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多元”历史过程逐渐被揭开，中国各民族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古代民族研究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中华民族共祖”的丰富内涵。通过重读有关古典文献材料、系统梳理新近考古发现、专题探讨语系与族系的关联、汲取中国民族史与西南区域文明史研究新成果等多学科、多视角研究与讨论，把中国西南古代历史归结为“氐羌、百越、百濮”“外来族群迁入结果”的叙事体系，已然无法立足。“三大族系说”是在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中，处于“无献无征、考古无证”情境下产生的学术假说，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当前不少历史叙述，面对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却不加甄别地沿用旧说，造成西南古代民族历史叙述上的混乱，必须将以修正。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摒弃“外来”思维，实现从“外来叙事”到“本土陈述”的回归。把材料还原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西南民族与区域历史和地方文化的关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历史进程。对“三大族系说”在内的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上习以为常的“外来说”叙事传统，包括各种“大迁徙”“大传播”“大叙事”等“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的反思与再出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基本逻辑的认识，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
关键词：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三大族系”；多学科讨论
作者简介：李东红，云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昆明，650091）；马丽娜，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讲师（云南昆明，650221）。
一、何为“三大族系说”？
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研究中，在追溯各民族历史渊源与文化起源时，往往把先秦至秦汉时期活动于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群体，归并为氐羌、百越与百濮三大族群系统。进一步的观点是：氐羌族群从西北方南下而来，百越族群由东南方沿海而至，百濮族群或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带，或由中南半岛北上进入。后来，氐羌发展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民族，百濮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这就是“三大族系说”。此论自20世纪30~40年代被提出以来，经学者们不断发挥，反复强调，成为中国古代西南民族历史的经典性叙述，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研究等不同领域成为“民族研究的常识”被普及和接受，影响所及超越了西南一隅，常出现于有关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大叙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三大族系”“进入”中国西南地区之前，这里已然有了2000多年的文明。于是如何来“圆说”考古发现与“三大族系”之间，即事实与理论之间的的矛盾，让学者们大费周章。“三大族系”说的本质，涉及到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群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而民族群体的来龙去脉，是“民族研究”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面对学界仍然把“三大族系”说视若毫无疑义的正统历史知识和典范叙事，我们认为是时候对“三大族系”说进行质疑、讨论和反思了。
二、“三大族系说”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由于“三大族系说”生产、加工和传播的过程尚未被系统研究过，多数情况下，人们是把它看成不证自明的、毫无疑义的历史知识和叙事框架来使用。因此，我们不仅找不到与此有关的专文、专著，甚至连“三大族系”这样的提法也极少见到。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溯，也通过对学术界前辈包括尤中教授、杨庭硕教授等资深学者的访谈中，笔者梳理出这样的一个逻辑：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范义田《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分析》一书提到：西南夷之族，实具有中国民族之三大系。三大系者：一为高原系，指分布于自秦陇高原，青康高原，以至云贵高原的“氐羌系”；二为盆地系，指分布于汉中、四川及湖湘间盆地的“百濮系”；三为海洋系，指分布于云南南部连于印度支那半岛及粤闽的“百越系”。范义田进一步说：“西南夷名类甚多，以今言之，贵州之苗，云南之夷，种类名称至为复杂。而要其本源，实不过羌、濮、越三系而已。”这就是范义田版本的“三大族系说”，也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学术界对“三大族系说”最早的文字表达。抗战时期，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的《民族学研究集刊》刊发了若干重要论文，其中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芮逸夫《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等，提到了中国西南民族的分类问题。
