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鱼鳞图册起源有各种说法。鱼鳞图之称在绍兴年间已然出现。绍兴经界继承了北宋方田法清丈土地之策，而有新的发展和突破。绍兴经界缘起于按图核实。打量步亩、画图供帐为绍兴经界的核心和关键。以保为单位的鱼鳞图帐，是绍兴经界的基本帐籍。砧基簿与鱼鳞图不应混为一谈。绍兴经界是先攒鱼鳞图，后造砧基簿。鱼鳞图帐以地为母，以人从地；砧基簿以人为母，以地从人，二者属性有所不同，其演变结果亦不尽相同。绍兴经界有关鱼鳞图册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各种鱼鳞册籍雏形已经显现。后世鱼鳞图册实起源于绍兴经界的鱼鳞图帐，不是从砧基簿演变而来。
关键词：绍兴经界 鱼鳞图 按图核实 保簿 砧基簿
作者简介：栾成显，1941年生，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浙江鱼鳞册的搜集、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017ZDA187)阶段性成果。
关于鱼鳞图册的起源，学界有各种说法。大者而论，有南宋说，元代说，明代说。1933年，梁方仲发表《明代鱼鳞图册考》，指出鱼鳞图册起源于南宋。[1]1982年，刘敏在《明代“鱼鳞图册”考源》中认为，最早的鱼鳞图册是在元代产生的，明代的鱼鳞图册渊源于元代。[2]而林增杰等则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宋代经界法及鱼鳞图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鱼鳞图册制度”[3]。时至今日，随着资料发掘与研究深入，宋代说已被多数学者认同。
然鱼鳞图册具体起源于南宋何时，研究者又有不同说法。具体而言，可分为绍熙说，嘉定说，绍兴说。首先提出绍熙说的是梁方仲，其在考证“鱼鳞图册之来源”时，引证的最早史料，是朱熹在绍熙元年“晓示经界差甲头榜”中有关“画鱼鳞图”的记载，即认为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的土地经界为鱼鳞图册来源之始。[4]何炳棣说，“划时代的鱼鳞册终于在嘉定十七年编制完成,首次在金华地区出现”[5]。嘉定十七年即公元1224年，他认为这是婺州经界完成的时间，从而判定鱼鳞图册在南宋嘉定时期首次出现。尚平论述了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认为鱼鳞图册是由砧基簿演变而来，大致形成于南宋中期。[6]1983年，王曾瑜发表《宋朝的鱼鳞簿和鱼鳞图》，指出宋代有保甲鱼鳞簿和经界鱼鳞图，为两种不同图籍；并认为“从南宋初绍兴年间开始，鱼鳞图已成经界时必备之图籍，而得到相当普遍的行用”[7]。其他研究者说法大致不超出以上各家之说范围，不再胪列。本文拟就鱼鳞图册到底起源于南宋何时，试作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一、“鱼鳞图”之称首现时间
关于鱼鳞图册的起源时间，研究者多以文献记载中“鱼鳞图”之称首次出现的时间为据，来确定鱼鳞图册的起源时间。南宋时期，现存文献中出现“鱼鳞图”之称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则。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宋史·食货志》的一段记载：
知婺州赵夫行经界于其州，整有伦绪，而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乃命赵师岩继之。后二年，魏豹文代师岩为守，行之益力。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灿然可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创库匮以藏之，历三年而后上其事于朝。[8]
该记载言赵夫知婺州推行经界，其后赵师岩、魏豹文继之，行之益力，并言及造有“鱼鳞图”等各种册籍。《宋史》叙其事系始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宋会要辑稿》中也有关于此事记录：
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臣闻：“仁政必自经界始”，孟轲有是言也。然近年经界一事，每难于讲画，而则败于垂成，惟官吏纵贪而取赢，故民心多疑以求免。有如诸郡赋役不均，豪右得志，穷弱受害，婺之为郡，乃其尤者。迩来谏臣台察，相继论奏，委曲详尽，诏旨赐可，德惠至渥。臣窃聆此令既颁，环婺之境，小民欢呼，豪右失色，可谓盛举。第如守臣赵师岩申台状，则惩前守赵夫之覆辙，不无过虑。夫经界兰溪，颇见端绪，强家合力，厚有所携，逐去乃已。师岩欲得本台主盟，遇有诉者，勿与受理。[9]
从以上所记，可知赵夫等在婺州经界所造鱼鳞图册之事，是在南宋嘉定时期。这是鱼鳞图册起源于嘉定说的主要依据。
而研究者又发现，南宋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经界时也提到了“鱼鳞图”，其在《晓示经界差甲头榜》中列有下项：
打量纽算，置立土封，椿摽界至，分方造帐，画鱼鳞图、砧基簿，及供报官司文字应干式样，见已讲究，见得次第，旦夕当行。镂版散下诸县，庶几将来经界，大小甲头等人各通晓，免至临时雇募他人，重有所费。[10]
其中明确提到在经界田土之际须“画鱼鳞图”，对此何炳棣说，朱熹在“1190年的榜示很可能是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鱼鳞图这个名词的”。这一记载成为鱼鳞图册起源于绍熙说的主要根据。
不过，应注意的是，比上述所引史料更早的关于鱼鳞图的记载，还可在现存南宋史籍中见到。前述王曾瑜发表的《宋朝的鱼鳞簿和鱼鳞图》一文，征引了《历代名臣奏议》所载洪遵的上奏，其中即有“鱼鳞细图”的说法。原文如下：
绍兴中遵又荐用林珦，上奏曰：“右臣伏睹右通直郎、新差通判、福州军州事林珦，本出书生，敏于为政，治民有爱利之行，持己有公廉之称……后知常州无锡县。”旧例，令佐四厅催科，浮民得以为奸，号为杂催者，至七百余人，因缘侵渔，人蒙其害。经界复实官在县置枷械于门，追呼自便。又于太（大）保长名下勒取丁口图帐七千余本，皆鱼鳞细图，期限严峻，遂以重价就买官中本送纳。珦始至之日，即时禁止。[11]
洪遵（1120—1174），南宋绍兴至乾道时大臣，著名钱币学家。其在绍兴时曾任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等职，为官正直，多次上奏，荐举贤能。上述奏文言他于绍兴年间曾荐用无锡知县林珦，但具体年份不详。幸南宋《咸淳毗陵志》尚存于世，据该志载，林珦是在绍兴十九年十二月至二十年八月任常州府无锡县知县的。[12]从上述引文中“珦始至之日，即时禁止”可知，文中所言之事，当发生在绍兴十九年（1149）底。而洪遵所上奏文的时间亦不会太晚，即在绍兴二十年或稍后几年时间。
考绍兴经界，李椿年于绍兴十二年（1142）上经界奏文，次年朝廷正式在各地推行，至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长江下游地区基本经束。故可确认，林珦在无锡县禁止勒取与购买的“丁口图帐”，正是绍兴经界所产生的存于官府及民间的各种图籍，而从其所言“皆鱼鳞细图”，可知其中有大量的经理田土册籍，并被称为“鱼鳞细图”。史载，洪遵曾于绍兴十五年至十八年（1145—1148）任常州通判，[13]其后不久所荐无锡知县林珦，乃为常州府下属。洪遵是绍兴当时之人，所言为当时之事。鱼鳞图之称在绍兴年间已然出现，乃无疑问。
二、绍兴经界与所造图籍
