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渐次变迁，促使诗歌创作内容由以祭祀活动为主向以现实生活为主转变，从而使这一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诗歌主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前期以“王权”为中心，关注点为王室兴亡；中期以“霸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公室兴衰；后期以“族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大夫专权；晚期以“庶民”为中心，关注点为“陪臣执国命”。这种政治化倾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关注点的不同，正好反映出诗礼互动内涵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与礼制变革现实性关照的有机结合，正是诗礼文化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 键 词：春秋时期/政治生态/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16ZDA172)。
作者简介：邵炳军，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所谓文学创作的政治化倾向，是指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联系的诸要素共同构成的一种政治体系运行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动态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过程与创作内容发生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春秋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由“天子守在四夷”向“诸侯守在四邻”“守在四竟(境)”(《左传·昭公二十三年》)①的渐次转变，周王朝的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篇》)的渐次变迁，即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②。那些身处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贵族诗人乃至平民诗人、奴隶诗人，自然会更加关注政治生态环境变迁进程中的重要政治事件，其诗作自然会更加强调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政治功能。据笔者考证，这一时期传世诗作凡229篇，主要有今本《诗经》所载诗歌183篇，传世文献所载贵族佚诗32篇、平民与奴隶歌谣14篇。其中，直接或间接与政治事件相关者就有177首，比例高达77%。当然，由于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差异性，导致政治文化介入诗歌创作的方式与程度不同，这种政治化倾向的表现形态自然会呈现出时代特征。
一、“王权”政治生态与诗歌政治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春秋前期(前770-前682)③，尽管王权受到严峻挑战，但政治格局依然是“天子守在四夷”，政治生态依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依然是以王权为中心。在“王权”政治生态环境中，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正雅”息，“变雅”盛，“正风”歇，“变风”兴。这一历史阶段传世的诗歌作品凡135首(含逸诗2首)，占春秋时期诗歌总数229篇的59%。其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怨刺先王覆亡宗周
幽王十一年(前771)，骊山之难、西周覆灭④。这是周王室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改变了西周立国以来的政治生态环境。故像王室“三公”摄司寇卫武公和、卿士凡伯、宰夫家父(家伯父)及佚名之王室大夫等贵族诗人，其笔触多集中于此。
他们或闵宗周颠覆——“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王风·黍离》)，或伤骊山之难——“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四月》)，或刺幽王以戒平王——“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节南山》)，或刺幽王听信谗言而伤贤害忠——“谗人无极，构我二人”(《青蝇》)，或刺幽王宠信褒姒以致灭国——“艳妻煽方处”(《十月之交》)，或刺幽王致使宗周灭亡——“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正月》)，或刺幽王友戎狄而仇诸侯以灭国——“舍尔介狄，维予胥忌”(《大雅·瞻卬》)，都从不同侧面对西周覆亡的诸种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以便从历史往事中总结出沉痛的经验教训。这种以史为鉴的文化精神，表现出诗人对“王权”政治的高度关注⑤。
比如，《瞻卬》首章“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写亡国之象——天降灾祸而士民忧患；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写亡国之因——夷狄入侵而贤者离居；六章“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抒忧伤之情——天降灾害而国家危殆；卒章“觱沸槛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言离乱之苦——天灾泛滥而生不逢时。足见诗人在上述四章中，侧重写骊山之难后的亡国之象。次章“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则侧重反映了西周末期土地关系的转变——土地兼并现象，天子将贵族们的土地与民人皆占为己有；三章“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选取恶声、不孝、恶灵之鸟“枭”“鸱”来经营意象，象征褒姒乱政祸国。足见上述两章揭示出幽王之所以亡国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原因。正是诗人具有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表面上说“哲妇倾城”，似极言女祸之害，实际上批判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哲夫”——幽王宫湦。
2.诫勉与颂美时王中兴王室
幽王身死而西周覆亡之际，王室卿士虢公翰拥立幽王庶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与先前在西申(姜姓申侯之国，为幽王太子宜臼嫡母申后宗国，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附近)僭立为王的废太子宜臼(史称“天王”，即周平王)，形成了“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局。面对这一政治格局，在依然恪守王位嫡长子承袭制这一宗法背景下，像卫武公和、晋文侯仇、郑武公滑突、秦襄公等大国诸侯及王室中的许多佚名公卿大夫，大都选择了支持“天王”。尤其是卫武公、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夹辅周室，不废王命，帅师护送平王自镐京(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沣水东岸)东迁雒邑(即“王城”，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位于瀍水以西)。他们之所以成为“天王”政治营垒的股肱之臣，自然是冀望其能够中兴王室；当然，“天王”自己亦有中兴王室之志。故像周平王、卫武公及佚名之王室大夫等贵族诗人，其笔触多集中于此。
