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虞初新志》的版本颇为复杂。辑刻者张潮曾分三个阶段刊完此书。然而，目前世存之所谓康熙本多非康熙刻本原貌，因为在乾隆时期，文网渐密，尤其对钱谦益著作的大力抽禁，使得其时重刊的诒清堂袖珍本开始删除与钱谦益有关的文字，此后的罗兴堂本更是直接用另文替换，直至乾隆中后期，张氏后人方对康熙原板进行剜改替换，从而成为现今所存的所谓康熙本。这一过程从上举数本的互勘便可窥见其蛛丝马迹。此外，和刻本也为这一考察提供了线索。而咸丰本乃至二十世纪初的开明书店铅排本都为当下流行的《虞初新志》添加了新的成分。

关键词：《虞初新志》 张潮 康熙本 诒清堂本 罗兴堂本 和刻本 咸丰本

《虞初新志》是一部复杂的书，一方面被当代文学观念视为小说集，另一方面却又与当下被西方概念格式化的小说观念格格不入，事实上，它“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标本”，“把明代以来传统传状之文由史的畛域向文的迁徙彰显了出来”[1]。不仅如此，其书借“虞初”之名开创新体，使虞初一体几为系列，笼罩后来，其选文之影响力至今仍在[2]。但正是这样重要而复杂的作品集，其版本非但此同彼异，互有参差，且学界对其版本之先后也多有误解，亟需认真梳理。笔者不揣谫陋，试考如下。

首先，此书版本据《中国古籍总目》载有如下刻本：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北大、天津、上海）；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北大）；康熙间刻本（国图、中科院、上海、复旦、辽宁、宁夏、青岛、厦门、吉大）；乾隆五年诒清堂重刻本（国图）；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国图）；乾隆二十九年刻本（辽宁）；嘉庆八年寄鸥闲舫刻本（天津）；咸丰元年小嫏嬛山馆刻本（国图、北大、上海、南京）；新安张氏家刻本（南京）；民国间进步书局石印本（南京、吉林、吉林市、锦州）；笔记小说大观本（民国石印）[3]。

有学者曾将“新安张氏家刻本”与通行所谓康熙本对照，云其“从字体到版式完全一致，可知其实系同一版本”[4]，故不论。另，上引“民国间进步书局石印本”当为“民国间文明书局《清代笔记丛刊》石印本”，其后所列“笔记小说大观本”才是进步书局所印。

一般来说，同一书有不同版本，大体上都不会相差太大，年代早的更为可靠，但《虞初新志》却并非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对以上版本逐一考查。

一、康熙序刻本考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有三种康熙本，就笔者目验[5]，这些版本均无版刻时间的标识，故或据《自叙》定为康熙二十二年，或据《总跋》定为康熙三十九年，或笼统定于康熙间：则上举三种基本可视为一种。据《自叙》“康熙癸亥新秋，心斋张潮撰”[6]一语将《虞初新志》最早的刻本定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自然不妥，事实上，暂不用详考，只此书之末《总跋》云“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张潮识”便已表明自叙时间并非成书时间。不只如此，据《总跋》定其为康熙三十九年与笼统称其为康熙间刻本可能都不准确。

这一点，邓长风先生《虞初新志的版刻与张潮的生平》一文[7]早已揭出：邓先生根据《尺牍友声》与《尺牍偶存》辑录出相关资料，指出《虞初新志》起初“只刻成了八卷”，所以“张潮的自序是为八卷的癸亥初刻本写的。初刻本今已不存，其刻成可能在癸亥次年甲子（1684）”，“二十卷本的《虞初新志》直至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尚在刊刻中，其刻竣成书至早当在次年甲申（1704）”。这一考辨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邓长风先生之后，戴廷杰先生亦对张潮进行深入的研究，自然也涉及到《虞初新志》，他同样根据张潮所编几部书信集认为，《虞初新志》初刻八卷本确当刊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但又进一步指出，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写总跋是为二刻十二卷本所写的跋，也就是说，十六年间，由于各种原因，张潮只补刻了四卷[8]，接下来，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全部二十卷本的《虞初新志》才编刊完成[9]。这些论述都很精到，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不过，目前学界所能看到的所谓康熙本（包括邓长风先生看到的）从内证来看，都有极晚的部分，晚到恐怕已经不能将其称为“康熙本”。为不致混淆起见，下文依文献著录惯例将其称为“康熙序刻本”，表明此本序言署为“康熙”间，刊成虽如上戴廷杰先生所论为康熙四十三年，但其内容有此后修补抽换者。理由有三。

1，此本所收文本有晚于康熙四十三年者

康熙序刻本卷六所收《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一文，此原为方苞所撰两篇文章，即《高阳孙文正公逸事》与《石斋黄公逸事》，此二文的写作年代据《方苞集》末所附《文目编年》，在方氏“年三十至五十”之间[10]，即康熙三十六年至五十六年（1697-1717）之间。即以最早的康熙三十六年论，已在邓、戴二先生所指出的八卷初刻本成书年限康熙二十三年（1684）之后。事实上，此二文的写作可能还要更晚。因为此二文排在《方苞集》卷九的第二、三篇，第一篇为《左忠毅公逸事》，第四篇为《明禹州兵备道李公城守死事状》。前者在《文目编年》中列在“年四十至五十”，其上限已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而后者则较为明确，为康熙六十年（1721）所写，那么排在中间的二文写作时间一般而言便当在康熙四十六年至六十年之间。则此文之收入康熙序刻本的时间不但晚于《虞初新志》八卷初刻本成书的时间，甚至晚于全部二十卷本最后成书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

2，避讳可证明此康熙序刻本刊刻于乾隆间

首先，其书卷九收王士禛《剑侠传》与《皇华纪闻》二篇，其名均为“王士正”[11]，这是为避雍正皇帝胤禛的名讳而改字，此点邓长风先生也曾指出。这证明其书刊成时间最早也当进入雍正时期。