那么，绍兴年间所称鱼鳞图到底是怎样一种册籍，绍兴经界又都造有哪些图籍呢？
绍兴经界是南宋初年采取的一项重要社会经济举措。当时，南宋政权刚确立不久，社会经济秩序亟待整顿：
兵火之后，文籍散亡，户口租税虽版曹尚无所稽考，况于州县乎！豪民猾吏因缘为奸，机巧多端，情伪万状，以有为无，以强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富者日以兼并，贫者日以困弱。[14]
而在这后面潜在的更大历史背景是，自唐中叶均田制败坏以后，土地私有成为主流，特别是进入宋代以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私有迅速发展，占据了主导地位。“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于富贵者也。”[15]土地的占有，不再是由官府授田所得，而主要是通过分析承继、田土买卖或土地兼并等手段获取。于是，业户占有土地的分布形态也呈现出新的局面，大多不是连成一片，“诸色之田，散漫参错，尤难检计”[16]。一方面，业户土地占有极为分散，加之豪民猾吏机巧多端，情伪万状；另一方面，对统治者来说，土地税收仍为财赋来源，乃是立国之本，经济命脉，须臾不可离开。这样，官府如何准确地掌握到业户占有土地的实际数量，以确保稳定的赋税来源，则成为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
关于核实业户田土，宋之前各代曾实行“自实”“手实”“首实”等举措，即先由业户自己陈报，再经官府核实。这种方法的实质，乃是以人为主，以地从人。在以授田制为主的时代，通过以地从人的方法，官府仍可基本掌握业户占有土地的状况。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业户占有土地极为分散，且土地流转频繁，租佃关系发达，加之作弊多端，传统的“自实”“手实”，即从人户路径入手核实田土的方法，必致隐漏多多，且无法检核，已很难奏效。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新的制度萌生了。北宋时期推行的方田法即是一种新的尝试。所谓方田法，即“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分地计量……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17]。其实质，则是从清丈土地入手，以地为主，以人从地的方法来核实业户的土地，以均赋税。但方田法只能在平原地区施行，还有很大局限。
南宋的绍兴经界，则继承了方田法的清丈土地、以人从地的方略，且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它克服了方田法的局限，使之趋于成熟。
具体来说，绍兴经界乃缘起于吴江县的“按图核实”。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李椿年在奏请推行经界时说：
臣尝闻于朝廷，有按图核实之请。其事之行，始于吴江知县石公辙，已尽复得所倚阁之数外，又得一万亩，盖按图而得之者也。以此知臣前所请不为妄而可行明矣。臣愚欲望陛下断而行之，将吴江已行之验施之一郡，一郡理然后施之一路，一路理然后施之天下，行之以渐，而迟以岁月，则经界正，而陛下之仁政行乎天下矣，天下幸甚。诏专委李椿年措置。[18]
这是一则十分重要的记载。它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绍兴经界的缘起。当绍兴经界在全国正式推行之前，平江府（苏州）吴江知县石公辙已在该县实行了“按图核实”，即通过丈量土地、攒造图籍来核实业户田土，并且取得了成功。除了完全补足该县“倚阁”即缓征拖欠之数外，又多得一万亩。石公辙是在绍兴初任吴江知县的，此事发生在绍兴初年。[19]李椿年即是用“吴江已行之验”多次奏请皇帝，向全国推行经界，从而受到朝廷专委，以措置经界。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李椿年在“被旨措置经界事”中，亦首先言明：“今欲先往平江府措置，候管下诸县就绪，即以次往其余州军措置经界。要在均平，为民除害，更不增添税额。”[20]
上述引文中，对“吴江已行之验”并未做具体说明，但已指出其主要的关键做法乃是“按图核实”，其所增田亩数，也是“按图而得之者”。随后，李椿年上言被旨措置经界的各项事宜，其中不止一次提到“按图核实”：
今画图，合先要逐都耆邻保在（伍），关集田主及佃客，逐坵计亩角押字，保正、长于图四止押字，责结罪状，申措置所，以俟差官按图核实。稍有欺隐，不实不尽，重行勘断外，追赏钱三百贯，因而乞取者，量轻重编配，仍将所隐田没入官。有人告者，赏钱并田并给告人。如所差官被人陈诉，乞许亲自按图核实，稍有不公，将所差官按刻（劾）取旨，重行窜责。如所诉虚妄，从臣重行勘断。[21]
这里所言主要有两项，首先是“画图”，其次是差官按图核实。其中对按图核实所用文字较多，强调稍有欺隐，不实不尽，即重行勘断，对欺隐者加以处罚。但对画图亦有言及，所谓画图，即是逐都逐保集结耆邻、保伍，及田主、佃客，“逐坵计亩角押字，保正、长于图四止押字”，所言“逐坵计亩角押字”，即包含了对各保每一坵段田土的丈量和面积计算，核准无误，有关人员一一押字，然后上报措置经界所，以俟差官按图核实。可见，画图是经界首先要做到的一步，是按图核实的前提。
何炳棣认为，“所谓的‘画图’实在是田主自绘的丘块示意图”，“南宋土地经界数字并非得自履亩勘丈”,“都是一贯地实行田主自行陈报亩角并自行绘制丘块示意图”[22]。即根本否认打量画图、履亩丈量的存在。这与绍兴经界的历史实际不符。
打量画图的实施及其重要性，从绍兴经界所经历的波折中即可看出。绍兴十五年（1145），李椿年以忧去命，王铁以户部侍郎代之。他改变了李椿年的做法，对“两浙诸州县已措置未就绪去处，更不须图画打量、造纳砧基簿”，“令民十家为甲自陈，不复图画打量，即有隐田以给告者”。结果“缘为未曾差官复实，致有隐匿亩角土色，不实不尽，诡名挟户之类”[23]。王铁实行的结甲自陈之法，因不须画图打量，致使隐匿田土、诡名挟户等固疾重发，而达不到经界的目的。这正说明了，是否实施打量画图乃是绍兴经界的关键所在。至绍兴十七年（1147）春，椿年免丧复故官，专一措置经界，才恢复了之前的做法，其在措置两浙路经界事件中则言：
本路州县经界，已用打量及砧基簿计四十县，欲乞结绝。未曾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止令人户结甲去处，窃虑大姓形势之家，不惧罪责，尚有欺隐，欲乞令措置行下州县，依旧打量画图，令人户自造砧基簿，赴官印押施行讫，申本所差官复实。稍有欺隐，不实不尽，即依前来已得指挥断罪追赏。[24]
此外，在该文以下所列各项经界措置中，亦多次申令“今来打量，依实供具，画图入帐”，“打量画图”，“近承画图指挥，依旧打量”，等等。北宋欧阳修云，“以丈尺量地曰打量”[25]。所谓“打量”，即丈量田土，为宋代清丈土地的常用说法。
关于绍兴经界中实施的打量田土、按图核实的具体事例，还见于其他记载。南宋楼钥《攻媿集》中载有汪大猷行状，其中云：
本贯庆元府鄞县武康乡沿江里汪大猷，字仲嘉，年八十有一，状……遂中十五年进士乙科。秩满，官升左从事郎，为婺州金华县丞。处事益明，期限必信……时户部侍郎李公椿年建议行经界，选公为龙游县复实官，约束严峻，已量之田，隐藏亩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气临人，无敢忤者。公独曰，愚民不识弓步，不善度量，若田少而所供反多，须使之首复，乃可并行。李公问，当何如？公曰，凡有不实，许其自陈，俟验实与改正，悉皆施行，受赐者已不知其几。既至，躬行阡陌，唱弓量之，目则已默计其广袤之实，吏运筹久之，无毫厘差，观者以为神。凡事俱有方略，邑人鼓舞，旁县皆取为法。事毕躬纳图帐。[26]
