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既迎来了自身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机遇，又面临西方话语霸权、西方话语陷阱以及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在继承自身国际话语权演进逻辑的基础上，依据不断提升的实力，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从制度性、道义性和科技性三个维度构建国际话语权，积极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努力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能力，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国国际话语权；话语体系；国际治理体系；国际传播

作者简介：李强，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巴黎时代中国构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研究”（18BGJ082）；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中国‘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对外传播研究”（TJWYZDWT1901-06）

国际话语权是全球化时代衡量主权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一个国家的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体现的权重与产生的影响力，反映其维护自身核心价值与发展模式的决心和实现其核心利益与发展诉求的能力。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证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正是建立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积极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成功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

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进逻辑

国际话语权以主权国家的综合实力为根本依托，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根本目标，同时又受到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制约。就话语权本身而言，话语权力要发挥作用，话语权利是其应然的前提条件，即拥有表达的权利才有可能产生权力的效果。而权力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话语能力的影响，即话语表达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话语的承受者理解和认可，会对权力产生相应的制约作用。从这个意义来看，话语权就成为话语权利、话语权力和话语能力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新中国70年来的国际话语权“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就是遵循了“以话语权利谋求话语权力，再到以话语能力强化话语权力”的逻辑演进。根据这一演进逻辑，中国国际话语权发展可以分为自主独立构建话语权、借助西方话语构建话语权和创造性构建话语权三个阶段。

（一）自主独立构建时期（1949-1978年）

以美苏争霸为核心的两极对峙格局是这一时期深刻的国际背景。美苏两国不仅在欧洲和远东展开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面对抗，而且竞相展开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激烈争夺。由于西欧联合自强、日本经济腾飞和东欧国家对发展道路的探索，美苏两大集团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和离心倾向。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一方面直接导致殖民体系逐步走向瓦解，另一方面对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万隆会议召开、不结盟运动形成和七十七国集团诞生，成为发展中国家集体登上国际舞台的三大重要标志。到20世纪70年代，美、苏、中、欧、日五大力量中心共存的局面正式形成，冷战趋向缓和，两极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多极化趋势。

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塑造安全的周边环境、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为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发起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启动五年计划、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与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关系破裂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中国利用复杂的国际矛盾，先后取得了中法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重大成就。1971年，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支持下，中国经不懈努力终于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从而跻身于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帝、反霸、反殖”的正义运动，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援助，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开始了“以我为主”的国际话语权自主独立构建的探索与实践。“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外交政策的提出，成为新中国开始在国际发声和构建国际话语权的标志。在自主独立构建国际话语权阶段，中国的很多政治主张，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条线，一大片”构想、“三个世界”理论等，无不带有浓厚的国际道义主义色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对国际格局和自我定位的准确判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国内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和榜样作用。

（二）借用西方话语构建时期（1979-2008年）

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多极化趋势的世界格局取代两极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入深刻调整，是这一时期总的国际背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化的新时期。国际关系形势趋向缓和与稳定，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局部地区仍处于紧张与动荡之中。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尤其是经济、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不断增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民族与宗教冲突、非法移民、传染病流行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议题的核心内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面对这些新变化，大国（集团）关系也面临着深刻的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党的十四大又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苏东剧变，中国表现出自信的战略定力，制定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冷战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加各类国际组织，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致力于构建安全稳定的周边关系，与相关国家友好解决边界问题。中国重视与大国关系的定位调整，努力与其构建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对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和援助，并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其正义立场、捍卫其利益。

中国一方面通过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积极作为，不断构建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由于西方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主要是选择性地借用西方话语来构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注重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的有利规则，表达和捍卫国家利益，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在借用西方话语的同时，中国与西方的话语霸权展开了坚决斗争。面对西方“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唱衰论调和“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的荒唐论调，中国坚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以世界经济最出色的贡献者和世界和平最积极的维护者的成就予以回应。

