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原籍安徽望江，祖籍江苏扬州，1927 年生于上海，1947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理论物理学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导师。

1  做人、做事、做学问

很高兴给大家讲讲“做人、做事、做学问”。听说，在我之前也有很多其他专家学者讲过这个题目。不过，像这样的题目多讲，重复讲，肯定不会错。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又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 见《左传废骞 4 年》) 。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要对社会有贡献的话，首先要立德，也就是做人，其次立功，也就是做事，又其次立言，或者说做学问，就是写些文章和书留传给后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做人，再次是做事，最后是做学问。

对于我来讲，是搞理论物理研究的，也就是做学问。不过，做学问的同时，也要讲究一个人尽可能地多做一点事情，而且也要研究一下怎么做人。虽然是以做学问为主，但起码做人还是需要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做人。

2  怎样“做人”？

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是认清时代，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向，做时代的积极的推进者。下面说一些我在年青时候怎样在前辈的教导下，逐步走向时代的前列。

我出身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祖上曾经做过官僚。江苏省扬州市有一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何园”，就是我曾祖父修建的园林。后来家道中落，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心想通过个人奋斗，亦即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重振“家”业。

我在解放前念的中学，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中学时代，我是“死读书” 的好学生，学习很用功，对数理化尤为钟爱，成绩也较好。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方面学习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老师也常常偷偷给我们灌输抵抗日本侵略的思想，如学习“最后的一课”，用不着联系实际，大家都懂得为什么要学习这一课文。上海沦陷了，被日本人统治了，但是老师们个个都是坚持抗日的。日本人进了上海以后，大肆宣扬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还有什么“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一堆谎话，呼吁进行 “大东亚”战争，亦即灌输“侵略有理”的思想，但老师们都是抵制的。汪精卫政权推行奴化教育，要大家学日文，我们那时候也同教师一起学日文。那时教日文的老师说，学英文是需要的，学日文也是需要的。现在的话，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可那时候不行，因为“谁去用功学日文，谁就是汉奸”。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学习都是很用功的，上课都很守纪律，就是到了学日文课的时候，大家就故意闹。后来教日文的老师也体会到学生们的反抗情绪，就放手不管！于是我们年年学日文，年年从字母学起，至今也没有学会日文字母。在课堂上，我们的老师常会给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消息，爱国思想就是靠这样渗透的。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当时，汪精卫是大汉奸，手下第二大汉奸是陈公博。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也被枪毙了。陈公博当上上海市市长后，想要送他儿子到南洋模范中学(当时认为是最好的学校)学习。于是，他儿子来了。那时，南洋模范中学招生考试都考过了，上课也已上了一个月，突然新来一个同学，这很特殊的，因为南洋模范中学都是凭考试进去的。现在突然来了一位未经考试的同学，大家都特别关注，一打听，是陈公博的儿子。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老师也找他谈话，说我们这里的谈话你不好回去瞎说的。这样训他，吓得他说，我不过问政治，我无所谓。本来我们大家还都不知道他是大汉奸的儿子，老师这么一讲，我们全都知道他是大汉奸的儿子，就没人理睬他，这是非常自发的行为，不需要教师做工作，同学们就自动地不和他往来。他在南洋模范中学念了二三个月，实在是被孤立得没有味道了，就自已跑了。所以，尽管在我们朴素的心态当中，那时候对国家大事了解得比较少，但是对民族大义，从老师到学生都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我的家族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比我大6 岁的堂兄何祚熙突然提出要离家从军，参加抗战。我的伯祖父因孙子年龄太小，不同意他去。我的堂兄说，我年纪小，读的书不多，爷爷读的书比我多得多。但是我多少也还懂得一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现在国家、民族到了存亡危急之秋，我们青年人怎能袖手旁观，不尽责任？我的伯祖父最终拗不过这些大道理，放他参军去了！后来成为我的家族中第一位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主修化学(不是物理，后来才去念物理的)。那时，蒋介石来了。当时，蒋委员长威望极高，认为是抗战胜利的英雄。蒋委员长第一次到上海，的确是十万人夹道欢迎，都是自发的。因为，沦陷区的老百姓都认为抗战胜利是蒋介石抗战有功。但是，没隔多久，两种意见出现了，分歧出现了。本来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结果抗战结束后，不肯建国，要打内战，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那时，还流行一个谜语：抗战胜利——打一中国古代名人。这个谜语很有意思，争议很大，结论不一。一种回答是：屈原。因为抗战胜利是原子弹投掷的结果，日本屈服于原子弹的压力。第二种回答是：苏武。认为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联红军摧毁了日本约 150 万人的关东军。可是抗日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如果把胜利归结为美国的或归结为苏联的功劳，总不太好。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回答：华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华雄。但立刻又有人反对，理由是中国人里有的是抗战的，有的是不抗战的，不能简单地说是华雄。于是立刻就有人回答说：蒋干。因为蒋介石能干。但此论一出，立刻就遭到人们反对，因为抗战时期的蒋委员长逃到峨嵋山，实在数不出有什么功劳！于是又有人说抗日胜利应该是老百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应该叫“共工”。有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1931 年，毛泽东主席赋词说，“不周山下红旗乱”。毛主席认为共工氏是古代的英雄。所以有人提出答案应是共工。可这样一来，有人又反对说，这有为共产党作宣传的嫌疑！因为“共工”既可解释是老百姓共同的功劳，也可解释为共产党的功劳！总之，这个谜语出来以后，议论纷纷。本来，这个谜语是从重庆讨论起来的，然后传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后，上海的老百姓说，都不对，应该叫白胜，《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回目里的“白日鼠”白胜。也就是说抗战虽然胜利了，可胜利的果实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抗日战争是白白地胜利了。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做人是跟时代有很大关系的。你对你所处的时代怎么看，你是不是跟上你所处的时代的步伐。中国的社会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你是给少数人干活，替少数人卖命，还是坚决地跟广大人民站在一边？这是做人应该搞清楚的最基本的道理。