《金华府志》中亦载有汪大猷的相关事迹：
汪大猷，字仲嘉，鄞县人，由进士绍兴间任。争财者谕以长幼之礼，悦服而退。李椿年行经界法，约束甚严，檄大猷复视，请不实者得自陈，毋遽加罪。[27]
从该事例可知，在绍兴经界的实际推行中，主持者“躬行阡陌，唱弓量之”，是实施了打量即丈量田土这一做法的；初步丈量之后又差官复实；其执法严峻，“已量之田，隐藏亩步，不以多寡，率至黥配，盛气临人，无敢忤者”；最后并造有图帐上纳。
其后不久朱熹论经界时，亦对绍兴经界的打量步亩、攒造图帐等做法，特别予以称赞和强调：
经界利害，如前所陈，则其不可不行审矣。然行之详略，又有利害者。盖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税之所以不均，政缘教化未明，风俗薄恶，人怀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积弊，以至于此，虽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变也。况今吏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图之正，田税之均，是岂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亩、不攒造图帐，之所能办乎？所以绍兴年中虽以秦太师之权力，李侍郎之心计，然犹不惮甚劳大费，以至淹历岁时之久，而后能有成也。若如议者之言，即是熙宁手（手疑当作首，去声——原注）实之法，其初虽若简易，其终必将大起告讦之风，徒伤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户田产有无多寡之实，又反不如偷安度日，都不作为之为愈也。抑绍兴经界立法甚严，人所创见，莫不震悚，然而奸猾之民，犹有故犯之者，况于今日以此苟简之法，施之玩习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税平，岂可得哉！此经界详略之利害者然也。[28]
这里，朱熹列出了绍兴经界实施的几个重要步骤：差官，置局，打量步亩，攒造图帐，并称赞其“不惮甚劳大费，以至淹历岁时之久，而后能有成也”。所谓甚劳大费，淹历岁久，主要指的是打量步亩、攒造图帐之事。因为打量一事，最费功力；而攒造图帐，则所费甚巨。关于绍兴经界实行打量步亩之事，朱熹在另一处亦有提及：
至如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盖驱田里之民，使之随官，荷畚持锸，揭竿引绳，以奔走于山林田亩之间，岂若其杜门安坐饱食而嬉之为逸哉？但以为若不为此，则贫民受害，无有已时，故忍而为之，庶其一劳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而可行矣。且如此间，绍兴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之中，是时固目见之，亦以为非所当行，但讫事之后，田税均齐，里闾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无一人以为非者。[29]
所言“盖驱田里之民，使之随官，荷畚持锸，揭竿引绳，以奔走于山林田亩之间”，显然是指绍兴经界实施的履亩丈量之事，因其驱民奔走，故招嗟怨。还可证明，履亩丈量是由官府组织的，绝非是所谓“一贯地实行田主自行陈报”。
朱熹还将绍兴经界与北宋熙宁实行的手实法做了对比，指出手实法虽若简易，但终不足以得人户田产有无多寡之实，反而扰民，不如不做。所以，在论及绍兴经界时，对其实施的打量步亩，攒造图帐这一步绝不能忽略，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实为其最重要的一环，这是绍兴经界得以成功的关键。
绍兴经界的打量步亩、按图核实，最后则攒造有各种图帐。当时称之为“画图供帐”，或“画图入帐”。绍兴二十年（1150）二月，李椿年的继任者宋贶谈及绍兴经界时说：
壬子，权户部侍郎宋贶言，契勘经界本意，务要革去侵耕冒佃，诡名挟户，逃亡死绝，虚供抵当，差科不均，乡司走弄二税之弊，使民有定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后来缘以画图供帐，分立土色等则，均任苗税，转生奸弊，遂致久不能结绝。[30]
画图供帐实施的整个过程，十分繁重而复杂，需动用各方面人力物力，耗时费力。首先必须对都保所属田土，逐坵丈量，计算面积，分立土色，确定税则，核实业主，集合耆邻保伍及田主佃客，逐坵计亩角押字，再经复实官按图核实无误后，最后才能将所画图子攒造成各种帐籍。正因为其十分繁杂，工作量巨大，且牵动面广，难度大，易转生奸弊，遂使绍兴经界耗时较长，致有久不能结绝者。
“画图供帐”，或“画图入帐”的“帐”，一般指的就是册籍。宋之前，与人口和土地有关的官府册籍，一般多称为“帐籍”或“籍帐”，宋代仍延续这种说法，至绍兴时仍是如此。关于绍兴经界所造册籍，现存史料记载并不为多，但有关绍兴经界的史料中，多处明确记有“画图供帐”或“画图入帐”等相关文字，如前引仅无锡县其丁口图帐就达“七千余本，皆鱼鳞细图”之事例，所以绍兴经界通过打量田土与按图核实，最后造有与丈量土地相关的各种图籍，这是确定无疑的。《宋会要辑稿》中，即明确载有绍兴经界中的“打量图帐”：
庆元元年二月七日，臣僚言：财赋源流所系在图籍，倘图籍之不明，则财用之不足，此必然之理也。伏自经界之久，打量图帐，一皆散慢（漫），递年税籍，又复走弄，所以州县日益匮乏，莫知所措，虽欲稽考，猝难搜索。乞申严行下，应经界以来打量图帐，与夫逐年乡司税籍，并行拘置官府，以候检核；民间或有隐匿，并与乡司同坐侵移之罪，不以赦降原减。从之。[31]
庆元元年即公元1195年，距离绍兴经界结束之时，已有40余年，所言“伏自经界之久”，显然是指其前的绍兴经界，所称“打量图帐”，即指绍兴经界中所造丈量土地的图籍簿册。由此可知，绍兴经界已专门造有丈量土地的图籍——“打量图帐”；又可知，这种打量图帐，在绍兴经界后一直是官府检核税赋的重要图籍，乃财赋源流之所系。
关于绍兴经界画图供帐所造册籍，朱熹有颇为全面的论述。
朱熹（1130—1200），于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及第，绍兴二十一年（1151）授福建同安主簿，后亦在其他地方从政。朱熹是绍兴经界同时代人，深知经界实行与否对国计民生之利害。绍熙元年（1190），“是岁朱熹守漳州，复以三州经界为请。熹初为同安簿，已知经界不行之害。及到任，会臣僚有奏请行于闽中者，诏监司条具利害以闻，监司下其事于州，适与熹初意合。即加访问讲求，纤悉毕至，以至方量算造之法，尽得其说”[32]。朱熹向朝廷连上《条奏经界状》《经界申诸司状》《再申诸司状》等，[33]极言推行经界之必要。然朝廷迟迟不决，直到年底才下旨“先将漳州经界措置施行”，但农闲时间即将错过，朱熹只好申请来年十月方行打量。这期间，漳州经界仍受到朝廷与地方各种势力的阻挠和反对。绍熙二年（1191）正月，其长子朱塾卒，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辞，漳州经界终于未能推行下去。不过，朱熹为漳州经界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诸如选择官吏、招募谙晓算法之人，发布榜示，乃至差人于邻近州县已行经界处取会绍兴年中施行事目，等等。在其所上奏请和所发榜示之中，详细解释了经界的各种“可行之术”，诸如差官、置局、打量、画图、攒造图帐等。朱熹是绍兴同时代人，亦是绍兴经界的亲历者，他一再声称，其倡行之经界，乃是“仰遵绍兴已行之故典”，“今来经界乃是绍兴年中已行之法”，“经界之法当依绍兴年例”，“绍兴已行之法诚不可易”，等等。[34]故其所列各项，既是对漳州经界的筹划，同时也是对绍兴经界的解读。当然其中亦有对绍兴经界“一二未尽善者”加以改进之处，朱熹奏言：