同时，此书其实还避乾隆的讳，只是避得并不严格。

如果仅查看乾隆皇帝的“弘”字，会发现此本是不避讳的，其卷二《柳敬亭传》有“杜将军弘域”之句，卷十四《平苗神异记》用“弘治”年号，卷十七《物觚》两次提及“陈弘泰”，卷十九《七奇图说》有“上古制造弘工”、“身体弘大”二句，以上数例均未避讳，则似前于乾隆之时。然而，卷九《再来诗谶记》两用“弘治”年号，卷十三《曼殊别志书砖》称“王茂弘”（即东晋名臣王导），却均改用“宏”字（而且还都缺末笔）[12]。前数例未讳，只能说明或然性，即如果刻成于乾隆之后，可能因误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未能避讳；而此三例避讳则可以确定其必然，即只要有此讳，其刻成应当不会在乾隆之前。其实，从“曆”字的避讳情况看更为明显，全书使用“曆”字仅二处，一为卷一《盛此公传》中提及“曆法”，二是卷八《李一足传》中云“帝及星曆医卜之术”，此二文分别出自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八及王猷定《四照堂集》卷四，原著中均用“曆”，而在此本中却均改用“歷”[13]。

这可以将康熙序刻本刻成时间定到乾隆之时，然而，我们还可以将其时间定得更晚。

3，从《虞初新志》评语中亦可窥其刊刻的时间

康熙序刻本卷六收有《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一文，前文已证此文当出于康熙四十六年至六十年之间，但其文后的评点却更晚。其评点署名“金棕亭”，即金兆燕，棕亭是其号。其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14]，邓长风先生也同样指出这则评语的问题，但只是笼统地推断此评“必作于乾隆间”，又云“此文必为《虞初新志》在乾隆中翻刻时所窜入者”。其实还可划定更准确一些的范围。

能否得到金氏写此评语的大致时间呢？细绎其人生平，发现是可以的。金兆燕中举前曾在扬州生活[15]，然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中进士，两年后任扬州府学教授，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都一直在扬州任上。张潮的刻书事业其实都是在扬州进行的，虽然金兆燕数次至扬州时张潮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但从后文所论张绎继续以诒清堂名号刊印《虞初新志》可知，张氏后人仍在扬州，如此，其写评语最可能的时间便在这数十年中。

另外，此评署名为“金棕亭”，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扬州画舫录》的作者李斗对此有一段记载：

金兆燕，全椒人。为教授时，于市购得小铜印，刻“棕亭”二字，乃自取为号，且构棕亭于署之西偏。所著述数尺矣，有劝之刻者，答曰：“人人知吾为棕亭，而棕亭之名，实得诸市间，奈何以一生心血为棕亭所攘乎！”[16]

李斗虽比金兆燕小三十岁左右，但其写作此书的时间一般认为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其书初刻亦为乾隆六十年，这与金氏任职扬州的时间（1766-1779）是重合的，因此他的记录还是比较可信的。据此可知，其号“棕亭”源于金氏任扬州府学教授时买到的小铜印。买铜印的时间这里没有明确记录，但据其建棕亭的时间可知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之前不久[17]。如此看来，其署名“棕亭”的评语当在乾隆三十七年之后，至少也当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以后。

不过，细考文献，又发现李斗的记载可能稍有疏失。查金氏姻亲吴烺（即吴敬梓之子）《杉亭集》，其与金氏诗歌往还甚多。据统计，吴烺共提及金兆燕十九次，有十二次称“钟越”，均在前期，七次称“棕亭”，均在后期：其分界为乾隆壬申年（1752）的《泊舟沧州醉后作》（此后又有四次称“钟越”，但均在此后不久，四次后不复出现，知此四次或为记忆惯性）[18]，此诗有“棕亭小户已辟易”一句，“棕亭”之下有作者自注“钟越别字”，此前从未有“棕亭”之称，此处首现，并加自注，可以推测这当是吴烺第一次知晓此号。此诗之前便有两首诗提及金兆燕[19]，仍以“钟越”相称，至此改称棕亭并加注，可推定金氏此号当得于乾隆十七年（1752）。可知李斗的记载总体可信，但此事或许并非发生在“为教授时”[20]。那么，金氏此评最早为乾隆十七年——当然，这只是上限，根据后文与钱谦益有关的探讨可知，此本的刻成时间还要更晚。

总之，据上可知，《中国古籍总目》所列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及康熙间刻本，就笔者前文所列目验者而言，均可商榷，因为这些版本很可能都是据康熙原刻诒清堂本剜改抽换而行世的，这一修版活动当在乾隆晚期，或晚于诒清堂袖珍本与罗兴堂袖珍本。当然，任何书版后人都有重刻或挖改的可能，但一般来说会在版权页或前言、后记中记录，这种记录倒并非来自当下的版权观念，而是无论修版者身份如何，均有立此存照的必然：官刻最精严，补版、挖改自然要说明；家刻本一要为先人扬善，二来也表出其后人克绍箕裘之功，所以只要重版重修，也一定会留下痕迹；就是坊刻本也因有商业竞争与利益驱动的需要而必大张旗鼓。因此，有大量后期挖改却完全不留痕迹，甚至挖改在乾隆朝，却故意不避乾隆的讳（偶有避讳似乎也是手民下意识所为），这就很可能是意隐瞒，具体到《虞初新志》，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家后人对康熙原版的挖改，其目的其实是想以挖改后的版本取代原本，从而避开文网的周纳——当然，他们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那就是后世确实把大量乾隆末期的挖改本当作康熙原本。

那么，康熙原刻本现在是否还有遗存呢？现今存世的所谓康熙本甚多，或许会有真正的康熙原本混于其中，只是我们无法一一目验罢了。法国的戴廷杰先生在其大文《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中提到过一个康熙诒清堂本，他说：“这本珍贵的康熙朝刻本如今大概已是仅存的孤本，书口下端镌有‘诒清堂’字样。”并指出：“若将镌有‘诒清堂’字样的初始版本，与乾隆朝后半期印制的无任何堂名的版本对比，即可看出，两个版本显然出自同一副木板。”[21]不仅如此，戴先生在全文之末还附了此本的一页书影，据此卷五的首页（《柳夫人小传》第一页）与康熙序刻本对比，确实发现，二本在字体与风格上惊人相似：从这一页上可以看出刊刻者喜欢用一些异体字，如“冠”字上加一点，“走”字上为“夭”，还有“烟”、“眉”、“越”等字均用异体写法；细检康熙序刻本，虽偶有例外，但大多与此本相类。另外，查康熙序刻本（以前五卷为例），发现其版心底部原标“诒清堂”处（诒清堂袖珍本与戴氏所见本均同）确有挖改痕迹[22]。由于戴先生没有标明此书的藏所，故笔者至今仍未查到此本，不过，从这一页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如有一般所谓康熙序刻本所无的《柳夫人小传》），此本很可能是康熙原刻本。此本的存在更有力地证实笔者前文对目前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所谓“康熙刻本”多有剜改抽换的论述。

