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0年的世界
在《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刊十周年和二十周年之际，我两次撰文讨论：人类的新世纪是什么样的？在新的世纪，人类又会拥有怎样的“世纪意识”？我指出：“二十一世纪意识”的形成是基于对二十世纪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它包括告别革命、确立市场经济无可怀疑的正当性、工具理性和普世人权被世界所有民族接受等。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变化正在侵蚀这种意识的基础，即太平盛世的常规化使得人类正在忘记过去的苦难。我还进一步发问：一旦“二十一世纪意识”形成的前提不再存在，那保存了惊心动魄的二十世纪历史的当代观念系统又会变成什么呢？在《二十一世纪》创刊三十周年之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和世界乱象丛生，这一切似乎有了答案：二十一世纪人类在思想上将退回十九世纪。
2020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不仅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还使得世界进入了罕见的“大封锁”状态，全球经济活动也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之中。[1]正如《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无政府状态。法国和英国在隔离检疫规则上争论不休；美国则继续为贸易战磨刀霍霍。尽管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联储贷款给他国央行——但美国并不愿意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抛弃全球化。”[2]正是在疫情期间，英国正式脱欧、“黒命贵”（Black Lives Matter）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发展、美国新一轮总统大选……这都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其实，新冠病毒并没有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传染病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但奇怪的是，其对人类思想的冲击犹如滔天巨浪，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人们不再珍惜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挡，许多人的心态似乎回到了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仿佛从未出现过。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是现代民族国家急剧扩张的时代，将民族国家的利益视作至高无上，这将人类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带来的灾难导致怀疑现代性思潮的流行，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兴起，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二十世纪的人类迎来了全球化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沉重地失去了几千万人口，并饱受极权主义统治之苦，在对此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人们才重新审视了第一轮全球化、现代性、民族国家、民主价值等问题，吸取了极权社会兴起的教训，反省了市场经济的成功和所带来的问题，重新建构和完善了现代价值体系，这就有了第二次全球化。
然而，经历了三十年太平盛世，经济和科技有了惊人的发展之时，历史似乎又在重演。面对第二轮全球化造成的问题，特别是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既有的社会与政治哲学、治理与整合的经验都失效了。作为“自由主义圣地”的美国，也退回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时代，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日益流行，其标志就是特朗普（Donald J.Trump）上台及其“美国优先”政策的提出。而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危机是：事实本身的公共性正在瓦解。借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目前“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国无不如此”。[3]这表明第二次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正在动摇。没有共同价值的全球经济共同体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即便知道民族主义至上会带来不断的冲突甚至战争，后果将是文明的倒退，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思想上还是退回到了十九世纪。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疑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顾二十世纪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见证了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相继发生，从哥白尼革命、牛顿力学再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大家一度乐观地相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还会有新的科学革命，但事实上并没有。[4]换言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即是现代科学的最终基础，但对于为什么这两大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石，哲学家还知之甚少。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家——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波普尔（Karl Popper）到库恩（Thomas Samuel Kuhn），他们对于科学革命的解释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可以说，二十世纪对“什么是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都以失败告终。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失败与第二轮全球化中思想和价值基础遭受挫折是一对孪生兄弟。
