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挑战了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西方转轨经济理论既有认识，而解释中国发展经验最具代表性的三大流派分别将资源禀赋结构、产权制度、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尽管其在不同层面关注中国经济实践，但最终还是回到“市场主义”解释逻辑中。以黄宗智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是从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既不同于主流理论的认知，同时又深刻揭示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根源。此种研究进路具有三个紧密相连的特征：悖论现象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概括、现实问题分析背后宽阔的历史视野、贯穿研究始终的实质正义理念。此进路的主要意义不仅在于其从实践机制层面深入剖析被主流理论所忽略的关键实际，更为重要的是可为我们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多重启发。
【关键词】 “实践社会科学” 中国发展经验 悖论社会 经济实践 政企关系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挑战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既有认识。正如林毅夫曾指出的，尽管西方经济学界对于所有问题几乎都有不同看法，然而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问题上，主流经济学家都有一个惊人的共识，即采用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①所谓“华盛顿共识”，其主要思想是“消除政府的干预和扭曲，以创造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高效、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②林毅夫认为原苏联东欧国家市场经济转型的“休克疗法”实质上是“华盛顿共识”版本之一，因其主要论点是：
私人所有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需要一个真正的私营部门；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的私有化来改善；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改组之前进行；经济转型需要全面、爆炸似的价格放开；收紧政府财政纪律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使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到导向作用及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③
然而，采用“休克疗法”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的实践结果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恰好相反。
在最初十年中实施休克疗法的这些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每年163%，乌克兰则达到每年244%，中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累计产量下降了22.6%，独联体国家下降了50.5%。俄罗斯2000年的GDP只是1990年的64%，表现最好的与1990年相比只增长了44%。同时多数国家基尼系数增加。除最初十年中这些国家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外，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在改革中遭遇到很大困难，其典型事实如产出下降、资本收缩、劳动力转移、贸易方向转变、结构改变以及制度崩溃和转轨成本增加。④
“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实际预设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主张将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将市场转型视为线性式，有明确目标和清晰结果的非此即彼的转变，否定了两种经济体制之间互动、交叉与融合的可能。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并未采取“休克疗法”，也并未有清晰明确的蓝图，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路径。然而，正是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好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林毅夫依据其自身经历曾指出：
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和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渐进、双轨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还会滋生腐败，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制度，当时中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西方学界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⑤
事实证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在1978—1990年的12年间，GDP每年增长9.0%，贸易额每年增长15.4%；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中国经济还承受住了东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对其迅速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还使GDP年均增长率从1979—1990年的9.0%增长到了1991—2012年的10.3%。⑥
西方主流转轨经济学理论对此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
从理论上而言，以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又译亚诺什·科尔内，曾长期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主流西方转轨经济学理论对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影响深远。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体制明显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理解前者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官僚协调体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其不同于依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达到经济效率最优化的协调机制。⑦其理论逻辑在于预设社会主义体制是与资本主义体制根本对立的“制度范式”，二者内在经济机制对立且无法调和，唯有实行私有化变革才能解决其弊端，因此其最后又回到当时西方主流观点：“局部改革永远不能突破自身，必须要有体制上变革。”⑧然而符合科尔奈的理论模型预期的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这一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恶化，William Easterly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失去的二十年’”。⑨科尔奈否定“官僚协调”与“市场协调”存在良性互动的可能。
而既有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解释，往往突出的是市场协调的一面。黄宗智将这些解释概括为以下三类：
一是新古典经济学论点，其主要依据的是市场是唯一最佳资源配置的机制这个“公理”或“信条”，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方才遵循经济规律而侧重轻工业，由此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资源特别丰富的“比较优势”；其次是当代影响最大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中国采纳了私有化和市场化，尤其是稳定的财产权利法规，由此减少了市场上的“交易成本”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介入经济只可能导致反面效果；其三是中国地方政府变成类似于企业的实体的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始于农村工业化，是被“地方”（乡和村）“政府”行为变成类似于市场经济中的私有公司在“硬预算约束”下经营所推动的。⑩
正如黄宗智所认为的，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解释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都不能解释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黄宗智指出，正是伴之而兴起的庞大非正规经济才是中国 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11依据西方主流理论解释中国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以二元对立的概念来认识实践，恰恰忽略了实践本身的复杂性。