他们或美平王燕群臣典乐之盛大——“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小雅·宾之初筵》)，或美平王自西申归镐京之仪态——“其容不改，出言有章”(《都人士》)，或美平王在镐京宴享群臣之欢乐——“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藻》)，或美平王东迁途中先养后教之明王形象——“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绵蛮》)，或美武士送平王东迁途中不畏劳苦之武士精神——“武人东征，不皇(遑)朝矣”(《渐渐之石》)，或美平王在雒邑策命燕享有功诸侯礼节之隆重——“钟鼓既设，一朝飨之”(《彤弓》)，或祈愿平王东迁雒邑后能修御备保其家邦——“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瞻彼洛矣》)，或诫勉平王东迁雒邑后能以史为鉴中兴王室——“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大雅·抑》)，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出诗人对幽王继任者平王的崇敬之意，寄托了对平王中兴王室的拥戴之情。
比如，《抑》首章“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告诫平王敬慎威仪以显德；次章“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告诫平王潜心修德以治国；六章“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告诫平王要使王令中理以明德；九章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告诫平王听受善言是敬慎威仪的直接体现。可见，诗人以富有哲理的语言，委婉娴雅的风格，从潜心修德、敬慎威仪、乐闻善言、政令中理四方面反复诫勉，循循善诱，字里行间透露出卫武公对周平王中兴王室的殷切期望。
3.赞美与诫勉时君文德武功
这一时期的诸侯大多为贤明之君，文德懿美，武功卓著。如：卫武公和“箴儆于国”(《国语·楚语上》)，晋文侯仇“克慎明德”(《书·周书·文侯之命》)，郑武公滑突“善于其职”(《诗·郑风·缁衣》毛《序》)，秦襄公“将兵救周”，秦文公“以兵伐戎”(《史记·秦本纪》)，等等；诸侯国君夫人，大多为贤惠之君⑥，芘亲之阙，妇道肃雝，如齐桓夫人王姬(共姬)“敬事供上”(《逸周书·谥法解》)，卫庄夫人庄姜“淑慎其身”(《邶风·燕燕》)，等等。故周平王及周大夫、卫大夫、郑大夫、齐大夫、秦大夫、召南人(国人)、卫人、齐人、秦人、秦宫女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与平民诗人，多赞美与诫勉之。他们或美王姬下嫁齐桓公时之盛大场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召南·鹊巢》)，或美王姬下嫁桓公时之敬和情态——“曷不肃雝，王姬之车”(《何彼秾矣》)，或赞卫武公修身治学精益求精之盛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风·淇奥》)，或美卫庄姜初嫁时清秀、素淡之形象——“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硕人》)，或美郑武公以好贤而立国之功德——“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郑风·缁衣》)，或美郑武公有明德、有才华、有礼节——“我心写兮”“维其有章”“乘其四骆”(《小雅·裳裳者华》)，或美齐襄公出猎时和蔼友好之风致——“其人美且仁”“美且鬈”“美且偲”(《齐风·卢令》)，或美鲁庄公朝齐狩禚时射仪之巧——“四矢反兮，以御乱兮”(《猗嗟》)，或诫勉秦襄公立国后应“其君也哉”“寿考不亡(忘)”(《秦风·终南》)，或赞美秦襄公命为诸侯后礼乐之隆盛——“既见君子，并坐鼓瑟”(《车邻》)，或赞美襄公命为诸侯后武备之强大——“驷驖孔阜，六辔在手”(《驷驖》)，或赞美襄公求贤尚德之执着——“遡洄从之”“遡游从之”(《蒹葭》)，或赞美秦文公大败戎师于岐——“王于兴师：脩我戈矛，与子同仇”(《无衣》)。在这些对在位诸侯国君文德武功的赞美之中，不仅洋溢着诗人热烈的爱国情感，更寄予了诗人期望诸侯国君辅佐天子中兴王室的政治情怀。
比如，《终南》首章选取“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这一客观事象起兴，以终南山上长满了长寿之楸树与珍贵之楠树，兴“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言襄公服饰华丽显贵而色彩斑斓，脸色光泽红润而气度不凡；卒章选取“终南何有，有纪有堂”这一客观事象起兴，以终南山上遍地是实用之杞柳与健体之棠梨，兴“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亡(忘)”，冀望襄公封为诸侯后，不忘励精图治，治国安邦，振兴秦族。足见诗人正是选取富有政治文化象征意味的西周王室望山终南山(即王畿岐丰地区之南山)作为兴象，通过凸显其景色幽美而物产丰富之特征经营来自己的文学意象，以象征秦人建国初期的壮阔气象与襄公封侯之后的伟岸形象。平王分封，襄公受爵，秦人始国，霸业之基始定，实乃秦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故此诗为秦大夫对襄公立国的礼赞之歌，洋溢着秦人的喜庆气氛与愉悦之情。当然，诗人在赞颂之中，更寓诫勉之意。
4.讽谏怨刺时王无德行为
西周覆亡之后，王室与诸侯大夫皆担心王室继续衰微，冀望时王能够中兴王室。然而，正是继立者的不德行为，反而使王室更加衰微。如平王宜臼东迁时“弃其九族”(《王风·葛藟》毛《序》)，携王余臣“奸命”(《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桓王林“构怨连祸”(《王风·兔爰》毛《序》)，等等。故周大夫、郑大夫及携王近侍之臣、平王戍南申(周宣王自西申徙封申伯之国，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北二十里之故申城)士卒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与平民诗人，讽谏而怨刺之。
他们或刺平王东迁雒邑时弃其九族——“终远兄弟，谓他人父”(《王风·葛藟》)，或刺平王劳王师而守侯国——“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扬之水》)，或刺平王用兵不息——“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小雅·何草不黄》)，或担忧平王东迁雒邑后王室衰微而诸侯不朝——“心之忧矣，不可弭忘”(《沔水》)，或刺平王与携王兄弟骨肉相残——“相怨一方”而“受爵不让”(《角弓》)，或刺携王斗筲用事而治乱乏策——“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小旻》)，或怨刺携王使功者获罪——“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菀柳》)，或表达怨尤携王小朝廷之情绪——“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雨无正》)，或怨桓王以王师及诸侯之师伐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谷风》)，或刺桓王使出者为谗人所毁——“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王风·采葛》)。这些诗篇正是通过刺平王与携王兄弟相争而恩泽不施于民，通过刺桓王失信诸侯而构怨连祸于国，表达出诗人对天子未能中兴王室的失望之情。