当时，我们曾激烈地争论：抗日胜利后，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应向何处去？抗战胜利后，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要打内战。我们都反对内战，因为一打内战，教育经费没了，我们生活也困难了。虽然反对，但内战还是在打。那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为此，我们进行了一场大讨论。那时，我住在上海交大宿舍里，十八个人一间的屋子，九张床排得密密麻麻的。那时电力紧张，九点半就要熄灯，年青学生九点半熄灯根本睡不着觉，可灯熄了，什么事也做不成，往床上一躺，就开始发表各种政治“高见”，自动进行政治学习。没有谁来组织。有人发表意见说，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美国汽车横冲直撞，把谁撞伤了等等，一说到这样一件事情，马上就会有人表示赞成或反对。所以，我们寝室十八个人，天天晚上都开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是共产党爱国爱民，还是国民党爱国爱民。这个讨论激烈地进行了一年。一年争论下来，最后大家共同认识到：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共产党才代表着广大工农群众，中国只有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道路，才是可行的。这是我们作学生的时候，大辩论的结果。

中国应该走革命的道路，于是就有个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我”该怎么办？我们在校的同学该怎么办？我们是上海交大化学系的学生，化学系有个传统的崇拜对象——居里夫人。发现镭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居里夫人传》，是居里夫人小女儿写的，翻译成中文，我们化学系的同学人手一册。书里说居里夫人年轻时有两个梦想，一个梦想是献身科学，还有一个梦想是解放波兰。波兰是被几个国家分割的，所以波兰的爱国人士都想恢复波兰，献身祖国。《居里夫人传》里说，居里夫人读书时，矛盾于两者之间，又愿意参加献身于祖国的活动，为解放波兰服务，又喜欢科学。最后大家都知道，居里夫人选择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后来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件事，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既然认识到中国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那么“我”应该是献身科学呢，还是献身革命？这引发了我们宿舍里的第二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一致认为走革命的道路，而不是献身科学。因为，当时中国太落后了，不像现在讲科教兴国，那时候讲科教兴国简直就是空话。我们毕业以后，要找个工作也很困难。我其实很喜欢物理，而且物理成绩要比化学好。为什么会选择念化学呢？很坦率地说，就是因为学化学容易找工作，而物理是找不到工作的。物理系毕业出来后，那时就只能教中学。不只我出来找不到工作，就连杨振宁，现在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他在西南联大毕业后，一时不能出国，也只能在中学里教教书，也就是教高中物理，如果是我就更困难了。当然，杨振宁在中学里教书有一个“副产品”，他后来结婚的对象是杨振宁教中学时他的学生，是杜聿铭将军的女儿。为什么居里夫人能够成为居里夫人？我们又一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仍然记得，住在我下铺的一个同学怪声怪气地说：“居里夫人之所以成为居里夫人，是因为有居里先生，没有居里先生，就没有居里夫人”。“我们这些男孩子上哪里去找一位居里先生”？居里夫人之所以能够留在法国继续做科学研究，说穿了，就是因为她嫁了居里先生。居里先生要比居里夫人大十五六岁，是学术地位很高的一位著名教授。居里夫人，你们看看照片就知道，是第一等的漂亮姑娘，科学研究能力又不错，所以居里教授就喜欢她了。如果不是嫁给居里先生，估计居里夫人在献身科学这件事上，即使有所成功，对社会也有贡献，但成功的几率可能极小。