20世纪40年代，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编印“西南研究丛书”，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作为丛书之一被编印发行。徐氏认为，“大理文化来源，方面甚多，但其中最古之一支，乃由中国西北高原流入”。“大理古代文化，有一支是从西北而来，即是西北高原的羌族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向西康西藏及大理一带扩展”。方国瑜为此书作序时指出：“云南文化之发展，乃自旁注入，而非当地兴起。”在《古代云南之居民与发展》一文中，方先生认为，滇西北与川、康高原相连结地区，居住的是氐羌语族的人群；滇西南与中印半岛相连地区，居住着掸泰语族的人群；与缅甸相连的滇西地区，居住着缅语、孟高棉语族的人群；云南东部与广西、贵州相连的地区，居住着壮傣语族、苗瑶语族的人群。方国瑜用“氐羌语族、壮泰语族、苗瑶语族与蒙克语族（孟高棉语族）”四大语族概念来表达以云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古代族群的分类，把“族系”与“语系”关联起来讨论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民族。
联系到文本背后的时代语境，我们注意到，上述有关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族系归属的讨论，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共祖”研究下的理论延伸，是学术界“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的重要内涵，是“民国学术”的热门话题之一。从时代背景上说，“三大族系说”，植根于20世纪前期学术界流行的中国民族起源学说。类似的情况曾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北方民族研究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大族系说”不仅被学术界沿用，而且不断被强调、强化。20世纪50年代徐嘉瑞修订《大理古代文化史》时，继续使用“三大族系”概念。同样的概念和叙事框架在方国瑜完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云南民族史讲义》《彝族史稿》《云南史料丛刊》《方国瑜文集》等系列著作中都可以见到。值得注意的是，方国瑜认为，中国西南古代民族不止“三系”，而应该包括氐羌、百越、百濮、孟高棉“四系”，与芮逸夫的观点相近。
1977年，马曜主编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序言中说：四千多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夏部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商王朝继之而起，号令多方。这时我国西南辽阔的土地上，活动着羌、濮、越三个大族群。自殷周以来，这三个族群各自分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氏族、胞族和部落，并且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一书影响广泛，“三大族系”的经典叙述因此得以被广为传播，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成为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群体分类“约定俗成”的表述。1990年，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出版，书中用“羌人南徙”“越人西迁”“孟高棉人北移”来说明“西南夷”的来历。尤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都主张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分为“氐羌族系统的民族”“百越系统的民族”与“百濮系统（孟高棉）的民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大族系说”及其背后的学术逻辑几乎成为一种历史知识或民族常识。大凡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特别是云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书写的论著鲜有不从此说者，大有“离开此论，如何言说”之势。
三、不同语境下的“三大族系说”
（一）史籍中的人群与被理解的“三大族系”
有的观点认为，有关中国西南古代人群总体面貌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周书·牧誓》，其文曰：“王曰：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因为孔颖达《正义》有“此八国皆西南夷也”之说，但其中的“羌”“濮”等常常被过度解读为“三大族系说”最早的文字依据。事实上，《尚书·牧誓》有关古代西南人群的文字记载，既简约又多推测之词，并不能确指。周予同就认为，这段文字中的“族群”跟西南古代民族没有关联。
《华阳国志·南中志》也有关于“南中”人群概况的记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什数。”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的“夷”指的是氐羌，“越”指百越。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材料中的时间与空间指的是东汉时期的西南夷。
比较完整、可靠的记载来自《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汉代有关中国西南地区族群最为详细的“官方”记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同一区域内有如此之多的不同名称的人群出现，意味着西南夷地区确实处于“君长以什数”“各据山川，不相役属”，政治组织比较分散的部族社会。