客观而言，以上解释中国发展经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三大派别，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践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建立起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12通过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化概括可以对西方既有理论认知形成冲击，进而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解释。这本应是一个实现理论突破的重要契机，然而西方形式逻辑影响力是如此之大，正如下文将讨论的，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解释最终又回到西方主流认知脉络中。
面对此种困境，必须寻求出路。实际上，以黄宗智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对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概括并不必然要回到西方形式理论中，可以依据实践构建理论以形成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冲击和彻底反思。黄宗智的研究注重从最基本的现实出发，发现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悖论”，通过经验与理论的紧密连接，概括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西方理论分析中国会出现诸多悖论，主要在于中国实践复杂性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张力。西方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社会实践抽象概括而来，并且依赖形式逻辑将其普适化，尽管这有助于清晰说明事物的内在逻辑关联，但同时高度简化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并制造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和线性因果关联来理解世界。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所能完全涵盖的。近代中国以来的发展过程本身就融合了既有传统的延续与再生、西方以及革命的多重影响等，因此需要从中国的复杂实践中概括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就此问题而言，黄宗智的研究很重要的贡献是，首先从实践层面证明恰是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才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亦是诸多问题的根源，而这一关键的实际却被主流解释理论所忽略。就政策启示而言，并非将政府完全排除于市场之外（这实际上亦不可能），而是如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因此，本文将“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置于具体学术语境中来理解，通过聚焦中国发展经验解释的主要流派，突出其如何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中最为关键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看到三大解释流派分别将资源禀赋结构、现代产权制度、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尽管它们在不同层面关注到中国实践，但最终还是回到主流单一强调“市场主义”的解释逻辑中，由此亦将看到形式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复杂性之间的张力。面对这样的张力，“实践社会科学”从最基本的事实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回到实践中检验，这对我们构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形式主义理论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分析
欲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有深入的理解，首先就需要认识经典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而在这方面最具影响的就是科尔奈的研究。科尔奈的主要学术贡献，正如孙立平所指出的那样：“科尔奈经济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 ‘短缺经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所具有的深厚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13以下我们将着重分析的是，科尔奈如何将政府与市场置于二元对立并将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分析纳入西方主流理论中。
科尔奈对经典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分析，最终说明的是唯有彻底私有化才能解决其低效率弊端，实质上是否定政府与市场存在多重复杂关系。科尔奈首先从东欧社会主义体制下短缺现象入手：“短缺或是作为其他现象的原因，或是作为它们的后果，通过无数纽带与经济体制的其他环节联系在一起。”14由此将短缺现象抽象化为“短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属于典型“短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类型对立。15科尔奈区别“短缺经济”中的“横向短缺”和“纵向短缺”，前者主要发生在前述的买方和卖方之间，后者则发生在具有纵向关系的上下级之间，二者紧密相连。16经典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短缺经济”，其根源在于对资源的协调依赖的是“官僚协调”，只要依赖“官僚协调”，就必定会涉及作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核心机制的“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17这源于经典社会主义的“父爱主义”特征，具有普遍规律。18科尔奈由此将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预算约束”一般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对经典社会主义中的企业的分析。他认为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企业超出了预算约束，结果是约束将根据不断出现的超支来调整，企业会经常得到外部帮助，19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企业对所有价格反应都变得迟钝，对价格反应弱是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20科尔奈的理论深刻剖析了计划经济机制的弊病。然而问题在于，其将任何国家的干预都置于如此框架中来理解，认为政府介入市场必然带来经济低效率。
科尔奈的理论中作为“制度范式”的各要素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理论中二元对立思维非常明显，比如对企业的两种纯粹类型即古典资本主义企业和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分析，科尔奈认为无论是在资源约束、需求约束以及预算约束还是在生产计划等方面，二者皆明显属于对立的两种类型。21总之，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类型，其内在经济机制无法调和，只能实行根本性的私有化变革，否定政府和市场存在良性协调互动的可能。然而正如蒂莫西·弗莱（Timothy Frye）等学者在分析“休克疗法”中为何波兰和俄罗斯会出现不同经济结果时，曾颇具启发性地区别政府作为“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的差异，22政府与市场实际存在多重复杂关系。
首先，接受“休克疗法”模式的结构性调整的国家更符合科尔奈的理论模型预期，其实践结果却无法令人满意，这显示彻底市场私有化并非必然等于经济高效率。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指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然而实际的问题在于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反而使得寻租行为更为严重。23另外曼还提到了斯图克勒（David Stuckler）等学者对21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私有化降低了增长，削弱了国家能力，减弱了产权保护。24即使是从审慎的层面来观察，我们仍然可以确认符合科尔奈的理论的主张彻底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基本上是失败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明显不同于科尔奈的理论预期，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政府介入市场并非必然带来经济低效率。黄宗智用扎实的经验证据证明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发展的前沿从由地方政府发起、经营或控制的企业转到外来的投资以及快速扩增的民营公司和私营企业，地方政府的角色则从兴办和经营企业一变而为招引和支持外来的企业”。25这一关键事实在科尔奈的理论中根本不会被考虑，正如黄宗智所评论的那样：“科尔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别是自我连贯一致的体系，所遵循的逻辑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互不相容，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矛盾和冲突。”26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科尔奈不会重视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在他看来权力介入企业必定会导致“预算软约束”，唯有依赖市场协调经济才能发展，然而中国的实际是如黄宗智基于扎实经验证据所指出的，即本世纪头十年以来国营企业改制为在市场上盈利的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27