经界之行否详略，其利害已悉具于前矣。今欲行之，则绍兴已行之法，诚不可易。但当时所行，亦有一二未尽善者，如不择诸道监司以委之,而至于专遣使命,不择州县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复实以纷更之,此则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盖县令不能，则择于其佐，佐又不能，则择于它官，一州不足，则取于一路，见任不足，则取于得替待阙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权领县事，要以得其人而后已……则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说也。
至于打量一事，则其势不得不少劳民力。但一县之地，大者分为数百千保，小者分为数十百保，使之分头散出，各自打量，则亦不至多费时月，而绍兴遗法亦必有能识之者。此打量步亩必可行之说也。
至于图帐之法，始于一保，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必要东西相连，南北相照，以至顷亩之阔狭，水土之高低，亦须当众共定，各得其实。其十保合为一都，则其图帐但取山水之连接与逐保之大界总数而已，不必更开人户田宅之阔狭高下也。其诸都合为一县，则其图帐亦如保之于都而已，不必更为诸保之别也，如此则其图帐之费亦当少减。然犹窃虑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绍兴年中之比，此费虽微，亦恐难以陪备，若蒙朝廷矜怜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烦费，则莫若令役户只作草图草帐，而官为买纸雇工，以造正图正帐……此则攒造图帐必可行之说也。[35]
可知朱熹改进之处主要是，经界差官不再专遣使命，而择州县官吏；打量步亩派员分头散出，各自打量，以少劳民力；图帐攒造向上逐级简化，役户只作草图草帐，官为买纸雇工，造正图正帐，以减少负担费用等等，而经界的基本做法仍是遵循绍兴当年已行之法。
就攒造图帐而言，通过朱熹所述，可论证绍兴经界是以都保为单位，逐坵丈量，画鱼鳞图；先造保簿，然后诸保合为一都，只登大界及总数；诸都合为一县，亦如保之于都。前引李椿年与汪大猷的对话中亦谈及于此：
李公（李椿年）又欲以十保合为一图，仍与邻都犬牙相入。公（汪大猷）曰：一保之图用纸二百番，已无地可展，又从而十之，不惟不能图画，亦安所用之，徒重劳费，无益于经界也。由是诸郡俱免催科办事。[36]
此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有相关记载：
（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壬寅，诏人户应管田产，虽有契书而今来不上砧基簿者，并拘没入官，用两浙转运副使措置经界李椿年请也。时椿年行经界法，量田不实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复视龙游县，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有田少而供多者，愿许首复改正。又谓每保各图顷亩林塘，十保合一大图，用纸二百番，安所展视？椿年听其言，轻刑省费甚众。大猷，鄞县人也。[37]
这里言汪大猷系江山县尉，与前引《攻媿集》中所记其为金华县丞有所不同。但两则史料关于汪大猷在绍兴经界中相关事迹的记述却是一致的。从这里首先可以看出，绍兴经界有“一保之图”，“每保各图顷亩林塘”，这与朱熹所言“图帐之法，始于一保”可相互印证，即绍兴经界造有保簿，颇为明确。又，关于“十保合为一图”之事，在汪大猷复实的龙游县似未实行，而绍兴经界是否均未实行，这里并未说明。不过，从后来朱熹建议对“十保合为一都”“诸都合为一县”加以简化来看，当是绍兴经界时较为普遍的做法。
总之，“画图供帐”“画图入帐”是绍兴经界的关键与核心。绍兴经界通过逐坵打量，纽算步亩，核实田主，画鱼鳞图，而造有各种图帐。其中既有描画各田土坵段、详录人户田宅的“鱼鳞细图”，也有“十保合为一图”的鱼鳞总图；既有以保为单位，“每保各图顷亩林塘”的保簿，也有登载合都、合县总数的各级总簿；既有以田土坵段为序、以户从田的土地清丈册，也有登载各户所有田产、以地从人的砧基簿，即归户册。应该说，绍兴经界有关鱼鳞图册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各种鱼鳞册籍雏形已经显现。
三、砧基簿与鱼鳞图
关于绍兴经界所造图籍，迄今研究注意较多的是砧基簿。砧基簿确为绍兴经界所造之一重要册籍。砧基簿与鱼鳞图籍的关系十分密切。鱼鳞图是通过全盘清丈土地来核实业户所占有的田土，但鱼鳞图帐中所呈现的各业户土地占有是分散的；砧基簿则是以人户为中心来总括本户所占有的土地，这是征调赋役所需要的。在鱼鳞图册制度体系中，这两种册籍均不可缺少。二者看似相伴相生，但鱼鳞图是基础和前提，砧基簿是根据鱼鳞图而攒造的，而不是相反。此前研究对二者关系多叙述不清，甚至搞颠倒了。关于绍兴经界砧基簿与鱼鳞图的关系，至少应辨明以下几点。
（一）砧基簿不应与鱼鳞图混为一谈。不少研究者在论及绍兴经界和鱼鳞图册起源时，只提砧基簿这一种册籍，给人的印象是绍兴经界仅造有砧基簿；或者虽然也提到鱼鳞图，但由于砧基簿上也画有鱼鳞图，而认为所谓鱼鳞图，所谓画图，就只是指砧基簿上的鱼鳞图而言，并未指明鱼鳞图乃是绍兴经界所造的另外一种重要册籍，多将二者混为一谈。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何炳棣在《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所言：“南宋通用的‘打量’,就是明清的‘丈量’。表面字义虽是测量土地,真正的性质却与实际测量有很大的区别。南宋土地经界数字并非得自履亩勘丈,可从李椿年的原奏和代他主持全国经界两年的户侍郎王的原奏中,得到坚强的证明。”然而，查阅原文不难看出，在李椿年的原奏中（见本节“（二）先攒鱼鳞图，后造砧基簿”引文），措置经界打量画图，与其后所造砧基簿，分明是两种不同册籍，措置经界画图与砧基簿画图，乃是两种不同册籍上的画图。而何氏则将措置经界打量画图与其后所造砧基簿完全混为一谈，特别是在引证时对原文加以删节，将两种不同册籍上的画图合在一起论证，从而否认履亩丈量的存在。[38]
如前所述，绍兴经界不仅造有砧基簿，还造有鱼鳞图等其他多种图籍。在有关绍兴经界的记载中，多有“图帐”“画图供帐”“画图入帐”“画图造帐”“打画图本”“打量图帐”等提法。“图帐”，既是册籍的泛称，亦有具体所指。这里的“图”，即指鱼鳞图，“帐”，即指帐籍或籍帐，“图帐”，即绍兴经界所造各种鱼鳞帐籍。在绍兴经界中，各地多曾造完这种图帐，而为核实田亩、施行均税等所用：
（绍兴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前权知资州杨师锡言：“乞诫谕逐路元委监司，令责自逐州守臣，恪意遵奉，躬亲照应，逐县逐都已造到图帐，已均了税数，一一核实……如是，前日经界打量不为虚文，后来所毕帐籍可凭用矣。”诏令逐州县，遵依今年三月二十一日手诏施行。[39]
这些鱼鳞图帐遂成为南宋官府的重要版籍。几十年后，至淳熙时曾对绍兴经界版籍图帐进行过整顿：
（淳熙）八年闰三月十七日，知江阴军王师古言：“经界版籍图帐历时寖久，令宰不职，奸胥豪民恶其害已，阴坏其籍，间有稍存处，类不藏于公家，而散在私室，出入增损，率多诈伪。乞下诸路漕司，专委知县主簿，根刷经界元在图帐簿籍，拘收入官，整缉齐备，置厨封锁于厅事之右。其散失者，将逐年版簿参对，间有疑误，则证以官本砧基，官本有阙，则以民户所存者参定，一依经界格式，置造簿籍。自今凡有分析及出产受产之家，以此为祖，即时逐项批凿，庶几欺弊可革。”从之。[40]