这段文字从生计形态出发，把“巴蜀以西以南”的西南夷民族群体分为“魋结、耕田、有邑聚”“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和“或土著、或移徙”三大类型。从地域出发，把西南夷划分为夜郎、滇、巂-昆明、邛-筰四大区域。从规模出发，分出了七个“最大”的族群。我们把它概括为“三大生计、四大地域、七大族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里没有提及羌、越、濮，只是在叙述“冉駹以东北”人群时，才说“皆氐类也。”《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分类标准不是按照语言，也不是按照文化，而是以“生计方式+地域分布+族群规模”的模式来划分。《史记·西南夷列传》被认为是经典的历史民族志材料，对这一重要资料的重新释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如果“三大族系”存在的话，它从何而来？从文献的角度看，支持“三大族系说”之“氐羌南迁”的证据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其文曰：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战国之际有“氐羌南下”，并止于四川西部与南部，界线是清晰的。西南是否为“百越分布之地”？明确的文献记载，一是来自《华阳国志》之《南中志》与《蜀志》“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的叙述；二是《史记·大宛列传》有“滇越”之称。“夷越之地”为概称，而“滇越”之“越”是否同属于“百越”之“越”，除了用字相同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二者之间有关联。我们找不到明确的史料说“百越”分布区包括云南或者“百越入滇”之类的史实。《史记·西南夷列传》说：
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如果楚国属“百越”之列，那么楚国将军庄蹻的故事就算是最早的“百越”入滇的文献记载了。诚如王明珂所言，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庄蹻王滇”只不过是中国古代像“秦人驱戎”“箕子教化东夷”“太白教化荆蛮”一类诸多“化夷传说”之“英雄徙边记”叙事的西南夷版本而已。
至于说百濮的文献记载，更是臆测成分居多，譬如《逸周书·王会解》卷七引《商书·伊尹朝献》说：
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贯胸（穿胸）、雕题（纹面）、离身（纹身）、漆齿（黑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江历、龙角、神龟为献。”
其中的“贯胸、雕题、离身、漆齿”等等，被研究者钩连到云南或者西南的古代族群。
总之，历史文献对“三大族系”进入西南地区的记载，只有汉代出现的两条确切的信息，一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秦献公时“氐羌南下”（前384~前362年秦献公在位）；二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庄蹻入滇”（前280年左右，楚顷襄王时），二者均在战国晚期。此前有关“三大族系”进入西南地区的资料既简单且多臆测，不具备史料价值和科学意义。
（二）考古学对“三大族系说”的背书
由于长江、澜沧江、怒江几条大河由西北向东南穿越云南地区，形成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主要的交通路线，学术界普遍认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就已经开始沿着这些路线迁徙并从事贸易活动了。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发展晚于北方地区。这些迟来的新石器文化经常被看作是携带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业人口向南迁徙的结果。在公元前3000~4000年，似乎有几波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迁徙浪潮，并最终在公元前3000年扩散到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之间相似的物质文化支持这一假说。这是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中国西南地区远古文化的讨论。
有关云贵地区史前考古的研究中，普遍出现了为“三大族系”理论背书的取向。最典型的观点之一称：
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存在两个不同体系，西北部份包括洱海和三江流域，以尖柄石斧和带划纹、点线纹、叶脉纹器底的夹砂陶为特征，更多的可以看出与黄河中上游、川藏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联系，这正是历史上氏羌系统民族的分布区。而滇东湖泊区及红河、珠江水系，则分布着以有肩有段磨光石器、夹砂绳纹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可以看出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共同特征，这是我国南方百越系统氏族的分布区。
相类似的观点还有：
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氐羌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氐羌文化和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中氐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滇池地区、滇东北、滇东南及西双版纳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主要是百越族系的先民。同时,在新石器时代,滇池、滇东北地区也有氐羌先民居住；澜沧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是百濮先民。
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考古发现与“三大族系”相联系的研究范式，多数情况下被理解为“三大族系说”在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得到印证。于是在后来的学术讨论中，但凡涉及云南史前文化的论著，多引证上述观点来支持“三大族系”。
孙华在评价新中国建立以来，60年里云贵高原考古发现与研究时说：
尽管辨认出了多种不同文化面貌的遗存，但没有确认这些文化的先后时间关系，没有建立和完善每一个历史自然地理单元的分期编年，急于提出不同的文化和文化类型，使云贵高原的史前文化谱系长期没有能够建立。
由于考古学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即在没有确认不同文化遗存的先后时间关系，没有建立和完善每一个历史自然地理单元的分期编年的前提下，急于对这一地区文化的类型探讨和历史系联，把考古发现与“三大族系说”进行随意的钩连，以至于造成混乱和误导。实际上无法给予“三大族系说”太多的支持。