比如，幽王十一年(前771)，平王宜臼借助西申侯之力，依靠西戎之师，弑父而灭宗周，与携王余臣兄弟相斗，骨肉相残。这不仅为万民所知晓，而且亦为万民所效仿，诸侯乃至国人自然形成了水火不容的两大政治营垒。这种“二王并立”政治格局持续了12年之久，王室内战不断；直到晋文侯弑携王，平王方成一统，王室得以安宁。故周大夫作《角弓》以怨刺之。其首章选取“骍骍角弓，翩其反矣”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兴象，以两端镶嵌牛角之弓不可松弛，正兴“兄弟昏姻，无胥远矣”，言同姓兄弟之族与异姓婚姻之族皆不可相互疏远；次章“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则纯用“赋”体，言王若以美德教化骨肉亲族则民将化于善；三章“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再用“赋”体，言同姓兄弟绝不可同室操戈而同归于尽；四章“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亦用“赋”体，言同姓兄弟连接受爵位都不谦让；五章连续选取“老马反为驹”“食宜饇”“酌孔取”三个事象作为喻体，取喻多奇，正反结合，喻义多用：一喻小人不知优老，二喻小人须知养老；六章选取“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喻体，以既教猱攀援上树而又用泥涂树使其不能攀升，正喻“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言切不可既欲人向善而又自坏规矩；七章选取“雨雪瀌瀌，见晛曰消”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兴象与喻体，以积雪再多一旦日出则会融化，反喻“莫肯下遗，式居娄骄”，言小人若遇王之清明善政则自然会溃败；卒章选取“雨雪浮浮，见晛曰流”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兴象与喻体，以积雪遇日自然会消融，反喻“如蛮如髦，我是用忧”，言王不能明察小人之行而视宗族骨肉如夷狄。可见，全诗八章，前四章重在刺王不亲同姓兄弟，后四章重在刺小人谗佞得逞。
5.讽谏怨刺时君无德行为
这一时期的诸侯国君中，亦有不德者，如桧仲“骄侈怠慢”(《国语·郑语》)，晋昭公伯“不能修道以正其国”(《唐风·山有枢》毛《序》)，陈桓公鲍恃“有宠于王”而纳弑卫桓公之公子州吁(《左传·隐公四年》)，宣公杵臼“多信谗”(《陈风·防有鹊巢》毛《序》)，郑庄公寤生“小不忍以致大乱”(《郑风·将仲子》毛《序》)，昭公忽“先配而后祖”(《左传·隐公八年》)，齐襄公诸兒政令“无常”(《左传·庄公八年》)，卫庄公扬“使贤者退而穷处”(《卫风·考槃》毛《序》)，庄公庶子公子州吁“弑桓公而立”(《左传·隐公四年》)，宣公晋“烝于夷姜(宣公庶母)”(《左传·桓公十六年》)，惠公之母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宣公太子伋)”(《左传·桓公十六年》)，宣公庶长子公子顽(昭伯)“烝于宣姜”(《左传·闵公二年》)，惠公朔“骄而无礼”(《卫风·芄兰》毛《序》)，等等。故卫庄姜、宣夫人、公子职(右公子)、公子职孺人及卫大夫、伶官、士卒、国人、郑大夫、国人、齐大夫、国人妻女、晋大夫、国人、陈大夫、桧大夫、国人等许多贵族诗人与平民诗人，多有讽谏怨刺之作。他们或刺卫庄公使夫人庄姜失位——“绿衣黄里”“绿衣黄裳”(《诗·邶风·绿衣》)，或伤庄公不见答于己——“谑浪笑敖，中心是悼”(《终风》)，或刺庄公废教——“硕人俣俣，公庭万舞”(《简兮》)，或怨庄公宠公子州吁——“胡能有定?宁不我顾”(《日月》)，或刺卫公子州吁会诸侯之师伐郑——“从孙子仲，平陈与宋”(《击鼓》)，或刺庄公使贤者退而穷处自乐——“独寐寤言，永矢弗谖”(《卫风·考槃》)，或刺宣公夺其太子伋之妻(宣姜)——“燕婉之求，蘧篨不鲜”(《邶风·新台》)、“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鄘风·柏舟》)、“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蝃蝀》)，或怨宣公夺媳乱伦以误国——“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鹑之奔奔》)，或伤宣公使盗杀太子伋——“愿言思子，不瑕有害”(《邶风·二子乘舟》)，或刺宣公助周伐郑——“人涉卬否，卬须我友”(《匏有苦叶》)，或刺宣公暴政威虐致使贤者离居——“惠而好我，携手同行”(《邶风》)，或刺公子顽烝于庶母宣姜——“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鄘风·墙有茨》)，或刺宣公夫人宣姜淫乱而失事君子——“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君子偕老》)，或刺惠公骄而无礼——“虽则佩觿，能不我知”(《卫风·芄兰》)，或刺郑庄公不胜其母武姜以害其弟共叔段——“岂敢爱之?畏我父母”(《郑风·将仲子》)，或美共叔段厚道谦让而勇敢英武以刺庄公——“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叔于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大叔于田》)，或刺昭公不能与贤人图事——“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狡童》)，或刺昭公不婚于齐以失大国之助——“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有女同车》)，或刺昭公不择臣以乱政事——“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扶苏》)，或刺昭公君臣不倡而和——“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或闵昭公无忠臣良士——“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扬之水》)，或思见正于大国以止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褰裳》)，或思见君子以止乱——“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风雨》)，或刺齐襄公政令无常——“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齐风·东方未明》)，或刺襄公私通其妹文姜(鲁桓公夫人姜氏)——“彼姝者子，在我室兮”(《东方之日》)、“既曰归止，曷又怀止”(《南山》)、“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鲁道有荡，齐子发夕”(《载驱》)，或刺襄公不修德而求诸侯——“无思远人，劳心忉忉”(《甫田》)，或刺晋昭公封其叔父公子成师(桓叔、曲沃伯)于曲沃(即今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唐风·椒聊》)，或刺昭公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山有枢》)，或刺昭公不恤其民——“裘羔豹祛，自我人居”(《羔裘》)，或讽劝昭侯要居安思危——“无已大康，职思其居”(《蟋蟀》)，或密告昭公潘父欲结桓叔以叛晋——“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扬之水》)，或刺晋侯缗时行役之苦——“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鸨羽》)，或刺陈桓公弟公子佗(陈佗)淫佚无形——“夫也不良，国人知之”(《陈风·墓门》)，或刺桧仲逍遥游燕以失道——“羔裘逍遥，狐裘以朝”(《桧风·羔裘》)，或嗟叹国破家亡而民逃——“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隰有苌楚》)。足见这些诗作从不能修身、齐家、治国诸方面，来抨击在位国君的无德行为，表现出诗人疾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
比如，平王二十六年(前745)，昭公初即位，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以靖侯之孙栾宾傅之。时昭公都绛(亦曰“翼”“故绛”，在今翼城县东南)，桓叔居曲沃，两大都邑相距不足百里。正是晋自昭公时出现的这种“大都耦国”(《左传·闵公二年》)畸形状态，严重破坏了周初分封制所规定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宝塔式统治网络系统，成为造成其后公室小宗吞并大宗的社会根源之一。故晋大夫作《椒聊》以怨刺而儆诫之。其首章选取“椒聊之实，蕃衍盈升”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花椒嘟噜蔓延多子满升，兴“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喻桓叔子孙敷衍盛大而德馨弥广，暗示曲沃大都耦国将并晋；卒章选取“椒聊之实，蕃衍盈匊”这一客观事象，以花椒嘟噜蔓延多子满匊，兴“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喻桓叔子孙繁衍盛大而德馨笃厚，暗示曲沃厚施得众将并晋。
