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北京论坛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谈一谈当今广受关注的文明问题。今天的演讲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要提出一个观点：文明是可以无国界的，这从现代文明已经逐渐支配世界中也可以略见一斑。接着介绍一种以历史研究为核心的独特中国文明，并探讨该文明的经验可以为未来文明发展带来怎样的启示。
有史以来，所有世代同堂的大家庭或部族都会有自己的文化，而文化的相互碰撞、融合就形成了文明。“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 17 世纪的西欧地区，主要是指人类在技术发展与革新的推动下，从蒙昧野蛮过渡到文明开化的过程。随着城市生活的出现，人们开始变得谦恭有礼，并因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物质条件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文明”的开始。它强调，城市或诸侯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才能产生政治秩序。在这样的国家之间，文明是没有界限的。
东亚起初并没有“文化”或“文明”一类的词语，而是以其他方式来区分“开明” 与“愚昧”。人们通常会判断某一农耕社会的社会秩序模式：以家族亲缘关系来确定社会秩序的即为“愚昧”，而以国家结构稳定性来确定的即为“开明”。归根结底，强调的还是读写和文字的重要性。于是，“有序”和“混乱”之间就划出了一道界限。
自 18 世纪起，西方民族国家的工业化为文明带来了新的标准。欧洲人曾认为东亚有一种独特的文明，但在 19 世纪他们屡次击败了中国，进而得出结论认定东亚文明已经落后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在肯定东亚文明的同时，也准备好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领导者意识到，不同于“开明与野蛮”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线，“文明与文明”之间不可轻易划界。文明是可以没有国界的。
25 年前，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命题，将文明与历史联系起来，引发各方辩论。塞缪尔 · 亨廷顿不同意这一命题，认为文明间会不断地发生冲突。他们的观点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无数的争论和批评，但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本质。
福山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一种形态将取得最终胜利，并指出我们现在就可以预知人类未来能取得哪些顶尖成就。虽然他没有言明，但我解读他的意思是，以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为基础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形式。其所代表的文明，结合了古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的信仰及文化，并在与其他不同起源的文化、信仰发生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吸收了对方先进的理念和体制。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能力奠定了该文明的成功，也孕育出一种新的文明架构，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彰显其强大与魅力。
亨廷顿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人类历史并不会很快终结，未来斗争重重，并将出现进一步的文明冲突。他强调，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明，而且其中有几种文明注定要为权利相争。他提出至少有两种文明，即儒家（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会对西方创造的权力结构造成巨大威胁。因此，西方必须有所提防。他甚至担心这两种文明可能联手，使西方文明失去现有的霸主地位。
由于亨廷顿的理论涉及很多历史问题，许多人对细节提出质疑，但辩论的焦点仍在文明间是否存在冲突。批评者们认为，历史上有众多实例证明，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和平地相互学习的，而正是这种学习的过程奠定了人类进步的基础。世界范围内的权利争斗是野心勃勃的激进分子所为，与文明冲突根本没有关系。
因此，批评者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文明冲突。我也加入了这场辩论。我认为，亨廷顿确实十分忧心西方文明的出路及其霸主地位，因此不断强调过去列强是如何以文明差异为借口来美化战争行径从而争夺统治权的，而现在仍有很多国家会以此方式来获得支持和权利。他在讲述文明冲突时，也谈到一个或多个强国利用共通的文明遗产特征来加强自身力量的情况。而现在，能借此来挑战西方的国家仍然存在。因此，西方要看清危险，不能因眼前取得了现代文明战场上的胜利而沾沾自喜。
但福山和亨廷顿都希望探讨，如何通过回顾过去来理解文明和历史对未来的影响。福山更深一步研究了政治秩序的起源。他在最新一部著作中指出，自古代最早出现国家开始，国家就成了探寻世界秩序的关键。冷战后产生的许多问题也与此息息相关。当世界格局从美苏两极对峙走向美国单极霸权，超级大国美国将如何维护其世界统治地位？如果美国有能力确立现代文明秩序，那么，应如何确保美国的持久繁荣兴盛？