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尔奈的理论认为唯有彻底私有化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弊端，实际上是将政府与市场关系简单化对立并将其普适化，否定二者存在多重实质性复杂关系。科尔奈将对企业经济行为分析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动态模型相结合，构建起严密的理论体系，深刻剖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这是其重要贡献。然而其理论是对现实的高度简化（将二者简化为彼此对立的类型）和理想化（适用于全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形），以清晰说明二者逻辑关系，否定市场与政府间存在多重关系。其实市场与政府并非必然对立，抽象理论模型并不等于实践本身，不能将模型当作实践。东欧诸国及俄罗斯的经济实践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分别采取不同的改革方式，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成就，与前者形成明显对比。中国发展经验冲击了以科尔奈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转轨经济学理论。欲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意义有深入理解，我们就需要真正回到中国经济实践中，以此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多重复杂关系的认识。
三、中国的经济实践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方法论
科尔奈的理论在国内之所以有较为广泛的影响，重要原因在于其理论是在深入剖析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方案的，这与纯意识形态争论不同。而其理论又直接触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恰当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不仅是科尔奈的理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诸多经济理论争论的核心仍然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从张宇等列举的一些曾经较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可看出：最开始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观点，如兰格（Lange Oskar）、布鲁斯（Wlodzimieyz Brus）、奥塔·锡克（Ota Sik）、科尔奈、诺夫（Alec Nove）等，都曾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国内学者有刘国光等提出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模式转换”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厉以宁等提出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观点，董辅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观点，卫兴华等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模式等；之后是西方的转轨经济学理论，比如以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推崇的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 “华盛顿共识”和激进的“休克疗法”，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演进主义范式有蒙勒（Peter Murrell）、诺顿（Barry Naughton）等。28尽管具体内容复杂多样，主流学说着重突出市场协调的关键作用以改变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里仅以“整体改革论”的代表人物吴敬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分析为例，说明科尔奈的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吴敬琏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分析中，首先提到科尔奈的反思即以“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作为分类来描述市场经济转轨策略的不足。科尔奈认为此种分类隐含的标准是速度，而速度不应该成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他的观点是从纯粹形态而言，向经济转型的策略有两种：一种是有机发展战略，其主要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自下而上成长起来；另外一种是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其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速地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科尔奈认为依据东欧国家转型经验，很明显前者是正确的选择，私有部门健康发展和预算约束硬化促进了生产率提高和失业率问题解决。29吴敬琏对科尔奈以上分析非常认同，他认为科尔奈的分析对于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同样适用，即以非国有企业成长或国有企业改造作为理论框架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增量改革战略创造了民营企业得以发展的条件，然而经济出现“双轨并存”状态形成了滋生腐败的寻租环境，也为进一步转型增加了困难。30
在科尔奈的理论中，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权力是否介入。科尔奈所推崇的是自下而上的私营企业发展。在他看来，这样的发展没有政府权力的介入，不会出现寻租等行为，俄罗斯等国家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说明只要政府权力介入就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等，所以他主张在改革中完全排除政府权力。然而问题是，实践层面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显然不是在真空环境中，政府权力不可能真正被排除于经济之外。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结构、经济制度以及政府行为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以下我们将聚焦于中国经济实践，分析既有理论如何注意到中国经济实践，又如何回到“市场主义”解释逻辑中。
（一）中国的经济禀赋结构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特别针对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这一既定假设。他认为此假设在分析西方社会时或许较为符合实际，在分析转型经济中许多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经济问题时，则存在明显问题。因此，他主张必须放松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所有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假设，而这将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有助于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31“休克疗法”之所以会出现“有休克无疗法”的尴尬情况，主要在于其没有充分认识到经济扭曲的内生性，未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的次优性质。32林毅夫强调，分析经济发展的起点应该是经济禀赋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决定的，只有当产业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时，这一产业中的企业才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具有自生能力。33林毅夫突出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结构的契合性，实质上仍延续新古典理论单一强调市场协调关键地位的基本理念。
