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发生于唐肃宗上元年间 (760—761年) 的“刘展之乱”, 是安史之乱期间继“永王之乱”后在江淮地区发生的又一起重要的政治事件, 而其对江淮的冲击实又远甚于前者。刘展的崛起, 是安禄山叛乱时期, 河南地方军人势力因参与“勤王”而壮大自身实力的一个例证。但“刘展之乱”并非如旧日史家所以为的, 是一次单纯的地方将领早有预谋的叛乱行为, 实际上乃是由唐肃宗逼反的一次行为。作为唐肃宗心腹及代言人的江淮大员们对导致“刘展叛乱”的发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他们的行为本质上还是贯彻着肃宗政府打压地方将领的政策实质。而这一点, 卷入事件中的地方将领们却并没能意识到, 其悲剧命运便也由此产生。而“刘展之乱”的爆发, 也宣告了唐肃宗江淮政策的失败。
关键词：刘展; 唐肃宗; 江淮;
天宝十四载 (755年) 十一月, 安禄山起兵反唐, 拉开了历时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的序幕。安史之乱的爆发, 促成了唐肃宗李亨的提前即位, 从而结束了唐玄宗长达四十余年的执政生涯。肃宗于叛乱发生后的第二年即位, 改元至德 (756年) , 于上元三年 (762年) 去世, 在位七年。肃宗一朝可以说是战争的一朝, 因为其时唐廷与安史叛军始终处于交战状态中。然而, 由于叛军一直没有渡淮南下, 所以严格地说, 南方并没有受到安史乱军的直接冲击。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此时南方就没有大的政治动荡发生, 比如在玄、肃之交的江淮, 其实就发生过以玄宗、肃宗父子争夺最高统治权力为实质的“永王李璘叛乱”一事。有关永王一事, 由于学者的探讨, 现已基本得到了廓清。1但对继“永王之乱”后的另一事件——“刘展叛乱”, 却鲜见有学者对此加以讨论。因此,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安史之乱时期发生在江淮地区的这一起重要事件进行细致分析, 并且希望能够透过此事件来理解肃宗时代江淮政策的实质。
一、刘展势力的形成与相州之役后河南的军事部署
有关刘展事迹, 除了其“叛乱”的情况外, 史料留下的资料很少。关于他乱前的仕宦经历, 据刘展本人言:
展自陈留 (即汴州) 参军, 数年至 (宋州) 刺史, 可谓暴贵矣。2
我们推测, 刘展应该是在安史之乱中崭露头角的一名河南地方将领。他最早以陈留参军的身份参与勤王, 后因作战有功, 在乾元二年 (759年) 五月前, 已任至试汝州刺史。乾元二年夏秋之际, 正值唐廷遭遇相州之役失败, 重新规划河南方面军事部署的时期:
(五月) 壬午, (唐廷) 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 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以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 充副使。3
许叔冀统辖的滑、汴一带是唐廷防范乘相州之役胜利而即将南下的史思明部众的前沿阵地, 而频临黄河的滑州又是这前沿中的桥头堡。因此作为滑州刺史的刘展其时还兼领“副使”之职, 可见其地位并不低。不过, 刘展很快就被调往稍南的另一重镇宋州, 因此人们在九月史思明南下的战事中并未看到刘展。
刘展的仕宦经历在安史之乱时期的河南很具代表性。因为由于安禄山叛乱初期, 唐朝在河南地区的两支主要军事力量——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统辖的陈留唐军、以及封常清招募的镇守东京的军队就都已经迅速瓦解, 所以安史之乱初期与叛军对抗的河南军队几乎都是河南当地的州县军队或义军。而统领这些军队的人物也基本上都是河南地方将领, 如刘展、许叔冀、尚衡等。其实我们熟知的抗贼名将张巡、许远也是如此。只不过后者在相州之役前就已经殉国了, 而前几位河南将领却在乱中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并成为唐廷此后在河南与叛军对抗的主要力量。
我们知道, 发生在乾元元年 (758年) 底到乾元二年初的河北相州之役是朝、叛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叛军方面, 相州之役结束了安禄山父子统治的时代, 就此转入史思明的时代。而在唐军方面, 由于九节度兵溃相州, 使得唐军之前积累的优势损失殆尽。原本已收复的东京、河南地区将第二次面临南下叛军的冲击。在相州之役结束, 到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率大军渡河南下前的这段时间里, 朝、叛双方都各自在河南、河北为即将重启的朝、叛对决进行战略部署。