要之，这一时期诗人的政治话语中心，实际上依然聚焦于王室与周王身上。这正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治生态环境影响使然。因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王权”政治生态。故诗人的政治话语自然会是以“王权”为中心，诗歌创作的关注点依然为王室兴亡之政治态势。
二、“霸权”政治生态与诗歌政治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春秋中期(前681-前547)，奴隶主贵族内部矛盾加剧，霸主取代天子成为天下诸侯共主；政治格局由“天子守在四夷”转变为“诸侯守在四邻”，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逐渐由以王权为中心转变为以霸权为中心。在这一政治生态环境之中，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变雅”息，“变风”盛，“变颂”兴。这一历史阶段传世的诗歌作品凡69首(含逸诗12首)，占春秋时期诗歌总数229篇的30%。其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赞美时君文德武功
这一时期的诸侯霸主虽弃“王道”而行“霸道”，但依然有尊王攘夷之德与继绝存亡之功；其他一些诸侯国君虽唯霸主马首是瞻，但依然可以修身勤政以中兴公室。他们大多为贤明有为之君，文德武功卓著。如齐桓公小白“帅诸侯而朝天子”(《国语·齐语》)，晋武公“尽并晋地而有之”(《史记·晋世家》)，文公重耳“勤王”以“求诸侯”(《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卫文公燬“授方任能”(《左传·闵公二年》)，鲁僖公申“能复周公之宇”(《鲁颂·閟宫》毛《序》)，楚庄王熊旅(一作“侣”)倡导“武有七德”(《左传·宣公十二年》)，周灵王太子晋(王子乔)主张遵从“前哲令德之则”(《国语·周语下》)⑦，等等。故秦康公罃、鲁公子鱼(奚斯)、里克(里革、太史克)、楚优孟、晋介推(介之推、介山子推、介子推)、师旷(子野)及卫大夫、晋大夫、曹大夫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与平民诗人，多赞美与诫勉之作。他们或美齐桓公城楚丘(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以封卫——“永以为好”(《卫风·木瓜》)，或美卫文公使国家殷富——“秉心塞渊，騋牝三千”(《鄘风·定之方中》)，或美晋武公请命于天子之使为晋侯——“岂曰无衣，七兮”(《唐风·无衣》)，或美武公好贤求士——“中心好之，曷饮食之”(《有杕之杜》)，或美文公自秦返晋为君——“我送舅氏，至于渭阳”(《秦风·渭阳》)，或美文公称霸后复曹共公——“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曹风·鸤鸠》)，或颂鲁僖公文治之化与武功之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泮水》)，或颂僖公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之功德——“路寝孔硕，新庙奕奕”(《閟宫》)，或颂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养马众多以富国强兵——“駧駧牡马，在垌之野”(《駉》)，或颂僖公燕饮群臣——“夙夜在公，在公载燕”(《有駜》)，或谏晋文公能以富贵有人——“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逸诗《龙蛇歌》，见《吕氏春秋·介立篇》)，或谏楚庄王加封孙叔敖之子——“念为廉吏，奉法守职”(《优孟歌》，见《史记·滑稽列传》)、“廉洁不受钱”(《慷慨歌》，见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楚相孙叔敖碑》)，或美周太子晋为古之君子——“修义经矣，好乐无荒。”(《无射歌》，见《逸周书·太子晋解》)我们可以从这些对诸侯国君的赞美诗，尤其是从对霸主的热情赞美之中，看到诗人们对“霸权”政治具有很强的认同感。比如，周惠王十七年(前660)，狄入卫，懿公赤被杀，戴公申立，遂南渡黄河而寄居漕邑(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西南之白马故城)；十九年(前658)，齐桓公率诸侯城楚丘以封卫，国人欢悦，卫国忘亡，诸侯称仁。故卫大夫作《木瓜》以美之。其首章“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言欲以琼琚报木瓜，以永结其好；次章“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言欲以琼瑶报木桃，以永继其好；卒章“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言欲以琼玖报木李，以永续其好。足见全诗三章皆用“比”体，借男女相赠答之辞，以赠微物而报重宝之意，极力赞美春秋首霸齐桓公封卫之德，表现出卫人思欲厚报之情，表达了卫、齐两国“永以为好”之愿。
2.赞美大夫仁德贤能
这一历史阶段虽然“王道”废而“霸道”兴，但王室与公室大夫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社会阶层，他们皆为仁德贤能之臣，在内政外交方面显露出自己的政治才干。像陈公子完(敬仲)“以君成礼”(《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郑公子詹(叔詹、郑詹)、堵叔(洩堵寇、洩堵俞弥)、师叔(孔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左传·僖公七年》)，秦百里奚(五羖大夫)“爵禄不入于心”(《庄子·田子方篇》)，晋师旷(子野)“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八年》)，等等。故周太子晋(王子乔)、陈懿氏孺人、秦百里奚孺人及卫大夫、郑大夫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多赞美之。他们或美卫文公多贤才——“彼姝者子，何以畀之”(《鄘风·干旄》)，或美郑叔詹为政之善——“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之彦兮”(《郑风·羔裘》)，或美陈公子完将得齐——“有妫之后，将育于姜”(逸诗《凤皇歌》，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或诫秦百里奚富贵不忘发妻——“今日富贵忘我为”(《琴歌》，见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或诫晋师旷早日自周归晋——“绝境越国，弗愁道远”(《峤歌》，见《逸周书·太子晋解》)。在大夫之“家”与诸侯之“国”融为一体的政治架构中，仁德贤能的大夫是维护公室利益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故诗人们从不同侧面对其赞美之，称颂之。比如，周襄王二十三年(前630)，晋文公伐郑求杀叔詹，詹固请往，晋人将烹之，詹视死如归，文公乃命弗杀，厚为之礼，使归之。故郑大夫作《羔裘》以美之。其首章“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言羔裘色泽滋润光亮，形态顺直绚丽，以“美其存心”——当国家有危难之时，能舍弃生命而不变节，得守身之道；次章“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羔裘以豹皮饰袖缘，显得威武有力，以“美其从政”——当国君有过失之时，能正其过阙而不掩饰，尽事君之道；卒章“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言羔裘柔暖鲜盛，三排豹饰鲜明，以“美其为人”(元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四)——当服朝服以朝之时，能位称其服而堪为楷模，有持身之道。全诗三章皆用“赋”笔，由物及人，铺陈描写；述服之美，称人之善，极力夸饰。
3.怨刺讽谏时君无德无为
