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加强党的执政话语建设，完善执政话语体系，强化理论自信，增强执政话语统领社会的能力，提升执政话语的社会传播力，在当下需要聚焦并处理好以下四个问题：即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与执政话语对接的问题、执政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与舆论传播的有效性问题、执政话语如何成功地驾驭网络话语而不被网络话语所挟持的问题、坚持执政话语自信与坚持同西方话语霸权的斗争相统一的问题。
关 键 词：执政话语/传播力/建设/驾驭
作者简介：敖带芽，男，法学博士，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政治学与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广东广州，510070)。
基金项目：广州市“十三五”规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项研究“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话语创新研究”(2016MZXY42)。
中国共产党要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掌握主动，必须加强执政话语建设，完善执政话语体系，提升执政话语的社会传播力。从逻辑上讲，执政话语体系大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对执政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能够清晰地阐述，形成一套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契合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与现代文明发展趋势；这个话语体系在国内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同，群众愿意听；这个话语体系在国外能够进行交流，别人听得懂。我们要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执政话语体系，坚持中国道路，形成中国概念，发出中国声音，既不是走别人的路说别人的话，也不是走自己的路说别人的话。在执政话语体系建设的道路上，需要形成共识以提升社会认同，需要对接舆论传播规律，需要成功地驾驭网络话语而不被网络话语所挟持，需要坚持执政话语自信与同坚持西方话语霸权的斗争相统一。这四个方面，是当下执政话语体系建设的焦点，也是难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已经开始重视这些问题，包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举行高层研讨会，推动话语体系建设，加强国家智库建设，推动媒体做大做强，鼓励媒体融合发展，探讨新闻舆论规律，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一系列鲜活时代话语，吹响了创新执政话语、复兴文化自信的号角，造就了社会科学各领域思想火花产生与话语成长的土壤，为提升党的执政话语的传播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与执政话语对接的问题
将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社会思想意识整合到一起，让执政党的执政话语尽可能涵盖这些思想意识，这是一个超级难题。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正面回应了这个挑战，驾驭住了这个局面，实属不易。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过：“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1](P341-342)党的组织建设需要统一领导，党的思想建设也需要统一领导。尽管有党的纪律性的约束，但是领导思想建设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领导组织建设。这就好比党组织要求每一个党员从自己的口袋掏出一百元交特殊党费，这个相对容易，但是党组织要把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放进每一个党员的脑袋里，却不是那么容易。当党组织面对非党员的普通群众时，要更新思想观念并凝聚共识就更难了。
邓小平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对此早有敏锐的察觉。他指出：“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P342)这段话已经过去了39年，中国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真理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
党的组织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党的思想建设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作为阶段性体现和反映党的思想建设成果的执政话语，却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共识，并作为指导思想，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发挥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固定在一个不变的筐子里，随着条件和环境的改变，在坚持某些基本的原理的同时，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执政表达，做到与时俱进和与世俱进。长江后浪逐前波，适时地更新执政话语，在纷乱迷离中辨识方向，始终立于社会思想的潮头，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完善发展理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入手，全面推进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创新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了社会共识，为完成全党全社会的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