以此理论审视中国经济实践，林毅夫认为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后采取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战略。此理论延续了他早前关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关系的研究，实际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以及改革后中国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对于前者的分析是，改革前推行了违背中国资源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对于后者的分析是，关键在于改革三位一体（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34二者形成了明显对比：“传统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压抑的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压抑部门的发展具有矫正扭曲的产业结构和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效应，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35这实际上将改革前与改革后两个阶段的经济复杂关系简单对立了。
林毅夫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经济要素禀赋结构与西方国家存在诸多差异，不过由于其所坚持的一套基本理念并不会影响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和结论，最后还是回到单一强调市场协调的观点，实际上未能深入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多重复杂关系。如果从工业发展角度而言，正如黄宗智根据哈佛大学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权威性计量研究即中国于1952—1980年间工业发展上取得了年均增长11%的成绩所指出的，这实际上为改革时期经济发展奠定了重工业基础。36即使是改革后，政府也从未放弃对经济的发展规划。政府关于经济规划的考虑是否皆与资源禀赋结构一致？政府行为内在激励机制与改革前是否完全不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有密切的关系，这就需要回到关于中国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
（二）中国经济制度的体制成本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对中国经济制度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以科斯（Ronald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他突出“交易成本”在经济分析中的关键地位，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他不满于新古典主义形式理论中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做法，因为在这套分析方法中，“消费者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偏好集合，企业被定义为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理论只是最优定价和投入组合之间的逻辑，交易发生在没有任何制度特征的背景中。”37在科斯看来，新古典主义理论中企业和市场的存在都是不言自明的既定假设，但并未回答何为这些基础假设赖以存在的前提，因此他认为“对于经济学假设应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既是易于处理的，同时也是现实的”。38他指出：“没有交易成本企业就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只要在企业组织生产的成本小于通过市场展开交易的成本，企业就会出现，而企业规模边界就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开展这项交易的成本之处。”39市场同样如此，在市场交易中需要健全法律规则是为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数量。40总之，他认为“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大量制度设计要么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要么是阻止交易成本的发生”。41科斯的基本观点之后被一些学者进一步发展和数学化，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对经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与原教旨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更符合实际。科斯之外，诺斯（Douglass North）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关系的“现代合约理论”代表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获得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一些代表人物如阿尔钦（Armen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巴泽尔（Yoram Barzel）、张五常等学者的研究彼此之间形成互相呼应的效果，这同样有助于扩大此学派的学术影响力。总之，诸多因素使其成为当今颇具影响的理论派别。
这里仅以受科斯的理论影响较深的周其仁的研究为例，以此展示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中国发展经验时的基本思路。周其仁特别欣赏科斯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关注，这或许与他曾有“上山下乡”和长期乡村调查的实践经历有关。周其仁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降低了改革前高居不下的“体制成本”，从而在全球化中发挥出前文强调的“比较优势”，所以在他看来“体制成本”才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主要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主张在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至体制成本。他指出，所谓体制资本，是指经济运行所必须支付的一种成本，体制由一系列制度构成，在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产权和合约的基础上运行，体制确立、运行和改变所耗费的资源就是体制成本，其性质和变化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42
以周其仁对农村改革的基本分析为例，在他看来，改革前的体制成本极其高昂且效率低下，在农村变革过程中，关键在于降低体制成本。
改革重新划定了集体经济产权的边界，使第一线当事人有权选用较低运行成本的合适体制，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才打开了充分释放原本数量充裕的农业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阀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和城镇部门，构成中国高速增长的扎实基础。43
归结起来，他认为中国发展关键在于体制成本降低：“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中国潜在生产成本优势才开始得到激发，中国出口才开始发力，世界才得以发现中国经济拥有惊人比较优势。”44可以看到，体制成本的概念一方面扩展了科斯的“交易成本”范围，另一方面又与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点连接并相互呼应。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实质上是将中国经济改革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预设了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出，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来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发展。其理论分析的现实基础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农业领域的改革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国家废除了原来的农村公社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尊重和保护农民生产的自主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农业领域变革的内在动力在于农民自身，而非依赖于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自主性变革的合法性确认和推广。私人企业追求利益获得合法性，国家尊重和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国家权力从中退出，带来了社会领域的活力和自主性。二是国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保障私人产权，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总之，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分析中国发展经验的过程中，特别强调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意义，其预设了国家权力从经济领域的退出带来了对私人权利的保护和社会活力。