对我们来讲，当时若不走革命的道路，愿意走献身科学的道路，惟一的出路就是想法子留学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也不见得能成功，只能打打杂。嘴里说为人民服务，说要走革命的道路，实际上对人民不会有很大的贡献。其中，也有极少数人献身科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像杨振宁，李政道教授就是最有贡献的两位。但李政道就曾再三亲口跟我说，他对中国的革命、中国建设没有什么贡献，少宣传宣传他。所以，一个有志于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即使在学校里念书，但还是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问题是，这样的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现在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可在 1947 年，谁知道共产党会取胜呢？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国民党的军队是四百多万，而共产党的军队只有一百多万，虽然共产党打了一些胜仗，国民党打了一些败仗，可要把四百万的军队，全都吃掉，估计不大可能。所以，我们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南北朝。国共两党或者以黄河分界或是以淮河分界，也许按长江分界。但那时我们根本不敢想是按长江分界，而是想要以黄河分界或是以淮河分界。总之，不论怎么分界，北平、天津总是在共产党区域内的。我喜欢共产党，一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平招生，就急急忙忙从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改变影响是很大的，第一是我改行学物理了，没有这个改变，我就不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了；第二，到清华的第二天，就有一位我在中学时代的同学，介绍我在清华参加了地下青年团(当时的名称是民主青年同盟)，两个月后，又参加了地下党。坦率地说，那时参加地下党，其实什么也不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入了党，就要准备献身，准备牺牲。既然我选择了走革命的道路，就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边。这就是我的年轻时代。所以我说，做人的一个基本道理首先是必须认清时代，认清时代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向而前进的。在选择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就是必须坚决地站在广大人民这一边。你是在为少数人奋斗，还是在为大多数人奋斗，这是做人最基本的一条。你可以学汪精卫，可以学陈公博。汪精卫在抗战未结束前就死了，所以未受到人民的惩罚，陈公博做了替死鬼。但是历史的判决：汪精卫是大汉奸！所以我告诉各位，做人得首先分清是非，分清什么是跟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什么是跟少数人站在一起。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年轻时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3 怎样既“做人”又“做事”又“做学问”

如果说，在革命胜利以前，献身革命和献身科学是互相矛盾的话，到了解放后，这一矛盾就将大为缓解。但在建设时期，仍然会有一个“做人”

和“做事”，“做学问”的关系的问题。举个例子。1956 年，我被调到核工业部参加原子能的研究工作。当时，中国的政策是比较“左”的，我虽然解放前加入了地下党，可是出身成分不好。解放前，贫下中农是没有钱上大学的，能够上上海交通大学，还能够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反正家里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最好的成分是大学教授。虽然我参加了地下党，但是象原子弹、氢弹这样重要的工作只能由工农兵来担任。那时候，虽然我被调到了原子能部门工作，但只是叫我做一些“外围”