在这段时期的唐朝一方, 除了我们关注的刘展任职外, 还有几个与此后“刘展之乱”有关的任命也值得注意。一个是在乾元二年七月, 唐肃宗任命李光弼代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 知诸节度行营, 赴镇东都。九月, 唐廷又任命王仲昇充申、安、沔等州节度使, 李抱玉为郑陈颍亳四州节度使。王仲昇与李抱玉二人都是早征疆场且与朔方军有渊源的将领。显然, 为了即将开始的与史思明的战斗, 唐廷有意提高了淮西与河南西部这两个地区的战略地位, 并派重将出镇这两个地区。实际上, 当不久后史思明率大军南下后, 他像之前的安禄山一样, 并未措意江淮, 而是西进洛阳, 也企图由洛阳再进入长安。不过也就在洛阳一带, 史思明遭遇了来自李光弼、李抱玉的强烈反击, 并且, 双方在洛阳周近对峙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也正因为朝叛双方的主力一直集中在东京一带, 所以自乾元二年九月到上元二年 (761年) 二月这段时间里, 王仲昇统领的淮西、刘展所在的宋州, 甚至河南中东部地区其实都没有受到叛军太大的冲击。4而我们所讨论的“刘展之乱”其实正发生在上元元年(760年) 底到上元二年正月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
二、“刘展之乱”的起因与肃宗的江淮政策
关于“刘展之乱”, 史料称, 其时身为宋州刺史的刘展“握兵河南、有异志” (5) , 似乎刘展早有反意。但据对此事论述最详的《资治通鉴》记载, 上元元年, 时为宋州刺史的刘展与曾破永王璘军的李铣同为淮西节度副使, “铣贪暴不法, 展刚强自用, 故为其上者多恶之”。⑤节度使王仲昇先奏铣罪而诛之, 又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奏肃宗, 请除刘展。之后, 肃宗听信邢延恩的建议, 因刘展方握强兵, 乃计除展江淮都统, 代李峘, 拟俟其释兵赴镇, 中道执之, 密敕旧都统李峘及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图之。
刘展与李铣对唐肃宗而言都是有功的将领, 并早在王仲昇任使前就在河南一带领兵作战。但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他们为人处事颇有刚愎自用的特点, 并与其时的上级淮西节度王仲昇关系不佳。
安史之乱爆发后, 身任各军监军的宦官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群体。作为君主的耳目, 他们在监临地方高级将领的同时, 也常常左右着这些将领的命运。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 当时不少勤王将领都与监军的关系不协, 比如众所周知的郭子仪、李光弼等都是如此。但王仲昇却恰恰是一个与宦官关系很不错的地方节帅。在刘展一事中, 他与监军邢延恩携手向唐肃宗禀奏了刘展的“不臣”之状。
这样看来, 刘展“刚强自用”或是事实, 而心怀反状倒未必见得。史称当邢延恩以肃宗制书授刘展时, 刘展对此也颇有疑虑, 其曾曰:
“展自陈留参军, 数年至刺史, 可谓暴贵矣。江、淮租赋所出,今之重任, 展无勋劳, 又非亲贤, 一旦恩命宠擢如此, 得非有谗人间之乎?”因泣下。5
直至邢延恩驰之广陵 (即扬州) , 解李峘之印节以授展, 刘展才上表谢恩, 并悉举宋州兵七千趣广陵赴任。可见刘展本人对无功而突授江淮都统一事也深感疑惧, 唯恐是中央的政治骗局, 故也执意要以印节为据, 方敢起身赴任。而当刘展此后率军来到淮南时, 其也曾使人问于陈兵以待的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吾奉诏书赴镇, 此何兵也?”②因此, 所谓刘展心怀异志, 看来是史家为回护肃宗等人而对刘展的诬枉。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刘展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李峘, 及其所领江淮都统一职。按江淮地区自至德二载 (757年) 二月“永王之乱”平息后, 由于肃宗的战略部署重点在北方, 以收复两京为主, 而南方自损失了永王这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后, 得赖张巡、许远等人近十月的死守睢阳 (宋州) 一线, 使叛军不敢南下, 所以当时政局粗安的江淮地区似乎还没有受到肃宗太多的关注。江淮地区重新被肃宗所重视, 是两京收复后的乾元元年。而其被重视的标志就是江淮都统一职的设立。
江淮都统一职设置于乾元元年十二月, 以户部尚书李峘“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宣慰、观察、处置等使”6, 驻扬州。同样在当月, 史又称, 置浙江西道节度使, 领苏、润等十州, 置浙江东道节度使, 领越、睦等八州7。显然, 新设的江淮都统就是为了统辖与监督同样新设的江淮诸节镇的。江淮都统是唐肃宗的独创8, 不仅肃宗之前无此职务, 在肃宗之后的百多年里, 江淮地区也只设有管辖各自辖区的节度使或观察使。