问题在于，在实际层面中国的产权变革从未采取如“休克疗法”那样的彻底私有化。仅就农业领域改革而言，巴里·诺顿曾指出：“土地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私有产权制度，虽然土地由农户耕作，但正式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一个完全的农村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并不存在。”45这里的关键，实际是国家保留所有权，出让经营权。此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以及改制后的国营企业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彻底从经济领域中完全退出，而应从实践层面正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思考如何实现二者良性互动，这就需要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作用。
（三）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中国经济发展
关于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与中国经济实践紧密相关。在科尔奈的理论中这一问题实质上并未得到有效处理，其“预算软约束”概念未涉及政府内部激励机制问题。由于科尔奈关于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立场，他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有积极的分析。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注，和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基础有关：一是中国县属企业的发展，二是财政包干制及其后的“分税制”改革，三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规模兴起，这些皆不同于科尔奈的理论主要依据的东欧国家的经验。
魏昂德（Andrew Walder）以及钱颖一等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扩展了科尔奈的“预算硬约束”概念的分析范围，将其引入政府行为分析中。魏昂德指出在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理论中，假定政府具有固定组织特征，实际上政府管辖范围差异很大，在中国庞大的公共部门中，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地方往往是所有权最明确、最容易执行的地方，预算约束越硬，越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这使官员能够以多元化方式管理公有制企业，这正如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46
与此类似，钱颖一“中国式联邦主义”（federalism， Chinese style）观点依据的现实基础在于国家实行财政包干制（及其后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在财政和税收等诸方面的放权引起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直接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同时兼顾限制地方政府行为并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47而政府财政分权是转型的重要方面，并由此带来两种影响：地方政府在要素流动性下的财政竞争增加了救助的机会成本（“请愿效应”）；货币集中化与财政分权引发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加剧预算约束并减少通货膨胀（“制衡效应”）。48总之，他认为中央分权和地方政府经济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同样，周黎安的研究受到钱颖一等学者的深刻影响。他进一步解释了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何以可能以及为何地方政府间会出现差距，丰富和扩展了关于地方政府行为激励机制的研究。周黎安的早期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49在新近研究中，周黎安用“官场＋市场”来概括和解释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和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这一模式整合并发展了他之前提出的“政治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理论，扩展了其师青木昌彦（Aoki Masahiko）的“比较制度分析”研究进路。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地方官员之间围绕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官场竞争的基本情境中展开。其“官场＋市场”模式强调的是政企合作对经济发展的核心意义，任何一种良性有效的政企合作关系，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提供政府方面的政治激励、外部的市场约束以及必要的信息反馈和引导机制，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50在“官场＋市场”解释模式中，周黎安不仅考虑了地区差异，更从广泛的全球史意义上突出此模式的主体性价值。
周黎安的研究显示出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在基于经济实践的立场上尝试突破新古典主义理论单一强调市场的基本理念，其解释模式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尝试揭示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何以可能及其基本框架，这与黄宗智的“第三领域”理论具有实质契合性。在他看来，“政企的密切合作既不是简单的政府干预，也不是简单的市场调节，而是政府与市场之间交互作用的‘第三领域’，与黄宗智所强调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相映成趣，促成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作效应，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打造了中国式解决方案。”51尤为重要的是，二者具体研究中所显示的学术理念一致性恰如黄宗智所提倡的那样，即“将西方理论置于其历史情境中辨析、与其对话和将其重构，来建立扎根于中国实际的新理论概括”。52虽然如此，周黎安的研究基本未考虑非正规经济和社会不公问题。
四、“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发展经验研究
黄宗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具体回应，主要从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不同于主流理论的认知，且深刻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其研究表明，在主流话语中被忽略的中国发展经验的关键恰在于政府与市场的连接，实践层面二者彼此共存，而非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非此即彼，因此需要正视的恰是实践层面二者并存及其实质性多重复杂关系，如此才能深入揭示中国发展的关键动力并反思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其研究进路主要处理的是经验与理论如何紧密连接，强调从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出发，通过与重要理论对话构建解释理论，再回至实践中检验。经验与理论的连接既不是以理论比附经验事实，也不是以经验事实证实（或证伪）既有理论，而是关注最基本事实与重要理论间的“悖论”关系，依据经验事实决定对不同理论流派的取舍，在二者紧密连接中构建更加符合实际的解释概念。
以此角度审视中国发展经验，黄宗智认为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既是中国奇迹的关键动力，也是诸多问题的根源，彼此共存且来自同一根源。他在分析中国发展经验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悖论现象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构建、现实问题分析背后宽阔的历史视野以及贯穿研究始终的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黄宗智的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从实践层面揭示政府与市场间多重复杂关系及影响，还在于其具有双重批判性：一方面以中国发展反思主流解释理论，另一方面以一定程度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反思地方政府行为结果的复杂性。二者紧密相连，尝试“超越左右”。
首先，政府行为介入经济并非必然导致经济低效率。主流解释理论单一强调市场协调的重要性，不会考虑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黄宗智指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魏昂德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提供大力支持。53与此相关的是主流理论坚持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不会正视国营公司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黄宗智以扎实的经验证据证明了本世纪头十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改制为盈利性国有企业，在中国GDP快速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54