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回了文明的起源和本质：文明是成功国家形态的产物。一国强盛时形成的文明可能随着该国的衰败而没落，但其创造的理念和体制会焕发出自己的生命力，并不断传播至其他国家，生生不息。
亨廷顿指出，在众多的现有文明中，有两种文明有能力并且正试图对抗西方，那就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虽然印度佛教等其他文明也正经历复兴，但对西方还构不成直接威胁。我认为实际上，文明的相互交融曾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人类却因相残和误解而阻碍了前进的步伐。
我们知道，西方主要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敬拜同一个神，并有着同样坚定的一神论和超验信仰。他们都起源于犹太教和古老的地中海文化。通过回溯基督教分支以及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了解它们如何对抗多神论教派，基督徒如何战胜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为何最后占据优势的基督教会遭遇分化，在与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势力交锋中，将半壁江山拱手让给了虔诚的阿拉伯人。
这场文明内战的迷人故事仍在继续。起初的数百年间，穆斯林学者和哲学家一直继承着古希腊的思想，来提升他们对早期科学进步的认识。后来，他们开始信奉自己的圣书《可兰经》，并将其视为所有智慧的唯一来源，拒绝接受理性分析和科学方法。之后，他们又试图依靠信徒和武力建立贸易垄断，以重现穆罕默德革命的荣耀。为予反击，基督教王国发起了十字军东征，最终无果而终。只有当基督教国家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没落后，才会从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开始审视自己的困境。陆上的封锁隔绝了欧洲与印度和中国等其他文明的联系。于是，欧洲沿海国家纷纷开辟大西洋新航路，重拾昔日实力与信心。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并通过一系列伟大运动揭开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大幕，西方基督教也由此从弱势转为强盛。
我们可以将基督教与穆斯林之间的斗争看作是一神论者之间的内战。双方都希望自己信奉的神是世间唯一的真神。随着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复兴，产生了俗世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虔诚的基督教徒眼中是对上帝的公然亵渎。于是，分歧愈来愈大，战火愈烧愈烈。战争导致创造了工业资本主义和新俗世国家的现代文明与通过暴力护教战争来维护自尊的人们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这就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依据，也是他最受反对者诟病的地方。当双方的信仰有着相同的根源，历史的脉络相互交织，怎么会出现文明冲突？当双方跨越 1500年的历史长河，互相学习彼此的理念和体制而变得时有强弱时，怎么能称为文明斗争？地中海内部及周边地区上演的内部冲突至多告诉我们：各国的文明都是没有国界的。
接下来，我要介绍另一种文明。无论其起源还是历史发展轨迹都异于其他文明。这就是中华儒家文明。儒家文明在东亚影响甚广，传入韩国、越南和日本等地后又形成不同的宗派。我之所以要在此着重进行对比，是因为我不同意亨廷顿对“文明”一词的运用。他很笼统地使用了这个词，却没有分别说明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这样一来就好像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差距同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差距是一样大的。我觉得从文明的差距上来说，把中华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归于同一范畴是具有误导性的。
中国儒家文明的独特之处众所周知，但今天我仍要着重提出其中一个要素，那就是价值观。正是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知识的相对重要性。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同为亚伯拉罕宗教，信奉唯一真神。而中国崇敬先人，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出现了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最终，讲究治国之策的儒家和法家流传最为广泛，由此奠定了2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基础。当然，欧洲的印欧语系民族和印度次大陆也信奉多神教，包括信仰众神的古希腊、古罗马宗教和现在仍十分活跃的印度教，其中的印度教经宗教改革分化出了信奉无神论的佛教。