这一历史阶段的诸侯霸主与其他诸侯国君或有无德之行者，或有荒淫无道者，像晋武公称“兼其宗族”(《唐风·有杕之杜》毛《序》)，献公诡诸“好攻战”(《葛生》毛《序》)，惠公夷吾“重赂秦以求入”(《左传·僖公九年》)，秦穆公任好“以人从死”(《秦风·黄鸟》毛《序》)，康公罃“弃其贤臣”(《晨风》毛《序》)，陈宣公杵臼“多信谗”(《陈风·防有鹊巢》毛《序》)，灵公平国“通于夏姬”(《左传·宣公九年》)，卫惠公朔“骄而无礼”(《卫风·芄兰》毛《序》)，懿公赤“鹤有乘轩者”(《左传·闵公二年》)，曹昭公班“好奢而任小人”(《曹风·蜉蝣》毛《序》)，共公襄“远君子而好近小人”(《候人》毛《序》)，等等。故陈公子完、晋士蒍(子舆)、虢舟侨(舟之侨)及黎大夫、卫大夫、晋大夫、国人、舆人(攻木之工)、秦大夫、国人、陈大夫、曹大夫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平民诗人与奴隶诗人，皆怨刺而讽谏之。他们或责卫懿公不能救黎(黎侯之国，都邑即今山西长治市西南三十里黎侯岭)——“叔兮伯兮!何多日也”(《邶风·旄丘》)，或劝黎侯自卫归于黎——“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式微》)，或刺惠公、懿公无礼仪——“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鄘风·相鼠》)，或刺晋献公尽灭桓、庄之族群公子——“人无兄弟，胡不佽焉”(《唐风·杕杜》)，或刺秦穆公以大夫子车氏三子为殉——“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秦风·黄鸟》)，或刺康公弃其贤臣——“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晨风》)，或刺康公忘先君之旧臣——“于嗟乎!不承权舆”(《权舆》)，或忧陈宣公多信谗贼——“谁侜予美?心焉惕惕”(《陈风·防有鹊巢》)，或刺灵公淫其叔父公孙御叔夫人夏姬——“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东门之池》)、“昏以为期，明星煌煌”(《东门之杨》)、“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月出》)、“匪适株林，从夏南”(《株林》)，或刺曹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心之忧矣，于我归处”(《曹风·蜉蝣》)，或刺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候人》)，或刺晋献公不能修德以固宗子——“狐裘尨茸，一国三公”(逸诗《狐裘歌》，见《左传·僖公五年》)，或刺惠公背内外之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舆人诵》)，或刺惠公改葬共世子(太子申生)——“贞为不听，信为不诚”(《恭世子诵》，俱见《国语·晋语三》)，或刺文公爵禄不公使君子失所——“一蛇耆乾，独不得其所”(《龙蛇歌》，见《说苑·复恩篇》)。足见诗人们不仅对那些荒淫无道之君以辛辣笔触展开批判，即使像晋献公、文公与秦穆公这样的有为之君，对其无德行为亦毫不留情地进行讥讽。比如，《黄鸟》首章选取“交交黄鸟，止于棘”这一客观事象起兴，以咬咬鸣叫之黄鸟栖止于酸枣树上是不得其所，兴“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言子车奄息为穆公殉葬是不得其死；次章选取“交交黄鸟，止于桑”这一客观事象起兴，以黄鸟栖息于桑树上是不得其所，兴“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言子车仲行为穆公殉葬是不得其死；卒章选取“交交黄鸟，止于楚”这一客观事象起兴，以黄鸟栖息于荆条上是不得其所，兴“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言子车鍼虎为穆公殉葬是不得其死。全诗通篇言黄鸟应以时往来而得其所，人亦应以寿命终而得其所，然三良与黄鸟一样皆不得其所，因而三章结句遂反复咏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写三良临穴恐惧之状，诅上天杀尽善人之罪，抒愿百死以赎之情，足见惜善人之甚。穆公生前称霸西戎，功业盖世；然其薨后，秦人却以“良人”殉葬。故秦国人作此诗以刺之。
4.怨刺大夫失德之行
在这一历史阶段，周王室与公室大夫，亦多有失德之行者，如周王子颓“奸王之位”(《左传·庄公二十年》)，郑高克“师溃”而“奔陈”(《左传·闵公二年》)，晋里克(季子)“弑二君与一大夫”(《左传·僖公十年》)，宋皇国父“妨于农功”(《左传·襄公十七年》)，卫孙蒯“越竟(境)而猎”(《左传·襄公十七年》杜《注》)，鲁臧孙纥(臧纥、武仲)“干国之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等等。故郑公子士(“士”，一作“素”)、晋优施及周王室乐工、魏国人妻女、晋国人、鲁国人、曹重丘人、宋筑台者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平民诗人与奴隶诗人，皆怨刺之。
他们或刺周王子颓僭立乐祸——“其乐只且”(《诗·王风·君子阳阳》)，或刺郑高克危国亡师——“左旋右抽，中军作好”(《郑风·清人》)，或刺魏贵妇人心胸狭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或刺晋大夫用非其人——“美如玉，殊异乎公族”(《汾沮洳》)，或刺里克不能事小君骊姬——“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暇豫歌》，见《国语·晋语二》)，或刺鲁臧孙纥狐骀(邾地，即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二十里之狐骀山)之败——“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逸诗《朱儒诵》，见《左传·襄公四年》)，或刺卫孙蒯父子逐其君献公衎——“亲逐而(尔)君，尔父为厉”(《訽孙蒯歌》)，或刺宋皇国父为平公筑台而妨于农收——“泽门之皙，实兴我役”(《诅祝歌》，俱见《左传·襄公十七年》)，都从不同侧面对王室与公室大夫的不德行为进行批判，表露出诗人对他们乱政祸民的极大愤慨。再比如，《君子阳阳》首章“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其乐只且”，以“赋”笔写舞师左手执簧演奏得得意洋洋，右手招呼我以笙奏燕乐房中之乐，言君子之乐在音乐，刺王子颓观赏音乐时欢乐之状；卒章“君子陶陶，左执簧，右招我由敖。其乐只且”，以“赋”笔写舞师左手执翿跳得陶陶自乐，右手招呼我以钟鼓奏舞曲鷔夏之乐，言君子之乐在舞蹈，刺王子颓观赏舞蹈时和乐之貌。惠王二年(前675)，蔿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奉惠王阆叔父王子颓以伐惠王，王子颓遂于王城僭立为王；三年(前674)，惠王处于栎(郑邑，地在今河南省禹州市)，王子颓享五大夫，遍舞六代之乐。故王室乐工作此诗以刺之。
5.抒发爱国情怀
这一历史阶段，由于“王道”废而“霸道”兴，诸侯国各阶层贵族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强化。在他们心中，“天子”之“天下”已经不再那么重要，而“诸侯”之“国家”才是至关重要的，自然绝不能让他国“倾覆我国家”(《左传·成公十三年》)。于是，“礼”被赋予“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全新含意，“德”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国家之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即就是那些出嫁他国的公室贵族女性，她们虽已为他国国君之夫人，亦将其“宗国”视为“根本”。故自然出现了像宋桓夫人、许穆夫人等一批富有爱国情怀的贵族女性诗人，创作了一些抒发爱国主义思想的诗作。