可以看到，“实践社会科学”分析的关键在于以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并存及其实质性多重复杂关系作为理论构建基本依据，通过对中国发展中悖论现象的分析以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在新古典主义理论话语中，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政府应从市场中全面退出，如此才能保护市场交易主体权利和促进经济发展，更进一步将“私有化”或“市场化”等同于“发展”而构建出普适化线性因果联系，这几乎成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紧密结合，取得了瞩目的经济成就，这与西方主流理论形成了明显的悖论关系。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应该如自然科学那样，以精密化数学公式和数量模型研究市场和生产力，排除对政府权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分析，当然也一并排除道德关怀。在其理论话语中，实际上将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视为意识形态构建而非学术研究。若从此角度而言，“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启发我们以经济实践作为理论构建依据，正视政府与市场存在多重复杂关系，而非从既定主流理论预设出发，以此构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理论。
因此，从分析起点上，黄宗智的研究恰是从实践中政府与市场并存出发，这与新古典主义理论单一强调市场不同，二者结合的主要表现就是中国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实践。这被主流话语忽略，然而在中国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又是社会贫富分化的根源。这里形成同样的悖论关系，即中国发展的关键与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紧密连接，而新古典主义理论否定二者间存在多重复杂关系，无法有效回应这样的悖论关系，对社会公正实现于事无补。黄宗智的研究从中国非正规经济实践切入，在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同时，亦蕴含着对中国底层民众境遇的道德关怀。
其批判性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其研究同时指出，地方政府在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中有意无意地绕过劳动法规，而非经典左派批判的市场，是一定程度社会不公的重要来源。这里非正规经济所指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等总数达到6.64亿的从业人员，占全国7.80亿从业人员总数的足足85%（这里算上务农农户），而法律往往只保护那些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对这些占据绝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少有甚至没有劳动法规保护。55通过对劳动法规演变的梳理，黄宗智指出当前中国真正的劳动人民既不是经典左派设想的城镇工业“无产阶级”，也不是经典新自由主义所想象的已被整合纳入统一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民，恰是那些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这部分群体亟需劳动法规重视和保护。56他还依据扎实的诉讼档案证明，当前这一群体多是通过迅速扩展的“劳务派遣”方式在城市工作，而法律是通过区别“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来割开合同签订与管理实施、劳动者的“人”与其所作的“工”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新型的劳务派遣关系中两者是分开的，即与工人签订合同的是中介性的劳务派遣公司，而实际上管理工人的是企业本身，其结果是在法理和司法实践中留下了一个管理实施不受法律约束的“黑洞”，往往使企业免予承担相应的劳动关系义务。57他指出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的误导。58从其研究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权力与形式主义法律亦有可能紧密连接在一起，从而加剧问题的复杂性。
黄宗智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同时注重社会公正而非单一强调经济指标增长。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采取多项措施，尤其是土地财政和招商引资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此过程中忽视社会公正则易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在他看来，社会贫富分化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严重遏制内需，迫使中国经济继续依赖不可持续的出口来推动发展。59
因此“实践社会科学”与形式主义理论的重要差异，在于是否真正从实践出发并正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是否正视政府与市场间多重实质性复杂关系。新古典主义理论以线性式思维来看待中国实际，不会注意到中国变迁过程中的复杂实际和社会不公，因其认为市场化和私有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未来社会趋于一元化。此种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普适化取向，否定历史多元性，形成一种泛市场化解释，忽略制约经济变迁的最基本社会事实。而在黄宗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土地-人口关系与市场等会形成复杂互动关系，为经济发展设置界限并最终影响经济变迁。60新古典主义理论不会注意到中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从业人员，不会思考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历史根源，而黄宗智在分析非正规经济与中国发展关系时贯穿着厚重的历史理性精神，从实践层面深刻揭示政府和市场形成如此复杂关系的历史根源，这与形式主义理论研究进路明显不同。
黄宗智对二者结合的实践表现即中国非正规经济的根源的分析，紧密围着中国历史基本实际即土地-人口关系及其所展示的糊口农业经济下的生存逻辑而进行，从实践层面深刻揭示出政府和市场得以形成如此复杂关系的历史根源，而恰是此种区别于西方历史实际的行为逻辑的多元性，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对华北地区农业经济演变的经典研究中，黄宗智区别“家庭式农场”与“经营式农场”后发现，两种农场组织在劳动组织方面不同，但在亩产量层面基本一致，比较两者的生产率，发现其间差别主要是对人口压力反应不同。前者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无法根据需要解雇自家多余劳动力，在生存压力之下，对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使用无能为力，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远大于经营式农场，此种劳动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超边际报酬递减而逻辑上甚至可能为零的地步。系统检视和比较两种农场的历史演变后，他发现华北地区在近三个世纪的商品化和人口增长的两大趋势下，占总数绝对比例的家庭式农场所依赖的是“农业＋手工业和打短工”。61其背后逻辑是糊口农业下生存逻辑的长期延续。纵然是传统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农民经济行为依然显示出同样逻辑。长三角地区的过密型增长并未采取在水稻栽培中进一步劳动密集化，因为它已经达到高产台阶，不能无限制提高，面对日益增长的土地-人口压力不得不寻求不同的出路，而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蚕，家庭经济必须同时依赖“种植业＋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否则难以维系生存。即使是长江三角洲在近代仍然是长期徘徊于糊口水平，小农经济可在高度商品化的条件下持续，并支撑非常高水平的市场扩张。62而大规模非正规经济群体的经济行为所显示的仍然是糊口农业下的生存逻辑。实际上，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和打短工”，“种植业＋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还是当代“半工半耕”，皆说明了生存压力下单一依靠农业生产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当今中国乡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即是其主要例证，这些外流的劳动力构成了中国非正规经济群体的主体。63总之在他看来，正是此种糊口农业才是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历史根源，生存逻辑下的半工半农身份的长期延续与斯密（Adam Smith）以及马克思（Karl Marx）所描述的西方经济变迁及其展示的行为逻辑皆明显不同。由此可见，黄宗智所追求的并非普适化理论构建，而是在对中国社会实际最基本事实的分析基础上，与各派理论对话，形成新的分析概念，以此推进对经验事实和理论的认知。中国历史实际以及基于实际的行为逻辑的多元性，则为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提供了基础。