其所言“经界版籍图帐”“经界元在图帐簿籍”，即指绍兴经界所造图帐，它是作为版籍而被官府收藏使用的。绍兴经界图帐是有一定格式的，特别是从这里可明确看出，作为官府版籍的图帐，与官府收藏的砧基簿并不是同一种册籍，故用它来检证版籍图帐。绍兴经界所造各种图籍，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成册。就砧基簿与鱼鳞图而言，二者虽关系密切，但又是绍兴经界所造的不同图籍，不应混为一谈。
（二）先攒鱼鳞图，后造砧基簿。不少学者认为，鱼鳞图册是从砧基簿演变而来，即先有砧基簿，后有鱼鳞图册。[41]已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鱼鳞图册是从砧基簿演变而来的说法，不符合绍兴经界实际情况。[42]请看李椿年提出的关于措置经界与置造砧基簿的原文，即何炳棣所称李椿年原奏：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言：“被旨措置经界事，臣今有画一下项：
一、今来措置经界，应行移文字，并乞以转运司措置经界所为名……
一、今画图，合先要逐都耆邻保在（伍）关集田主及佃客，逐坵计亩角押字，保正、长于图四止押字，责结罪状，申措置所，以俟差官按图核实，稍有欺隐，不实不尽，重行勘断外，追赏钱三百贯。因而乞取者，量轻重编配，仍将所隐田没入官；有人告者，赏钱并田并给告人。如所差官被人陈诉，许亲自按图复实，稍有不公，将所差官按刻（劾）取旨，重行窜责，如所诉虚妄，从臣重行勘断。
一、乞许于本路军州（州军）委自知、通踏逐保明精勤廉谨官三两员，不以有无拘碍，发遣前来，从臣差委逐都复实。俟平江措置就绪，却（即）令归本州依仿施行。
一、所委官自能于本州依（效）仿施行就绪，无人陈诉，乞从保明申朝廷，乞赐推恩施行。
一、有措置未尽事件，许续具申请。”从之。
既而椿年又言：“今欲乞令官、民户，各据画图了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目，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坵段，声说亩步四至，元典卖或系祖产，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限一月数足，缴赴措置经界所，以凭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发下，给付人户，永为照应。日前所有田产，虽有契书，而不上今来砧基簿者，并拘入官。今后遇有将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帖干照，并不理为交易……”[43]
这段文字所言，首先是“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言被旨措置经界事”，其次才是置造砧基簿之事。《宋会要辑稿》将二者作为绍兴经界的基本条例，编辑在了一起，遂成为考察绍兴经界与砧基簿的最基本史料。但二者在历史上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先是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公布李椿年措置经界事，而置造砧基簿之事，则在其后。故《宋会要辑稿》说“既而椿年又言”，然“既而”二字常被研究者忽略。考诸相关史籍得知，“（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壬寅，诏人户应管田产，虽有契书而今来不上砧基簿者，并拘没入官。用两浙转运副使措置经界李椿年请也”[44]。即李椿年提出置造砧基簿之请是在“绍兴十三年闰四月”，距前公布措置经界事已有五个月之久，这清楚地表明，绍兴经界是先进行画图打量，后来才提出置造砧基簿的。这是研究绍兴经界首先应该注意的基本史实。而何炳棣先生在征引上述李椿年原奏时，竟把上述原文中从“稍有欺隐，不实不尽”起，至“既而椿年又言”这一大段文字全部删去，将绍兴经界先实行的画图打量、“按图核实”，与其后“自行置造砧基簿”连在一起，成了一回事，从而造成了绍兴经界的画图打量不过是各户自行陈报这样的印象，以作为“南宋土地经界数字并非得自履亩勘丈”的“坚强的证明”。[45]
不仅如此，鱼鳞图帐的攒造与砧基簿的置造过程本身也有不同，亦呈现先后之分。前者是先以保为单位，委派保伍耆邻，关集田主佃客，逐坵打量画图，并要按图核实，攒造图帐；后者则是“各据画图了当”，即依据官府组织保伍等逐坵打量画图的鱼鳞图帐，而自行置造的。这一过程必须是，先打量画图，攒造鱼鳞图帐，待“画图了当”之后，再“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如果不是画图完成以后，怎能确知各户诸乡管田产数目？如果没有逐坵打量的鱼鳞图帐，砧基簿又怎能“从实”置造？如果不是先造鱼鳞图帐，措置经界所又如何将砧基簿“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很明显，砧基簿必须俟“画图了当”、打量了毕，“灼见多寡实数”，方可置造。所以是先攒鱼鳞图帐，后造砧基簿，这是必然的。不惟如此，绍兴经界所要解决的问题与所造各种册籍，也都是在“打量了毕”之后才能进行的。如“绍兴经界打量既毕，随亩均产，而其产钱不许过乡”，等等。[46]虽然绍兴经界之前砧基簿业已有之，但十分明确的是，自绍兴经界实施之后，鱼鳞图帐便成为砧基簿置造的根据和基础，而不是相反。
（三）砧基簿与鱼鳞图属性有所不同。绍兴经界所造鱼鳞图帐，“始于一保”，即以保为单位，委派保伍耆邻，关集田主佃户，“逐坵计亩角押字”，画图入帐，是以田土坵块为序所攒造的土地册籍。明人论述鱼鳞图制度时说道：
旧制，丈量之法有鱼鳞图。每县以四境为界,乡都如之。田地以坵相挨,如鱼鳞之相比,或官或民,或高或圩,或肥或瘠,或山或荡,逐图细注,而业主之姓名随之。年月卖买,则年有开注。人虽变迁不一,田则一定不移,是之谓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乎母，而的的可据,纵欲诡寄埋没，而不可得也。此鱼鳞图之制然也。[47]
绍兴经界所造鱼鳞图帐，即是从丈量土地入手，攒造“打量图帐”，“以田为母，以人为子”，以人从地是鱼鳞图帐的基本属性。按绍兴经界的规定，砧基簿之中亦“画田形坵段，声说亩步四至”，即也画有鱼鳞图，但其上登载的乃是“本户诸乡管田产数目”，仅为本户所有田产。很明显，砧基簿实为一种归户册。它是在鱼鳞图帐攒造完成以后，为了税收方便，将田产赋税落实到户而造的归户税役册。砧基簿的基本属性乃是以地从人。绍兴经界之前砧基簿已存在，从其源流来看，则是属于唐宋以来户帖这一范畴的。故时人说：“今造砧基簿，只如人家造户帖，初无难者，然恐沮（阻）于上户。”[48]唐至北宋时期，户帖之上因详载该户的田产及其应纳税额，而成为州县催科赋税的重要依据。于是在绍兴经界以后，具有户帖性质的砧基簿，则依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是成为赋役征调的基本依据。南宋大臣曹彦约说：“夫契书者，交易之祖也；砧基簿者，税役之祖也。”[49]二是成为田宅诉讼的重要书证。砧基簿因详载民户田产，并经官府印押，故又有确认业权归属的作用，在田事诉讼中成为产权认证的法律依据之一。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即多有砧基簿作为产业书证、“照砧基管业”的判语。[50]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南宋时期正处于制度的转换期，即鱼鳞图册初始产生，作为制度尚未完全确立，而原有的户帖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仍在延续。但这些并未改变砧基簿的归户属性。而鱼鳞图帐则是以人从地，这是宋代新出现的一种机制，至绍兴经界趋于成熟。由于“人虽变迁不一,田则一定不移”，鱼鳞图帐因而成为核实业户土地所有、清理奸弊、均平赋役的有效手段，遂被后世继承与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制度。至明初，鱼鳞图册制度正式确定下来，并向全国推广，同时又建立了黄册制度。赋役征调和田宅诉讼的依据则被鱼鳞册和黄册所取代，并出现了鱼鳞归户册，砧基簿遂退出历史舞台，走向消亡。如果说它还存在的话，则已变成了由鱼鳞图册派生的鱼鳞归户册。
