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久远生命力
每当讲到西汉时期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不朽名著《史记》，中国学者都会有双倍的自豪。司马迁全面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演化史，其内容之丰富详实，结构体例之严密精当，人物形象之生动饱满，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因而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又一份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的是，司马迁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警语句，高度概括其对著述目标的自觉追求，画龙点睛，发人深省。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像《史记》这样气魄雄伟的著作，史家本人同时对于著史的使命和成功的奥秘有如此自觉的认识和明确的概括，因而历代史家对此奉为圭臬、竞相效法。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司马迁提出的三句话，“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历史工作上的中心问题，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而“通古今之变”又是其中最核心的要求。
更令我们感叹的是，在距离司马迁时代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迈入新时代，思考着如何对传统学术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推进中国特色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现代学术语境下，从学者层面到党的领导人，都对司马迁的经典警句再三引用，并且屡屡赋予新义。201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指出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任务，对于今天的历史学仍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2019年1月，习近平同志又在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以此鼓励新时代史学工作者既能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能体现当今时代前进要求，撰成能够激励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优秀之作。
由此更加证明，司马迁的历史思想蕴含着超越时空的真理性价值，因而在现代学术中仍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深刻地启发我们，应当进一步探求司马迁为何具有如此开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明确地要做到把古代和当今作贯通的考察，探求历史长河经历了哪些变化？何以司马迁能够在两千多年前形成这样睿智的思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究竞为何成为产生“通古今之变”这一经典命题的沃土？这对探求历史和阐发新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中华文明长期连续发展的思想结晶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杰出思想形成的根本条件，就是华夏文明几千年的连续发展，而且华夏民族活动的疆域也是几千年前后连续而从未改变，这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古代希腊有著名的历史著述，后来没有了。古代埃及先后被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所征服，这期间没有自己的历史著述，埃及古代史上有许多无法解决的疑问，连著名的《伊浦味陈辞》究竟是说明古王国末还是说明中王国末的情况，至今学者们还弄不清楚。古代印度只有宗教经典和传说，而几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决不可能像中国这样产生“通古今之变”的伟大思想，至于其他缺乏久远传统的国家、民族就更加无从谈起。时至今日，我们必须确立司马迁的这一光辉命题是中华民族壮阔历史道路的结晶这一观点，才能对其思想的深刻哲理内涵和久远生命力有真切的理解和恰当的评价。
司马迁撰成中华民族第一部成功的通史巨著有其深厚的凭借，他本人对此有充分自觉的认识。《太史公自序》是在他完成《史记》全书撰著后总结的文字，其中明确讲他著史所拥有的充分条件：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司马迁强调了两项重要凭借，一是华夏民族历代相递嬗的政治实体、上下相承的历史传统，他所处的汉代就是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的久远传统而建立的。二是在文献上，西汉立国以后，百年之间，经过不断努力，大规模搜求典籍，广开献书之路，终于改变了因秦朝焚书而致典籍严重缺乏的状况，拥有了记载我们民族久远历史活动的各类文献。“通古今之变”，就是在华夏民族长期连续发展、跌宕曲折的客观历史进程基础上所作的哲理概括，并具体地体现于十二“本纪”的纲领性记载。
先秦时期的编年体史籍《左传》虽然已略具规模，但它逐年记载史事，并未设置主干部分以集中记述春秋时期的军政大事。司马迁设立十二“本纪”作为《史记》全书的纲领，自此开始，中国的历史记载实现了重大突破，如司马迁所言：“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纪，既科条之矣。”“科条”即举其大纲，以凸显自黄帝以来历史演进之大纲目，来确认华夏文明久远历史之连续发展，显示华夏民族活动范围之越来越扩大，和国家统一规模之不断发展。“通古今之变”，就是司马迁本人从历史哲学高度对此加以概括。“古”和“今”，总括了华夏民族历史演进的漫长年代，即上下范围；“变”是尤其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也包括历史的局面不断出现变化，民族融合范围逐步推进的变化；“通”是强调上下贯通，既指史家要讲清楚历史盛衰成败之故，又指紧紧把握华夏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向前发展这一历史主线。正因为司马迁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观察历史、记载历史，所以《史记》在撰成之后不久的东汉初年，便被著名史家班彪父子誉为“实录”。
司马迁对华夏民族的演进全局在胸，他搜集了丰富的史料，而又以“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的哲学思维加以统帅，因而清晰地揭示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他恰当地以华夏文明的连续发展和统一规模的不断推进，作为观察和记载历史的主线。如，五帝时代是远古时期，各项制度处于草创阶段，故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而至三代，文物制度和统一规模都向前发展，故称：“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对于像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变局，更是从统治者的政策得失、民众拥护或反抗、社会矛盾的激化或缓和等可以确实指明的条件变化，作出深刻的、符合理性的解释。