可见黄宗智的研究乃是建立在深厚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这也是其与法国社会理论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在学术特征上的不同。布迪厄根据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距离区分认识论中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前者不依赖于主体意志的客观规则（结构、法则、关系系统等）而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布迪厄认为这实际上肯定了观察者的认知特权，因其并不考虑与作为客观化活动的条件和结果的原初经验相关的距离和外在性问题；后者则完全将本土经验和其本土表象决裂而纯粹关注规则和表象，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距离绝对化，实际上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对主体行为解释角度上，布迪厄既批判意志主义以目的论视角完全用意志（如预期利益、意向行动目标等）解释行为决定而拒绝考虑条件限制的做法，因为意志主义理论以理性决定为惟一依据来解释“理性行动者”的行为，特别是其偏好在时间中的恒定性和连贯性，也反对结构主义将历史与社会简化为“没有主体的过程”的做法，这等于用一个受制于某种自然史的过时法则机器人来代替意志主义的“有创造力的主体”，使意志完全机械式服从外在结构。因此，他指出以最严密的方式对尽可能多的事实做出解释的逻辑模型虽具有价值，然而若将逻辑模型当作实践活动的真正原理也就意味放弃真正原理，逻辑模型就会变得虚假和危险。64在布迪厄看来，正确的途径是探索实践的逻辑，因为实践逻辑更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包容性等特征，它既不完全合乎逻辑又不完全不合逻辑，既不完全受到控制又不完全是无意识的象征体系方面的本土经验。65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实践理论对反思社会科学中形式主义理论提供了诸多启发，这里的关键正如秦亚青所指出的那样，“实践理论实际上是将知识分为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两类，前者导向理性行动，后者导向自发行动。由于行动在大部分时候和大部分情境中受到背景性知识引导，背景性知识才是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因此，促成行动的基本要素不是理性，而是行动者的历史、经历、文化和实践。”66秦亚青指出，此种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挑战了西方主流理论的理性主义假定，更重要的是为“他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理论创新开拓了合法性空间，因为背景知识强调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多元本质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论构建。67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布迪厄在自己的具体研究中并未能真正做到他所追求的理论主张，其研究缺乏对历史变迁的关注。
与布迪厄明显不同，黄宗智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其以宽阔的历史视野分析中国社会变迁，对当代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贯穿着历史理性精神。这样的历史视野首先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近代中国的基本实际即是中西纠葛、彼此交杂，中西之间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单纯对社会的横切面进行观察，无法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当代社会的复杂状态实际上是近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社会结构变迁反复累积的结果。黄宗智的研究特别关注表达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复杂关系，这同样与布迪厄不同，这对认识中国社会同样非常重要。此外，黄宗智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历史主体性意识，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等与西方存在诸多不同，这样的实际具有深刻的韧性，中国的未来并不必然如西方，中国问题的解决也应根植于中国社会实际，而不是简单西方化。此种差异所显示的其实是背后学术理念的不同，布迪厄仍是一个具有将理论普适化倾向的理论家，而黄宗智特别强调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符合真实的理论概括，无意于普适化理论构建，在他看来后者往往是违背真实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实践社会科学”强调依据实践对主流形式理论进行反思，然而这并非认为实践皆是合理的。黄宗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贯穿着明显的道德理念，这就使得“实践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是回顾性的，同时也具有前瞻性。与所谓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价值中立”和形式主义逻辑基本将“去道德化”等同于“理性化”的理念明显不同，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学术研究中是否需要道德理念，而是如何将道德理念与求真结合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探寻学术真理的重要动力。68黄宗智的研究充满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道德关怀，希望其得到公正待遇，这也是他对这一问题持续探索的重要动力之一。他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以儒家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实践理性”来反思实践，69以此连接实践与前瞻性分析以及对中国发展中社会公正问题的深刻关怀。说到底，我们应该正视和直面人类经济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本质不同，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那样，人间世界充满主观性、多元性和偶然性，需要通过主观与客观、多元与单元、偶然与规律间的互动来理解。社会科学应拒绝形式主义的方法，从立足于经验证据之上的归纳出发，应用演绎逻辑从中导出可靠的推断与假说，再返回到经验世界中检验，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其目的是形成在特定的经验条件下和限定范围内适用的理论与洞见，而非去试图构建普适与绝对的真理。70唯有如此，才能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立场分歧，真正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
五、结语
二元对立思维显然并不会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然而在学术研究层面我们需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从实践中提炼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科尔奈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综合性研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流行理论思潮是单一强调西方价值，并将西方式线性理论扩展成为“普遍历史”意义的解释，科尔奈的理论中二元对立思维与其既往研究相比更加明晰和突出。与此类似的还有如德国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理论在西方学界的流行，其价值预设是以“市民社会”对抗“政治国家”。71几乎与此同时，黄宗智从方法论层面强有力地反思了二元对立思维对学术的影响。他指出从西方理论来看中国，实际存在着多种“悖论现象”，而正是这种各方并存的确实性对现有理论的因果观念形成强烈冲击力。72以黄宗智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为我们构建具有主体性的解释理论提供了多重启发。
首先，经济实践对于理论构建有关键意义。这里的“实践”主要是相对于“理论”以及“制度”等而言的具体实践和制度具体运作。实践具有开放性，而理论由于强调逻辑自洽往往是封闭的，我们可以依据新的重要实践提出新的重要解释，逐渐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如此循环往复。实践又是确定的，我们在此种确定的事实基础上提出解释，可以减少价值立场层面的分歧，在相对有共识的层面提出理论主张，能够促进知识的实质增长。实践也是复杂的，对立的范畴在实践层面可以彼此共存，我们依据复杂的实践提出理论解释可以对既有理论进行反思。恰如黄宗智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是多重悖论的综合体：既有过密化糊口小农经济，也有计划经济体系下庞大的国营工业体系，以及市场化转型中的私营企业的兴起，当然还包括经过战略性改组的国有企业；如此复杂的多重悖论综合体，显然不是任何一种理论所能完全阐明的。73而这也恰是我们可能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可以对既有主流理论形成强有力的反思。
其次，理论的作用主要是提出问题，而不在于给出答案。“实践社会科学”强调依据实践对理论进行取舍，由于实践是复杂的，而理论往往单一突出事物的某种特征和某个层面，这就容易出现实践的复杂性与理论的高度简化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依据实践对不同的理论进行检验和取舍，才能概括出更加符合实践的理论解释。另外，其强调在既有多种理论体系之间的争论和共同信念中帮助我们认识悖论现象，这样的认识可以对既有的理论认知和因果联系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构建更加符合实际的重要理论解释。74它启发我们在主流形式主义理论之外，应同时关注其他理论流派，以更加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学术心态研究中国发展经验。