她们或自伤狄入卫而己力不能救宗国——“有怀于卫，靡日不思”(《邶风·泉水》)，或提出引大国以救宗国之策——“控于大邦，谁因谁极”(《鄘风·载驰》)，或忧狄伐卫而望宋救宗国——“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卫风·河广》)，或抒发宗国为狄所破之忧——“驾言出游，以写我忧”(《竹竿》)。宋桓夫人与许穆夫人为姊妹，卫宣公晋之孙，公子顽(昭伯)之女，戴公申、文公毁之妹。故她们在宗国危亡之际，自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比如，惠王十七年(前660)，狄入卫，懿公赤被杀，戴公申立，遂南渡黄河而寄居漕邑。当许穆夫人得知宗国覆亡的消息，心里极为难过，不顾许大夫的极力反对和百般阻挠，即刻快马加鞭赶赴漕邑慰问，以筹划联齐抗狄方略，并愤而作《载驰》以明志。其首章“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言自许归卫之故——“归唁卫侯”；次章“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言许人不许归唁卫侯之非——“既不我嘉”；三章“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言许人尤之之非——“众稚且狂”；四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言欲引大国自救之策——“控于大邦”；卒章“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言我遂往之志——“无我有尤”。全诗五章皆用“赋”笔，铺陈描写了自己“归唁卫侯”之行，提出了自己“控于大邦”之策。未几，齐桓公使其庶子公子无虧(武孟)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足见齐桓公在遵循“尊王攘夷”争霸方略的过程中，不仅对诸侯有“存亡继绝”之功，而且维持了东部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要之，这一时期诗人的政治话语中心，实际上聚焦于公室与国君身上。这正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治生态环境影响使然。因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霸权”政治生态。故诗人的政治话语自然会从以“王权”为中心转变为以“霸权”为中心，诗歌创作的关注点自然由王室兴亡之政治态势转变为公室兴衰之政治态势。
三、“族权”政治生态与诗歌政治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春秋后期(前546-前506)，诸侯国奴隶主贵族内部矛盾加剧，卿大夫取代国君而专国政，政治格局由“诸侯守在四邻”转变为“守在四竟”，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变为“自大夫出”，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逐渐由以霸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在这一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之中，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雅乐”衰，“新声”兴⑧。这一历史阶段传世的诗歌作品仅9首(含逸诗8首)，占春秋时期诗歌总数229篇的5%。其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诸侯燕享之乐歌
天子与诸侯行朝聘之礼时，主人需对宾客行“燕享之礼”。期间，还需行“投壶之礼”，即“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礼记·投壶》)。至春秋后期，由于“族权”逐渐取代了“王权”与“君权”，当时诸侯朝聘天子之礼基本上形同虚设，但诸侯间相互朝聘时举行燕享投壶之礼制依然未废。此类作品主要有逸诗《投壶歌》二首(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比如，景王十五年(前530)，齐景公杵臼、卫灵公元、郑定公宁如晋朝嗣君，昭公夷享诸侯，以景公宴，上军将(第三卿)荀吴(中行吴、中行穆子)为傧相，行投壶礼，遂作《投壶歌》。其开篇“有酒如淮，有肉如坻”两句，连用两个明喻，以晋国美酒像淮水一样多、鲜肉像坻山(山名，今地阙)一样高，比喻今晋国军帅彊禦而卒乘竞劝；结尾“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两句，直言今晋君德不衰于古，齐不事晋，将无所事，表露出荀吴依然有维系晋国中原霸权之心(《左传·昭公十二年》)。实际上，昭公在位期间(前531-前525)，“六卿强，公室卑”(《史记·晋世家》)，则荀吴所谓“为诸侯师”，实乃自夸溢美之辞。故晋司功(掌司仪之大夫)士匄(文伯、伯瑕)讥其“失辞”。当然，从傧相荀吴取代主人(昭公)作《投壶歌》以明晋志可知，即就是在诸侯国君之间行朝聘之礼时，晋君仅一道具而已。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君权”衰微而“族权”强盛的政治生态。
2.赞美大夫武功文德
此时，虽然整体政治格局为大夫专权，但像晋下军佐(第六卿)荀跞(知伯、文子)、郑执政卿(位在次卿而执国政)公孙侨(子产)等，则武功文德卓著者。故曹国人、郑舆人(都鄙之人)等皆作诗以美之。他们或美晋荀跞纳周敬王于成周(《诗·曹风·下泉》)，或美子产推行田制改革(逸诗《子产诵》之二，见《左传·襄公三十年》)。这些诸侯国士、平民及奴隶等对卿士的赞美诗，实际上就是对大夫取代国君专权政治生态环境的一种颂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诗人，他们对“族权”政治具有更强烈的文化认同。
比如，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王子朝(王子晁)作乱，晋籍谈、荀跞帅师纳悼王猛(王子猛)于王城；悼王猛卒，敬王匄即位。敬王元年(前519)，敬王出居狄泉称“东王”，王子朝僭立王城称“西王”；四年(前516)，王子朝奔楚，敬王入成周；九年(前510)，晋会诸侯城成周。故曹国人作《下泉》赞美荀跞纳王之功。其首章选取“洌彼下泉，浸彼苞稂”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寒冷的下泉(即“翟泉”，又称“狄泉”“泽邑”，即洛阳城内大仓西南池水，位于王城之东)将丛生的稂(莠草)根淹泡湿腐而死，反兴“忾我寤叹，念彼周京”；次章选取“洌彼下泉，浸彼苞萧”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寒冷的下泉将丛生的蒿草(荻蒿、牛尾蒿)淹泡湿腐而死，反兴“忾我寤叹，念彼京周”；三章选取“洌彼下泉，浸彼苞蓍”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寒冷的下泉将丛生的蓍草淹泡湿腐而死，反兴“忾我寤叹，念彼京师”；卒章选取“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这一客观事象为兴象，以黍苗之所以生长得茂盛是因为时常有阴雨滋润，正兴“四国有王，郇伯劳之”。此诗四章皆用“兴”笔，异章变文，重章叠句，反复咏叹，貌似空空说“念”，实则含意固深：慨叹我一旦醒来就怀念成周(即“周京”“京周”“京师”，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位于瀍水之东，与王城相距四十里)之情，极力凸显王子朝之乱使王室受害程度之重；卒章方画龙点睛，以颂郇伯之贤。
3.讽刺大夫专权乱政
这一时期，晋韩氏、中行氏、知氏、魏氏、士氏、赵氏所谓“六卿”，郑罕氏、驷氏、丰氏、游氏、印氏、国氏、良氏所谓“七穆”，鲁仲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所谓“三桓”，宋皇氏、乐氏、灵氏所谓“三族”，齐国氏、高氏、陈氏“三族”，陆续开始专权共政，君权(诸侯国君)与族权(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这种政治现象，在郑大夫、国人、舆人所创作的诗歌中多有反映。他们或刺国遇乱世学校废而不修(《诗·郑风·子衿》)，或刺子产推行田制改革(逸诗《子产诵》之一，见《左传·襄公三十年》)，或刺子产推行丘赋改革(《丘赋歌》，见《左传·昭公四年》)。这些诗作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在由“君权”政治向“族权”政治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因为，这一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的深刻变革，不仅会从根本上剥夺那些旧贵族的既得利益，也会在短时间使那些原来依附于旧贵族的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一定危害。故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下层贵族与平民、奴隶等，自然会通过作诗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