超越社会上多样的思想意识，尽可能形成价值交集，促进并维持社会认同，将价值交集反映在执政话语体系中，通过执政话语统揽社会，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政话语建设的基本路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将社会思想共识统揽起来，经过沉淀和综合，上升为党的政治表达，最终形成执政话语体系。将社会思想共识对接执政话语，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理论这三个主要源头中，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细心挑选，仔细甄别，合理建构，可以说是相当谨慎。既没有丢老祖宗，又讲了新话；既汲取了传统资源，又处理好了与现代的维度；既学习西方理论，又没有“食洋不化”，表现出了务实的精神，又不失创新的理论勇气和担当精神。
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是如何被吸收并沉淀到党的执政话语中来的呢，回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就清楚了。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方面，中央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鉴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非常庞大，充分展开后不含标点就有167个字，这样的表述比较长，不利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影响了其传播效果，社会普遍要求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一个简洁的版本向社会推出。如何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宣传思想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理论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理论界和学术界围绕着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光明日报》还围绕着这个话题长期开专栏进行讨论，这一学术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多见。学术界提出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多达90个，形成了30多个核心价值观的提法。为了更广泛地凝聚共识，形成价值交集，中央发动全社会展开精神与价值的讨论，各地开展了一轮地方精神的提炼活动，在2011年至2013年间，全国内地有26个省、***、直辖市在这个时间内提出了本地的地方精神。全国各地各行业都发动群众来凝练精神价值，共同打造社会主义的精神家园，为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试探的语气，提出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方向，观察社会各界的反应。中央对此是十分谨慎的，凝聚共识之不易，可见一斑。
直到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正式确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核心价值观的探索与凝练过程，回答了执政党在思想意识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下，不改变社会组织形式，以思想共识凝聚社会，以精神纽带团结社会，激发社会潜力，培育社会正能量，将松弛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可行路径。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过程很好地诠释了社会思想共识与执政话语对接的问题。将共同的社会思想意识上升到执政话语当中，弥合民间表达与官方表达的差距，塑造执政话语理论形象和创新形象，赋予执政话语生命力。
二、执政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与舆论传播的有效性问题
执政话语的内容和形式能够实现完美的统一，党的执政思想通过合适的话语体系能够得到清晰的表达，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这只是一个前提，并不等于执政话语就已经自动掌握了群众，实现了理论的价值。这里还需要一个过渡，也就是舆论传播，这个过程就是如何把党的思想理论传达到群众的心里去。显然，执政话语本身的科学性和舆论传播的有效性不是一回事，不能不加区分，直接将二者等同。实际工作中会有“歪嘴和尚念错经”，会有“低级红、高级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不可小看。“好经”念歪了，就会影响执政话语的形象，效果自然就打折扣，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关于舆论传播的有效性，涉及新闻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特别是信息网络时代，如何按传播规律的要求，开展思想理论教育，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值得专门研究。我们以前存在一种错误认识，那就是将执政话语的科学性和舆论传播的有效性直接划等号，认为只要将执政话语创新做好了，执政理论表述科学化了，舆论传播的有效性自然就解决了。正是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我们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探讨执政话语的科学性，较少关注舆论传播的效果问题，较少注意传播的“消费体验”。
从传播载体而言，客观地说，传统媒体基本还在执政党的手里，但新媒体情况就复杂一些。虽然新媒体的管辖权我们并没有丢失，但遇到的挑战更多，每天都有新情况，几乎应接不暇。很多网络事件都在撞击思想理论教育的底线，瓦解业已形成的思想共识，对执政理论的传播构成冲击。我们树立一个新的理论，需要做许多工作，可能需要一百场报告，但要瓦解一个理论，仅仅一个突发事故就足以构成致命伤害。
只有把准时代脉搏，才能让内容传播和新的载体产生共振。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媒体融合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媒体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和声誉，提升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