可以说，科学与政治社会领域面临的问题都非常艰巨：在政治社会领域，如果我们不了解第二轮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不清楚其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民族主义的互相冲突并最终带来文明的倒退呢？在科学技术领域，如果我们不能在宏观上理解什么是科学、知道科学为什么是真实的，后果只会是科学主义再一次兴起和科学乌托邦思潮的泛滥，科学最终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今天，即便新兴技术在各个领域快速普及和应用，我们却依旧缺乏对科学的宏观理解。我曾以生命科学的进展为例说明过这一点：今天，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学新进展所引发的巨变正在发生、无可阻挡，但是人对生命的宏观理解，都远远跟不上对生物细节知识的了解和操纵。[5]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技术主宰了整个科学，人类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谷歌（Google）的首席未来学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甚至预言说人类在2045年将实现永生。[6]然而这是真实的吗？如果不是，这种大幻觉为什么会流行？
或许有人会说：从历史上看，人总是在没有完全理解一种技术之前就开始操控、应用它，并在其上寄托虚假的信念——从蒸汽机、电力到原子能均是如此；我们不应对一些不实的科学想象大惊小怪。但是，以往科学的发展只是理论落后一步，思想和理性总是力图去把握技术，科学真实性的基础从未动摇过。今日则不同，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生命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时代的思想，科学研究者已经很难在整体上去把握其方向，甚至不能将其与幻想和迷信加以区别。更为致命的是，很多人放弃了思考。二十世纪，宗教正在一步步退出公共生活；本来，思考科学技术的基础并将其与现代社会价值系统整合，是哲学的任务，但今日的哲学家被困在语言分析的牢笼里，无法理解社会问题，也不懂现代科技。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人类的求知欲是无限的，其也将毁灭于自己的求知欲。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求知欲分两种：一是宏观的和哲学的，二是微观的和细节的。我认为，只有人类对科学和现代社会的宏观和哲学的把握能力消失，没有灵魂的科学技术才会对人类构成伤害，甚至导致现代社会的毁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哲学的困境居然是二十世纪哲学革命的结果。为了分析当前思想危机的根源，我还要提及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与科学革命并行不悖的另一件大事，这就是哲学革命。众所周知，人类通过语言（即符号系统）把握世界，人类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使用语言（符号）讨论哲学、真理和历史，但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人可以使用符号？讨论符号有怎样的价值？这就相当于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不可能认识到水给其带来了怎样的限制，而人类之所以知道自己和鱼的生活有什么差别，是因为人可以站在水的外面看鱼。正因如此，可以用如下比喻来表达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如一直生活在水里的鱼可以跃出水面观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学家发现了世界和语言同构，认识到自己是用符号把握世界的，形而上学是语言误用带来的错觉。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与二十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革命。但是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不同，这却成为一场禁锢人思想的革命。以逻辑经验论的兴起为标志，哲学对科学的认识变成亚里士多德式的，也就是以逻辑三段论作为研究世界的方法，用其推出新知；此外，其在彻底取消形而上学的同时，还将人文和道德排除在哲学之外。讽刺性的是：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这位公认的天才作为哲学革命代表的背后，是哲学被阉割，其创造性被束缚在牢笼之中。正如卡尔纳普所主张的，哲学家的唯一工作变成了语言分析，一方面，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分拣出来；另一方面，剩余的有意义的句子被分成两类：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前者交给数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分析，后者则交给科学家。[7]这样一来，人类似乎就可以找出语言是如何把握对象的，从而勾勒出思想运作的大结构。这确实是一种很精彩的哲学想象，但结果却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和“人”的萎缩。