二、张绎诒清堂袖珍本考

其实，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而言，更接近张潮原本的是张潮从孙张绎的诒清堂重刻袖珍本。此本版心有“诒清堂”字样，现存甚多。笔者所见分别为日本庆应大学藏本的前二卷（后十八卷为罗兴堂本）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个本子。诒清堂为张氏数代人共用堂号，张潮之父张习孔文集便名为《诒清堂集》[23]，张潮所刊之书大多在版心标有“诒清堂”字样[24]，从张绎的识语可知，在张潮逝世半个世纪以后，他仍然沿用这一堂号。

此本在全书目录之后有刊刻者识语云（国图一本此语在全书之末）：“虞初新志二十卷，先从大父山来先生手辑。先生少承家学，缵言汲古，以著述自娱，凡开雕毋虑百数十种。兹集荟萃，俱国初名流以撰著，轶事奇文，尤海内所共赏者。岁久，旧刻漫漶，绎闲居寡营，重加校字，易以袖珍，付之劂氏。时乾隆庚辰岁腊日也。诒清堂后人张绎谨识。”可知张绎刻书时间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事实上比前述康熙序刻本可能刊于1768年以后的时间要早。但之所以说此本最早而近真倒不是日期的简单对比，而是内容方面的考察。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编号为96115者，前有“溶水珍藏之记”，“守素园溶水氏珍藏”，末有“溶水氏”、“珍玩”印，又有“湘岚”、“大戴”之印。共六册，刊刻颇精，字体亦清爽不苟，无栏线，当为诒清堂重刻袖珍本的初印本。

与康熙序刻本相比，可以看出其最大不同便是卷一首篇为《徐霞客传》、卷五首篇为《柳夫人小传》、卷六次篇为《书郑仰田事》，此三篇文字康熙序刻本均无。之所以没有这三篇，其实从《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8册所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即可推知，其封面有一签云：“谨遵饬禁书目，将钱谦益文三篇抽板送浙江书局销毁讫，特白。”[25]当然，这个签条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徐霞客传》与《书郑仰田事》二篇为钱氏所作，《柳夫人小传》是徐芳的作品，只不过，其内容是写钱谦益与其妾柳如是，所以下令销毁也不冤枉。

在张绎诒清堂本《虞初新志》刊刻的次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时年八十九岁的沈德潜将其多年编刻而成的《国朝诗别裁集》进呈乾隆御览，孰料乾隆阅后十分不满，下谕云“不应以钱谦益冠籍”，又“命南书房诸臣删改，重付镌刻”[26]，而且乾隆皇帝还命人将此书原刻两种版本悉数毁去，后来又三番五次派人去查沈家是否还有未销毁的本子。这些反应其实只是对钱氏入清后仍首鼠两端的厌恶，那时“未经见其全集，尚以为其诗自在，听之可也”，或许正是由此契机，使得乾隆开始注意钱氏文集，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他读过《初学集》后发现其“荒诞悖谬，其中诋谤本朝之处，不一而足”，并下令云“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留传？必当早为销毁。”[27]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又变本加厉：“除所自著之书俱应毁除外，若各书内有载入其议论，选及其诗词者，原系他人所采录，与伊等自著之书不同，应遵照原奉谕旨，将书内所引各条签明抽毁，于原板内铲除，仍各存其原书，以示平允。”[28]此后，清代禁书运动中一个特殊的“去钱谦益”时代开始了，一时间不但钱氏著作被禁毁，就是其他书籍也难幸免，出版者纷纷将各种书籍中与钱谦益有关之文字一一删除。

“去钱谦益”的大背景是否殃及到《虞初新志》呢？查一下《清代禁毁书目》便知道了。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记录云：“《虞初新志》，婺源县张潮选，内有钱谦益著作，应铲除抽禁。”[29]再看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十一日于敏中的奏折：“前蒙发下高朴名下书籍各种，令臣阅看有无违碍。臣逐加披阅……又《练川十二家诗》诸廷槐诗内，有题钱谦益《有学集》七律一首，应一并销毁。此外，《虞初新志》、《寄园寄所寄》两部，各省解到应毁书内，亦有此二种，应汇总核办再奏。”[30]

明白以上所述背景，便可知道康熙序刻本之删去以上三篇文字的原因了——这自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康熙序刻本的完成很可能在乾隆三十四年甚至乾隆四十三年之后。

其实，就是诒清堂袖珍本自己也已经动手删除了。因为国图所存的另一种藏本（编号为87515）便与前举之本不同，此书前有“紫江朱氏存素堂所藏图书”印，知为朱启钤先生旧藏。其卷一之《徐霞客传》全文被去掉——因为《虞初新志》每篇文章都单独起讫，所以从一本书中抽去某文比较容易，但目录却无法不留痕迹，因为还会牵连到同页的其他篇目，此本的办法是《徐霞客传》书名保留，剜去页下的作者信息，这个办法倒可蒙混，因为反正看不到钱氏的名字便算过关了。事实上，这还不妥，因为在正文中《徐霞客传》占了五叶篇幅，所以第二篇《大铁椎传》是从“六”开始的，直接撕下前五页虽然从形态上不留痕迹，但在页码上还是有马脚的。不过，在文字狱的压力下，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主持刊刻者想出个绝妙的办法，他将《大铁椎传》第一叶版心的页码从原来的“六”改刻为“一至六”，无论如何，总算用最少的代价把痕迹掩去了。当然，为了不改版而消除钱谦益的痕迹其实还是很有影响，因为现在原第二篇变成第一篇，那么原本每卷开端第一行“虞初新志卷之一”、第二行的“新安张潮山来氏辑”的文字便没有了，所以此类诒清堂本开端便无书名、无编辑者名，直接以正文开端。