那么，氐羌南下至云贵高原的考古学证据有没有？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回答：有的。北方游牧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南下的轨迹。这种文化遗迹之前被称为“石棺葬”，近来被称为“石构墓葬”，它在川、滇、黔地区分别呈现为石板墓、大石墓、石棺墓等不同类型，其中代表性的出土器物有陶双耳罐、单耳罐等。有观点认为，从文化关系上来说，岷江上游地区与甘青地区存在较深的文化关系，而滇西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岷江上游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岷江周边的青衣江、雅砻江及滇西北高原地区的石构墓葬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关键的问题是，这种被认为是“南下的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汪宁生认为：
云南青铜文化遗存中，至少应把以使用石棺为主并实行二次葬俗，随葬青铜器外又以宽耳陶罐为典型器物的一些遗址单独划分出来……，它们在云南的分布有一定的地理范围，即主要分布地滇西北和滇西地区。它们与川西北地区古文化和民族有密切关系。它们的主人原非土著居民，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就已进入云南，到了青铜时代便与当地土著属发生种族的融合或文化的相互渗透，这就是这类墓葬中发现云南青铜器的原因。这一遗存是否可代表自西北南迁云南的部落所遗？它们是否为云南青铜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中介人？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支“石棺葬”文化，自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一直分布在川西北至滇西北、滇西一带，它们有可能来自北方草原文化。这一支文化，相对于本土的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来说，是一支外来的、分布空间有限的，发展水平较低，而且最终完全融入云南青铜文化之中的文化。因此，云南的史前文化并非来自所谓的“氐羌考古学文化”。
张增祺认为，云南青铜时代初期，有部分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到达滇西北地区，但人数很少，分布范围也极其有限。在外来文化“南下”之前，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已经存在了2 000年之久。因此，以云南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的，并非来自“氐羌考古学文化”。
2009年，在滇西地区的剑川县，发现“象鼻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此遗址位于甸南镇印合村合江自然村北山，为洞穴和台地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距今10 000年前的动物化石、打制石器、石锤、石锛等。在洞穴之外的台地上，发现旧石器时代遗物。有关遗址孢粉组合和古环境研究表明，当时人们的食物可能仍以采摘为主，农业尚未发展起来。象鼻洞旧石器为当时的堰塞湖，古人生产生活在湖边，随着桃源河、海尾河交汇并与黑惠江汇合。堰塞湖消失后，象鼻洞旧石器时代的古人们亦随之迁移，开始重新寻找他们的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开创新的文化。
象鼻洞旧石器遗址是继景洪橄榄坝、沧源农克硝洞、兰坪玉水坪旧石器遗址之后，在澜沧江流域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它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滇西北地区已经有古人类活动，它是以澜沧江为代表的大江大河沿线文化的一部分；其次，这里的旧石器文化，具有直接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证据，说明遗址周边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文化遗迹，如剑川海门口、沙溪鳌凤山等很可能与之相关。如果把象鼻洞旧石器遗址与云贵高原其他地区旧石器文化相比对，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云贵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时空框架，建立起与“三大族系说”为代表的“外来说”完全不同的区域远古文化发展体系。
百越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多样性非常明显。从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到海南岛的考古文化遗存，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突出的地域性，各自包含的历史时段长短、年代上下限都不一样，它们并非属于同一序列的古代文化，说明它们并非属于远古某一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遗存，更不是一个“越族”。有一种观点认为，百越族群从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其活动的足迹。有肩有段石器、几何印纹陶文化成为百越文化的典型代表。因为在云南滇池地区、滇东北地区、滇东南地区和滇南-西双版纳地区发现了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所以这些地区就是百越族群居住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地去想象和联想。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云南有百越文化，那么是什么样的百越文化？是江浙一带的句吴、于越，还是闽台一带的东瓯、闽越，还是两广地区的扬越、西瓯、骆越文化？根据彭长林的研究，云贵高原的史前文化，包括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直至青铜时代都对岭南地区（西瓯、骆越）有明显的影响。意味着云南史前文化与“百越”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云南影响“百越”而不是相反。