人的理想也随着哲学的死亡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质疑道：怎么能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与科学革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相提并论呢？前两者对应二十世纪人类生活的政治秩序和物质世界的巨变，后者则是哲学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什么，从而取消了它所背负的重担。事实上，正是哲学的死亡导致了今日人文价值无力回应政治和科技问题。我要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民族主义的反思和力图理解科学革命的科学哲学同时产生，却又同时失败。但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两者都失败了，这是偶然的巧合吗？我要提出的观点是：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类退回十九世纪的思想状态，显示了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政体的优越性，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第二轮全球化基础的各种信念不堪一击，它们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面对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与科学革命，我们必须改进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即将人类对现代性、科学和生命意义之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一努力之所以无功而返，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哲学被困在语言分析的牢笼中，没有真正理解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的关系。
将上述分析加以综合，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现代性的基础是人类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真实心灵。今日各种思想困境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本质，这就是真实心灵的丧失。它是现代性展开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在政治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遭遇的困境看似并无关联。但三者背后其实有着共同的本质：真实性的丧失，而真实性哲学相当于一个回到原点的探索，目的是重新寻回这个遗失的真实性。
二、什么是真实性？
什么是真实的心灵？什么是真实性？这是今日思想界最为困惑但又毫无意识的问题。为了便于分析，我先将“真实性”定义为主体对“对象”的一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它规定了主体对这一对象的态度是忽略还是注意。这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是进一步评价对象、规定自己和对象关系的前提。真实性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其在科学、政治社会和哲学领域进行探索的认识论基石。[8]
长久以来，人一直是三种真实性的载体，传统社会的真实性也包含着三个层次：第一，每个人时时刻刻面对外部世界，可区分对象是否真实并对其做出判断和反应，我称之为事实（包括通过广义的技术感受到）的真实性；第二，主体每天面对自己，自己作为一个行动和价值的载体，存在着行动意义和价值的真实感，我称之为价值的真实性；第三，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在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主体会面对生命终极意义之拷问，会做出回答，并伴随有相应的思考和行动，我称之为终极关怀的真实性。
在传统社会，上述三个层次的真实性是互相整合的，构成了人的真实心灵，它是传统文化的基石。现代性起源于终极关怀（希伯来信仰）和认知理性的二元分裂，从此互相整合的三种真实性开始分离，并在各自的展开中发展出对自身的理解。这是真实性的大解放，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三种真实性是互相维系的。只有在现代社会早期，三种互相分离的真实性仍然存在联系，即人还具有真实的心灵。但是，随着三种真实性互相维系机制的消失，其长程后果只能是三种真实性分别形成不同的认识论。这三种认识论因缺乏互相维系的机制，其中每一个都会在发展中趋于畸变，其结果是真实心灵的解体。这就是自十九世纪到今日思想危机愈演愈烈之根源。
早在十九世纪末，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就提出了“上帝已死”，随着二十世纪道德相对主义日益兴起，道德被等同于追求利益，这意味着终极关怀开始退出社会和价值公共性的丧失。在政治社会领域，真实性丧失伴随着事实、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分离。价值公共性的消失必定导致其真实性的解体，这时，如何安顿个人生命的终极意义？这正是民族主义不断膨胀的思想原因。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虽使得人们接受了国家主权必须基于人权，民族主义不是至高无上的，但却一直没有解决“第二轮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事实上，在一个由没有道德、信仰的人组成的契约社会，民族认同（主义）必然具有高于现代普世价值的意义，民族至高无上的主张在社会冲突中再一次兴起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人类文明正面临着的巨大挑战。