（三）创造性构建时期（2008年至今）

近年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重大挑战。其中既有来自中俄等新兴力量崛起、发达国家支持率大幅下降等因素带来的复杂挑战，也有欧美民粹主义强势崛起、英国脱欧后欧盟前景不明、特朗普大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现象日益严重等因素带来的强烈冲击。全球治理深陷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的泥潭，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在化解全球冲突和维护世界稳定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内部权力结构相应进行的调整，都表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有了明显的提升。

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以后，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继成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之后，中国先后主办的APEC峰会、G20峰会、“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上合组织峰会等大型主场外交活动，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同时，中国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引领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仅致力于增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更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准确把握国际话语权的实质，探求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方式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已经进入了创造性构建的新阶段，即以体现中国智慧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表述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体现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践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呼吁“文明交流互鉴”的共处之道，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家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维度

就权力性质而言，国际话语权既是一种硬权力，即具备使他人“必须听”的强制性权力；又是一种软权力，即具备使他人“愿意听”的感召性权力。从权力来源来看，国际话语权主要源自综合实力和国际道义，其中综合实力通常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国际道义会产生约束作用。依上，本文将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界定为制度性话语权、道义性话语权、科技性话语权三个维度。

（一）制度性话语权

一国通过在全球性或地区性的重要组织或国际制度安排中拥有的影响力而获得的话语权就是制度性话语权。国际制度是“持续作用而相互关联的规则集合（正式或非正式的），它们规定行为的角色，限制行动，塑造期望”。根据定义，国际制度既包括国际组织规定和明示的国际协议这样的有形制度，也包括通常具有约束性的习惯做法或共识这样的无形制度。因此，制度性话语权有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力两层含义，前者为后者提供保障并将后者加以强化，从而能够对国际制度进行修订甚至重构。

由于制度性话语权依托于制度，国家必须从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和制度评估的发展进程中获得这一权力。具体而言，在制度设计阶段获得权力的途径就是领导创设国际制度，将自己的利益偏好融入诸如规则制定、参与资格、投票权重和资费分摊等制度设计的核心要素。其目的类似于结构性权力所描述的“影响他国理念、信誉、繁荣，决定他国行事方向”。在制度运行阶段，国家可以通过模范履约来获得制度内其他国家的认可而获得相应的权力，从而能够在设置议题、出任高层、分担责任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制度评估阶段，国家要想获得权力，需要对制度的合法性、透明度和参与度加以维护，对制度不合理之处进行修订，从而确保制度持续稳定的运行。

中国要构建制度性话语权，首先，必须提升领导创设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等国际公共产品。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不仅引领国际社会达成《巴黎气候协定》，而且设置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培训，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中国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引领议题设置，凝聚全球力量，应对全球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联合国大国、G20峰会、APEC峰会等会议中，中国多次将气候变化列为重要议题，与各国共同寻找应对之策。最后，中国应积极捍卫合理的国际制度与规则原则，保障其能发挥应有的正面作用。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中国始终坚决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利益。

（二）道义性话语权

当一国的利益诉求与全球共同利益相一致并能推进全球福祉时，其政策主张与实践行动通常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回应。道义性话语权的权力基础就源自这种国际认同。道义性话语权虽不能直接产生强制性权力，但能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示范作用，吸引具有共同认知的国家做出效仿行为和跟进措施。诚然，国际道义无法对道义失范的国家直接制裁，却能形成强大的世界舆论，从而对其施加可能无法承受的压力，令其修正政策与行为。世界舆论的作用就在于其能团结不同国家在某些基本的国际问题上形成共识，“只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宣布某种政策或在国际上采取某种违背公意的行动，人类就会不分国籍起来反对，至少也要通过自发的制裁把自己的意志加诸于这个抗拒的政府”，结果是“社会或者迫使他们遵守它的准则，或者因其不遵守而把他们孤立起来”。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道义通常表现为正相关关系，亦即遵从国际道义会强化国际话语权，反之则会产生弱化的后果。道义对一国的国家力量也会产生影响，即遵从或违背国际道义原则能提升或削弱国家权力的合法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道义性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并没有必然关系。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实力，如果违背国际道义，不但无法掌握话语权，反而会跌入国际道义谴责的深渊。美国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协定》，就让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失去了道义性话语权。小国在特殊领域或特殊时刻，其主张和诉求往往因其处境特殊而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从而获得较强的道义性话语权，如小岛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就是如此。