从传播主体而言，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疑是党的执政话语的主要传播者，领导干部的话，在群众的耳朵里，就是代表上面的声音。其级别越高，权威性就越强。但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够很好地传达和阐释党的执政话语。除了领悟能力以外，一些领导干部的语言表达水平也亟需提升。在群众工作中、在一些突发事件现场，领导干部不会说、不敢说，经常说错话的情况屡见不鲜。怕见媒体、怕见当事人，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硬伤。在政治学习场合，空洞的表达和苍白的说教屡屡被大众所诟病——文章和话语虽然没有错误，但只是单调地重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或者重申中央的文件，一些领导的工作报告应付差事，观点是正确的、语言是文件的、态度是应付的、过程是完美的、效果是成疑的，“外行人听不懂，内行人不愿听”，虽没有误导群众，但说了等于没说，其僵化的语言损害了党的执政话语的创新形象，影响其在群众当中的传播，导致基层干部和群众“一听政治就像催眠，一讲理论就想睡觉”，削弱了执政话语的理论形象，使传播的效果打折扣了。
从传播技巧而言，科学的执政话语在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遵守传播规律，做好传播文案，注重传播反馈。不要以为正确的东西群众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因此就只顾自说自话，甚至变成高空中的喃喃自语。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要按照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以适应群众的口吻进行理论传播，理论才能够真正被群众认同。例如，在宣传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方法上，与随处可见的文字宣传相比，核心价值观的音像宣传资料就显得凤毛麟角，很不成比例。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千篇一律，高度雷同，缺少创意，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创意和执行是广告效果好坏的关键，商业广告把用户体验摆在第一位，公益广告也要讲究用户体验，千人一面、标语式的大白话虽然通俗易懂，但是否能带给人一些启发、留下深刻印象就成疑问了。没有不做文案的广告，没有不考虑受众体验的广告文案。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范畴，要结合地域文化和特色，声、光、电结合，视觉、听觉、触觉结合，转化为可亲可敬、可感、可知、可学的形象，让核心价值观的形象丰满起来，这样才能使核心价值观立起来、活起来、动起来、美起来，最终才能竖起来，真正落地生根。多考虑大众的实际感受和体验，少一点刻板说教，在“以理服人”前先“以情动人”，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执政理论要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认识，需要一个思想转化过程。对普通群众进行理论教育要讲究方式方法，仅靠硬灌硬塞效果并不好。一阵风式的形势教育雨过地皮湿，效果是短暂的。如果能运用文学艺术手段，将执政理论的思想表现在艺术形式当中，塑造为经典艺术形象，让艺术形象的生命力持续地发光，这样就能改变理论传播枯燥无味的传统认知。
艺术形象这种载体具有恒久的生命力，一个好的文艺作品对执政理论的传播作用，超过一百场单调的报告。在轻松的氛围中做理论教育工作，群众更容易接受，而不是天然的抵制。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形象塑造、文化交流、文化欣赏等多种形式作为传播执政理论的补充方式，并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党的执政理论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促进执政理论传播良好文化生态的形成，改变党的执政话语居高临下的老面孔，使之更接地气。
三、执政话语如何成功地驾驭网络话语而不被网络话语所挟持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媒体话语的单一性，创造了一个多元表达平台，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来放大自己的声音。网络话语的舆论导向没有传统媒体那样明确，各种观点“自由交锋”，话语中心分散了。在互联网中，作者和受众的身份是融合的，大家在网络上交流互动，议题设置者也可以是参与讨论者，一些声音聚集在一起，很容易形成某种“场域”，进而转化为舆论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鲜的词汇借助网络平台，被认识、被传播。一些热点事件中的敏感词汇表现得更加抢眼，如“70迈”“打酱油”“俯卧撑”“临时工”“躲猫猫”等等。网络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网络话语的盛行，网络话语也登堂入室，进入正式场合，如“正能量”“点赞”“给力”“蛮拼的”等词汇，被国家领导人在一些场合引用。
吸收群众生活中创造的新鲜词汇，这是保持党的执政话语与时俱进，创新执政话语的需要。网络话语借助于自媒体野蛮生长，打破了以往主流话语被少部分人所垄断的局面，确有覆盖一切话语的势头。网络话语的超强生长能力不仅引起了众多语言学家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党的执政话语如何驾驭网络话语而不被网络话语所裹挟。
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说话的权利，传统的以点到面的传播方式刷新为从点到点，每个人都可以用网络平台发布文字、图片、视频，创建属于自己的媒体，极大地扩展了表达权。自媒体时代可以说“人人是媒体、个个是记者、处处是现场、时时可发声”。人们不再依据同一个渠道获取信息，也不再依据同一个思维模式观察社会、思考问题，自然，也不再依据同一个模式进行表达。话语方式的多样化为网络话语的交流提供了一种潜在竞争，即通过话语争夺读者、吸引眼球。人们已逐渐认可这种生长于网络，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语言交流工具。“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3](P103)在网络上一些认同度高的词汇和表达迅速脱颖而出，成为网络热词，受到追捧。