按重新规划江淮诸节镇及设置江淮都统的乾元元年十二月, 正是唐军与安庆绪在相州激战的时候。我们并不特别清楚肃宗此时对江淮地区进行军政设置调整的明确用意, 比如它是否为了呼应北方的九节度围攻相州战役等。不过有两点是很清楚的, 首先, 肃宗现在开始重视并系统规划所谓“兵食所资, 独江南两道耳”9的江淮军事布防了。史料又称, 到乾元二年的时候, 肃宗又于江东设立润州丹阳、昇州江宁、苏州长洲、杭州余杭以及宣州采石五军, 并于江西治所洪州设立南昌军。10显然, 肃宗已有意增强军事力量单薄的江南两道的军事实力。其次, 为了加强中央对江淮地区的控制, 肃宗在江淮各节度之上又加置了江淮都统这层统治。并且我认为, 江淮都统设置的目的即便不是为在军事上或经济上支援北方, 至少监督与防范在江淮地区再次出现永王式人物、或“永王之乱”这样的变故, 也必然是其的一项重要任务, 尤其是当时唐朝大军正在北方与叛军鏖战之时。因为当年“永王之乱”发生时, 北方的朝、叛战争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江淮都统既然赋有替中央监督与控制江淮诸镇的使命, 那么担任此职的人物则必然不同一般。史载当时担任此职的是户部尚书李峘。有关李峘的事迹, 《旧唐书》本传称:
(天宝) 十四载, 入计京师。属禄山之乱, 玄宗幸蜀, 峘奔赴行在, 除武部侍郎, 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剑南节度采访使。上皇在成都, 健儿郭千仞夜谋乱, 上皇御玄英楼招谕, 不从, 峘与六军兵马使陈玄礼等平之, 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时 (峘弟) 岘为凤翔太守, 匡翊肃宗, 兄弟俱效勋力。从上皇还京, 为户部尚书, 岘为御史大夫, 兼京兆尹, 封梁国公。兄弟同制封公。
李峘是唐宗室, 也是玄宗的护驾功臣, 安史之乱中曾担任玄宗行在蜀郡的太守。不过上述史料更有意义的一点, 却在于李峘之弟李岘的事迹。李岘在安史之乱前正担任长沙太守。天宝十五载 (756年) 七月, 也就是玄、肃二帝经马嵬之变分道扬镳后不久, 玄宗颁布了寓有抑制太子李亨 (即肃宗) 意味的《幸普安郡制》。此制又称《命三王制》, 即在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的同时, 又同时任命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三人为三路节度采访等都大使。由于盛、丰二王并未出阁, 所以真正赴任的其时只有永王璘一人。永王当时所任之职为“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 江陵大都督”。而在制文中, 被任命辅佐璘的人就是李岘, 他被授予“副都大使, 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11之职。不过李岘显然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物, 史称其“辞疾赴行在, 上 (肃宗) 召高适与之谋”12。李岘不仅推辞了入幕璘的军队, 而且立刻奔赴肃宗行在, 并效节于后者, 成为匡翊肃宗的功臣。13凤翔在肃宗由灵武 (灵州) 回驾长安的途中一度是行在之地, 而且紧邻京畿, 因此不是肃宗亲信者是不会被授予担任凤翔太守一职的。
在长安收复、玄、肃二帝双双还京后, 李氏兄弟也因着战乱初期效力二帝的特殊功绩, “同时为御史大夫, 俱判台事, 又合制封公”。14乾元元年十二月, 李峘被肃宗任命为江淮都统。而次年三月, 已为礼部尚书兼京兆尹的李岘又被肃宗任命为吏部尚书、同时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资治通鉴》又称:“上于岘恩意尤厚, 岘亦以经济为己任, 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岘。”15于是, 李氏兄弟一在外镇, 一在朝廷, 成为还京后的肃宗极为重用和信任的人物。
现在让我们回到李峘与刘展的关系上来。从上文的分析来看, 挑起刘展一事的是淮西节度使王仲昇, 但处理这一事件的却是江淮都统李峘。考虑到刘展手握强兵, 而王仲昇又要防备史思明的军队, 如果唐廷要求王仲昇来惩治刘展的话, 则很可能引起刘、史的联手夹击淮西。同时, 在当时的河淮与江淮地区, 除了王仲昇外, 只有李峘是唐廷的亲信力量, 其余如在河南东部的田神功、尚衡诸人, 不是投降唐廷的河北军人, 就是河南当地的义军, 肃宗显然不能依靠他们来收拾刘展。这样看来, 将惩灭刘展的重任寄予李峘身上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了。
三、“刘展叛乱”前后的江淮军事情形