的工作，如基本粒子研究。但是我毕竟还是受到信任中的一位，1959 年，核工业部把我送到苏联联合研究所从事粒子理论的研究。初出去时，中国跟苏联还很友好，没隔多久，中国就跟苏联闹翻了，苏联就对我们不友好了。这时就面临一个考验：你是站在中国这一边，还是站在苏联这一边。同学们，不要以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有一些在苏联的留学生就经不起考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可是，我们在那里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我们和苏方作了坚决的斗争，最后有些人还被赶了回来，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核武器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本来苏方是答应援助中国共产党搞原子弹，提供原子弹样品，结果背信弃义，撕毁协定。这方面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们至今还记得：当中苏关系破裂后，苏方总顾问在撤离前埋怨中方不该得罪苏方，说“离开我们的援助，你们十五年也休想搞出原子弹”！那时，我们在苏联，一方面和苏方进行激烈地辩论，捍卫祖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当我们听到苏方把专家撤退后，也就深感我们肩头即将承担的责任。既然苏方大量撤退专家，那末国内必将大量缺乏技术人员；如果国内需要技术人员的话，我们这些在苏联联合研究所工作的人将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回国参加实际工作。那时，我们就打了个报告，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所以我还记得大概的内容。为什么在报告中只说“将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参加实际工作”呢？这里有一个“避嫌”的问题，我们这些人出身成分不好！但是，这份报告送上去后，几位领导马上表示支持，所以，一个月后，我就回国了。

那时，我们在苏联拿的工资十倍于当时在国内的收入。回国后，我拿的工资也比较高，一百元人民币，而那时在苏联拿到的卢布是抵得上上千元人民币的。所以，这是一种考验，“做人”，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人民。当时，签名的有周光召院士，他是后来科学院的院长，于敏院士等等，当然还加上我。我们陆陆续续被调了回来，先后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时大家憋住一口气，无论如何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要把氢弹搞出来。

中国原子弹的建造是从 1954 年底开始决策的。毛主席与周恩来抗美援朝期间深感原子弹的威慑力。杜鲁门说，美国要用原子弹了，无论真假，在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就紧张一番。深挖洞，广积粮。原子弹来了，地面上无法抵抗，只能钻到地底下去。每当人家威胁一次，我们部队就调整一次，深感没有原子弹的苦恼。因此，尽管在中国又穷又破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毅然决定要搞原子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国力强多了，搞原子弹不成问题，而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国家又穷又破，做这么个决策，实在了不起。不过，当时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苏联能援助我们，而且苏联也允诺过援助。所以，当时搞原子弹的政策是：依靠苏联专家培养广大工农出身的子弟来搞原子弹，国家机密要掌握在工农兵手上，不能掌握在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手里！这就是当时的政策！可后来苏联专家一撤退，没什么可依靠了，我们一打报告表示愿意奉献，当然得到领导上的欢迎。当时碰到的困难是：我是地下党，虽然资产阶级出身，但还有一段革命的历史。周光召同志虽然也加入了共产党，但一查周光召的出身成分，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他有两个姐姐，都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像周光召这样的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能够调来搞原子弹吗？我们虽然打了报告，但也要靠核工业部的领导敢于支持，敢于打破惟成分论。我们大家举荐，周光召政治表现极好，尤其是业务能力极强。所以，最终还是将周光召同志调来参加原子弹的工作。最终大家欣然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1964 年 10 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搞一点原子弹，有十年时间我看就有这个可能。从 1954 年底决策，到 1964 年10 月16 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刚好十年。这件事情，本身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要把核武器这么重大的国防任务开拓起来，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别人不会把所有的秘密告诉你。苏联虽然说是援助我们，可原子弹的样品迟迟不到位，就是不给你送来。当时有个保密专家说，他们这个原子弹样品非常了不起，你们可得保密。怎么保密？按他们的要求，盖了个房子作保密仓库。又说我们保密制度不严格，我们按照他的建议，建立了一个保密制度。可建立了保密制度还不够，还需要有警卫部队。有了部队还不够，还需要警犬，就又养了警犬。可还不行，还得有警铃，就又加了警铃。还是不行，按照他们要求，储藏室附近用细黄沙铺起来，人走过的脚印就留下了。每一次都由他们的保密专家来检查保密工作，可是怎么也过不了关。所以，原子弹样品迟迟没有送给我们！后来，我们也知道，大概不会送来了。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初，中国和苏联是高唱国际主义的，国际主义里也包含有不国际主义的一面。这是深刻的教训！在此告诉各位，要振兴中国，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朋友往往是暂时的。我们那时候是“中苏友好，国际主义”，后来就认识到了什么是“国际主义”！现在你们年轻的一代，对小日本有好感的大概没有什么人，因为历史上“南京大屠杀”事件印象太深刻了。对美国人或许好一点，但是，科索沃的五枚导弹就为中美友好敲响了一次警钟。