当终极关怀和价值真实性不再存在时，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便成为人类唯一的目标。但是科学技术所依赖的事实真实性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吗？道德与信仰缺失的社会是否可能容纳科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其它两种层次的真实性都丧失掉了，只剩下事实的真实性。二十世纪以来，事实的真实性进一步蜕变为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真实。然而，事实的真实性真能支撑起人类开放的心灵吗？进入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的扩张，使得客观真实也处于瓦解之中，我们极有可能要生活在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中。[9]福山提出的“后事实”时代的来临，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便捷的资讯获取管道，但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上也充斥着各种虚假资讯，真假资讯的边界日益模糊。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也必然是混沌和动荡的。基于事实真实性的批判理性再也不能成为开放社会的基础。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当今世界在真实性判断上的混乱，首先是科学领域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的混淆。2019年4月，全球多位科学家同时公布了黑洞的照片，这张照片是由二百多名科研人员历时十余年，从四大洲八个观测点“捕获”的视觉证据，证实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广义相对论对黑洞存在的预见。发现黑洞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此，我要分析的不是这一发现的真实性，而是黑洞的照片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以往的经验，照片上拍到的东西都是经验真实。这张照片无疑是科学界向大众展示黑洞存在的证据。但我要问的是：这张照片真的如通常照片那样证明了未知对象的存在吗？即它是真实的吗？事实上，黑洞是一个时空奇异点（spacetime singularity），它是符号真实（数学真实）而不是经验真实。所谓黑洞照片“捕获”的仅仅是黑洞边缘的光环。我们在看黑洞照片时，混淆了数学真实和经验真实。或许科学家在拿出照片时是知道这一点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大众对这种混淆毫无感觉。
黑洞的真实性仅存在于数学符号的层面。1916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Karl Schwarzschild）通过计算得到了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一个解，这个解表明，如果将大量物质集中于空间一点，其周围会产生奇异的现象，即在质点周围存在一个界面——“视界”。一旦进入这个界面，即使光也无法逃脱。这种“不可思议的天体”被美国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命名为“黑洞”。可以说，“黑洞”在经验上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却将其想象为在经验上是存在的。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看另一个命题：上帝是否存在。
根据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符号的真实性必须来自于经验，否则便无意义。这种意识已经深入人文、社会和宗教领域。数学是一种符号系统，自然语言是另一种符号系统，如果我们把上述例子换成自然语言的例子，人们很容易意识到混淆符号和经验是不妥的。众所周知，根据《圣经》，上帝是存在的。而在很多哲学家看来，上帝只是自然语言的一个符号，在阅读自然语言文本时，必须严格区分纯符号和代表经验对象的符号。前者不是真实的，后者才是真实的。而我却要追问：为什么在科学领域，我们认为纯符号（数学真实）和代表经验对象的符号（科学真实）可以混淆，并拿出黑洞的照片向大众展示，而在人文社科领域，在自然语言表达的对象中，纯符号和代表经验对象的符号却要区别开来呢？黑洞作为数学真实是存在的，为什么同样作为符号的上帝不存在呢？这里我无意探讨宗教的问题，而是想借这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二十世纪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正是造成今日各种思想困境的根源。人类正陷于严重的精神分裂，一些人推崇科学，数学符号在他们心中成为新的上帝，认为人类极可能生活在高级文明创造的虚拟世界中；而在另一些人心中，宗教信仰无疑是真实的，它不仅不受理性的约束，甚至是反理性的，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在此观念的支配下兴起。今日如何认识符号和经验的关系？在什么情况下，符号可以嵌入经验世界？在什么情况下不能？[10]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做出回答，但这都需要严格的哲学分析。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用数据说话”。近年来，大数据和真相差不多划上了等号，人们相信数和数学能帮助我们在混乱中看清形势，在不确定中划出一个确定的界限。但大数据真的能使我们更深刻地洞察世界吗？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大数据发挥了奇怪的作用。有时，那些即时更新的、看似精确的数据并没能帮助人们看清疫情的走势，反而可能会扭曲事实。美国天普大学数学系教授保罗斯（John A. Paulos）指出，表面上精密的疫情数据其实包含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一是基本资料的不确定，如死亡率和感染率，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疫情而死亡？考虑存在大量未经检测就接受治疗的人，以及可能感染但没有症状的人，如何证实实际感染人数？二是医疗机构和媒体报导这些数据的方式可能带来的歪曲，比如某日某地新增病例数一夜增加了十倍，这可能仅仅是因为之前病毒检测数量不足，一旦扩大病毒测试范围，自然会带来“病例数”的成倍增长。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的精确性更多存在于纯数学领域内。[11]这些统计数字最终带来的是社会日益加重的撕裂和恐惧；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大数据互相之间并不自洽。这一切表明：不同的大数据背后隐藏着不同文化、制度和传染病互动的不同模式。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真正影响不是人命损失，而是作为一种催化剂导致不同社会观念的巨变。而这一点是当今所有大数据分析都难以看到的。