上元元年十一月, 刘展奉旨率兵南下, 李峘与邓景山则发兵拒之, 两者的军事冲突就此爆发。不过很快, 江淮军队就发现他们根本不是“素有威名, 御军严整”16的刘展的对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刘展不仅攻克了淮南的治所扬州, 派兵横扫了淮南境内的濠、楚、舒、和、滁、庐诸州, 迫使邓景山与邢延恩逃往更西的寿州。而且成功打破了李峘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设置在长江南岸的防线, 在歼灭李峘部众的同时, 也顺利拿下了浙西的军政中心润州和昇州。到十二月的时候, 连浙西的上游门户宣州都落入了刘展之手。李峘一行, 连同宣歙节度使郑炅之等都只能再次逃往更南的洪州 (江西节度使治所) 。
当时曾有士人把唐军在江淮地区一溃千里的惨败归结为李峘对颜真卿的弃用。据说唐廷本在乾元二年六月, 任命此前在河北地区领导义军与叛军对抗的著名人物颜真卿为浙西节度使。据殷亮《颜鲁公行状》的记载:
(乾元) 二年六月, 拜昇州刺史, 充浙江西道节度使兼宋亳都防御使 (?江宁军使) 。刘展反状已露, 公 (颜真卿) 虑其侵轶江南, 乃选将训卒, 缉器械为水陆战备。都统使李峘以公为太早计, 因密奏之。肃宗诏追, 未至京, 拜刑部侍郎。及刘展举兵渡淮, 峘败绩奔江西, 淮南遂陷于展。议者皆多公而怨峘焉。17
相似的记载也保留在令狐峘的《颜真卿墓志铭》中。我们知道, 刘展引兵南下乃是上元元年十一月的事, 而颜真卿担任浙西节度事在乾元二年六月至上元元年正月这半年。行状和墓志撰文当然有褒颜贬刘的意味, 但上述的史料却也隐约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 即肃宗可能在乾元二年就有除掉刘展的计划。
笔者这样判断, 并不表示赞同行状和墓志所说的, 颜真卿也知道这一计划。虽然颜氏在接受浙西节度使的任命时自己也曾上表称:
臣以今日发赴本道, 取都统节度观察使李峘处分讫, 即赴昇州, 即当缮修甲兵, 抚循将士, 观察要害, 以备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 遵陛下平明之理, 一心戮力, 上答天慈。18
但我认为, 颜氏的水路战备不一定就像行状和墓志所说的, 是早有先见之明地预见了刘展将反的事实, 并且为此做了军事上的布防。我们知道, 在颜真卿被任命为浙西节度使时, 唐军已经遭遇了相州之败, 并且正在为即将开打的与史思明的战斗作准备。虽然江东地区离即将进行战斗的河南还有一定距离, 但以颜真卿的为人, 及其此前在河北组织军队与叛军对抗的表现来看, 他对于唐廷的任命以及防范叛军的工作向来是尽心尽力的。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 颜真卿的豫饬备战不是为了防备刘展, 倒更可能是为了防备叛军而采取的未雨绸缪的举措。当然, 由于后来李峘奏遣了颜真卿, 颜氏的军事措施没有被继续贯彻, 而在不久后的“刘展之乱”中, 江淮军队又迅速崩溃, 因此士人将失败的罪责归于李峘弃用颜真卿, 并赞誉后者具有先见之明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心态。尤其在为颜氏颂功的行状和墓志中, 这种心态当然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甚至有意造成了颜真卿早已洞察刘展将反的一种假象。
不过, 姑且不论颜氏是否也觉察或知晓中央已留意刘展的这一事实, 但作为肃宗亲信的李峘, 却是很清楚地明白中央对刘展的态度的。因为如果颜真卿的“饬偏师, 利五刃, 水陆战备, 以时增修”19, 是为了应对叛军南下的威胁, 那么李峘恐怕没有必要密奏肃宗, 诏追颜氏为刑部侍郎。当然, 我们也可以说, 肃宗诏追颜真卿入朝是担心颜氏在江东发展军事力量。但颜氏是文人不是武将, 其与兄杲卿在抗击叛军中的事迹、以及忠贞的为人, 和在当时勤王人士中所享有的声誉, 都不至于让人想象肃宗会对颜真卿也产生猜忌和怀疑。所以行状和墓志称, 都统使李峘是因为颜氏此举“为太早计”20, 有“过防骇众”2之嫌, 才将其调离浙西, 应该还是可信的。而肃宗也在次年 (上元元年) 正月以杭州刺史侯令仪为昇州刺史, 代替颜真卿充任浙江西道节度兼江宁军使。21
尽管“刘展之乱”的诱因源于他与上级淮西节度使王仲昇间的矛盾, 而江淮都统李峘对刘展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似乎只是在贯彻肃宗的决意而已。不过我们从颜真卿调任一事中来看, 李峘对中央疑忌刘展的态度其实早在上元元年前就洞晓了。不仅如此, 李峘与王仲昇一样, 在关于如何处理刘展的问题上, 似乎都能主动对肃宗施加影响, 而并非一味被动地接受肃宗的安排。我们认为, 如果李峘不是肃宗特别亲信的人物, 要对后者产生这样的影响是不容易的。所以正如后来刘展对邢延恩所说的, 江淮都统乃一“重任”之职, 若此人既无勋劳、又非亲贤, “以江、淮为忧”22的肃宗何以会授于其该职呢?