鱼鳞图帐是以地为母，以人从地；砧基簿则是以人为母，以地从人，二者属性有所不同，故其演变结果亦不尽相同。而这也反映了宋代以后从倚重人口转向倚重土地的历史发展趋势。
四、方志族谱所载绍兴经界
徽州作为南宋畿辅之地，绍兴经界曾在此实施。罗愿于淳熙二年（1175）撰修完成《新安志》，这距绍兴经界结束仅20余年。据该志载，“凡六县田产，未经界前为百五十一万六千三百亩半，经界为三百万余亩，今为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三亩有奇，税钱十一万一千七百八贯二百三十九文”[51]。“绍兴中推行经界，尚书郎章侯为时相，力言民病，请因蠲减重赋，不见听。”[52]又据该志载，“紫金山，在县东三十五里，旧名金紫山，与绩溪石金山偕号。甘露大士道场，暮夜见种种光相映，绍兴十八年，尚书郎章侯睹而异之，因取佛语改其山曰紫金，而徙置白莲院焉”[53]。又据明万历《休宁县志·食货志》载：“（宋）高宗绍兴十八年经界田土。”[54]康熙《婺源县志·食货》亦载：“（宋）高宗绍兴十八年经界田土。”[55]由以上所载可知，徽州经界当在绍兴十八年（1148）前后。这正是绍兴经界实施期间。徽州通过绍兴经界，官府掌握的田亩数量增加几近一倍，这表明绍兴经界在徽州是有效实施了的，是成功的。
在遗存丰富的徽州文献中，亦有关于绍兴经界的记载。《程典》为明万历徽州休宁人程一枝所修程氏族谱，编撰极富特色，所录资料珍贵。其中“图第三卷《茔兆图》”中，载有新安十三世祖墓图及相关文字，原谱册页如下图：
其所载文字是：
歙西黄牢山洗马池之墓
新安十三世梁仪曹府君暨夫人胡氏合葬所：
绍兴经界，歙县永丰乡环山里三保甲楹字源二百一号，坟山一角，土名黄牢山洗马池，东岭，西路，南、北吕希简山。
延祐经界，廾四都三保习字八百六十二号，坟地二十四步。
洪武经界，廾四都三保习字八百六十二号，坟地二十步。东、西、南、北至汪仁义山，业程世忠，税在世忠庙户。
万历清丈，知字三千八百七十二号，坟地七厘一毫四丝，业程世忠，税在世忠庙户。[56]
《程典》中又载：
歙西黄墩之墓
新安十四世陈重安忠壮公葬所：
绍兴经界，歙县仁爱乡长沙里二十五都第五源二十一号坟地，二亩十四步，地名黄墩，东路，西程十九园，南路及大溪，北程丙园。
（以下略）
这是有关绍兴经界鱼鳞图经理的两则具体记录，颇为珍贵。如上所示，《程典》中所载“绍兴经界”“延祐经界”“洪武经界”“万历清丈”，都是序列并连的。其中绍兴经界载有乡里保甲、字号、田土种类及面积、土名、四至，这些都是后世鱼鳞清丈保簿登载的基本事项。其中有丈量步亩、坵块四至等，这是绍兴经界逐坵打量步亩的有力证明。特别应注意的是，其中载有“楹字源二百一号”，“第五源二十一号”，表明绍兴经界的打量图帐已有田土流水字号登载。这里的“楹”字某某号，即是按《千字文》的编号。又，通过《吴氏先茔志》所载，可以见到歙县南宋绍兴经界部分都保字号，诸如十五都九保“老字源”、十五都十保“纺字源”、十六都一保“洁字源”“银字源”、十六都二保“歌字源”、十六都三保“豫字源”[57]，等等。那么，“老、纺、洁、银、歌、豫”这些字又出自何处呢？原来这些字都可在《千字文》中找到。有关《千字文》如下：
亲戚故旧，老少异粮。
妾御绩纺，侍巾帷房。
纨扇圆洁，银烛炜煌。
昼眠夕寐，蓝笋象床。
弦歌酒宴，接杯举殇。
矫手顿足，悦豫且康。[58]
不过，上述十五都九保、十五都十保、十六都一保、十六都二保、十六都三保这些保是顺序相连的，而与其对应的“老、纺、洁、银、歌、豫”诸字在《千字文》中，除洁、银二字之外，其余诸字并不按顺序相连，这又应如何解释呢？这表明，其字号虽以《千字文》为序，但并不是像后世那样，每保（图）只领一个《千字文》字号，则相邻都保字号便顺序相连，而绍兴经界则是每保领有多个《千字文》字号。该志中的记载亦证明了这一点：
历朝经理
宋四世祖守观公……宋额，坐落中鹄乡十六都一保，洁字源一百二十一号，众坟地二角三十步……
宋四世祖妣守观安氏、叶氏……宋额，坐落中鹄乡十六都一保，银字源五号，下地一角五十步……[59]
这里所谓“宋额”主要指南宋绍兴经界。该记载清楚表明，其十六都一保所领不止一个《千字文》字号，而同时领有“洁”“银”两个字号。由于一个保领有多个《千字文》字号，这样，在同一保内，其《千字文》字号相连的可能性较大，“洁”“银”二字在《千字文》中就是相连的；而在相邻各保之间，由于其所领字号较多，就不一定全与邻保字号相连。尽管如此，仍可看出，这些字号的总体顺序仍是按《千字文》先后之序而排列的。
在上述《程典》及《吴氏先茔志》所载字号之后都有一个“源”字，原来，这是徽州地区表示地名的一个后缀词语。在徽州地区，从小土名到地段名称，乃至自然村名，都有某某源之称，如土名上源、大充源、郑坑源、塘尾源，等等，地段名第拾叁源、第拾肆源、第拾伍源，等等，[60]村名洪源、桃源、瑯源、前源、彰源，等等。上引《程典》又有“二十五都第五源”的记载，这与《清休宁县二十九都三图靡字号摊佥》中所载“第拾叁源”等，正可互相印证，“源”字均为表示地段名称之意。
其实，在绍兴经界之前，北宋经理土地的丈量之中，已经出现了按千字文编号的做法。史载：
宣和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农田所奏：“应浙西州县因今来积〔水〕减退，露出田土，乞每县选委水利司谙晓农田文武官，同与知佐，分诣乡村，检视标记，除出人户已业外，其余远年逃田、天荒田、草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并打量步亩，立四至坐落，着望乡村，每围以《千字文》为号，置簿拘籍，以田邻见纳租课比扑，量减分数，出榜限一百日，召人实封授状，添租请佃……”从之。[61]
所以，绍兴经界的图帐之中亦出现按《千字文》为序的田土字号并非偶然。
又，浙江金华《兰溪郑氏族谱》卷首《郑氏家庙记》载：“遂断自曾八公为族之始祖。又得民间所收高宗迁都之初所遗鱼鳞图，该载县城东南隅有郑家宅基、郑家小巷出入门路、郑家五通堂等称，至今宛然在也。”[62]此为明嘉靖十一年（1532）郑瓘所撰家庙记中的一段文字，叙其先父于当时搜访郑氏先祖事迹，言及“又得民间所收高宗迁都之初所遗鱼鳞图”，文字虽简略，但可佐证南宋初年（建炎、绍兴初），即已造有“鱼鳞图”之类图籍，其鱼鳞图遗物至迟到明代后期还存于民间。
方志族谱有关绍兴经界的记载，不仅证实了经界在地方之有效实施，而且揭示了其所造图帐的一些具体内容。
五、结语
宋代土地私有已占据主导地位，买卖频繁，租佃兴盛，土地流转加速，致使业户土地占有形态极为分散。官府必须实行新的举措，制定新的制度，运用新的机制，才能掌握业户占有土地的实际数量，才能达到均平赋役、确保稳定的赋税来源的目的。南宋绍兴经界就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实施的。
宋代之前，官府检核业户占有的土地，多实行“自实”“手实”等做法，而在宋代土地私有占主导地位的新形势下，这种从控制人户入手的做法，终不足以得其田产之实，很难奏效。人虽变迁不一,田则一定不移。惟有以地为母，从控制土地入手，才为有效之法。于是，新的机制和制度便产生了。
