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涌，男，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济南 250100
原发信息：《齐鲁学刊》第20192期
内容提要：生态正义关注的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和环境以及我们生活的基础。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生态观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谓正义的“不正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映的是资本的自由，而非劳动者的自由，呈现的是“自由市场”的不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所造成的责任灾难使穷人为全球气候遭到的破坏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和成本。因此，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是当下中国的生态正义的核心，我们只能从整体的视角出发，从“命运共同体”的境域出发，实现生态正义，构建正义生态的世界秩序，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和谐的正义的统一的美好社会。
Ecological justice emphasizes on the precondition of our existence,environment and the foundation of our life.Presently,the dominant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ctually reflects the injustice nature within the alleged justice of capitalism mode of production.What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indicates is the free movement of capital but not the freedom of laborer,and this exactly shows the free market is not free.The production mode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capitalism have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he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which forces the poor to pay the heaviest price.Currently,the core of ecological justice in China is to buil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Chinese-featured Scientific Socialism.In the consideration of a common destiny,only when we make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ecological justice and build ecological justice world order from the overall angle,would the unified,justic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be established in the future.
关键词：正义/生产方式/生态成本 ecological justice/production mode/ecological cost
我们知道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缺少生态正义思想论述，抑或说在罗尔斯看来，自然并非是人创造的，顺应自然是人的本意。生态正义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当前学术界正义思想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对社会分配正义的限制。由于学术界讨论的多是社会分配正义，继而把正义作为社会的首要美德，然而这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角度去诠释的，分配社会财富是一种输赢逻辑，而非善恶逻辑。也就是说人人都期盼从社会财富分配中尽可能地多取，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把获取更多的财富视为是正义的，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社会分配正义没有关注财富积累的成本前提——生态环境，严酷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危机事实使我们无法更进一步地获取社会财富。生态正义关注的是我们生存的前提和环境以及我们生活的基础。因为关于生态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需要人们去反思：一是在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哪些可视为生态问题；二是导致这些现象被视为生态问题的价值观念或道德准则是什么？因此，笔者认为生态正义不能被视为是生态伦理学，生态正义是一种利益选择的存在状态的价值判断，生态伦理学是人类基于自身需要对自然的一种价值判断。
生态正义问题的探讨并非是杞人忧天，而是客观现实的批判。正义问题的核心一般着重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依归，公共利益的正义分配则以人类社会全体的共同利益为基准，正义的社会分配必须坚持人类的平等价值观于其中，进而正义的分配将个体呈现于利益分配之中。生态正义正是生态危机的反思研究，是基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的政治现象，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相对应的经济危机的另类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恶果，生态危机是世界性问题，而非世界性的难题。
生态正义的根本问题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而其价值观的体现正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看来，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所以，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是为了自己而生存，而不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生存。这样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的价值观在其政治制度的体现上就是一种权利政治思想。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格，保证主体自我存在和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的天性使然，自由和平等是人的理念。然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负面效益也同时呈现了出来，而正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自我为中心的负面让人们认识到了生态正义的可能性和高扬性。“个体自由并不意味着完全自由的自主，而只是不依附于人，可是人却前所未有地顺从于法律，成为法律的奴隶。从根本上平等的社会原子并没有形成人格，而是成了普遍概念的一个个孤立的样板。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对个体性造成了严重伤害。即这种原子化的平等是个体主义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必要阶段。每个‘自我’都自成一体了，个体主义自身就已经是一种形式。”[1]
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的，因为生态危机的产生正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结果。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离开了社会，任何人都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没有了世界。所以，只有让他人生存，自己才能得以生存；让别人生活得好，自我才能生活得好。希望社会当中每个人都生活得好，这是人类的理想和应然状态。但是至少不妨碍他人的生存和生活，不侵犯他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既定的游戏规则，遵守社会生活当中的约定俗成，这是一个人生存的起码要求。生态正义问题的提出让人们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面对自然界的生态问题，西方社会思想家提出了所谓的“诺亚方舟”①拯救方案。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生活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中的人还是少数人。“诺亚方舟”方案能够拯救所有的人吗？如果说让发展中国家的贫穷的人也能够进入“诺亚方舟”，那么，这时候的“诺亚方舟”应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才是合乎正义的呢？这也是“诺亚方舟”拯救方案的核心问题。