其实我们从宦官邢延恩在此事中的表现, 也能察觉到一种很微妙的关系。邢延恩在当时所担任的“监军使”当指“淮西监军使”无疑。但我们从刘展一事中来看, 他与江淮都统李峘的关系也很密切。也就是说, 同样身为肃宗亲信、并且站在同一立场上的王、邢、李三人, 他们不仅相互交流和分享着有关刘展的消息, 并且共同构划和贯彻着肃宗对刘展的政策。
现在回到“刘展叛乱”的过程中来。在淮南节度使邓景山失利, 江淮都统李峘、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宣歙节度使郑炅之相继弃城逃跑后, 江淮地区唯一继续坚持对刘展作战的只有江淮都统副使李藏用一人。史载:
李峘之去润州也, 副使李藏用谓峘曰:“处人尊位, 食人重禄, 临难而逃之, 非忠也;以数十州之兵食, 三江、五湖之险固, 不发一矢而弃之, 非勇也。失忠与勇, 何以事军!藏用请收余兵, 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后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 得七百人, 东至苏州募壮士, 得二千人, 立栅以拒刘展。23
李藏用后因“外援不至, 众寡悬绝, 遂移师就险, 退保杭州”24。所以到了上元元年十二月的时候, 不仅是沿江流域的润、昇、宣三州, 包括太湖流域的常、苏、湖三州都已为刘展占领。由于此时浙西、宣歙两节度的溃逃, 且刘展之将傅子昂已屯兵南陵 (属宣州) , “将下江州, 徇江西”。25上元二年正月, 中央特命时为温州刺史的前永王大将季广琛为宣州刺史, 充浙江西道节度使。26但宣州此时也已为刘展之将所占, 故宣州实际上能否成为治所很成问题。我猜想这极可能是中央为了防止刘展继续西进而设置的, 目的是希望季广琛能尽快率兵收复宣州, 以免沿江及太湖流域的战事进一步向江西等地蔓延。
季广琛是否及时赶赴宣州与刘展军队作战, 由于缺乏史料的记载已不得而知。而且此时中央已敕令驻守河南东部任城县 (属兖州) 的平卢都知兵马使田神功率精兵南下讨伐刘展。上元二年正月, 已于淮南击溃刘展的平卢军渡江追讨刘展, 并于该月将刘展擒获。27而刘展在杭州的余部则为李藏用所击破。“刘展之乱”始告平息。
“刘展之乱”是继“永王之乱”后江淮地区所遭受的又一场大的战事, 而其影响实又远甚于后者。因为江淮十余州不仅直接沦为官军与刘展军队交战的战场, 更遭受了南下平叛的河北军队平卢军的大肆掠杀, 史称:
初, 上 (肃宗) 命平庐 (卢) [都知]兵马使田神功将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邓景山既败, 与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 未报。景山遣人趣之, 且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 神功及所部皆喜, 悉众南下, 及彭城, 敕神功讨展……神功入广陵及楚州, 大掠, 杀商胡以千数, 城中地穿掘略遍。5
所以史官言:“安、史之乱, 乱兵不及江、淮, 至是, 其民始罹荼毒矣。”28
“刘展之乱”打破了肃宗在“永王之乱”后对江淮所进行的军事部署。面对素有威名、御军严整的刘展之军, “江、淮人望风畏之”7, 正是江淮军队当时的真实写照。浙西等地新置的五军在乱中也丝毫未见有任何有效的抵抗, 反而在乱时出现了“昇州军士万五千人谋应展, 攻金陵城, 不克而遁”29的哗变情形。而江淮都统副使李藏用用以抵抗刘展的官兵, 史载仅有散卒七百而已, 其余则为临时召募的士兵30, 战斗力自然不强。因此也可以说, “刘展之乱”的发生, 其实也是宣告了唐肃宗江淮政策的彻底失败。
四、“李藏用之反”与唐肃宗江淮政策的实质
在平息“刘展之乱”后, 唐肃宗开始对江淮地区的人员安排与军事政策进行新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除江淮都统一职, 并以太子詹事崔圆为淮南节度使。但江淮都统停置后, 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安置都统副使李藏用及其军队。当时的杭州刺史李某曾委笔于独孤及向中央上书, 称:
今都统使停, 本职已罢。孤军无主, 莫知适从, 将士嗷嗷, 未有所隶。天听高邈, 无人为言, 遂使殊勋见委, 忠节未录, 口不言赏, 赏亦不及。伏恐非圣朝旌有德、表有功之意。今逆寇虽殄, 人心犹携, 山洞海岛, 往往结聚。睦州草窃, 为蠹犹深, 惟惮藏用之兵, 是以未敢进逼。若此军一散, 必群盗交侵, 则臣此州, 危亡是惧。伏望早降恩旨, 以答其勤, 锡之勋策, 委之戎政, 俾总统所领, 以镇遏江表, 实江东万姓禺禺之望。31
观杭州刺史李氏所上《论李藏用守杭州功表》之意, 一则深慨李藏用“殊勋见委, 忠节未录, 口不言赏, 赏亦不及”的处境, 二则也是指出当时“刘展之乱”虽被平定, 但两浙一带的农民起义颇有燎原的迹象, 尤其是邻近杭州的睦州“为蠹犹深”32。李氏显然是希望李藏用之军留驻杭州, 因为仅凭杭州刺史的兵力无法对抗农民起义, 甚至将陷入“若此军一散, 必群盗交侵, 则臣此州, 危亡是惧”的境地。或许是接受了杭州刺史的请求, 史载上元二年七月, 肃宗以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33
但实际上李藏用此后并未就任该职, 而是被北调进驻淮河沿岸的楚州 (属淮南) , 担任楚州刺史, 着实令人奇怪。《刘展乱纪》记载此事称:
初, 刘展既平, 诸将争功, 畴赏未及李藏用, 崔圆乃署藏用为楚州刺史, 领二城而居盱眙。34