至于《柳夫人小传》，因为作者并非钱谦益，所以印行者未动目录，只将文章撤去，并且也懒了一些，所以卷五第一页版心便是“四”。卷六《书郑仰田事》为钱氏作，正文依然撤去。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所藏诒清堂本为了解决目录的问题，干脆把卷二到卷六的目录直接撤去了。

不过，诒清堂本对与钱谦益有关内容的改动其实也只是在做样子，也就是说明显的地方都改，不那么明显的地方便原封不动，这与康熙序刻本对勘一下便可看出。比如卷三《顾玉川传》云“明启、祯交，玉川子每游京师，月必一二过，尤厚虞山钱宗伯谦益。宗伯传胪及第第三人”、《冒姬董小宛传》云“虞山钱牧斋先生维时不惟一代龙门”、卷十六《唐仲言传》云“钱虞山云‘唐较杜诗，时有新义’”，诒清堂袖珍本在这些不易察觉的地方都原封不动，但康熙序刻本便谨慎多了，这些地方都把“虞山”、“宗伯”、“谦益”等名号删去，在文中只剩空白[31]。

以上数例都是与钱谦益有关者，而卷七有一篇与钱氏无关的文章却颇为复杂。卷七的第二篇诒清堂袖珍本是《纪周侍御事》，康熙序刻本则为《象记》。那么，这两篇文章哪篇是原本所选呢？从以上论述来看，诒清堂袖珍本较康熙序刻本近真，似乎不用置疑，但细察二文，却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对比《纪周侍御事》与《象记》二文，发现二者不同有二：一、前者内容并无违碍处，后者写一“象不帝清”之事，却颇为犯忌；二、前者文后无评语，而后者则附有张潮之评，其评与正文一样不安全：“闻象房群象，皆行清礼，三跪九叩首；独一老象不能，犹作汉人跪拜云。因录此文，附记于此。”如果康熙序刻本是为了避免文字狱，应该不会把原无问题的《纪周侍御事》改为颇招嫌疑的《象记》，而且，张潮为原本每篇都写了评语，《纪周侍御事》却没有，甚为可疑。

事实上，《象记》才是原选，而《纪周侍御事》是重刻诒清堂袖珍本时换入的。

之所以说《象记》是原选，是因为张潮在《尺牍偶存》卷四《复良御》一信中提及从钱肃润《文瀫》一书中选二记，其中便有《象记》[32]。

而判断《纪周侍御事》为后来所补，则与作者陆次云有关。从诒清堂本的目录可以知道，此文选自陆次云的《大有奇书》。但事实上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冬，张潮收到聂先的信时才开始关注陆次云，一年后陆次云来会见张潮，二人方结识[33]。此书共选陆氏《大有奇书》四篇，即卷十《北墅奇书》、卷十一《客窗涉笔》和《闻见卮言》、《樵书》。从各方面看，都不太可能在康熙二十三年编成的八卷本中收入一篇来自《大有奇书》的文章。《虞初新志》共选陆次云文十三篇，它们都遵循了二人结识的时间逻辑，全部分布在《虞初新志》第二辑即卷九到卷十二之中。

以上可以确定二文的先后了，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或许张绎在重刻诒清堂袖珍本时，觉得《象记》一文过于危险，便改从《大有奇书》中选《纪周侍御事》来撤换。但康熙序刻本最后刻成或修版完成已至乾隆中后期，主持刊刻或修版者觉得在当时更敏感的是钱谦益，所以对与钱氏有关之文字从严审查，而《象记》这样的文字与钱无涉，或为节省补刻成本而未动。

当然，诒清堂袖珍本的谨慎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康熙开始，清代的文字狱便不绝如缕，到乾隆中期，以编《四库全书》为名，而行禁毁之实，对历来典籍中有所谓违禁字样者均有惩处，从这个背景来看，《象记》这样的文章确实比较危险。这一点其实从一些细节都可得到证明。如卷四《焚琴子传》中，有“久之，有将军自满洲来，驻防闽省”一句，张绎对其中“满洲”一词估计是心有馀悸，便改为“塞上”，而康熙序刻本仍用“满洲”。这在《虞初新志》中并非孤例，另一例更有趣味，卷八《万夫雄打虎传》篇末康熙序刻本有张潮评云：“今之义气满洲，类能生搏虎豹，使万夫雄而在，当必与干城之选矣。”诒清堂袖珍本及下文所论罗兴堂本受当时环境影响，看到“满洲”字样便如惊弓之鸟，所以，此二本均将这则评语直接删去了。其实，这比上条例子更没有道理，因为这里的“义气满洲”的意思是“新满洲”，为满语词音译，“伊彻（Ice），满语，汉译‘新’之意，音转而为‘伊齐’、‘一气’、‘义气’和‘衣扯’、‘异齐’、‘伊车’等”[34]，在此条评语中，张潮似乎是想奉承当时康熙、雍正时期编入旗籍者的勇武罢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时期上海文明书局《清代笔记丛刊》与上海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二书所收《虞初新志》又删去原评而易以新评，之所以如此，其潜台词又是当时社会的排满心态了。

除上所述，怡清堂袖珍本还多了一篇，就是卷二十的《板桥杂记》，多出此篇的原因无从了解，或许前面删去数篇，全书缩水，故选此文以恢复原本容量。不过，这一推测却还有一漏洞，那就是《板桥杂记》中有钱谦益诗数首，这已经让收录此文的《昭代丛书》成为当时抽禁的目标，乾隆四十六年，两江总督奏缴书目即云：“《昭代丛书》，新安张潮辑……又《板桥杂记》内钱谦益绝句八首，均请抽禁。”[35]若因删除钱谦益数文而增入此篇，则不过剜肉补疮，何益于事。因此，颇疑《板桥杂记》当为康熙原刻本所有，诒清堂袖珍本不过据之重刻而已，而现存康熙序刻本因尤其关注钱谦益故将其删去。