这里引出了一个题外之话：将“居住杆栏式住屋、纹身、使用铜鼓、龙舟竞渡、跣足、种植水稻”等定义为“百越文化特征”是否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因为云贵高原上的史前文化，多数具备这样的特征，而“百越地区”却有很多不符合此标准的文化遗存。考古发现与民族研究成果表明：民族学界、史学界“百越文化特征”提法本身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进一步说，以“百越文化特征”为解释基础的“滇文化”是否为越人所创造的相关讨论，似乎失去了意义。
因此，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角度，虽然不断有云贵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周边文化相关联的观点出现，但却没有明确的、可信的考古学证据成果来支撑“三大族系说”。在西南民族研究中，对不断出现的“三大族系考古学想象”，把各种考古遗存大串连，从A遗址到B墓葬再到C遗址简单地联系起来，勾勒出“氐羌南下”“百越西进”“百濮北上”之类的“传播路线”，各种“补史之阙”的“新观点”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按考古学的理解，以器物组合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多反映的是该地区人民采取了相同或者相似的生业模式，而不是“族群的考古学文化”。
（三）从“语系”到“族系”的扩大化
20世纪30~40年代，马长寿以语言为基础，将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群体划分为苗瑶族系、掸泰族系、藏缅族系“三系”。芮逸夫首次把西南民族语系划分为藏缅、泰掸、苗瑶、孟克“四大语系”。方国瑜认为，云南民族自古以来的族属虽然复杂，但不外羌、壮、苗、蒙四个来源。部分语言学研究者认为，藏缅语族、壮侗语族与孟高棉语族是古代云南境内最早的语言族属。藏缅语族源于古代的氐羌语，壮侗语族源于古代的百越（粤）语，孟高棉语族源于古代的濮语。近现代云南各民族的语言系属，追根溯源与氐羌、百越、百濮有关。在西南民族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存在把现代语言研究中的“语系”与古代民族研究中的“族系”相混同或等同的取向。蒙默因此说，语言的谱系分类法，是民族史家划分族系时常用的根据。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近代西南民族研究中，仍然把各民族归入“三大族系”的原因。
事实上，语言分类和生物分类一样，类似亲缘分支分类法，也就是祖语与后代语言的关系。同一语系应该有共同的起源，同语系内各语族就是在演化过程中分化时间的早晚而已。因此，蒙森的《罗马史》用语言发展来研究历史与民族迁移演化。如果按照“谱系树”来分析，氐羌、百越与百濮同属于汉藏语系，应该来自于共同的先民群体，有语言上的“共祖”。
20世纪上半叶以来，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语言学研究为“中华民族”建立了语言学构架。以羌语为例，它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之下，羌语支语言的一部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语，如此一层层由大而小的语言涵括结构，与民族学者所称的中华民族—西南民族—氐羌系民族—羌族，此一层层由广而狭的民族结构相互呼应。如果不是误读的话，王明珂反复引述“自闻宥以来的羌语研究”以及有关语系、语族、语支“谱系树”是想告诉我们：想藉由语言的研究来讨论古代的“民族”或“族群”是不可能的。芮逸夫说：
语言的分布，必须以它们历史上的关系为依据。我们不能在发现某几种语言在语音上、语法上，或词汇中有若干相同或相似之点，即认为它们为同系。必须要考订那些相同或相似之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假借的，乃是由古代的一种共同亲语遗存而来。那种古代的亲语因时代的推进而分成各种方言，更因继续演变而成为不同的语言。但是这些语言和方言的变化，有时很不容易研究出来。它们相互的差异愈远，那它们相互间的关系愈难探索，除非是它们的语言有古代的文献留存到现在。所以对于没有记载或者只能找到现代材料的语言，要研究它们历史上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西南民族的各种语言，除藏人、罗罗、麽些、摆夷各有一些特殊文化的经典外，概多没有文字记载，我们所能找到的一些材料又多是片断的。所以我们要谈他们的语系问题，有些语言学和语言学者很不以为然。
语言应该是多起源的，而不是一元的。语言的演化过程也是最为复杂的，以单一的语言学证据来“研究历史”，显然很难具有说服力。就语言研究来说，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基于印欧语言材料和事实所建构的“谱系树”框架，因不符合中国民族语言的事实，学者们对以此范式来分类与解释中国各民族语言，存在不少疑问。进一步说，将语言学领域的概念放大成为研究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主要依据，以此来讨论、定性西南民族的“族系”，甚至以此为基础来讨论中国古代民族的族源、分类，实际上是有违科学精神的。因为，一个族群的语言、体质与文化特质是变动的、有内部差异的或被主观理解的。我们难以由客观的语言、体质与文化来描述或界定这个族群。王明珂的研究表明，现代羌语（乡谈话）包含许多沟通困难的方言土语，而同一土语群中的人们，彼此也不一定能用“乡谈话”沟通。“隔座大山的邻近两条沟，沟中民众所说的乡谈话不同；有时在同一沟中，阴山面与阳山面的人，上寨与下寨居民间，所说的也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三里不同腔，五里不同俗”。事实上，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彝族语言的研究案例中，情况更加复杂和有趣。以共同体质、语言、经济产业、宗教信仰与文化来界定、追溯某一“民族”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原来的民族（或族群）不是以客观的文化、语言与体质特征来界定的。譬如前面引述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将“西南夷”划分为“三种生计方式、四大区域、七大族群”就是例证。王明珂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族群或民族是主观的人群认同范畴，难以用客观的语言、体质或文化因素来界定。不能把“语系”放大成为“族系”。
四、新的“知识发现”与“三大族系说”叙事体系的冲突
