨大努力将这项根基性的文化工程做好。笔者近期读了山西省张余、范金荣所著《山西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他俩花费10多年功夫，将105个山西民间故事资料本中的所有故事做了13500余张情节卡片，归纳出1205个类型，并一一注明其原初出处，这就是一种眼光向内、筑牢根基的故事学建设工程，也是对构建中国民间文艺学具有深远价值的著作。再以“眼光向外”而论，笔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即邀请美国学者丁乃通和邓迪斯、俄罗斯学者李福清、日本学者野村纯一等前来讲学，并由陈建宪翻译《世界民俗学》，从而开启学科发展新天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学以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为特征，这些学科从历史地理学派、文化人类学派、比较故事学、故事形态学、口头诗学程式、表演理论等，经由相关学人引进，用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均有成效。时至今日，放眼全球，时势巨变，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深入人心，给民间文艺学这个小学科的吐故纳新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有鉴于此，作为华中师范大学一流学科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便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于近期协商，制定了一个汉译世界民间文学研究论著的合作协议，其中第一本就是美国杰克·齐普斯这位著名学者的童话论集。齐普斯的童话理论立足于社会历史视角，强调童话与社会文明的互动关系，倡导童话在不断改写与转化中发挥其乌托邦的批判精神，兼顾童话的外部关系和外部研究，具有动态性、系统性和批判性的理论特色，为中国的故事学提供了重要借鉴价值。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为美国西部民俗学会会长张举文教授，译稿已完成，即将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进入出版流程。对齐普斯童话理论的初步介绍，《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已刊发3篇文章。齐普斯本人、张举文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博士生雷娜的论文各一篇，相信会激发中国故事学家的研读兴趣。笔者于上世纪50年代起投身于民间故事学苑耕耘已达六十余年，十余种论著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将辑成《刘守华故事学文集》于近年问世。学界反响较大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列入中华学术外译规划项目，正译成英文、日文，将在国外出版。《光明日报》2019年1月21日“光明学人”专栏发表评论，称道笔者初步建构了中国民间故事学的理论体系，实属过誉。笔者相信，不论是将神话、传说、故事融为一体建立民间叙事学，还是在民间口头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大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宏大背景上来考察民间故事，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野中来审视这些口头语言艺术奇葩，都有待于“故事诗学”的新开拓，因而“故事诗学”具有广大而无比诱人的学科前景。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