比如，《子衿》首章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此以“青青子衿”——学子所服之服饰借代学校，责其不寄问；次章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此以“青青子佩”——学子所佩之玉佩借代学校，责其曾不来学；卒章起句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在城门楼上独往独来，比喻学子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结句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自言思念之切。春秋后期，大夫专权，学校不修，惟郑子产不毁乡校而已。故郑大夫有《子衿》“城阙之刺”(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三)。
4.诫刺家臣乱家政
“家臣”取代“公臣”秉国政，这一现象虽然形成于春秋晚期，然其肇始于春秋后期。特别是鲁叔孙豹庶子牛(竖牛)乱叔孙氏之室，季氏费邑(即今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宰南蒯(南氏)以费叛季氏，实开后世阳虎以“陪臣执国命”政治生态之先。故费乡人(居于乡里之奴)笔触多集中于此。他们或诫南蒯将叛季氏(逸诗《南蒯叹》)，或刺南蒯将叛季氏(《南蒯歌》，俱见《左传·昭公十二年》)，都表现出对由于家臣乱政而引发社会动乱的无限担忧。
比如，周景王十年(前535年)，鲁季孙意如(平子)继祖父职为卿，不礼于南蒯，故南蒯以“臣欲张公室”(《左传·昭公十四年》)为借口，实则欲“以费为公臣”(《左传·昭公十二年》)，遂依靠自己所掌握的采邑家兵武装，与公室卿士公子憖(子仲)及叔孙氏小宗叔仲小(叔仲穆子、叔仲子)谋出季氏；十五年(前530)，南蒯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遂作《南蒯歌》以刺之。其选取“我有圃，生之杞乎”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兴象，以原本种植蔬菜的园圃却生长出枸杞来，正兴“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左传·昭公十二年》)，言南蒯在费欲为乱不合时宜，实为鄙贱之行、耻恶之事，表达了费人对南蒯以费叛季氏如齐极其失望之情。
5.反映吴楚争霸政治态势
此时中原诸侯皆无力继续争霸，争霸的主要战场转移到南方吴、楚之间。这一政治态势，在楚申勃苏(申包胥)及吴渔夫等佚名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他们或在吴入郢(即今湖北省江陵市荆州镇北五里故纪南城)后赴秦以歌乞师(《吴为无道歌》，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或歌咏伍员(子胥)自楚奔吴(《渔夫歌》，见《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比如，《吴为无道歌》以“封豕长蛇”比喻吴王阖闾以师入郢，以“寡君出在草泽”比喻楚昭王熊轸奔随(姬姓国，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随县南)，皆以形容吴楚争霸的严重态势。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吴楚柏举(楚邑，在今湖北省麻城市东北)之战，楚师败绩，吴师入郢，楚昭王自郢奔郧(楚邑，地在今湖北省孝感市京山县、安陆市一带)，又奔随，昭王使申包胥如秦乞师。其鹤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绝声，哭已，遂作此歌以谏秦哀公出师救楚，秦师乃出。
要之，这一时期诗人的政治话语中心，其聚焦点不再是公室之“国”，而是大夫之“家”，实际上聚焦于大夫身上。这正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政治生态环境影响使然。因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族权”政治生态。故诗人的政治话语自然会由以“君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诗歌创作的关注点自然由公室兴衰之政治态势转变为大夫专权之政治态势。
四、“庶人”政治生态与诗歌政治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春秋晚期(前505年-前453)，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由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转变为“陪臣执国命”，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逐渐由以族权为中心转变为以庶人为中心。在这一政治生态环境之中，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新声”盛，“徒歌”兴⑨。这一历史阶段传世的诗歌作品凡15首(全为逸诗)，占春秋时期诗歌总数229篇的6%。其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讽刺国君与大夫无德无行
此时诸侯国君及其大夫，多有无德无行者。如卫灵公元薄德厚色而“无道”(《论语·宪问篇》)，庄公蒯聩欲使人“杀其母”(《左传·定公十四年》)，齐景公杵臼“繁于刑”(《左传·昭公三年》)，安孺子荼“置群公子于莱”(《左传·哀公五年》)，简公壬家臣阚止(子我)“有宠”而“使为政”(《左传·哀公十四年》)，吴王夫差“好罢民力以成私好”(《国语·楚语下》)，鲁季孙斯(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朝”(《论语·微子篇》)，等等。故鲁孔丘、公孙有山、吴申叔仪及齐国人、莱人、宋野人(居于郊外鄙野之奴)、吴童稚等佚名诗人，皆作诗以刺之。
他们或刺卫灵公为其夫人南子召宋公子朝(宋朝)——“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逸诗《娄猪歌》，见《左传·定公十四年》)，或刺卫庄公无信无道——“登此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浑良夫噪》，见《左传·哀公十七年》)，或刺齐安孺子使群公子失所——“师乎师乎，何党之乎”(《莱人歌》，见《左传·哀公五年》)，或刺齐公室弃民不恤而国政将归于陈氏——“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采芑歌》，见《史记·田世家》)，或刺吴王夫差不恤下——“佩玉繠兮，余无所系之”(《庚癸歌》)，或刺吴王夫差不与士卒共饥渴——“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赓歌》，俱见《左传·哀公十三年》)，或刺吴王夫差筑别馆以淫逸——“梧宫秋，吴王愁”(《吴王夫差时童谣》，见《述异记》卷上)，或刺鲁季孙斯受齐女乐——“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去鲁歌》，见《史记·孔子世家》)。实际上，这些诗作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庶人”政治形成的社会原因：正是诸侯国君及其大夫无德无行，终于导致“君权”与“族权”相继衰微而“庶人”强势，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政治生态。
比如，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卫灵公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卫邑，即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之颛顼城)，卫太子蒯聩献盂(卫邑，今地阙)于齐，过宋之野(郊外鄙野之地)，宋野人遂作《娄猪歌》以刺之。此歌采用连喻方式，以“娄猪(求子母猪)”喻宋女南子，以“艾豭(老公猪)”喻旧通于南子之公子朝，言其淫逸之甚，讽刺何其辛辣!