在科学研究中，对材料、数据的深入研究与分析，从而获得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过程，被称为知识发现。简单地说，对信息的挖掘与识别，对知识的重新组织，对材料意义的深入思考，将找到蕴藏的知识金块，对已有的常识提出挑战，推动知识创新与学术进步。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自20世纪30~40年代以来，经过80多年的发现与讨论，在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方面，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突破、发现与研究成果，不再支持“三大族系说”。
（一）中华文明起源“本土说”与“多元论”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黄河中心说”不断受到挑战，中华文明起源“不是一只蜡烛，是满天星斗”逐渐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严文明“重瓣花朵”同心圆结构体系、费孝通“多元一体说”都认为：南方和北方不同，黄河流域与辽河流域有异，山东与河南各殊，陇东与陇西有别。土著起源和有自己特色的各地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共同来源，却又有着不同的发展脉络。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曙光时期，即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到了此阶段的后期，各地普遍出现了一个“龙山形成期”，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
除非是学术史追溯的需求，如今不会再有人刻意去讨论“中华文明外来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唯一起源地”这样的观点。在历史学界，有关中国民族的起源，多数学者回归到“诸夏-四夷”对举，“五方之民共居天下”的“先秦民族观”上，以此阐发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各民族的起源问题。而把““诸夏”“诸夷””与中国新石器文明相结合，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研究为切入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与中国各民族起源的学术方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于是乎大历史、大体系的叙述，譬如20世纪30~40年代流行的中华民族来自于高山系、盆地系、海洋系“三大系”的观点，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前流行的中华文明由黄河流域向四周辐射、传播的“黄河中心说”“北方中心论”“中原中心主义”观点，逐渐都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修正。这就是说，中国文明不是单一的，起源也不限于一地一隅。破除中华文化起源的一元论、一个中心说在古代民族“族系研究”上，不能再狭义地理解“中华民族共祖”的丰富内涵。
从20世纪30~40年代“三大族系说”固有的叙事情结中走出来，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厘清地区文化发展脉络，重建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序列，从外来叙事回归区域历史，重新讨论、书写西南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逻辑，已然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事件。
（二）史学研究对“三大族系说”的突破
事实上，20世纪50~60年代，史学界就有学者对“三大族系说”提出质疑。而在最初对氐羌、百越、百濮的源流进行解释时，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版本”。譬如，蒙默认为汉代西南民族之族系，除越、濮、氐羌三系外，还应当有一个“夷”系，“夷”是土著而非由北方迁来，他认为“夷系”是彝语支各民族最重要的直接先民。这个说法意味着蒙默并不认为氐羌南迁至云南。石硕认为，在《华阳国志》成书以前（东汉以后成书并主要记载东汉情况），南中一带的人群就族系而言，主要分为“夷”“越”两个系统。这里没有“氐羌”。马长寿认为，氐羌起源于西方，从上古到春秋初期曾不断迁入中原地区，而氐羌南迁的文献记载仅有秦献公时期的那一次。因此，氐羌南迁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秦汉以来西南古代各族群大多与氐羌无关。
百越又称诸越，是古代中原人对长江以南地区诸多族群的泛称。就百越而言，其称谓出现于战国秦汉之际。“百越族系”研究方面，先后召开了16次“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议”，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积累的学术成果十分丰硕。总体上说，有关百越的研究，分歧大，观点多。综合而言，承认百越的整体性的同时，更多的是强调其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考古资料、风俗习惯、百越一词的来源等不同层面来看，百越并非同源。吕思勉说，“自江以南则曰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在如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着众多古代族群，由江浙沿海经福建至两广，比较明确的有“吴越”“闽越”“南越”“骆越”等等。众多族群称谓的出现，说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松散，处于“互不役属”的状态，没有出现强大的政治组织。在以往的讨论中，学术界对于把江南地区泛称为“越”，以及西南地区亦属百越分布空间这两大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
有观点认为，百濮是西周末年由江汉南迁的濮人，后融于百越，它与孟高棉不是“一家人”。西南地区的古代族系，除氐羌、百越和百濮之外，还有被称为“苞满”和“闽濮”的孟高棉系。这是”三大族系说”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四大族系”观点。
20世纪90年代，马曜虽仍以“南下的藏缅语族”“北上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为题讨论云南民族历史，但却认为在云南现有的20多个民族中，至少有16个民族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分布在云南境内，他们是云南最早的土著居民。马曜观点的部分修订，显示他注意到了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新成果。