我今天主要讨论的是一神论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及其各自对待不同知识体系的价值观的态度。之前我提到，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同根同源，但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却相煎太急，发展成为两股敌对势力。相对而言，同时期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却没有太多交集。除了丝绸之路将它们偶尔连通外，中亚广袤的沙漠绿洲将两个世界远远隔开。
显然，两种文明是从完全不同的源头汲取知识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依靠的是《圣经》和《可兰经》，他们从中获得思想、准则和智慧。圣书中记载着上帝的告诫和预言，不容置疑。历史上，这两种文明都与古希腊罗马文化有过碰撞。只不过基督徒排斥这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而穆斯林最终却接纳了它。一千年后，基督世界迎来了第二次机会，吸收了古希腊罗马的精华。这就是非常有创造力的文艺复兴运动，并由此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础。
在中文当中，两种文明的起源都是“经书”——《圣经》和《可兰经》。他们重视数学、医学和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基督教会和殉道者的历史，或先知及其门徒的氏族谱系。但对两种文明而言，各自的经书都是最神圣、最不可或缺的。
中华文明的起源却截然不同。它在历经了几个世纪的纷乱后，才形成了正统的官僚王朝。战国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法家思想帮助秦国一统天下。继秦朝之后，汉朝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加强中央集权，国家日益强盛。然而数百年来，这个泱泱大国从未选定任何一本“圣书”。当法家的规则过于严苛时，人们就会引用道家思想、阴阳之术以及儒家教义来稍作糅合。儒家思想历经百年之后才得以发扬光大，儒家弟子才在有力的辅佐下，获得执掌朝政的力量。
汉朝没落后，政权不断更迭，群雄割据长达四百年。杰出的儒家法家才俊们被收入草原各部落麾下，他们吸纳了印度传入的佛教王权思想，并加以运用。当时，对于汉语学习应推崇儒家、佛家还是道家经典，并无定论。人们将重要的书籍分为经典文籍、历史著作和百家言论（其中很多内容都可以称作实践知识）。用一字简称，分别为“经”、“史”、“子”，而所有的文学作品则合称为“集”，意为“文学选集”。
人们逐渐发现儒家思想才是最有效的治国之策，于是开始追捧儒家经典。与此同时，人们还可以判断选择哪些“史”书最有治国价值。唐朝（公元 7 世纪）初期，儒家著作是正式教育的必要内容。而宋朝（公元 11 世纪）则要求“六经勤向窗前读”，而到 13 世纪末，更形成了“儒学十三经”。
在此前数百年的岁月里，中国的统治者和官吏们都没有确定自己的经典“圣书”，这一点是颇具启发性的。这充分说明，知识是人类创造的，需要经历不断地重新审视和评估。最终，只有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为其子民提供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以成功治国为核心，而宋朝统治者也将新儒学教育视为其最高成就。
这些儒家经典虽未能帮助宋朝逃脱蒙古入侵的厄运，但其地位也并未被新的佛教和道家思想所撼动。14 世纪，汉人重新夺回政权，建立明朝，新儒学典籍再次被奉为必读的经典。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应分为以下四大部类，依次为：经、史、子、集，也就是儒学经典、历史著作、诸子之学和文学选集。
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也沿用了这样的知识分类，并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直到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人们才开始对传统分类进行重新审视。
因此，像亨廷顿那样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归为一类，认为他们终将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是不可取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同根同源，一脉相承，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一种辩证的关系。而欧亚大陆另一端上的中华文明，在 19 世纪前与西方基督教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对于中国人而言，西方和中国基本没有共同点，他们只是惊叹于西方高超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军事水平，希望效仿而已。重要的是，中国人所感兴趣的西方文明实际是其中受到古希腊罗马俗世文化影响的部分，而不是西方与穆斯林共同信奉的一神论教义。这说明，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会有选择性地学习其他文明，因而存在无国界融合的可能。
当今中国正在竭力挽救自己的文明，而这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探讨无国界文明的问题。以“经”、“史”、“子”为例，儒家中华文明从未局限于任何一本圣书，或特别尊崇某部经典。他们经过很长时间才决定将非儒学著作归为“子”类，以区分儒家经典。“子”类知识包含了道家和佛家著作以及日常所需的技术文献，对普通人而言更具实用性。这些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实验性的实践以及科学思想的起源。