上述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当真和假、经验和符号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时，我们还能判断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吗？还能对那些不断异化、出平我们意料之外的计划和构想做出合理的修正吗？如果说在人文和历史中根本不存在真实性，那历史的教训还有什么意义呢？二十世纪，人们一度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结果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导致极权主义兴起。二十一世纪，人们否定了历史的规律，但却诡异地发现过去的历史正在重复。
三、真实性哲学的研究
我认为：真实心灵的解体是当今世界林林总总社会和思想危机的总根源。在现代社会刚形成、现代科学刚兴起的时候，人类是有真实心灵的，这才有近几百年科技的日新月异。“真实的心灵”，是真实性在人类心灵世界的投影。今天，我们有一个繁华的物质文明，但反观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脆弱、害怕死亡、懦弱和怯于反抗。因此，当前人类的前途是暗淡的，我们将面临一个没有文明的高科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科技的发展也是没有方向的。当代人类的科技已经足以支撑我们到火星上去生活——只要我们有勇气。但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我们有包涵这样技术的心灵吗？没有！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灵，不仅惨痛的历史教训会被漠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灾难会重演，甚至我们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一百年后也会被遗忘。所以，今天人文学者要做的事情，是重建属于人类真实而宏大的心灵，这个心灵可以与我们的技术相匹配，而这绝对不会是从技术本身、或从科学专业研究之中就能产生出来的。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人类有尊严的社会？其实，只有存在有尊严的人生，才会存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一个人只有具备真实的心灵，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因此文化和社会重建的核心，是重建现代的真实心灵。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社会的真实心灵是不可能恢复的。在现代社会，如何使人具有终极关怀的真实性，并使其和价值的真实性及事实的真实性互相维系，使人再一次成为三种真实性的载体，这是时代向哲学家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真实性哲学”的探讨。
“真实性哲学”一词是我提出的。我之所以将真实性和哲学研究相提并论，是想从更高的层次来把握什么是今天哲学研究的方向。其实只要从西方哲学史中走出来，分析各文明的价值系统[12]，哲学研究就会从起源于古希腊文明的“爱智”（philosophia）走出来，转向对其隐藏在深处的本质（即真实性）的探讨。因为不同文明都有自己的终极关怀和道德价值，以及和终极关怀、价值有所整合的事实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不同文明的真实心灵是不一样的，古希腊“爱智”对理性和真实的追求，只是真实心灵的一种类型。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先分析传统社会真实心灵的结构，以及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真实心灵的解体；在此基础上才能讨论真实心灵是否同现代性矛盾，以及现代真实心灵的重建。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真实性哲学的论述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为什么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结构的形成，真实心灵会一步步地瓦解？事实上，现代性作为终极关怀（希伯来信仰）和认知理性的二元分裂，本身就意味着三种真实性互相维系机制的消失。今天我们一谈真实性，往往是指事实（客观实在）的真实性，而忽略了真实性更为复杂的内涵。比如，事实、价值和终极关怀这三种真实性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其支撑着传统社会的真实心灵。一旦这种统一性或应有的内在联系不复存在，就会发生最可怕的事情：真实心灵的逐步解体。事实上，当真实性被等同于客观实在、而价值和终极关怀的真实性瓦解时，事实（客观实在）的真实性也难以持久，人类最终会生活在一个真假不分的世界中。[13]对于这一命运，人类真的无能为力吗？这要求我们通过历史研究揭示真实心灵解体的逻辑。我认为：即使历史研究发现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科幻小说《基地》中所描绘的，文明可以倒退、科技可以被遗忘、现代人可能会生活在思想的黑暗中，但真实心灵的历史研究也应该使我们缩短那个“漫长的黑暗期”。如何缩短呢？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吸取真实心灵丧失的历史教训。