《通鉴考异》以为:“按实录, 藏用已除浙西节度副使。盖恩命未到耳。”2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曾为李藏用移兵淮南作《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一文, 其文曰:
夫功未足以盖世, 威不可以震主。必挟此者, 持之安归。所以彭越醢于前, 韩信诛于后。况权位不及于此者, 虚生危疑, 而潜包祸心, 小拒王命。是以谋臣将啖以节钺, 诱而烹之, 亦由借鸿涛于奔鲸, 鲙生人于哮虎。呼吸江海, 横流百川。左萦右拂, 十有余郡。国计未及, 谁当其锋。我副使李公, 勇冠三军, 众无一旅。横倚天之剑, 挥驻日之戈。吟啸四顾, 熊罴雨集。蒙轮扛鼎之士, 杖干将而星罗。上可以决天云, 下可以绝地维。翕振虎旅, 赫张王师。退如山立, 进若电逝。转战百胜, 僵尸盈川。水膏于沧溟, 陆血于原野。一扫瓦解, 洗清全吴。可谓万里长城, 横断楚塞。不然, 五岭之北, 尽饵于修蛇, 势盘地蹙, 不可图也。而功大用小, 天高路遐。社稷虽定于刘章, 封侯未施于李广。使慷慨之士, 长吁青云。且移军广陵, 恭揖后命。组练照雪, 楼船乘风。箫鼓沸而三山动, 旌旗扬而九天转。良牧出祖, 列将登筵。歌酣易水之风, 气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 云帆中流。席阑赋诗, 以壮三军之士。白也笔已老矣, 序何能为。35
文中既称颂了李藏用平定浙西的功绩, 同时也无不流露出对李氏“功大用小”的不平。从“移军广陵, 恭揖后命”几字来看, 此文所作之时李藏用还未被任命为楚州刺史, 只是暂时从浙西移镇扬州。其后则为淮南节度使崔圆署为楚州刺史。36
然而诗人未曾料想到, 李藏用远调楚州后的命运, 正如他所讨平的刘展一样, 最终也成了“彭越”、“韩信”诸人命运的翻版。据《资治通鉴》记载, 李藏用任楚州刺史后,会支度租庸使以刘展之乱, 诸州用仓库物无准, 奏请征验。时仓猝募兵, 物多散亡, 征之不足, 诸将往往卖产以偿之。藏用恐其及己, 尝与人言, 颇有悔恨。其牙将高干挟故怨, 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 先以兵袭之, 藏用走, 干追斩之。崔圆遂簿责藏用将吏以验之, 将吏畏, 皆附成其状。37
李藏用之死, 固然直接源于其与牙将高干之间的故怨, 但中央体恤不当也是重要原因。李藏用虽为平叛功臣, 但既未得到名副其实的褒奖与任命, 又担忧遭遇卖产敞物的境遇, 可谓名利双失, 其“颇有悔恨”自可想见。其死后更被诬以造反的名目, 实可说与韩信诸人命运相埒。而节度使崔圆不能明其冤, 反而责成其状, 可见大乱之后刑赏多谬。
李藏用死后, 其将孙待封的一番话颇令人深思。孙待封原为刘展之将, 刘展败后降于李藏用。当节度使崔圆簿责藏用将吏以验其反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 圆命引出斩之。或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 奉诏书来赴镇, 人谓吾反;李公起兵减刘大夫, 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 谁则非反者, 庸有极乎!吾宁就死, 不能诬人以非罪。”遂斩之。①
孙氏此语, 充分表明了当时的将领对中央反复无常态度的困惑与不满, “谁则非反者, 庸有极乎!”一语正是对刘展被逼反与李藏用被诬反两事件最恰当的注解。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孙待封所感受到的这种看似反复无常的态度, 是唐廷缺乏是非判断、或者缺乏施政主导原则的一种体现, 恰恰相反, 其背后所隐藏的主导理念其实既明确又实际。那就是依靠着地方将领平息叛乱、重振唐室的肃宗政府, 其实并不信任, 甚至充满怀疑和猜忌地时刻提防着这些手握兵权的地方将领。在必要的时候, 唐廷甚至会不惜削弱本方的军事力量而对后者进行打压。因此, 虽然从表面上看, 刘展与李藏用“叛乱”的直接导火线都是军将之间的矛盾, 但归根结底, 恐怕还在于肃宗担忧地方势力坐大, 因此极力遏制他们的这种心态。
遗憾的是, 在刘展一事中, 无论是“叛乱”的主角刘展, 还是另外两位当事人李藏用、孙待封, 他们对于肃宗这种试图遏制地方军事力量发展的心理却并不完全了解, 对于自身所处的尴尬境地更无法清晰地认识, 因此当具体的状况发生时, 常常流露出困惑和不解, 其悲剧命运便也由此产生。而如果连这些直接卷入事件中的各级将领们都无法理解当时中央政策实质的话, 也就无怪乎当刘展率兵南下, 江淮都统李峘、淮南节度使邓景山移檄州县, 言展反, 刘展亦移檄言峘反时, 会出现“州县莫知所从”②的局面了。
就在“刘展之乱”平息的次月, 在洛阳一带与叛军交战的唐军主力遭遇邙山之败, 战事终于由河南西部向四周扩散开来了。宝应元年初 (762年) , 叛军战至申州城下, 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兵败被俘。因此, 唐廷对于能在邙山之败前平息“刘展之乱”, 或许还应该感到庆幸。不过, 正如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已经指出的, 承肃宗后期战乱的破坏, 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有燎原的趋势。于是, 军事布防的瘫痪与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俨然已成为又一道摆在政府面前的棘手难题。而更严峻的问题还在于, 唐军与安史乱军间的战斗此时仍在继续。南北战局的双重压力, 必将迫使政府为此寻求新的对策。然而, 此时的肃宗李亨已近弥留之际, 于是如何来应付江淮地区的这种困局, 就只有留待此后的代宗李豫来解决了。