三、罗兴堂清远阁本考

除诒清堂袖珍本外，还有一种袖珍本，与诒清堂本极像，即罗兴堂清远阁本。此本在《虞初新志》的版本史上也加入了新的元素。

此本存世不多，国内有辽宁图书馆藏本，笔者看到的是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藏本（缺前二卷，以诒清堂袖珍本补）。

此本即《中国古籍总目》中所云之乾隆二十九年（1764）本。此本前后并无具体刊行时间，之所以标为乾隆二十九年，估计是移用了罗氏刊印张潮《奚囊寸锦》的日期。《奚囊寸锦》未见乾隆时刊本，然现存嘉庆刊本前有罗兴堂序，云：“顾其书成庋阁已五十馀年，欲得刊布流传，固匪朝伊夕。堂耽佳有癖，捷悟无能，欣睹是编，诧为得未曾有，亟承授梓。”“时乾隆甲申新秋潨川后学罗兴堂舜章氏题于清远阁”，有“罗兴堂印”、“舜章”二印[36]。而此罗兴堂本《虞初新志》每卷前除“虞初新志卷之一”、“新安张潮山来氏辑”的标识之外，还有“罗兴堂舜章氏校”的字样，版心又有“清远阁”的标识，因此确与《奚囊寸锦》的刊刻有密切关系。但并不能把《奚囊寸锦》刊刻的乾隆甲申（二十九年，1764）当作罗兴堂本《虞初新志》刊刻的具体时间，后者的刊刻时间据前所论金棕亭评语来看，要比乾隆二十九年更晚。

将罗兴堂本与康熙序刻本、诒清堂袖珍本甚至后来的小嫏嬛山馆刻本对比，可以发现此本确实是《虞初新志》版本演化中重要的中间环节。

在前文列述诒清堂袖珍本与康熙序刻本的不同时，我们已经看到诒清堂袖珍本在乾隆一朝努力抹去钱谦益痕迹的压力下，进行的各种剜改。罗兴堂本已不再进行那种小心翼翼但仍易被抓住把柄的剜改了，它的办法是大刀阔斧的更换。

比如，诒清堂本还在旧版片上剜改涂抹钱谦益留下的痕迹，到罗兴堂本便直接将钱谦益及与钱谦益关系密切的三篇文章悉数删去，并另用新文代替，而且选文也确实颇费苦心。

卷一开篇或因第二篇是魏禧文的原因，编者用来替换钱谦益《徐霞客传》的文章也便从《魏叔子文集》中寻找，于是《姜贞毅先生传》（原名为《明遗臣姜公传》）便第一次被增补进入《虞初新志》，并成为开篇之作。此篇比原选之《徐霞客传》稍长，估计要多占一叶。然后卷五用侯方域《贾生传》代替了原《柳夫人小传》，这次选文的长度与原文长度相当，都占三个版面。卷六代替《书郑仰田事》的文章是方苞的《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如前所言，这其实是将方苞《高阳孙文正公逸事》与《石斋黄公逸事》二文合并而成的，为何要合并呢，原因也很简单，原文《书郑仰田事》占三个版面，而方苞二文的任何一篇都只占一个版面多一点，若版面不符，便会影响本卷其他页面的安排，所以编者颇费苦心地把这二篇合并为一篇收入。

当然，以上只是笼统而言，其实，罗兴堂本一如前举诒清堂袖珍本一样，也经过了改版。如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所藏罗兴堂本卷五《柳夫人小传》并未被代替，而辽宁图书馆藏本则已改用《贾生传》。可以看出，罗兴堂本开始时只替换了钱谦益所作的两篇，此后发现文网渐密，乾隆对钱谦益的打击不遗馀力，只好对此篇再动手术。但这次替换就粗糙了许多，因为前两篇之后还请金兆燕字斟句酌地写了评语，《贾生传》后便如《纪周侍御事》一样没有评语了。不过，罗兴堂的再修版本影响不大，因为侯方域的《贾生传》一直未能成功进入《虞初新志》的流传史，而另外两篇却因各种关系硬生生地挤进了《虞初新志》的世界之中，不仅现在市面上流通的所有排印本《虞初新志》均收录了这两篇，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姜贞毅先生传》是原本就有的，只是在流传过程中因政治原因被删去了[37]。

《姜贞毅先生传》与《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两篇之末均有评语，评者均为金兆燕。从评语中其实便可感受到编者与评者对增补此二文的心态。前文之评云：“以魏公文、姜公事作《新志》压卷,足令全书皆生赤水珠光。”后文之评云：“望溪文直接史迁，今连缀二事，亦宛然龙门合传之体。”这两条评语并非张潮在凡例中所规定的“或评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敢谓发明，聊抒兴趣；既自怡悦，愿共讨论”，细味其意，前者似乎在向人证明把《姜贞毅先生传》放在卷首并无不妥，反可让全书增辉；后者则更是搬出《史记》中之合传来为二篇缀合寻立足点，其实，这已经偏离此书评点的旨趣，更像是评者对增补二文向读者作出的解释。

说到这两篇文章，亦可借此一窥罗兴堂本与康熙序刻本之间的关系。前文已论及，康熙序刻本收入《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如果没有同为金兆燕所评《姜贞毅先生传》的话，对于二本的因袭关系可能还会有不同意见，但从金评可以知道，以上二文为同一批次进入《虞初新志》的，康熙序刻本仅录其一，则可知仅就此一更改而言，或当袭自罗兴堂本。至于不录另一篇文章，其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或者主持其事者并不认同金兆燕以此文为《虞初新志》压卷的看法，或者觉得把这样一篇颇有遗民气息的文章放在全书开篇实在过于危险。

