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熊卫民教授来电话询问，有一本新出版的书不知你看过没有? 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如果有想法，不妨写一个书评。后来，熊卫民教授联系出版社，给我寄来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这里要谈的吴明瑜先生的《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先生是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主要开拓者，久闻大名，早些年曾看过吴先生的几篇文章，内心里一直想知道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程序到底是怎样的? 具体的政策建议又是怎样做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干扰与影响? 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利用开学前的空闲时间，把这本口述史仔细看完。掩卷而思，内心还是很感慨与震撼的。

吴先生的《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从作者 1956年到科学院工作写起，到 1987 年初离开科委，前后共三十年。这三十年也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三十年，期间的变化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吴先生把自己参与起草和制定政策的三十年每隔十年作为一个阶段，这样正好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6 年 －1966 年，标志性成果为参与起草和制定《1956 －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 年规划》及《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第二阶段:1966 年 －1976年，标志性工作为协助胡耀邦同志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第三阶段:1977 年 －1986 年，标志性成果是为邓小平同志起草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牵头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制定“863 计划”。从这份业绩清单上可以看到，吴先生那一代科技政策研究与制定者们对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贡献。

客观地说，今天中国科技事业的根底就是吴先生那一代科技政策制定者们所努力建构的结果，没有那些高质量的科技政策引领，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科技样貌。笔者曾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说:吴先生所经历的和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任何一位参与政策制定的人来说，都是最高的荣耀，一生中能与几位杰出的中国科技领导者共事并参与制定出上述清单中的任何一项政策，足以在共和国的科技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前些年，笔者曾撰文对于《12 年规划》的质量与前瞻性给予高度评价。时至今日，我都认为，当下的很多政策质量也不一定能够赶上 60年前的《12 年规划》水平。那么，吴先生那代中国政策专家们是怎样参与制定政策的呢? 它的特点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从政策问题的选择上来看。吴先生在口述史中有多处写到，任何一项重要政策的制定，大体上都要经由以下步骤，指定专门机构、拟定提纲、议程、召集专家讨论(根据政策目标的范围与任务，讨论会的规模可以很大以及频率很高)、调研，最后拿出政策初稿，层层汇报、层层审批，最后由最高决策者批准。这个流程与国外先进国家制定政策流程在前半段基本相同，只是后半段出现重大差异，国外科技政策的通过是由国会审议通过，总统批准只是一种形式，而我们则是最高决策者的偏好直接决定政策的取舍。我们曾有一个预设:民主国家的政策质量水平普遍比集权国家的政策质量水平高。如果了解上述流程，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造成政策质量出现大幅下滑的因素就在后半段:审批环节，即集权国家的政策受最高决策者个人偏好与认知图式的决定性影响。吴先生的口述史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也是颇值得玩味的事情。如对知识分子的各种矛盾认知、对“前 17 年”成就的评价问题等。因而，在政策制定流程的前半段我们与国外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太大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吴明瑜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科技政策制定者在政策流程的设置上(开始阶段)还是比较科学的，他们为后来的科技政策的制定与研究确立了很好的范式。

其次，这本口述史，通过政策制定亲历者的角度，向我们这些局外人揭示了很多内部鲜为人知的制定细节信息。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863 计划”，世人只知道 1986 年以王大珩为代表的四位老科学家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我们应该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小平同志很快回信。至此，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认为在小平回信的基础上“863”计划出台了。其实，内幕远不是这样简单，由于四位老科学家都是来自军工口的，他们的建议也多是突显军事高技术的紧迫性。但是作为统领全国的科技政策该怎样处理高技术的覆盖范围呢? 这些都是外人无法知道的。恰好吴明瑜同志负责这项工作，他最终把政策定位为:军民结合，以民为主。这个基调对于整个国家高科技布局意义至关重要，没有吴先生这些政策专家的远见卓识，即便取得一些军事领域的高技术突破，这些成果也只能处在隐秘状态，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享受到很多民生领域的高技术服务了。这本书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政策制定花絮，从这些花絮中我们不难明白一项高质量的政策对于国计民生是何其重要。不客气地说，一项好的科技政策对于科技发展的影响远比几名优秀科学家对于社会的影响要大。因此，科技政策研究与制定工作绝对是一项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工作。

吴明瑜先生从事科技政策研究与制定的三十年，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激进主义泛滥的年月，从反右、大跃进再到文革，政治运动几乎从来没有消停过，因此，我习惯把这段时间称为荆棘岁月。这期间有太多曲折，造成的损失无法计量，这些损失既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问题是这些曲折都是人为造成的。吴先生几乎参与或主持了所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科技政策的制定与研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生经历和贡献，由于，我们长期奉行集体主义原则，所以无法像美国那样称呼万·布什为美国科技政策之父。但我认为吴先生的定位应该是中国科技政策的主要推进者，这个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这也是对吴先生多年从事科技政策研究与实践的一种承认。

通过吴先生关于前 30 年参与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回忆，笔者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科技政策制定在最核心层面面临两个主要困境:其一，最高决策层的思维模式仍然锁定在“战争与革命”范式，而最初一批科技政策制定者的思维模式已经有意识地转换到“政策技术”范式。根据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理论，两种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换言之，两个范式之间在很多问题上是无法达成共识的。这种困境是致命的，为了能让政策通过，政策制定者必须对政策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改造与妥协，以此换来决策层的认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以牺牲政策质量为代价的。吴先生在书中有很多章节讲到当时执行左的思想的那些高位者对于政策的制定造成了极大的干扰。笔者这些年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个国家总是深陷左的泥潭而不思改变呢? 换言之，为什么左的思想对有些人而言那么有吸引力? 究其实质在于，左的模式经常以宏大的革命叙事面目出现，这对于很多缺乏思考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再加上，我们的“战争与革命”范式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这个思维模式就会被一些人固化为一种习惯性认知，并认为这套模式放在所有领域、所有时期都是成功的。问题是革命与建设是两项完全不同的行动体系。可惜，我们国家为此付出了太多的惨痛代价。其二，由价值观差异导致的信任障碍。吴先生在书中多次深情地提到，领导中科院工作的张劲夫、杜润生、聂荣臻、胡耀邦、方毅、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多次在各种运动中，想方设法保护科技人员，使他们尽量免受运动冲击。吴先生在书中提到在 1978 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当邓小平同志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很多老科学家不禁涕泪横流。这些文字，读起来很令人动容，但是感动过后，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总不被最高层决策者们认同与接受呢? 既要他们提供智力服务，又不信任他们，这是很吊诡的事情。对于参与政策制定的研究者而言，命运也一样，为了让一项政策得以通过，千方百计地从马列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只言片语的证据。每每看到这些文字，内心很是悲凉。这就相当于，我不相信你，但你还必须为我谋划最好的政策蓝图。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设置，直接把那些提供智力产品的人视为一件不可见的工具。

试想，如果当年领导中国科技事业的领导者不是聂荣臻、张劲夫、杜润生、胡耀邦、方毅、吴明瑜等人，而是一些顽固坚信“战争与革命”范式的人，那么，今天中国科技的发展又将是怎样的面貌? 实在不敢想象，对于这种偶然性，只能说天佑中华。

希望我们的国家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之路上，能够最大限度上避免这种人为造成的曲折，能够更加民主和科学，让所有从业者都能在宽松的环境下最大限度上释放自己的才智，做出高质量的科技政策。谨以此文向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主要推进者吴明瑜先生致敬!

《科学学研究》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