根据理性主义的逻辑，国家作为具有理性的个体，其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个体理性很容易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道义的本质是寻求共同认同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约束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避免“市场失灵”的后果。因此，中国要构建道义性话语权，首先必须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大国博弈必须以道义为先，否则就会“道不行则名不正、言不顺、事难成”。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构建道义性话语权还必须加强推广和践行新理念的能力。这一方面需要提升国际传播的影响力，选择最佳的国际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另一方面更需要中国在实际行动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三）科技性话语权

科技性话语权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共同认可。这种认可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一国科技水平、人才数量和研究经费等要素的认可；二是对其在国际科技治理领域拥有相应地位的认可。换言之，当一国拥有先进的科技水平、充足的科技人才数量和研究经费之后，并不必然拥有科技性话语权。只有当它全面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科技治理领域，具备能够领导创设国际科技治理的组织、制度、规则、议题和能够引领国际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之时，它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科技性话语权。因此，拥有国家科技硬实力和创造有利的国际科技治理软环境是获得国际科技性话语权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二者应“同时并举、互为巩固、不可偏废”。

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这些科学论断都深刻说明了科学技术的决定性作用。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及其快速应用引发的产业革命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最终对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因此，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科学技术的世界性和时代性特征决定了国际科技合作治理的必然性。国际科技治理体系包括国际科学机构、国际科技合作协议、国际大科学计划、国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科技援助、国际科技智库、国际科技创新评估体系等。如同其他全球治理领域一样，各国在国际科技治理体系内也展开了对组织设置、议题设定、规则制定、高层人选、名额分配等事项的话语主导权的激烈竞争。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要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加强和提升国际科技性话语权。中国必须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包括科技发展战略制定、科技研发、科技人才培养和经费投入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科研论文被引用次数高居世界第二位，被国外三大权威检索工具（SCI、EI、CPCI）收录的数量分列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位。2018年，中国的科研经费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已经连续六年高居世界第一位。但这些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很多领域依然处于“跟跑者”地位的现实。因此，中国要实现科研能力的全面提升，就必须争取在更多的领域由“跟跑者”变成“同行者”甚至“领跑者”。同时，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治理，在优势领域努力发挥引领作用，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科技治理领域，中国不应该总在别人设定好的赛场上按照别人设置的规则比赛，而应该更努力主导一些赛场建设，做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和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

三、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之变、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之变、全球治理话语权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之变、全球治理体系趋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之变、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朝向“文明交流互鉴”之变，正在形成合力，推动当前的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中国当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其内涵特征已经呈现出新的重大变化：中国国力增长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显著变化，正在明显增强战略机遇期的内生性和可塑性，使其开始由客观形成向主动塑造转变。中国要构建符合自身实力的国际话语权，不仅要积极利用有利的国际国内机遇，更要冷静思考，做好应对现实挑战的充分准备。

（一）西方话语霸权的挑战

国际话语权之争的实质是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包括国际秩序的创立、维护与修订的权力。国际秩序的形成与持续，不仅标志着某种话语的主导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分配原则的确立，而且表明其合法性也通过话语所表达的价值和原则能被其他成员认可、制度设计能保障其他成员的利益等得以实现。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据其政治、经济的垄断优势创建并主导运行的国际秩序，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与西方国家发展普遍陷于颓势，对二者在国际话语权结构中的“权力倒置”提出了重构的客观要求。

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的话语权诉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维护体现其既得利益的国际秩序的话语霸权之间的斗争，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核心内容。为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的话语霸权相较之前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体现出新的特征与变化：一是话语霸权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二是话语霸权由简单的语言演绎归纳拓展到操控数据与模型。三是话语霸权从学术研究范畴扩大到网络娱乐空间与社会基层。四是话语霸权从官方主导建构演变成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共同建构。