搞原子弹，要全心全意投入于工作，专心致志地做专业，亦即“做事”和“做学问”。我们那时候高度集中工作，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一天十二个小时，或者更多是十四个小时。突破氢弹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整天在一起讨论。一大早起来，我就去找于敏同志商量，把自己对氢弹的猜想和对方说了一通。对方说，可以考虑，有一些道理，但也有些想法可能不对，可以再来算一算。这个想法不对，回去再想，明天再讨论。所以，我们整天就在讨论来讨论去，辩论来辩论去。这是一场新的大辩论，是科学技术的大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少不得会冒犯对方，会说些什么“狗屁”之类的昏话，但是，争论完了，彼此仍是高度合作的伙伴。因为谁也不知道氢弹是怎样的。彼此在辩论中提高了自己的水准，最后就找到了氢弹的秘密。

所以，“做人、做事、做学问”也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一些人很会做学问，可在做人这一面上也许重视不够，不能团结合作，坦诚相见。你有了本事，“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倒是有可能的。可我要说一句话：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会委托给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人，不会委托给不爱自己祖国的人。在座的同学们，你们钻研科学，钻研技术，毕业以后，希望找个理想的工作，这点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各位，到了工作的时候，永远不是人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人。你找到了工作，第一份工作你是不会满意的，人家也不会把最重要的工作交付给你。重要的工作有，但是人家得衡量一下，你这个人是否靠得住，会不会拆了我的台，会不会误了我的事。告诉各位，做负责工作的人永远是这个心态的。所以，不是人找工作，人选工作，而是工作选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立功、立言”的话，首先就要“立德”。你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话，一些重要的事情谁敢请你做？也就是说，在立身行事时，一方面要做好工作，做好学问；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做人”。“做人”最基本的是看你是不是忠实于自己的国家，忠实于自己的人民。如果你这个人靠不住，对人民没有感情，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人民和国家一定不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委托给你。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的，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取得国家、人民的信任的，出身不好，所以只能做点边缘工作。但是，由于在关键时刻，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坚决地站在祖国和广大人民这一边，最终取得了人民的信任。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

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是我们那一时代的集体协作的结果。这里就有一个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的问题，这要能正确对待。在参加原子弹、氢弹工作的人群中，有些是贡献较大的人士，如周光召院士、于敏院士等。至于何祚庥却只做了小小的工作。但是，由于我是追随着骏马向前飞跑的一个马尾巴上的“苍蝇”，也就跟上了时代！我们的老师，彭桓武院士曾为原子弹、氢弹的工作做了一付对联：上联是：“日新、日新、日日新”；下联是：“集体、集体、集集体”。如何正确地参加到一个集体中工作，这就是如何“做人”中的重要问题。

1980 年，我这只“附骥尾”的“苍蝇”也随同许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那时叫学部委员。

4 当院士，就要尽到院士的责任

当院士，就要尽到院士的责任。国家和人民给了你荣誉，你就要更多地运用你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所以，近十几年来，我曾“广泛关注于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写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文章。热情主张发展高清晰度的电视、城市新型有轨电车、快速磁浮列车、西南地区水电开发、雅鲁藏布江调水于大西北、干净的热核发电技术、和平利用核爆炸技术等，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从1995 年起，又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参与揭露各种伪科学，伪气功，揭露法轮功。为什么一个科学技术人士，还关注这些似乎是和专业无关的事情？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何祚庥应该尽到一份力量。

最近，我又关注于“中国的能源短缺，石油安全等重大经济技术问题，呼吁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大力推进电动自行车、电动小轿车的研究等问题。”

为什么我会去关注起能源问题？因为中国电力短缺的问题太严重了！ 2003 年，我国 GDP 增长了9%，但电力却增长了15.6%！可是，电力的猛升，却伴随了大面积的拉闸限电！我们期望，我国到了2020 年，GDP 能再“翻两番”。那么所需求的能源将如何增长？是“翻两番”，还是“翻一番”？或者需要更快地增长？现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是：2002 年，煤炭占 66.1%，石油占