2.诫勉国君奋发有为
与上述无德无行之君相比，越王勾践则是一位奋发有为之君。他提出“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国语·吴语》)之说，倡导“进则思赏，退则思刑”(《越语上》)之论，奉行“诛强救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灭吴，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故越大夫文种等皆作诗以诫勉之。此类作品现存有逸诗《祝辞》二首(见《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
比如，敬王二十六年(前494)，越王勾践与大夫文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即今钱塘江)之上，临水祖道(祭祀道神以饯行)，军阵固陵(即今浙江省萧山市西之西兴渡，为吴越通津)，文种前为祝，遂作《祝辞》二首以诫勉之。其一曰：“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三觞。”此以祝酒歌形式，言上天必定会佑助越王变祸忧为德福以复兴国家。
3.哀怨乱世无道
此时“君权”“族权”衰微，“家臣”主政，世间既无圣王之瑞，又无文明之祥，一派德衰无道、礼崩乐坏的乱世景象。故鲁孔丘、楚陆通(楚狂接舆)等皆作诗以哀怨之。
他们或哀乱世无祥瑞之兆——“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凤鸟歌》，见《论语·子罕篇》)，或讥大夫不能隐为德衰——“今之从政者殆而”(《凤兮歌》，见《微子篇》)，或怨自己生于乱世——“伤予道穷，哀彼无辜”(《陬操》，见《孔丛子·记问篇》)，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庶人”政治生态环境中的“无道”之象，抒发了诗人们的哀婉之情。
比如，《凤兮歌》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此歌开篇以呼告与比喻手法，言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以喻孔子；谓今天下德衰无道，则贤者尚可隐去；然子却欲仕于殆政而不隐以避世。敬王三十一年(前489)，孔子在楚，楚狂接舆遂作此歌以讽谏之。
4.慨叹人生短促
此时，由于万物变化不息，世事变化无常，吉凶之兆相倚，致使许多士大夫感叹人生短促，韶光易逝。故他们通过作诗来抒发这种复杂情感，以求自我宽慰，进而转化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这种珍惜生命价值的思想意识，不像前代鲁仲孙羯(孟孝伯)所谓“人生几何，谁能无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那样悲凉无奈，更像叔孙豹(穆叔)所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一样积极进取，唯有表现视角有所不同而已。此类作品现存有《泰山歌》(见《礼记·檀弓上》)一首。此歌选取“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这两个客观事象作为兴象与喻体，以众山所仰之泰山下坠了，众木所依之栋梁腐朽了，比兴“哲人其萎乎”，言众人所敬之哲人生病了。全诗透露出英雄末路、壮志未酬之惋惜情愫。敬王四十七年(前479)，孔子早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作此歌以叹；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寝疾七日而没。足见此为孔子绝笔。
要之，这一时期诗人的政治话语中心，实际上聚焦于大夫与陪臣之间的权利斗争方面。所以，诗歌创作主要以贵族佚诗与平民歌谣为主，出现了处于乱世的个人抒怀之作。这正是“陪臣执国命”政治生态环境影响使然。因为“陪臣执国命”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庶民”政治生态。故诗人的政治话语自然会是以“族权”为中心转变为以“庶民”为中心，诗歌创作的关注点自然由大夫专权之政治态势转变为“陪臣执国命”之政治态势。
综上所述，春秋诗歌的政治化倾向，既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政治思想、政治势力、政治人物对其进行控制和制约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又指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直接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进行创作，或者作品题材直接涉及有关政治活动的创作。这是春秋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与突出特征。实际上，这种政治化倾向，代表了春秋诗歌创作的主旋律，是这一时期礼乐文化的重要元素。而正是由于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渐次变迁，促使诗歌创作内容由以祭祀活动为主向以现实生活为主转变，从而使这一时期的诗歌主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当然，由于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环境的差异性，这种政治化倾向就诗人的政治话语及其关注的政治态势而言，自然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前期以“王权”为中心，关注点为王室兴亡；中期以“霸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公室兴衰；后期以“族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大夫专权；晚期以“庶民”为中心，关注点为“陪臣执国命”。而这些阶段性特征，则构成了春秋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创作题材的现实性与内容的真实性，创作动机的尊德性与民本性，建构方式的叙事性与事象性，诗学观念的言志性与社会性。这些具有政治化倾向的诗歌，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政治化倾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关注点的不同，正好反映出诗礼互动内涵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与礼制变革现实性关照的有机结合，正是诗礼文化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①本文所引《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尚书正义》《礼记正义》《论语注疏》文本，皆据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不再逐一标注页码。
②笔者此所谓“庶人”，亦称“庶民”，指士之庶子无爵者，包括担任王室与公室府、史、胥、徒之属者及大夫家臣者。其虽可入仕在官，但并非由天子、国君任命。故就社会阶层而言，属于平民阶层。
③笔者将春秋时期分为前期(前770-前682)、中期(前681-前547)、后期(前546-前506)、晚期(前505年-前453)四个历史阶段。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9—11页。
④本文列举史实，除特别标注者外，皆出自《春秋》《左传》《国语》《论语》《礼记》《韩非子》《孔子家语》《史记》《列女传》《吴越春秋》，不再逐一标注出处。
⑤关于本文所涉诗篇的作者、诗旨与创作年代，笔者《春秋文学系年辑证》有关部分与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有详细考证，可参。
⑥国君夫人，《左传》称“小君”，《论语》《礼记》称“寡小君”。则其亦为“君”，社会地位与其夫同。
⑦昭十一年《春秋》之“蔡世子有”，即《左传》之“隐大子”，楚大夫申无宇称其为“诸侯”。则天子之“太子”与诸侯之“世子”，其社会地位与天子、诸侯同。
⑧“新声”，亦称“新乐”，是一种有别于“雅乐”(古乐)的新型世俗性流行乐歌。至春秋后期，陆续由民间进入公室，逐渐形成了“秦声”“郑声”“晋音”“卫音”“齐音”“鲁音”“宋音”等多种音乐形态。
⑨“徒歌”，亦称“谣”“俗谣”，是一种即兴创作的无需音乐伴奏、舞蹈扮演之诗歌，其形式犹如今之“清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