为了阻止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美国凭借话语霸权对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打压与阻挠：政治上，以“中国威胁论”为由进行遏制；经济上，以“中国是现行贸易规则的破坏者”为由进行封锁；文化上，以“文明冲突论”为由进行诋毁；生态上，以“中国未承担应尽义务”为由进行污蔑。要有效应对美国的话语霸权，中国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通过积极推进全方位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中国发展模式；二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三是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身体力行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四是不断创新体现中国智慧的新理论、新概念、新表述，构建和丰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并以之作为构建中国的制度性、道义性和科技性话语权的话语载体。

（二）西方话语陷阱的挑战

西方话语陷阱是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面临的除西方话语霸权之外另一个主要挑战。在国际舆论结构下，话语陷阱很容易给国家造成诸如国家利益受损、政治合法性削弱、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等负面影响。究其本质，西方话语陷阱是西方国家将特定时空下的特定事件进行抽象化总结，根据需要将其包装成具有“普世化”色彩的一般规律，而罔顾这种所谓的规律在时空条件变换下并不适用。西方不断炮制针对中国的各种话语陷阱，无非是通过否认中国发展道路、无视中国发展成就、歪曲中国战略意图，给中国获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设置各种障碍，从而达到维护西方话语霸权的最终目的。

当前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虽然炮制了不同的话语陷阱，但是其路径无外乎扼杀和捧杀两种，前者如修昔底德陷阱，后者如金德尔伯格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反映出美国因世界权力由西向东转移而产生的焦虑，意在呼吁西方国家一起扼杀中国崛起。格雷厄姆·艾利森把“使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这一特殊时空下的特定情况，抽象成“崛起国必然挑战守成国”的一般逻辑，暗指中国崛起必然挑战美国及其领导下的国际秩序，从而引发冲突甚至战争。“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则是在世界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造成全球秩序混乱。“金德尔伯格陷阱”实际是美国蓄意推出的捧杀战略，为此美国甚至提出中美构建“G2”治理模式，其意图就是在美国承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下滑之后，借助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道义压力，使中国因接替美国承担国际责任，从而达到削弱中国的最终目标。

其实，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其遵循的逻辑都是“霸权稳定论”，实质是殊途同归，即阻挡中国崛起的进程和维护美国的霸权。面对美国不断抛出的话语陷阱，中国首先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和战略耐心，坚决走和平崛起之路，努力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打消美国的霸权焦虑，寻找双方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推动中美间的务实合作。中国应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国际治理体系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国际传播能力的挑战

国际话语权的“权力”需要通过国际传播得以发挥作用，国际话语权必然依托于国际传播能力水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具有特定经济、政治、文化目的的超越国境的传播行为就是国际传播。中国的国际传播活动的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国价值观念、文化理念和发展成就，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的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争取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展示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尤其要注意话语创新问题，即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要借鉴国际通行话语，又要体现中国特色，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谦虚心态和“求同存异”包容精神，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交流、友好沟通。

中国国际传播的本质是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即首先要让世界正确认识和理解真正的中国，因为“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和发展去理解”。然而，在当前“西强东弱”的话语格局下，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无语”或“失语”状态，不但没能把中国的发展成就与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反而经常使中国无力应对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或话语陷阱，甚至连发展中国家有时都会产生误解，从而构成对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巨大挑战。

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一答案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讲什么样的中国好故事，二是怎么才能把故事讲好。第一层含义的关键是选取中国故事的标准是能否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按照这一标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奋斗，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努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都是中国好故事的重点素材。第二层含义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话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讲。话语选择涉及“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问题，即话语表达必须体现中国的立场、观点、态度，同时又要考虑传播受众的思维方式、接受习惯、信息偏好等主要因素。方式选择则要求国际传播既要体现官方传播机构和民间传播机构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发声，又要体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综合运用。（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