历史上每一种新型媒介的出现，都会成为不同的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具有特定意义的词汇和概念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和接受。只有积极回应，才能掌握网络上的主动权，扩展执政话语的辐射能力，不至于在网络平台上出现“失语”。
实现中国共产党在网络上的领导权是执政话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确保党在网络上的影响力、控制力，是评价党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的根本指标。一方面，要主动顺势而为，吸纳一些网络上积极健康的词汇进入党的执政话语之中；另一方面，要求党的执政话语表达要具有超越传统文本语言、对接现代信息社会与表达习惯的空间，以达到在维护党的执政话语庄重性的同时，确保执政话语不被网络话语所挟持。
实现党在网络上的话语权，要求把党的执政话语建设内涵与网络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起来，把党的执政视野自觉地延伸到网络领域，着眼于党的执政文化与网络文化的结合，探索在网络这个新媒体上如何应用执政规律，开创党的思想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要改变执政话语的“高冷”形象，吸收和借鉴网络表达的优势，促进党的执政话语在网络上顺畅交流。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借用网络的洪荒之力，把网络打造成不仅属于广大党员新的精神家园，也应是广大网民的精神家园。网络词汇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说到底，就是网民认可，愿意使用。大家都在使用，受众自然就多起来了。将执政话语的高端形象往大众化方向进一步改造，巧妙地结合网络词汇中的一些经典表达，这种嫁接往往会产生神奇的效果。当然，这种嫁接网络词汇的应用要适可而止，如果通篇都是网络词汇，则会使党的执政表达失于庄重。
其次，要及时掌握网络舆情。要有专业队伍按网络作业规律监控网络，避免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对我国实际工作中的失误进行炒作，借题发挥，抹黑党和政府形象。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要尽量避免不犯颠覆性错误，但小的失误总是难免的。对网络舆情，尤其是负面消息，要及时反应，针对不同情况采取辟谣、删帖、信息对冲等手段，澄清事实，还原真相，维护网络清风正气。网络上流行的一些段子，以诙谐的语言，以博取读者一笑的方式，肢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丑化社会主义的理论形象，瓦解人们对党的执政话语的认同，这种趋势不可放任。一些交流社区和论坛中亦大量存在过界的言论，有的挑战传统、颠覆良知；有的丑化英雄，抹黑历史；有的仇官仇富、洗白暴力；有的撕裂社会，渲染对立。网络文化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对于网络文化中携带着病毒的那些文化元素，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网络上的斗争是针锋相对的，你让一步，他就进一步。引领网络舆情，就要敢于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稍有松懈，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就会被边缘化。
再次，掌握网络话语主动不要仅仅满足于在网络上开辟几个“党员专栏”“政策解读”“网上新闻联播”等栏目，不要以为把传统媒体上的内容复制到网络上就占领网络了。网络上有自己的阵地，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局限在这几个阵地，仅仅将这几个阵地打造成漂亮的盆景，在盆景之外的地方，任凭“血雨腥风”不管不顾，这是“鸵鸟政策”在网络上的表现。占领网络，要求对网络进行全方位的统筹，不留死角。党的实际工作中的执政空间有多广，在网络上就应该有多广，这种延伸是主动自觉的。
最后，网络工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工作。在处理实际工作和网络工作的关系上，要避免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只要网络工作做好了，就万事大吉了，把精力主要放在网络上；另一种认为，只要实际工作处理好了，没有矛盾和问题了，网上自然也就和谐了。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网络工作是对现实工作的反映。重视网络工作不等于要本末倒置，将网络放在第一位，认为只要处理好了网络，其他就都可以不管不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实工作永远是处在第一位的，只有把现实工作开展好了，我们在网络上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得心应手。
四、坚持执政话语自信与坚持同西方话语霸权的斗争相统一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长距离赛跑中，各方都会聚焦生产力，调整和塑造生产关系。在这场竞争中，话语仗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话语来表达思想，从而实现对思想和话语权的掌控。谁能控制思想，谁就控制了人；谁控制了人，谁就控制了世界。话语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起来是软实力的较量，但绝不是文绉绉的，有时候也会风起云涌，搅动起硬实力的漩涡，甚至直接带动器物层面的搏杀。
在西方话语主导的话语环境下，打造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良好形象，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祛除笼罩在执政话语躯体上的传统的、负面的污泥浊水，祛除神秘化，走向大众化。避免以前学术界迷恋西方学术话语、陷入食洋不化的“阴影之谷”，也要避免堆砌“后现代、解构、制度安排”等概念将理论抽象化的空疏学风，既不能机械复制导致新的“失语症”，也不能坐而论道不接地气。一些学者戴着有色眼镜置中国蓬勃发展的事实于不顾，热衷于推介那些分辨率极低的西方理论范式，徒造框架，隔山打牛，制造混乱。学术界这种披着洋外衣唬人的把式，本质上是理论不自信的表现。