而对于文人学士而言，“经”、“史”更为重要。数百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各类经书，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以及儒家学派对《易经》的点评，都是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记录。这些典籍中所记载的重大活动和决策，铸就了古老的中国和中国社会，也反映了一心求取功名的学者官绅最世俗的一些想法。对于想要寻求治国良方的人而言，“经”、“史”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经”书中提出了人类的普遍法则，而“史”书中则记载了成功的治国体制。因此，这两类知识成为了各朝各代获取智慧和成功的核心。
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人们很难相信“经”书仍适用于现代社会。虽然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经典是跨越国界的，但外国人通常不这么看。在他们眼中，“经”书只属于中国。然而，如果“经”书的价值只限于一个国家而不是全世界，那它不过是一种专有的思想体系，而不能成为一种可以提供普遍文明规范的学说。
于是，中国的思想家们不得不面临一个两难困境：是否应该改用其他具有全球价值的“经”书来取代旧的“经”书？而如果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具有伟大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是否应该干脆淘汰“经”书，改用无国界的科学理论来散播科学社会主义理想？有人倾向于重新选择一套非民族主义性质的经典书籍，以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各方的激烈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够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不忘延续过去的历史。
谈及历史的延续性，最近人们又开始讨论 18 世纪历史思想家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的命题。这就又回到我们之前的观点：“经”书中简明扼要地记录了过去政治秩序的建立情况。书中的一些政策和行动正是秦、汉两朝得以兴盛的基础。后世根据自己的经验不断加以解读和重新解读，并结合中国庞大的体制发展史，进一步扩充了“经”书的涵义。
只有结合“经”、“史”，才能看到中华文明最独到之处。但即便如此，其仍不能与新知识经济所需要的科学技术相匹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思想领袖们一直希望借助现代的诸子之学来追赶西方。但他们又不愿让科学与技术盖过古老中华文明的光芒。因此，对“经”“史”结合的知识基础进行重新解读就尤为重要了。
这就好比有人认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是密不可分的。但由于西方追求物质科学中所使用的定量方法，因此不得不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区分开。中国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仍然希望能将新的知识与他们尊重的人文传统统一起来。
如果使用“经书”、“史书”和“诸子之学”来解释中国与西方现代学者之间的差别，我们会发现两种文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融合。对于未来，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中国人一直重“经”“史”，轻“诸子之学”。但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这是造成其文明劣势的主要原因。
西方使用科学（“诸子之学”）来加强对人类和社会的研究，这给中国人以深刻启示，让他们看到现代文明方法论是没有国界的。
西方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区分开来，对两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损失；中国学者正在研究如何利用中国的知识传统将两者统一起来。
中国非常强调秩序和国家治理，因此“史书”是中华文明保持其独特性的核心要素。
以现代的观点来说，“史书”与“诸子之学”的并重，就好比“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简言之，中国人已意识到，更新“诸子之学”有助于创造繁荣，而研习“史书” 则有助于保护文明。
这就是信奉宗教和圣书的文明与强调俗世历史的文明之间的差别。前者可以摆脱历史的束缚，运用科学来贯彻其所坚持的普遍原则。而后者通过将“经”“史”与新的“诸子之学”紧密结合，可以适应新的科学方法和理念。在进行人文研究与社会科学密不可分的当代研究时，国界也是不存在的。
因此，亨廷顿和福山同许许多多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一样，将科学方法与正确的历史认知（即国家的形成历史）重新结合了起来。他们非常关注后冷战时期的挑战，以此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对政局变化进行历史性分析来推动今天的繁荣。同时也可帮助我们了解，当文明超越国界时，作为其中心支柱的国家是如何兴盛壮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