最后，经验与理论的连接不在于将理论进行普适化，而在于符合真实的抽象概括。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在关于如何认识客观世界问题上形成了明显的“主体-客体”二分观念，并认为主体依据科学方法能够认识客观世界中所有事物。与此紧密相连的是，认为研究人类社会而获得的知识应和自然科学一样，所以大部分学者往往致力于普适化理论构建工作，仿佛如此，学术工作才有意义。“实践社会科学”告诉我们，应该正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差别，正视经验世界复杂性以及不同国家发展经验的特殊性。历史和实践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经验皆不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违背真实的普适化会带来诸多问题，但是不同国家发展经验皆可为人类实现更好发展提供借鉴。同样，理论构建的关键在于依据实践作出符合真实的理论概括，而不在于违背真实的普适化，这样才能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意识形态分歧，这样的学术才真正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注释】
①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2019年版，第125页。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第126—127页。
⑤同上，序言第2页。
⑥同上，第126页。
⑦［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346页。
⑧同上，序言第6—7页。
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第124页。
⑩［美］黄宗智：《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发展的？——五种巧合的交汇》，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第113页。
11［美］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第134页。
12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序言第2页。
13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84页。
14［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张晓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15［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第222页。
16同上，第229页。
17同上，第91页。
18同上，第136页。
19同上，第133—134页。
20同上，第137—138页。
21［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第35页。
22Timothy Frye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2（May， 1997）， p. 354.
23［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4卷（全球化［1945-2011］）上册，郭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58—259页。
24同上，第263页。
25［美］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第138页。
26同上，第141页。
27［美］黄宗智：《〈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西方学者对话（五）〉导言》，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第5页；［美］黄宗智：《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第9—10页。
28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70—72页。
29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
30同上，第78—79页。
3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第135页。
32同上。
33同上。
3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69页。
35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第269页。
36［美］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第19页。
37［美］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8同上，第29页。
39同上，第8页。
40同上，第22页。
41同上，第23页。
42周其仁：《产权与中国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4页。
43同上，第266—267页。
44同上，第267页。
45［美］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46Andrew Walder，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2 （Sep.， 1995）， p. 263.
47Gabriella Montinola， Yingyi Qian &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1 （Oct.， 1995）， p. 50.
48Yingyi Qian & Gérard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5 （Dec.， 1998）， p. 1143.
49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38页。
50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载《社会》2018年第2期，第1页。
51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第47页。
52［美］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第32页。
53［美］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第135页。
54［美］黄宗智：《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第8页。
55同上。
56［美］黄宗智：《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第56页。
57［美］黄宗智：《中国的劳务派遣：从诉讼档案出发的研究（之一）》，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第128页。
58［美］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第56—58页。
59［美］黄宗智：《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第9页。
60［美］黄宗智：《明清以来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载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49页。
61［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15、65—66、301—303页。
62［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14、78—80、85—86、305—308页。
63［美］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上）》，载《读书》2006年第2期，第30—31页。
64［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22—23、29、37—40页。
65同上，第133—136页。
66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188页。
67同上，第189—190页。
68［美］黄宗智：《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第123页。
69［美］黄宗智：《道德与法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第87—89页。
70［美］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第158页。
71See Symposium： “Public Sphere” / “Civil Society” in China？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III，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Apr.， 1993）.
72［美］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载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第55—57页。
73［美］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导论）》，第24页。
74［美］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载黄宗智：《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第62—63页。
【作者简介】 赵刘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Zhao Liuyang，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