司马迁重视记述帝王治国施政的特点，以明其盛衰之原因。如说：夏朝灭亡的原因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商汤兴起的原因，是汤体恤民众的疾苦，重视人心的向背，并引述其名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至武丁时，“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武丁治国五十年，是殷商最强盛的时期，号为高宗。至殷纣王残暴骄淫，“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又实行酷刑，有炮烙之法，拒谏饰非，昏乱至极，众叛亲离，终于自取灭亡。这时周的势力已在西方兴起，至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因而成为周王朝的奠基人。周文王继承其事业，“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至周武王率领浩浩荡荡的讨伐殷纣王的盟军渡过黄河，来到商郊牧野时，便发生了纣师倒戈相向的一幕，“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对于距离更近、时势变动更加急剧的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司马迁搜集的史料更丰富，观察更深刻，感受也更加强烈。《十二诸侯年表·序》对春秋时期的历史特点作了精到的概括：“是后或力政，疆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挾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与此相呼应，司马迁以《秦本纪》详载秦由僻居西部的小国，由于历代有作为的君主苦心经营，奠定了帝业的基础。继以《秦始皇本纪》记载中国统一局面的出现，秦始皇在前代功业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终于统一全中国，这更是历史上的大事！该篇又一撰述义旨，是总结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居功自傲、对民众实行残酷剥削和严刑峻法、奢侈无度，因此暴亡的严重历史教训。为此，司马迁高度评价贾谊《过秦论》对秦朝兴亡历史教训的总结，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破例地将《过秦论》全文引在《秦始皇本纪》篇末论赞之中，用贾谊的话对秦始皇的暴政作了严肃批判：“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待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司马迁尤其浓墨重彩描绘秦汉之际的几个历史大关节点：陈涉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秦朝在遍地起义烈焰中迅速灭亡；楚汉相争中项羽曾经是叱咤天下的英雄，却因为不行仁政、残酷杀戮，而导致最后兵败身死；刘邦在长期征战中能够审时度势、尊贤纳谏和实行安抚百姓的方针，因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夺得天下。由于刘邦懂得医治战争创伤、除秦烦苛的紧迫需要，实行以宽省政治代替秦朝的暴虐政治，使汉朝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并逐步走向强盛。司马迁不但为我们描绘了波澜迭起的历史图景，而且精彩地论述了决定历史进程的内在的盛衰兴亡之理。他论述陈涉起义如何点燃了千百万为生存而战的民众反抗的烈火：“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
《项羽本纪》篇末论赞中则深刻总结项羽迷信武力征伐、不体恤百姓疾苦，而走向灭亡的深刻教训：“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对于项羽的败亡和汉朝立国的胜利，司马迁更从暴虐害民和德政惠民两种根本对立的施政方针来总结：“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而在《高祖本纪》赞语中，更将刘邦以宽省政治取代秦朝暴虐政治，因而为汉朝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提高到历史必然性的高度来评价，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三、西汉盛世为“通古今之变”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时代机遇
司马迁撰著这部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部历史的通史，他所回眸和总结的就是中华文明以磅礴大气连续向前发展、披荆斩棘、气势恢宏的演进历程，司马迁给自己确定的中心任务，是一要求其“通”，二要明其“变”；要贯通古今上下，写出华夏民族文明长期连续发展的紧密联系，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坚强精神纽带，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规模的不断巩固发展，各民族之间向心力、凝聚力的不断增强；还要生动地写出华夏民族如何克服困难、战胜劫难，而能衰而复振、坚不可摧，又如何在关键时期实行变革，创设新制、废除旧规，促使经济向前发展，民生得到改善，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这一杰出思想的形成，还有赖于他所处的特殊时代机遇。华夏先民具有发达的历史智慧，先秦时期即有《尚书》的殷鉴思想，《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关于后代制度对前代制度“损益”的观点，孟子所总结的标志着华夏文明进步三大关键事件的观点，以及战国诸子论述变法、改制的主张。
到了西汉初年，论述历史时势变化的言论更为活跃，有陆贾、贾谊、晁错、贾山等人关于治国方针应依据历史时代变化而勇于改变的深刻论述。司马迁正是在充分吸收历代贤才智慧的基础上，才能锻造出这一闪耀着哲理光芒的历史学经典箴言。西汉前期又被称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英雄时代”，封建制度正在成长，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思想文化领域犹存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波，社会精英敢于“引大义忼慨”，对于大是大非问题勇于陈言，这些精英人物，相信适应时势发展而采取“变”的策略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司马迁著史及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杰出思想，正是西汉时代精神在史学上的光辉展现。“太史公言”影响极其深远，为其后具有卓识的史家如班固、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王夫之、章学诚等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引领意义的“通史家风”。
总之，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对于上述问题进行创造性阐释，就能推进我们的认识：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如此走过连续发展、气势恢宏的道路，正是古代先民有如此发达的历史智慧，正是西汉时期有如此昂扬蓬勃的时代精神，加上司马迁本人的雄奇创造力，才能产生“通古今之变”这一揭示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和核心观念的思想。也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司马迁的经典箴言为何有如此久远的生命力，到了两千余年后的今天还能发挥出指引、激励史家进取和创新的力量！著名学者庞卓恒先生最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以独具的识见论述“太史公言”的意义，他说，20世纪初美国作家房龙所著《人类简史》，其中讲到：“历史就是威严的经验之梯，它是世间在逝去的岁月中搭建起来的……现在我就把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送给你们。”
简言之，他不过是说历史可以给人们提供“威严”的教训，实则距“太史公言”何止万千里计。笔者认为，庞先生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太史公言”在世界史学上的重大意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杰出思想完全可以令中国学者感到自豪，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更好地发扬古代伟大史家的精神，把当今的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