北宋时期为适应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形势，曾推行方田法，进行了大规模土地丈量。但方田法是“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划方丈量，只能在平原地区进行。而南宋绍兴经界，则开创了新的机制。这就是以都保区划为单位，逐坵丈量田土，从而不受地理区域限制，能在各种地方推行土地清丈。
绍兴经界的主要步骤有差官，置局，打量步亩，攒造图帐等。而打量步亩，攒造图帐是绍兴经界的核心，为其最重要的一环，是绍兴经界得以成功的关键。图帐之法，始于一保，即以保为单位，逐坵打量步亩，关集保伍、耆邻、主佃，“计亩角押字”，按图核实，画图入帐。这种以保为单位的“打量图帐”，成为绍兴经界的基本帐籍。按其大界，攒造都图县图；汇其总数，以造都帐县总；据其细图，核实各户田产，以造砧基簿、类姓簿等。后世鱼鳞图册别称“保簿”，诸如“经理保簿”“丈量保簿”“流水保簿”“佥业保簿”等，即由这种以保为单位的“打量图帐”发展而来，绍兴经界为其源头。
砧基簿与鱼鳞图关系密切，但不应混为一谈。绍兴经界是先画鱼鳞图，后造砧基簿。鱼鳞图帐是以地为母，以人从地；砧基簿则是以人为母，以地从人，二者属性有所不同，故其演变结果亦不尽相同。由于鱼鳞图帐以地为母，以人从地，因而成为核实业户土地所有，清理奸弊的有效手段，遂被后世继承与发展，形成一种制度。砧基簿属于唐宋以来的户帖系统，实为一种归户册。绍兴经界时，它是在鱼鳞图帐攒造完成以后，将田产赋税落实到户而造的归户税役册。明清以后，则演变成了由鱼鳞图册派生的归户册，砧基簿之称归于消亡。
绍兴经界的实施，多有波折，屡受朝廷高官和地方势豪阻挠，有实行不彻底者，有久不结绝者，有功败垂成者，亦有根本没实行之地。但不能因为这些缺陷和弊端而否定绍兴经界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总体上看，绍兴经界在南宋统治的大部分地区是有效实施了的，是成功的。南宋中后期，在局部地区所实行的经界法，实以绍兴经界为本。特别是绍兴经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土地经理的新机制，影响后世，至为深远。绍兴经界有关鱼鳞图册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各种鱼鳞册籍雏形已经显现。后世鱼鳞图册实起源于绍兴经界的鱼鳞图帐，不是从砧基簿演变而来。
注释：
[1]梁方仲：《明代鱼鳞图册考》，《地政月刊》第1卷第8期，1933年；收载《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2]刘敏：《明代“鱼鳞图册”考源》，《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1期。
[3]林增杰等：《地籍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4]梁方仲：《明代鱼鳞图册考》，《地政月刊》第1卷第8期，1933年；收载《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第3页。
[5]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上），《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6]尚平：《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7]王曾瑜：《宋朝的鱼鳞簿和鱼鳞图》，《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第1期，收载同氏《锱铢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8—581页。
[8]《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79页。
[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经界杂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第6437页上。
[10]［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公移·晓示经界差甲头榜》，《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嘉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9页。
[11]［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四三《用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12]［宋］史能之纂：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一○《秩官四·知县》，《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37页。
[13]［宋］史能之纂：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九《秩官·郡官》，《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3027页。
[1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第4897页。
[1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田赋二·历代田赋之制》，万有文库《十通》影印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考43。
[16]［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条奏经界状》，第36页。
[17]《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第4199页。
[1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第4897—4898页。
[19]［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一九《长官》，《中国方志丛书》华中16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541页。
[2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第4897页。
[2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第4898页。
[22]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上），《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2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经界杂录》，第6433页。
[2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七○《经界杂录》，第6435页。
[25]［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七《归田录卷第二》，《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元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8—19页。