为此，“诺亚方舟”拯救方案可能有三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把所有人都接纳到“诺亚方舟”中，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诺亚方舟”空间有限，所有人都进入“诺亚方舟”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人多空间少，正义问题不可能解决。这就存在“彻底的正义却换来了彻底的灾难”。第二，“诺亚方舟”解救部分人。这种方法能够解决正义问题吗？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其一是有限空间的“诺亚方舟”一旦满载就失去了安全保障；其二是谁决定选择究竟让哪些人上船，是让最好的人上船，还是让最需要的人上船？这种方法的结果是“部分的正义却伴随着歧视”。第三，发达国家的“诺亚方舟”上的人安之若素，让“诺亚方舟”保留一点空间，也让上面的人有一份安全感。这种做法虽然会让人感到憎恶，但是这应该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正义观，“彻底的冷漠就是彻底的正义”。我们现今的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就是如此践行“正义”的理念的。
“诺亚方舟”拯救方案提出了一个今天世界非常残酷的现实，那就是自然界的破坏已经危机到了人类的生存问题了。然而，“诺亚方舟”拯救方案所提出的所谓三种解决方法却是让人看到了更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人性的险恶。因为“诺亚方舟”的解决方法实际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诺亚方舟”的正义原则依然是“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正义原则，是一种“西方正义帝国主义”的观点。因为“诺亚方舟”所提出的“上帝”的正义原则实质上也就是西方国家环境问题上的代内正义立场，它所表达的话语就是：发展中国家要为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要努力地消除贫困，减少污染，降低人口出生率……当然还包括不要给发达国家找麻烦。“所有的生命都存在价值，但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存在相同的价值。”[2](207)
“诺亚方舟”这艘根据上帝建造的大船，所呈现的观点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论述，因为今天的生态危机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污染、人口危机等等也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主义、战争，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输入所造成的恶果，他们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利润、剥削资源，而给发展中国家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享受”殖民主义和战争获得的“战利品”，宣讲他们所谓的“文明”生活和价值观，霸占世界话语权，对第三世界国家颐指气使。尽管偶尔会谈到所谓发达国家的一些责任，也会想当然地意识到发展中国家无力解决贫困和污染，甚至也会“雷声大雨点小”地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但是这一切都往往不是出自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的目的和为自己付出的成本买单，并且还常常地、冠冕堂皇的打着所谓人道主义的旗号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甚至在这过程中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干涉他国的内政，更有甚者不惜诉诸战争。发展中国家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无论从总数上看还是从人均占有量上看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五分之四以上的自然资源是第一世界消耗的，尽管第一世界只拥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而这些资源中有四分之三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由此带来的生态上的代价要么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要么就强加给第三世界单独承担。”[3](P374)面对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为他们所制造的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并且必须为自己对后发展国家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和侵害做出补偿，这才是生态正义的实质体现，也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犯下的罪行赎罪。
苏格拉底指出：“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而把只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4](P172)我们生活的自然状态环境是美好的存在，山清水秀、蓝天碧云、空气清新，然而，如果将自然运用于人的行为时，以自然之力是不能做出合理的区分的，因为人类的行为是人的本性的结果。在人的行为中，我们希望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要理解人类想要什么的状态，我们想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什么！生态正义是人们基于自身生存的环境，依据主体自身感受而做出的利益选择的价值判断。生态正义主要考察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途径，生态正义问题涉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的克服问题、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问题，最为关键的是生态正义问题的探究着手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建构社会和谐的现实性追求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正义也可称之为环境正义，生态正义主要关注的就是人们生活的环境当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公平正义地分配现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且共同负担生态的成本，或曰生态责任，诸如：低碳出行、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等等。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人多资源少，人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这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和世界的客观情况，人的欲望的难以满足在于人的本性先天是自私的，所以，人如何既满足人们的主体需要，又保护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正是生态正义的基本内容所指。正义说到底是缘于人们的利益需求。
