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定2020年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并提出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
在淡化GDP增速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2万亿的资金将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基层政府收支矛盾问题？如何评价“两新一重”在扩内需中所起到的作用？如何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5月22日，中财办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扩大就业就是带动增长”
《21世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杨伟民：我国经济工作常用两个原则——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去年又增加了结果导向。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经济增速目标，更多是考虑了问题导向。当前经济受到疫情冲击，虽然国内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是国际疫情大流行对我国经济造成二次冲击，影响我国贸易。相对来看，现在比GDP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六保”，也就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这次虽然没有提增长速度目标，但是提到了就业目标，也就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过去我们通常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速度，就业就会增加一定的幅度。但两者间其实还有另一种逻辑，就是通过就业增加带动经济增长。简单来看，如果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的目标，假定每人年收入5万元，全年就增加了4500亿元的收入。
按照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约40%计，收入增加4500亿，GDP总量就会增加1万多亿，相对于去年的GDP来讲，就是至少增长一个百分点。还要注意的是，考虑到乘数作用，也就是说增加了900万人的就业，增加了4500亿的收入，这些收入的大部分会用于消费，消费的扩大又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增长。所以，扩大就业其实就是带动增长，两者相互关联。
所以我认为，这次把保就业放在“六保”的第一位，既是坚持问题导向，同时也是考虑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来确定的。我是非常赞同不提GDP增速目标，转而更加突出就业，突出民生，突出保市场主体等政策目标。
《21世纪》：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是2020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在淡化GDP增速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杨伟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体系。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我认为问题不大，GDP翻一番能否实现？这既取决于经济增速，也取决于经济普查后我国经济总量的调整幅度。但是我认为，相对于GDP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重要的目标是实现现有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等，这些任务目标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感受。所以我认为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情况，应当更加注重完成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打好三大攻坚战的目标任务。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特别强调要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尽快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21世纪》：近年来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
在你看来，2万亿的资金将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一些基层政府“收不抵支”的问题？
杨伟民：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财政收入减少；此外近几年加大了减税减费力度，财源相对过去来讲也确实有所减少。为了解决基层财政收支矛盾问题，一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但也注意到一些基层财政确实存在不小的压力，采取措施保基层运转。
这次中央在特殊时期出台了这样一个比较大规模的特殊政策，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这笔资金有些要用于保基层运转，但更多还是要用来做好基层的“六保”工作。
这次是通过创新性的做法，资金不再层层下拨，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用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提高了财政传导机制的效率。今年已经过去5个月，需要迅速行动起来，尽快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
《21世纪》：为让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在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时应当注意哪些方面，确保资金落到实处？
杨伟民：在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时，我认为需要加强财政纪律，加强监督，加强审计；同时也确实有必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
中国有2000多个县级单位，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让地方来根据本地实际统筹安排资金，比如让地方自行选择是将更多资金用于保就业还是用于保市场主体。这相对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能更符合地方实际情况，把钱用得更高效。
《21世纪》：此次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而且是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你如何评价“两新一重”在扩内需中所起到的作用？
杨伟民：“两新”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城市化和数字化。数字经济是未来我国经济的主要形态，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从产业形态上看，不光是数字产业，传统的工业、农业、服务业也要逐步实现数字化；从空间形态上看，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是城市群。
投资效率最关键的就是要看项目是否符合未来发展大势。我认为数字化与城市化仍然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下农民工不能及时到岗是影响复工复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工的就业地和居住地位于不同的省市，这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要加快城市群发展，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综合带动作用，逐步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两新”的提出，是加强数字化和城市化这两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一重”是从国家全局角度来看，需要继续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银行让利主要让利给中小微企业”
《21世纪》：中小微企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重大冲击。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你预计这对小微企业的实际援助效果如何？如何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
杨伟民：小微企业既面临税费成本高、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也面临融资贵的问题。前两个，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和“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可以有效解决。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如果维持原来的利率融资，对于现在遭到重大冲击的中小微企业而言，可能确实难以承受。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鼓励银行合理让利。银行怎么让利？让给谁？我认为应该主要让利给中小微企业。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如果融资成本过高，短期可能中小企业解决了流动性，但长期看负担加重，可能面临坏账的风险。所以，降低融资成本也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可以把稳增长、保就业和防风险更好统一起来。
《21世纪》：在你来看，鼓励银行合理让利这样的措施是短期措施吗？长期来看可能要通过哪些方式去解决融资贵问题？
杨伟民：让利可能是一个短期性的行为，但让中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降下来，这应该是一个长期坚持的政策方向。但这也要把握好平衡，如果存款利率很高、贷款利率降得过低，银行也没法生存下去。我相信今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度推进，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会逐步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