何耀华主编的《云南通史》说，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云南就分布着文化各异的众多部落、部族，他们都是“元谋人”的后裔，云南土著文明的开创者。在距今5 000~3 000年间，他们与黄河中、下游华夏族的交往就达到密不可分的境地。他们与向西南延伸的华夏人、西北的氐羌人、东南的濮、越人交融，在云南形成具有血缘和文化特征的羌、髳、濮、越等不同族群。这里注意到云南远古本土文化的丰富性，提到羌、髳、濮、越等“不同族群”而不是“三大族系”，这是值得肯定的。
2010年，尤中教授在《从滇国到南诏》一文中，对云南古代人群的分类，直接使用史籍中的人群名称，譬如，“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后,人们已经组成了一些近亲和亚近亲的民族群体，在当今云南境内即出现了僰族和昆明族”。尤中教授对汉、晋、南北朝、隋、唐历代云南的民族群体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完全使用史籍中的人群称谓，以“滇国与滇人”“汉晋西南夷”“南北朝至隋的白蛮与乌蛮”“唐朝前期滇池、洱海两大区域的两爨与六诏”“南诏的民族群体”等等，没有提及“氐羌、百越、百濮”这样的概念。
在彝族、纳西族、白族族源研究中，不少学者对“氐羌族源说”提出质疑。譬如，朱文旭认为，彝族不是外来民族,也不是北来、西来、东来的民族，北方氐羌南下形成彝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陈东从“火葬-氐羌说”入手，对彝族、纳西族“氐羌族源”观点提出质疑。方铁认为，彝族、白族中包含有百濮的成分，这与氐羌说是矛盾的。事实上，1957年出版的《白族的起源与形成论文集》集合了白族族源的各种观点，“氐羌说”只是四种观点之一。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已经不再支持白族来自氐羌的观点。李东红认为，白族不是氐羌之后，其先民是自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云南的土著。王明珂认为，“羌人一波波地东迁而融入华夏与汉族之中，往西南迁的则发展成为当今之羌族与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观点，缺乏证据与诠释，都无法证明一个广大绵延的氐羌族系之存在。
与“氏羌南下”观点不同的是，任乃强、刘尧汉都提出了“氐羌北上”的观点。任先生认为，氐羌起源于印支半岛，不断向北迁移至云南高原西部，并沿横断山脉北上，进入康青藏大高原,形成氐羌族系的民族。此后再四向发展，形成中国西北及西南各民族。刘尧汉在《中华文明源头新探》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元谋人及其后裔由云贵高原北上，在长江上游形成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这个观点并非一无是处，但它就像是潮流中的逆行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
（三）考古新发现不支持“三大族系说”
前已述及，云贵高原的考古研究一直存在为“三大族系”背书的取向。有的学者把甘青、河湟地区发现的史前文化，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称为“典型氐羌文化遗存”，将考古发现的遗址“一路向南”，描绘出“氐羌文化”的南下路线。问题是：什么是“氐羌族系的考古学文化”？凭什么确定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所谓的“氐羌文化”有关？同样的追问是：什么是“百越族系的考古学文化”？凭什么确定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与“百越文化”有关联？而“百濮文化”在考古学意义上更是无从谈起。
由于本土序列、本土观点没有作为方法论受到足够的重视，新中国建立以来云贵高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没有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考古学文化分期与编年，而是以“三大族系说”为框架，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讨论云贵地区史前文化与周边的历史系联，实际上是在“没有搞清楚我是谁”的前提下，就讨论“我与其他的关系”，让考古发现为“三大族系说”背书，以至于造成混乱和误导。
“三大族系说”是在“文献无征”与“考古无证”的西南史前文明探索、发现与研究起步阶段，为了解决西南文明“从何而来”而提出的假说。随着考古文化不断被发现，历史研究日益深入，云贵高原史前文化本土起源与发展的观点受到重视。前已述及：2009年，在滇西地区的剑川县发现距今10 000年前“象鼻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当时农业尚未发展起来，人们的食物可能仍以采摘为主。研究者认为，象鼻洞旧石器文化具有直接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证据。
2003~2004年的洱海银梭岛遗址发掘，发现了云南迄今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8年的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揭示了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开端。这两次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建立起了从公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纪元前后的云贵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其文化意义在于：第一，公元前3000年，洱海区域已经有发达的从事稻作生产的、定居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当时的聚落已经有一定规模，相近的地理单元之中，往往有若干聚落出现。第二，云贵高原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的夏代中期。第三，从器物形态、地层关系等方面，证明云南青铜文化是从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不是从外部传入。