注释
1 有关永王起事及所反映的玄肃矛盾, 可参见贾二强:《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 载《陕西师大学报》, 1991 (1) 。另外袁英光、王界云《关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几个问题》一文也认为, 玄宗在逃亡途中任命永王璘等三王是为了牵制太子李亨 (收入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 第129—154页,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2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一月”, 第7098、7097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 《资治通鉴》“乾元二年五月”, 第7077页。
4 史称到上元元年十一月的时候:“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 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 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 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 (《资治通鉴》, 第7099—7100页) 不过李光弼已在此时收复了河南西部的重镇怀州, 所以尽管叛军出击的范围有所扩大, 但对河南整体战局的影响并不大。
5 《旧唐书》卷112《李峘传》, 第3343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一月”, 第7098、7098页。
7 《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 第1424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两《唐书·李峘传》 (第3343、3569页) 及《新唐书》卷6《肃宗纪》 (第161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之记载略同。而《旧唐书》卷10《肃宗纪》称乾元元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李峘充淮南、浙西观察使、处置节度使”;二年正月则又称“以御史中丞崔寓都统浙江、淮南节度处置使” (第254页) 。《资治通鉴》“乾元元年十二月”条“以户部尚书李峘为之 (浙东节度使) , 兼淮南节度使” (第7063页) 。均有讹误。
8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第254页) 、《资治通鉴》“乾元元年十二月” (第7063页) 、《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浙东” (第1903页) 所载略有不同或错漏, 现参校而录之。另据《新唐书》卷192《忠义中·张巡传》“肃宗诏中书侍郎张镐代进明节度河南, 率浙东李希言、浙西司空袭礼、淮南高适、青州邓景山四节度掎角救睢阳” (第5540页) 及《资治通鉴》“至德二载十月”“张镐闻睢阳围急, 倍道亟进, 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 使共救之” (第7039页) , 两浙节度使也可能在至德二年就已设置了。
9 《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都统之号始于此。”
10 《全唐文》卷323萧颖士《与崔中书圆书》, 第3271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1 《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 第1056、1057、1058、1059、1066、1067页。《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载:“乾元元年置浙江西道节度兼江宁军使……副使兼余杭军使。”时间误。
12 《全唐文》卷366贾至《玄宗幸普安郡制》, 第3719页。
13 《资治通鉴》“至德元年十一月”, 第7007页。
14 有关李岘事, 可参见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 第50—51页, 台北,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9。
15 《新唐书》卷131《宗室宰相·李岘传》, 第4506页。
16 《资治通鉴》“乾元二年三月”, 第7072页。
17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一月”, 第7098页。