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突围，只有树立自信才能赢得这场斗争，对执政话语的自信来源于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形成完整清晰的执政话语体系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在逐渐增大，但是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还是比较弱，与我国的经济总量不相符。如果说近几年来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有所提升，那也只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文化及其他领域进步相对较慢。由于话语权缺失，使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解释说明国家的战略和部署，有时候还容易造成误解和被动。
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斗争中，我们要以坚定制度自信、不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干扰和打断国内各项既定政策为前提。我们在国际场合的话语要尽量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寻找共同语言，着眼于国际社会共同问题，明确共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占据了理论和道义的高度，因将之作为我国对外争取话语权的核心概念统揽话语权的斗争。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在实际使用中不要空洞化，要善于和具体工作对接起来，用中国故事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如习近平主席在G20杭州峰会上的发言，以讲故事的形式将杭州与世界各国名人的联系展现在与会嘉宾面前，将杭州的过去与现在巧妙结合，令人印象深刻，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树立了典范。我们在国际场合要主动说、积极说，保持定力，一以贯之，争取广泛认同，在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中央提出要加强话语权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高执政话语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的水平。我们现在迫切需要通过打造新概念来向世界说明中国，减少误会，争取认同，扩大影响，提升国际话语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定党的基本路线，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客观地看待不同的社会制度，当会明白，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那种认为“民主、自由”隶属于西方“专利”，一谈到“民主、自由”等概念就自动矮了半截的人是制度不自信的典型代表。过分美化西方制度，甚至要将西方制度移植到中国，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一些学者日益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备受推崇的西方选举制度在人们心中的评价已经日渐式微，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逐年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民众普遍感受到总统选举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的联系，且对选举中遥控媒体、操弄选民、抹黑对手、分化社会的政治手法已经厌倦，对选举政治的冷漠已经浸入美国政治文化深层，并影响人们对政治制度的整体信心。曾在美国参议院工作过的“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总裁斯蒂芬·里氏认为美国仍需证明自己是民主国家，因为“这个国家，50％的低收入人口不会参与投票选举，投票选举的参与率往往低于50％。以任何标准来看，这都不能算是民主。”[4](P97)
西方学者在经历了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从对选举民主的无限推崇中走出来，开始逐渐反思。票决制的执政博弈绑架了政治家的视野，他们永远只会着眼于投票人的利益或者眼下的事情，对于那些没有投票的人，对于下一代人的利益，根本无暇顾及。虽然不平等现象显而易见，但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不是政治家的首选。政治瘫痪成为解决西方经济问题的主要障碍，债务问题也让西方民主缺陷暴露无遗。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无孔不入，游说活动的大潮席卷全球资本市场。奥巴马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花费将近60亿美元，创造了纪录。在这些花费中，企业是最大的捐款方，企业这么大方，绝不是为了公益。美国学者罗伯特·赖克指出：“美国人对民主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其他许多民主国家的公民也同样信心不再。”[4](P22)尽管他们不太愿意接受“非民主”的制度选择，但是破除对选举民主的迷信成为一股新的学术现象。
和西方话语霸权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争夺话语权，除了破除对西方话语迷信之外，还要善于对自己的执政话语进行科学的表达，使之“形象好、传得出、被认同”。在这场斗争中，要区分学术理论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和思想认识和觉悟问题，针对不同问题，相应采取不同措施。不要对所有问题都一个模子，采取“一驳了之”“一禁了之”；或者“一骂了之”“一关了之”。对于学术理论问题，应该开展学术交流和研讨，互通互鉴；对于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觉悟问题，以正面引导为好，只要我们加强自身的正面典型宣传，巩固阵地，就能争取舆论优势，理顺社会情绪，引导人们树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于政治立场问题，“禁”要禁得果断，“关”要关得彻底，“导”要导得服气。在和西方话语霸权的斗争中，只要我们站稳立场，夯实群众基础，就能积小胜为大胜，提升执政话语的影响力，最终扭转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习近平.共同为改革想招 一起为改革发力，群策群力把各项改革工作抓到位[N].人民日报.2014-8-19.
[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