前文在论述康熙序刻本时曾举避讳为证，即康熙序刻本讳“禛”、“曆”二字已能说明它不可能刊刻于康熙间；虽然该本大部分时候不避“弘”字，也不避“丘”字（雍正三年上谕：孔子讳理应回避，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加“阝”为“邱”[38]）。而据诒清堂袖珍本与罗兴堂本亦可知，当时避讳其实也并不严格。细查罗兴堂本，“弘”字全部缺末笔，两个“曆”字也均改用“歷”。不过，“丘”字的避讳却不一例，此书共用十次“丘”字，康熙序刻本全未讳，而庆应大学所藏罗兴堂本则讳与不讳各半，具体是卷四《寄畅园闻歌记》张评“虎丘石上”、卷六《箫洞虚小传》“一丘一壑”、卷十一《八大山人传》“或成丘壑”、卷十二《湖壖杂记》“比丘”、卷十九《七奇图说》“丘山”等五处均未讳改，而目录“商丘”、卷五《柳夫人小传》“齐丘”、卷六《张南垣传》张评“胸中丘壑”、卷九《剑侠传》“章丘”、卷十三《补张灵崔莹合传》“虎丘”则均改用“邱”。所以，正如前文所云，未讳不能形成确凿的证据链，已讳却可以。

除上所述外，罗兴堂本还有一点值得探讨，就是其每卷开端的版式。其书第一行与别的版本相同，顶格写“虞初新志卷之×”，第二行与第三行则为辑校者名，因二人均为新安人，所以在二、三行之间刻“新安”二字，然后在其下第二行刻“张潮山来氏辑”，第三行刻“罗兴堂舜章氏校”。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刊刻体制，但与康熙序刻本、诒清堂袖珍本对比便可发现，后二本均无第三行的校刻者名，这当然也可以解释，即后二本均为张氏家族所刻，或可不列校刻者，但这种解释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后二本虽然只列了“新安张潮山来氏辑”一行文字，却占了两行的位置，为此，康熙序刻本不得不将其栏线在那里中断，从而可以把这一行文字刻到二、三行之间的栏线上。诒清堂袖珍本与罗兴堂本为了节省空间，曾多次删去张潮的评点（如卷十六《记古铁条》、《廖仲言传》、卷十七《名捕传》数篇无评，与评点内容并无关系，只是想节省版面而已），但有几处卷首如果可以省此一行则可在文末节省版面（如卷四、卷六等），但康熙序刻本与诒清堂本并未这么做。这些都提示我们，虽然罗兴堂本显然晚于诒清堂袖珍本，但诒清堂袖珍本与后来的康熙序刻本都出现了这样的特征，是否《虞初新志》最早的版本在题署中有两行呢。再对比一下张潮刻书的风格，只要是有辑者、刻者两行信息的，他都会在卷首的第二、三行分行列出，一如罗兴堂本目前的体制，如《檀几丛书》、《昭代丛书》甲集和丙集以及《幽梦影》和由诒清堂刊行的《读书论世》；如果只有一行题署，则在卷目与正文间只留一行，如《昭代丛书》乙集、《心斋聊复集》、《心斋集字诗》、《尺牍偶存》、《尺牍友声》等均如此；从未有一行题署却占两行空间者，《虞初新志》的康熙序刻本与诒清堂袖珍本是个例外。或许此书初刊时原有两行题署，后来因某种原因只留下了一行，但因为版片已定，卷首少一行后下文反不好调配，因此为诒清堂袖珍本与康熙序刻本留下了这样的版式基因。当然，这只是就此疑点提出的可能性，并无材料可以证明。

四、和刻本、咸丰本等考

就上文所论可以看出，诒清堂袖珍本中的一部分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刊刻的，另一部分则在朝廷禁毁钱谦益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之后，罗兴堂本大体相近，康熙序刻本较诒、罗二本为晚，或当在乾隆一朝末年。如此一来，在《虞初新志》版刻史上，接下来便是嘉庆八年（1803）寄鸥闲舫刊本了。然笔者目前看到的此本都仅有四十卷《广虞初新志》，未能看到《虞初新志》，据此本黄承增序云“今所传诒清堂袖珍本二十卷”之语[39]，可推测其亦当承诒清堂本而来。

此后的版本便是日本文政六年（1823）所刊和刻本。前有主事者序云：

《虞初新志》舶来已久。其事悉奇，其文皆隽，览者莫不拍案一惊，为小说家珍珠舶以购之。是以其书日乏，而价亦跃，人颇窘焉。浪华书肆某等胥谋翻刻之，且欲国字旁译，以便读者也，来乞诸予。

其书有前后二刻，以康熙癸亥张潮所刻为初出，乾隆庚辰张绎所校巾箱本则系重镌，但重镌增五篇，而阙二篇，增者为《徐霞客传》、为《柳夫人小传》、为《书郑仰田事》、为《纪周侍御事》、为《板桥杂记》，阙者为《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为《象记》，今用初出原本翻刻之，更追补重镌内四篇，独《板桥杂记》，东都书肆既刊行之，故除。

日本文政六年癸未六月鸣门荒井公廉书于淀震豹隐居。

从序言可以看到，刊刻者见到了康熙序刻本及诒清堂袖珍本两种，并被康熙序刻本迷惑，以其为原本，于是便选此为底本，连行款都与之全同，只是康熙序刻本每传另起一面，而此本则偶有另起者，多数连排。不过，他仍然据诒清堂袖珍本补了四篇，这样一来，文政本其实也成为《虞初新志》流传史上相当独特的版本——从某种意义上看，要比当下国内市面上流通的版本更精当，因为国内流通者均以咸丰本为底本，去真逾远。

此和刻本还有一处值得注意。在当下所见皆康熙序刻本与剜改诒清堂袖珍本的情况下，和刻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即关于《书郑仰田事》一文的位置。此文在目前所能见到的除前文提及守素园藏本外均未收，所以后人只能根据咸丰本将其收于卷十六。笔者当初未见到守素园藏本时，据和刻本此序推测《书郑仰田事》一文原当在卷六《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的位置上，因序作者列所增五文与所阙二文均依文中次序，先是卷一的《徐霞客传》，继之以卷五的《柳夫人小传》，然后便是《书郑仰田事》，再接下来又是卷七的《纪周侍御事》，末为卷二十的《板桥杂记》，则荒井氏所见诒清堂本不但含《书郑仰田事》一文（现在不少诒清堂本无此文），且不大可能在咸丰本所置的卷十六，根据以上次序，再对照那篇后来替换进去并附有金兆燕评语的《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便可以知道此文原本的位置了。