18 《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 第5228—5229页。行状所谓“兼宋亳都防御使”一职误, 据令狐峘颜真卿墓志, 以及颜氏本人在接到任命后所作的《谢浙西节度使表》中都未提到是职。谢表中称其职为“昇州刺史充浙西节度使兼江宁军使” (《颜鲁公集》, 卷2,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江宁军是驻于浙西治所昇州的军队。
19 《颜鲁公集》卷2《谢浙西节度使表》。
20 《全唐文》卷394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 第4012、4012页。
21 《全唐文》卷514殷亮《颜鲁公行状》, 第5228—5229页。
22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第257页。
23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一月”, 第7098页。
24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一月”, 第7100、7098页。
25 独孤及:《毗陵集》卷5《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功表》, 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二月”, 第7101、7101—7102页。
27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上元二年春正月) 辛卯, 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
充浙江西道节度使。”《新唐书》卷68《方镇表五》“江东”则言上元二年“浙江西道观察使徙治宣州” (第1904页) 。不知季广琛此时所任究竟为“节度使”还是“观察使”, 抑或其间有过改置。
28 李廷生指出:“两《唐书·田神功传》皆言神功生擒刘展送京师, 而《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二二二) 据《刘展乱纪》以为系被神功军所杀。考《文苑英华》卷五五六、独孤及《毗陵集》卷五皆收有《为江淮都统贺田神功平刘展表》, 中云:‘神功等一战而陷阵, 再战而逐北, 三战而擒其渠魁, 系颈以索。’可见刘展确系被擒, 司马温公失考。” (李廷先:《唐代扬州史考》, 第145页,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确。
29 《资治通鉴》“上元二年正月”, 第7104页。
30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一月”, 第7099页。按江宁军于乾元二年置于昇州, 故《资治通鉴》所谓“昇州军士万五千人谋应展”中的“军士”, 当指江宁军。
31 关于李藏用当时召募的士兵数量,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二月”称李藏用东至苏州募壮士, 得二千人。独孤及的《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功表》 (《毗陵集》卷5) 有“旬月之内, 致死士三千”之语, 而这三千士兵, 恐怕是在退守杭州时所召募的。
32 《毗陵集》卷5《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功表》。
33 另据《全唐文》卷507权德舆《太中大夫守国子祭酒颍川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的记载:“乾元中, 江淮凶饥, 相扇啸聚, 而新安郡 (睦州) 负山洞之阻, 为害特甚。” (第5157页) 。
34 《资治通鉴》“上元二年七月”, 第7115页。
35 《资治通鉴》“上元二年十月” (《考异》) 。
36 《李太白全集》卷27《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
第1282—1288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37 《资治通鉴》“上元二年”称, “冬, 十月, 江淮都统崔圆署李藏用为楚州刺史” (第7116页) 。按当时“江淮都统”已废, 崔圆所任当为淮南节度使。据《唐会要》卷78《诸使中·都统》的记载, 任江淮都统者仅李峘一人。另据《通典》卷32《职官十四·州郡上》“都督”注:“上元末, 省都统”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第896页) , 《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亦云:“都统。乾元中置, 或总三道, 或总五道。至上元末省。”当皆指“江淮都统”被废之事。
38 《资治通鉴》“上元二年十月”, 第7116页。
39 《资治通鉴》“上元二年十月”, 第7116—7117页。
40 《资治通鉴》“上元元年十一月”, 第70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