[26]［宋］楼钥：《攻媿集》卷八八《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第3页。
[27]［明］周宗智纂：成化《金华府志》卷一二《官师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741页。
[28]［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经界申诸司状》，第17页。
[29]［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九《书·答王子合》，第14页。
[3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年二月壬子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4页上。
[3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版籍》，第6346页。
[32]［宋］《两朝纲目备要》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02页下。
[33]［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九、卷二一。
[3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公移·晓示经界差甲头榜》，第9页。
[3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经界申诸司状》，第17页。
[36]［宋］楼钥：《攻媿集》卷八八《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第3页。
[3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四月壬寅条，第76页下。
[38]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上），第一章“二、‘打量画图’真义”，《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3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第4904页。
[4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版籍》，第6345—6346页。
[41]尚平：《南宋砧基簿与鱼鳞图册的关系》，《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42]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第11章《南宋赋役制度的整顿及其经验教训》，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2—334页。
[4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经界》，第4898页。
[4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四月壬寅条，第76页下。
[45]何炳棣：《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上），第一章“二、‘打量画图’真义”。
[46]［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九，第36页。
[47]［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武进县志》，《四部丛刊》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36年，第5页。
[48]［宋］陈宓：《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卷二〇《回使府造砧基簿拟事件》，《续修四库全书》，第13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13页。
[49]［宋］曹彦约：《昌谷集》卷一〇《新知澧州朝辞上殿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5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干照不明合行拘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9页。
[51]［宋］罗愿纂：淳熙《新安志》卷二《贡赋·税则》，《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26页。
[52]［宋］罗愿纂：淳熙《新安志》卷二《贡赋·杂钱》，《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7626页。
[53]［宋］罗愿纂：淳熙《新安志》卷三《歙县·山阜》，《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7637页。
[54]［明］李乔岱：万历《休宁县志》卷三《食货志·公赋》，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五年刊本，第7页。
[55]［清］蒋燦：康熙《婺源县志》卷七《食货志·公赋》，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三年刊本，又七页。
[56]［明］程一枝：《程典》图第三卷《茔兆图》，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二十六年刻本，第5页。
[57]［清］《吴氏先茔志》，第1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道光二十九年补刊本，“老字源”：始祖，第3页；“纺字源”：始祖妣，第2页；“洁字源”：四世祖，第3页；“银字源”：四世祖妣，第1页；“歌字源”：三世祖，第3页；“豫字源”：七世祖，第2页。
[58]［南朝］智永：《智永真书千字文》，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 1986年，第17—18页。
[59]［清］《吴氏先茔志》第1册《四世祖守观公》，四世祖，第3页；四世祖妣，第1页。
[60]《清休宁县二十九都三图靡字号摊佥》，其中载有：“第拾叁源：土名洪坑、千秋岭、程脚坞、赶祭坞、筊笋坞、洗衣坞、打石坞、檡树坞、汉坞”，“第拾肆源：土名洪坑、神坞、枧坑、双坞、张家岭、鸦鹊坞、旱充、俞家坞”，“第拾伍源：土名洪坑、株木林、旱充、丽充、毛枧坑”，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藏316000000025号）。
[6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农田杂录》，第4818页。
[62]《兰溪郑氏族谱》卷首《郑氏家庙记》，1936年修，浙江金华兰溪市图书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