在和刻本刊行二十八年后的咸丰元年（1851），国内又出现了小嫏嬛山馆刻本。从此本的选文可以看出，其主持者当以罗兴堂初刊本为底本，并参考了诒清堂袖珍本及康熙序刻本。如卷一首篇换为《姜贞毅先生传》，卷六第二篇换为《孙文正、黄石斋两逸事》，卷五首篇《柳夫人小传》不变，这三处均与罗兴堂本初刊本同。之所以说参考了诒清堂本袖珍本则在于，其虽然收录了代替《徐霞客传》的《姜贞毅先生传》，但仍将前文同时收录，只是改变了位置，从第一篇改置于《大铁椎传》之后成为第三篇，这一改动或许是为了让魏禧的两篇文字相连吧。另外，此文的作者也改为“王思任”[40]，或者有两种解释：一是主持者对钱谦益之名仍然忌惮，故改他人之名以塞责，但这一解释其实并不成立，因为本书同时也据诒清堂袖珍本的初刊本补入了《书郑仰田事》，并直署钱氏名号（不知是何原因，编者并未将此文插入原来的卷六，而是移到了十卷以后），可见到咸丰之时，朝廷对钱谦益不那么关注了。所以，可能还有另一个解释，就是编者或许看到的诒清堂本是一种被后人涂抹过的初刊本，此本有《徐霞客传》一文，但从目录到正文都被禁毁者或藏书者涂去，难以辨认，编者或许不知道此文为何人所作（此点并非没有可能），或许懒于搜寻，便随便安一个有名气的晚明文人王思任（编者没想到，他伪托的作者比传主徐霞客大十三岁）——这并非臆测，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从此文出处亦可见：《徐霞客传》的下一篇文章为林嗣环《秋声诗自序》，出自《文津选本》，编者便随意地把《徐霞客传》的出处也标为《文津选本》。

以上都是前述诸本的综合汇集，尚算严谨。但卷十七却突然增加了一篇孙嘉淦的《南游记》，全文一万一千馀字，成为《虞初新志》中最长的文章，比卷二十所收的两篇万字长文还要长。且此文纯为游记之体，与《虞初新志》选文之旨颇不相及。还有，此文写作很晚，据文中言，作者“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此则吾南游之始也”，也就是说，孙氏南游开始于康熙六十年（1721），此时张潮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何况此文的写作与流传自比南游之始更晚。编者没有虑及此点便以张潮名义选入此文。当然，此前的罗兴堂本也选入过方苞之文，其文写作时间大体在张潮逝世左右，但一来罗兴堂本那样做与文字狱有关，还可以理解，二来那篇文章放在《虞初新志》中还比较合体。此文的加入便无法解释。更有趣的是编者还在此文后替张潮写了一篇称扬其为“千古奇文、至文、妙文”的评语。另外，此本还对原文进行过一些误改，如卷十五首篇的篇名在前数种版本中均为“同梦记”，而此本或因张潮评语之末云“姑录其记同梦以志异”之语，便将篇名改为“记同梦”，这实在是误解，张潮之语并非引用篇名，“记同梦”不过是“所记同梦之事”的意思。

此本虽然不严谨，问题很多，但却是此后最流行的版本。1922年上海文明书局本与此后上海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所收均是此本，因此流传极广。不过，1932年后，开明书店的铅印本出版才真正奠定了《虞初新志》至今为人所接受的样貌。书前《校印题记》云：

世所传《虞初新志》，多从道光坊刻本翻印，舛误颇多。其最著者如卷十九《七奇图说》有说无图。张氏于每篇之后均有评语，今本多所阙略，甚至凡例、总跋亦均被删。兹从郑振铎先生假得康熙刊本校补，其他讹误及后来因忌讳窜易字句，悉为订正。惜原本已非初印，今本所具如卷一《姜贞毅先生传》、《徐霞客传》，卷五《柳夫人小传》，卷十六《书郑仰田事》、卷十七《南游记》，卷二十《板桥杂记》诸篇，尽被抽毁。于此足见当时文网之密。今仍据通行本补入，捭复其旧。民国二十一年一月，校者识。

其书封面与扉页均标明“据康熙刊本校印”字样，题记亦云从郑振铎先生借得“康熙刊本”，从后所举“抽毁”篇目可以看出，这都当是事实，他们借得的本子是康熙序刻本，但校印者却又“据通行本”即咸丰本（或以咸丰本为底本的民国石印本）将上举诸篇补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明本其实是把一部“康熙”本校改成了一部咸丰本。与此同时，它毕竟是以所谓康熙本为底本的，所以在增补的同时，又保留了康熙序刻本中不见于咸丰本的篇目——其实就一篇《象记》。这一篇的回归从文献意义上看才是正本清源的，因为据前所述，《象记》本来就是张潮原辑中的一篇，但这篇在一百年前的和刻本中就已回归了。无论如何，开明本为当下流行的《虞初新志》面貌添加了最后一笔。

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开明书店纸版重印[41]，使得开明本成为建国后《虞初新志》的代表性版本。1985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新校点出版，也“用开明书店铅排本为底本”，虽然校点者说明“参照了康熙刻本、诒清堂刻本、嘉庆巾箱本、日本文政六年（1828年）浪华河内书局刻本”[42]，但总体格局已为开明本限定，这也成为数十年来阅读与研究《虞初新志》使用率最高的版本。1997年，柯愈春先生重辑《说海》，所收《虞初新志》仍据“开明书店铅印本排印”[43]。直到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册收入了王根林先生校点之《虞初新志》（2012年出版了单行本），校点说明云“以嫏嬛山馆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诸刻本”[44]，虽然底本选择仍是《虞初新志》诸版本中最不可靠者，但仍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不以开明本为限的版本。不过，此本似乎仍未脱离开明本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未加任何说明将咸丰本所无的《象记》收入。事实上，从个别细节也可以看到此书虽然确如校点者所言“校以其他诸刻本”，但其最初所用或许仍为开明本，比如张潮自叙中有“仿摹逼肖”一语，前举康熙序刻本、诒清堂袖珍本、罗兴堂本、咸丰本乃至文明书局本与进步书局本均为“逼”，只有开明本误改为“毕”，此本则与开明本同，想来应该不会是偶合。