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多，数量大，工艺先进，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个性和地域文化特征，与内地文化习惯完全不同，与所谓的氐羌文化具有结构性的差异，与“百越文化”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它再一次确认了“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是土著起源、具有自己特色和发展脉络的当地史前文化序列”的观点。
在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的青铜文化发展程度最高，影响最大，年代较早，因此在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板墓、川西南地区的大石墓、巴蜀船棺葬等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中，也不断发现云南青铜器或类似的器物，说明云南青铜文化有向北扩展的证据，对川西北、川西南青铜文化有明显影响。在东南方向上，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是云南影响“百越”，而不是“百越”影响云南。两广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很容易找到云南青铜文化元素。
以上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在距今10000年左右，云南已经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5000年左右，新石器文化已经十分发达，进入繁盛时期。在距今4000~3 500年左右的夏代中期，剑川海门口遗址开启了云贵高原青铜文明的大门。文献记载中的“三大族系”进入西南地区之前，这里的文化脉络已经清楚。在以云南为中心的云贵高原地区，已然有了2000多年的文明。以稻作文化为主体的新石器文化十分发达，以“锄耕农业”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地方性突出、民族色彩浓郁。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文化过渡、承传关系清楚，同时显示出与周边文化巨大差异性。当然，没有一种文化是孤立发展的，云贵高原的史前文化与其它远古文化关系密切，但这种关系只是交流的关系，不是整个文化的传播和移植。
由此，以简单进化论与传播论为引导，以一元论为理论根基的“三大族系说”，在面对西南地区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时，完全失去了解释力。“三大族系”叙事体系还有理由坚守吗？
五、讨论与结论：走出“三大族系”叙事框架，回归西南本土陈述
尽管从《尚书》等先秦文献之中可以找到西南古代族群活动的点滴线索，但系统的、有价值的文献记载大多出现在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之后。在此之前，“巴蜀以西以南”的“西南夷”属于无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因此，从历史主义的视角看，探索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群体的起源与发展，可分为“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两个阶段。
史前时期怎么办？回归本土文化发展谱系，即主要依靠考古发现与研究重建云贵高原及川西高原地区的史前史。区域考古的首要目标，直白地说，不是为了把考古学文化归入什么体系之中，而是要搞清楚这一历史自然地理单元内的文化遗存自身的内涵以及不同遗存之间的关系，探讨彼此间谁在前谁在后，搞清楚前后联系和发展序列。因此，应该以发现考古学上的缺环，解决学术问题为导向，在云贵高原及川西地区有针对性地开展史前史的考古挖掘与研究工作，廓清当地史前文化脉络与文化谱系，建立当地考古学文化编年。
历史时期怎么办？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古代民族群体的划分，应该用中国历史本身的材料，符合中国历史逻辑的方法。古代的民族群体一直处在变迁之中，文献中的人群称谓也常常发生变化并表现出时代特色。因此，要特别留意文献所反映的时间与空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理应回归到史籍本身的人群称谓，直接使用史籍中的人群名称，如“夜郎”“滇”等等，避免使用容易产生误读的“系”“族群”“民族”等概念。如果一定要“人以群分”，进行分类的话，可以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材料讨论西汉时期，把“西南夷”分为夜郎、滇、昆明、邛筰“四大群体”。这是基于西汉“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建立起来的行政空间体系之中，以“生计方式+地域分布+族群规模”为标准，对“不相役属”状态下的人群分类范式。而《华阳国志·南中志》“其地有上、下方夷”的描述，把当时的人群分为“山居”与“平坝居”，更符合东汉时期南中的特点。
总之：中国西南古代民族属于“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系”的叙事体系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宣称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有共同起源，并不断为之寻找证据的知识生产过程的产物。整个“说法”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撑和多学科视角，解释框架自相矛盾，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应该放弃和改变。
对“三大族系说”知识生产过程的解构，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学者们为便于表达而创造的概念、假说、理论、解释框架等等，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内才有意义，并不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上习以为常的“大迁徙”“大叙事”等进行反思与讨论，重新认识“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对学术进步将有革命性的意义。对知识的审验、结论的检讨、典型表达的质疑，是学者和学术的本分，反思与再出发是学术创新的源泉。
（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