17.2%，天然气占 7.8%，水电核能等其他能源约占8.9%。但是，煤炭的迅猛增长将造成铁路运输的全面紧张，而且我国的优质煤炭资源仅能维持20年使用。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均不足。2003 年我国共进口石油1.1 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大国。我国水能资源虽然占了世界第一位，亦即经济可开发量高达3. 9 亿千瓦。但即使水能资源全部得到开发，也仍然不能满足未来的需求。这就引起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国将依靠何种能源来实现 GDP“翻两番”？最为简单的一种想法，是大力推广种种节能技术。可是，实现节能，有一个转换的周期。今年第一季度，GDP 仍以 9% 的速度高速上涨，而电力却仍以 16% 速度上升！我国能否在 15~16 年内，从“高耗能”产业，转变到“低耗能”产业，实属一大疑问！

最近，我和我的一位学生，电工研究所的王亦楠博士合写了一篇文章，“用风力发电救济‘电荒’”。原因是：风电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不断超越其预期发展速度的能源，1997~2002 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3%，而每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的增长率则更高，平均为 35.7%。最近，欧洲风能协会和绿色和平组织签署了《风力 12％——关于2020 年风电达到世界电力总量的 12% 的蓝图》的报告，“风力 12%的蓝图展示出风力发电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能源，已经成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目前欧洲占全世界风电装机容量的 74%，德国为世界风电发展之首。

发达国家中每年风电装机容量以 35.7% 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风电技术已相当成熟。目前单机容量 500、600、750 千瓦的风电机组已达到批量商业化生产的水平，成为世界风力发电的主力机型。更大型、性能更好的机组也不断开发出来。

在此背景下，近 10 年来，风电的电价呈快速下降趋势，并且日趋接近燃煤发电的成本。布朗《B 模式》一书指出“世界风力发电能力每增加一倍，成本就下降 15%。”按照这一规律计算，近几年来的风电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30% 以上，这就意味着每隔30 个月左右，成本就会下降15%。

发达国家中大力发展风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风力资源非常丰富。据估计，全球可再生的风能资源是整个世界预期电力需求的2 倍。我国也拥有可供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据初步勘探结果，陆地上可开发的风能资源即达2.53亿千瓦；加上近海全国可开发的风能资源估计在10亿千瓦以上。中国单靠风力发电就能将现有的电力生产翻上一番。

当前我国的风电产业已经显现经济效益，以内蒙古辉腾锡勒风场为例，在设备几乎全部是进口的条件下，风电场的综合造价已降至7 800 元/千瓦以内，生产的风电含税上网电价已降为 0.5 元 / 千瓦时，预计 6.29年可以收回投资。尽管目前风电电价还比煤电价格高一点，但如果风机实现了国产化，设备价格将下降 30% 左右，风电场综合造价将下降 16%~20%，从而使风电电价下降10%~15% ，风电电价将更具有竞争力。

这就是说，风力发电将是电力行业中最富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先进生产力！

5  “做人、做事、做学问”，是终身奋斗的事情，要“活到老，奋斗到老”

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响当当的“革命者”，可是到了晚年，却成了脱离革命的逃兵，甚而成了革命的敌人。典型的例子是大汉奸汪精卫。汪精卫在年青的时候，曾经是一位著名的革命人士，他曾经去刺杀当时的摄政王，亦即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因刺杀失败而被囚禁在北京的监牢里。那时他做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以抒写他的“革命”豪情。可是到了晚年，汪精卫却成为不齿于中国的大汉奸！那时，在上海有一份《大美晚报》，在《大美晚报》上刊出了一首《改汪精卫诗》：

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愧不负少年头！”

仅仅加上了 8 个字，一首抒发“革命”豪情的诗，就成为揭露汪精卫汉奸嘴脸的好诗。

所以，献身于革命，献身于人民，献身于国家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希望广大的同学不仅在年青的时候，下定决心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还要长此坚持下去，长此奋斗终生。终身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真正的人！

以上就是我自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些体会，接下来说说同学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首先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如何“做人”，认真讨论讨论“中国会往何处去”，

我们“中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当今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场争议；而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这个选择正摆在你们的面前。当年，我们这代人是在大辩论中解决这类问题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最好也由你们自己去讨论，自己去解决。中国应该往何处去，自身应该怎么办？在中国即将面临的大发展形势下，在座的同学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大学学好各种课程，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这一类的问题只有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今年已 77 岁，再过几年可能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而你们至少还有四五十年。在这四五十年内，你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个问题只能由你们自己去寻求解答。至于我，只能给你们讲一讲我们当初是怎么走过来的，道路是怎么选择的。至于在座的同学们，你们的路是怎么走，要请你们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