绾结而言，《虞初新志》最近张潮原意的版本当为康熙原刻诒清堂本，然此本现存何处尚需查证。而目前国内外所藏绝大部分所谓的康熙刻本，其实都是乾隆后期对原版剜改补刻的后印本，尚不如乾隆间张潮后人张绎重刻之诒清堂袖珍本为近真，当然，由于乾隆朝文字狱频发，此书又多处涉及钱谦益这样在当时极为敏感的人物，故从诒清堂袖珍本始已有剜改，至罗兴堂本又继之以抽换，大大改变了《虞初新志》的原貌。此后和刻本对恢复原貌作过一些努力，而咸丰本辗转补苴，却去真愈远，以迄于今。

注释：

[1]郭预衡、郭英德主编：《中国散文通史·清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按：法国学者戴廷杰对此书的属性亦有异议，他说：“其实，把《虞初新志》归入小说类，恐怕难以充分和准确体现此书的性质。”“有人倘若把《虞初新志》界定为一部搜采奇事的优秀古文选集，我想，张潮定然不会觉得这是张冠李戴。”详参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出版文化》（《法国汉学》第十三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585、587页。

[2]其所选之《大铁椎传》、《口技》（《秋声诗自序》）、《马伶传》、《核舟记》等至今仍被各种语文教材选录。

[3]《中国古籍总目·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17页。

[4]朱青红：《文言小说集〈虞初新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5]此本之影印本有《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及《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8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笔者尚目验过数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二种“康熙间刊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所谓“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及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所谓“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均为同版，并无差异。另据邓长风先生文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存亦与此数本同。

[6]张潮：《虞初新志》，《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页。本文引用《虞初新志》康熙序刻本文字，均依此本，若非版本对勘，不再出注。

[7]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7-169页。

[8]根据各方面的推测，其原因很可能是受人陷害而“误堕坑阱中”，这从《虞初新志》第二集首《剑侠传》末的评语中亦可看出，评云：“予尝遇中山狼，恨今世无剑侠，一往愬之。读此，乃知尚有异人，第不识于我有缘否也。”

[9]〔法〕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徽州：书业与出版文化》，第582-594页。

[10]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8-240、895页。

[11]张潮：《虞初新志》，《古本小说集成》本，目录第8-9页，正文第387、395页。

[12]张潮：《虞初新志》，《古本小说集成》本，第47、645、848、907、919、429、431、597页。

[13]张潮：《虞初新志》，《古本小说集成》本，第18、351页。周亮工：《赖古堂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4页。王猷定：《四照堂集》，《四库未收书丛刊》第5辑第27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14]陆萼庭：《金兆燕年表》，《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138-152页。邓长风：《二十九位清代戏曲家的生平材料》，《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13-314页。许隽超：《金兆燕卒年补考》，《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56-58页。

[15]陆萼庭：《金兆燕年表》，《清代戏曲家丛考》，第138-152页。

[16]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65-66页。

[17]陆萼庭：《金兆燕年表》，《清代戏曲家丛考》，第148页。

[18]《杉亭集》相关诗题与诗中小注，《吴敬梓吴烺诗文合集》，黄山书社，1993年，“钟越”见于第123、130、131、136、162、168、169、171、174、175、176、183页；“棕亭”见于第171、172、190、206、256、260、275页。按：“棕亭”首现后又有四次称“钟越”者分别在第174、175、176、183页。

[19]《喜钟越兄至》“忆与君别时，飞雪满青山”句下有注云“辛未正月与兄别于姑孰使院”，可与前《除夕同李啸村金迥一、韦药仙、金钟越兄周朋荐守岁姑孰使院呈学使双公》诗互证，知乾隆十六年（1751）金氏在当涂，次年至京晤吴烺。此皆可小补陆萼庭先生《金兆燕年谱》之未备。

[20]按：此处承叶楚炎兄、陈伟文兄赐示不同意见，谨致谢意。

[21]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徽州：书业与出版文化》，第583、592页。

[22]张潮：《虞初新志》，《古本小说集成》本，第15、16、25、26、173、189、217、219页。

[2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一册影印此书康熙刻本，齐鲁书社，2001年。

[24]张潮所刊署诒清堂的编著有《昭代丛书》与《虞初新志》，均为半叶9行20字，而署诒清堂刊的自己的作品如《幽梦影》、《心斋杂俎》、《心斋诗集》、《心斋聊复集》、《心斋集字诗》，则均为半叶8行18字。《檀几丛书》格式与《昭代丛书》全同，然因此《丛书》为与王晫合编者，故署“霞举堂”。但帮吴肃公出版的《读书论世》则又署“诒清堂”，格式亦《昭代丛书》同。

[25]《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8册，第414页。

[26]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潘务正、李言校点：《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138页。

[27]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353-354、347-348页。

[28]王重民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年，第60页。

[29]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07页。

[3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91页。

[31]张潮：《虞初新志》，《古本小说集成》本，第98、108、788页。

[32]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徽州：书业与出版文化》，第644页注251、252。

[33]张潮所编《友声后集》之《壬集》载有聂先一信，《癸集》又载陆次云信数通，另《尺牍偶存》载给陆信数通，据此可知二人相交始末。亦可参戴文第647页注266、267。

[34]陈鹏：《清代东北地区库雅喇新满洲形成初探》，《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77页。

[35]转引自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8页。

[36]张潮：《奚囊寸锦》，《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63-664页。

[37]代智敏：《明清小说选本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9页。

[38]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2009年，第9页。

[39]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0页。

[40]有学者曾云“此篇尝托名王思任作”（柯愈春编：《说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显然受咸丰本任意题撰者名氏误导。

[41]《虞初新志》，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权页。

[42]《虞初新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说明。按：日本文政六年当为1823年，校点者推算有误。

[43]《说海》，第318页。

[44]《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作者简介：李小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本汉籍善本考录》（17FZW004）阶段性成果、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散文评点史研究”（16WXB005）阶段性成果。

原载《文献》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