第二，在方法论层面上，讨论现代社会真实心灵的重建是否可能。我发现：科学真实的基础是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自洽扩张，即我们可以根据受控实验的结果，增加控制变量集，在此基础上做新的受控实验，并且这一新的受控实验也是普遍可重复的。而数学恰好是普遍可重复受控实验的自洽扩张结构的符号表达。因为数学真实和科学真实同构，故可以建立横跨数学真实和科学真实之拱桥，从而导致科学真实的扩张。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每次科学革命都伴随着数学的大发展。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真实性存在着不同领域，如科学（普遍可重复）真实、社会（对部分人可重复）真实和个人（对个人可重复）真实；不同的领域不一定相交，真实性标准并不相同，而且每个领域的真实性都有经验和符号两个层次。实现不同真实性领域和层次的整合，就是去建立它们之间的拱桥。一旦一座座拱桥得以建立，我们就能找到终极关怀的真实性、价值的真实性和事实的真实性之互相维系的结构。如果这一分析正确，在现代社会重建真实心灵是可能的。
第三，从不同层面论证二十一世纪真实心灵应该是什么样的。无论科学的真实性、社会的真实性，还是个人的真实性，自由意志的存在是一切符号真实性的前提，而符号真实存在于真实性的各个领域，故个人自由是元价值，道德和一切其他价值均由个人自由推出。尽管随着现代性的兴起，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不可避免地消失，但从真实性的整体结构来看，和传统的终极关怀等价的追求并不是虚妄的，只是哲学家从来不曾探讨过真实性的整体结构，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在此意义上，现代意义上的终极关怀可以重构，多元的现代终极关怀应该可以和价值的真实性及事实的真实性整合，以构成现代人的真实心灵，从而为二十一世纪人类在科学、政治社会和哲学领域的探索奠定新的基石。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Gita Gopinath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这次疫情中，“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处于衰退之中，这种情况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出现”。参见Gita Gopinath：“大封锁：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文主页，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20/04/14/blog-weo-the-great-lockdown-worst-economic-downturn-since-the-great-depression。
[2]参见“Goodbye Globalization”, Economist,May 16th (2020), pp. 7-8。中文译文引自：http://www.tegbr.com/article/53ed841811aa58bd。
[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后事实’世界的兴起”，载《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2月13日。
[4]或许有人会说：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代表了新的科学革命。但事实上，今天的人工智能“革命”实质是，伴随计算机硬件的发展，以及海量数据的积累，使得神经网络自动机的研究和制造突破了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其还称不上是一场“科学革命”。参见金观涛：“反思‘人工智能革命’”，载《文化纵横》2017年8月号。
[5]王芊霓、艾其：“南都观察对话金观涛：我们活在‘盛世’，却从未如此恐惧风险”，南都观察，https://www.nanduguancha.cn/Home/news/detail?cate_id=1&id=386。
[6] Ray Kurzweil, “Immortality by 2045”,Kurzweilai.Net, http://www.kurzweilai.net/global-futures-2045-ray-kurzweil-immortality-by-2045.
[7]引自王巍：“认知意义的判断标准”，载《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10]长期以来，我们在真实性原则上都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一个符号系统只要和经验符合，它就是真的；这是不对的，一个符号系统与经验符合，只能表明这个符号系统可以传递经验世界的信息而已，这个信息可不可靠，符号系统是不讲的。符号和经验从来都是分开的，我们不能将其混为一谈；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也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
[12]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在“轴心文明”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最早注意到，西元前数百年间出现了几个与消逝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不同的不死的文化，提出“轴心文明”的假说。此后，西方学术界用“超越突破”概念来深化这一研究，形成了文明动力学研究领域。我在《轴心文明和现代社会》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假说：终极关怀来自于古文明灭亡以后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也就是“超越突破”；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则被称作“轴心文明”。因为人是必死的动物，为了克服死亡，人必须去寻找能够超越死亡的意义。一旦找到了该目标，也就构成了终极关怀的真实性。我在该书中证明：超越突破只存在四种不同的目标类型，我称之为“四种超越视野”，其对应四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形态，即希伯来救赎宗教，印度解脱宗教，古希腊、罗马认知理性，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传统社会指的就是超越突破至现代性起源之间的轴心文明阶段。详见金观涛：《轴心文明和现代社会》（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