生态正义思想不是为了表达一种社会生态的乌托邦理想，而是一种正义成本的诠释，这种正义成本的体现就是经济拖累和过多的健康成本的负担。生态正义的基本蕴含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然而，如果是“前人祸害”，就是生态危机问题，因为“后人遭殃”！人类必须接受的事实是自然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主体，不存在独立于人类影响之外的所谓“自然”，所以人类中心主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核心问题，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焦点，人的生存和生活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出发点，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行为是世界的常态，永久地扰乱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的行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我们生态正义需要根本解决的原则。生态正义既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人类社会的生存需要。“分配正义的诸理论，所关心的主要是那些在利益与负担存在稀缺与过重时应如何进行分配的方式问题。”[5](P1)生态正义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分配正义理论表现，“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公平地分配自然资源或分摊生态责任。”[6]生态正义实质上是人对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反思和构想，呈现的核心是人要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立法和人与人的关系立法。
人类目前的生存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这危险来自于人类所谓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即人类社会不断改进的科学技术和人类自身无限膨胀的贪欲的结合，使人类社会极速生长。面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把自己的利益需求作为唯一的出发点和前进的动力，借助于现代化工具无限地索取自然界那点有限的资源。整个现代文明就是在人统治自然的思想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人类贪婪欲望的驱动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人类社会的初衷，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有时候，人们甚至忘记自己生活在人类社会中，而将自己置身于历史和自然界之外，忘记了发展的本意。马克思指出：“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7](P227)人们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原理就是追求至真至善的美好生活，然而，雾霾让人们认识到生活的追求有时并非如己所愿！我们对自然的改造应该是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美丽、完整和稳定的一种补充，而不应该是对它的施暴。
“人类不仅是自然的改造者，也是自然的管理者。人类应当担当起自然管理者的责任，以维护和发展自然，使之向着有利的方向演进。”[8](P200)人要为自然立法，然而，人首先要为自己立法。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生存于自然界中既可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也可以损坏自然、破坏自然。“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9](P997-998)正是人对自然界的利益改造，人变成了自然界的主体，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然而，“自然界中的事物不是用于、至少不完全是用于满足人的需要。相反当人们面对它们时，人们之所以高度评价它们，是由于它们自身的缘故而不是由于人们想去欣赏它们。”[10](P153)毕竟“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7](P55)。但是，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人对自然物的审美关系，它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失德”，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丢失了人的价值判断和人的道德权利，而只是一味主张人自身的“权力”，现在的生态环境破坏正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道德惩罚和“生态成本”的必然担负。我们生活的世界正是基于人的存在而获得意义和价值的世界，这样的世界相对于人类社会而存在，其价值判断和意义指向也取决于人的存在的状况，人的价值获得如果“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11]。
自然环境外在于人类社会，自然环境只有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相勾连，才成为了人类社会所必需的生态环境，人才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选择和生活的价值判断给予自然环境的关注和反思，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7](P55)今天的人们更须关注自然界，因为人破坏了自然界给予人的自然环境，将自然环境道德主体化正是人类道德回应能力的呈现，其目的在于通过保护自然界的环境而去保护人类自身的存在，也就是“人为自然立法”。要“正确认识自然界，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资源”才是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最有利于人类自身生存的方法，实现生态环境科学保护的人类整体主义观点。
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社会今天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类沙文主义的体现，人类沙文主义正是资本化的最大利益呈现。资本作为权力统治于其中，进而将资本化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正义是“各尽所愿，按市场分配”，是建立在以资本为基础的权力(资本即是权力！)物质文明，结果是对工人的不公平和环境灾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本身致力于调配资源可以使生产资料最大化，充分地利用有限资源造福人类社会生产，然而这样一种“文明”方式也使得市场经济运营模式“物化”为衡量其他各类社会自由的尺度，进而造成生态的异化。资本占有财富的所谓公平和正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是资本的正义。
这样一来，生态正义的方法论批判和制度批判就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非正义的统治秩序和支配结构，因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才会对自然界造成的压力和破坏减轻，延缓生态危机的加剧。因为如果单纯诠释所谓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学，而排除“人态学”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人与自然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那么，与其说资本主义代表的(尽管其所有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的需求和相较于自然的力量的充分发展，倒不如说其代表的是自然与社会的疏离异化，以致形成了片面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12](P259)。财富的痛苦与生态的灾难，源于财富在人类事务中的不平等分配，人变得贪婪、虚伪和暴力，随时准备着侵犯他人的权利。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为这个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出发点”[12](P1)。人类几百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表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制，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是大量不公和全球环境灾难”[12](P13)。
我们生活的世界，生态危机造成了地球已达其能承受人类过度消费和消费的极限，“正是由于那1%最富有人的自私，正在迅速导致其余99%的人不再适于居住在这个星球上”[12](P6)。也就是说，人们经常是一边研究如何改进自己的财富，忙于最自私的逐利当中，一边却忽视了自己生存和生活的生态环境。忙于追求财富的积累，忽视了财富的成本，而且认为财富的成本如果让他人代替则是“最完美的”，忽视了财富的积累到底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还是伤害人们生存和生活的生态环境，因为人口、财富、环境生态的资源都是人的生态正义前提和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维护着资本的利益，对劳动的剥削而存在的分配也就是说利润的生产主要不是根据劳动和产品的内在价值来衡量，而是根据资本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事实所决定，获取货币，支配商品的买卖，占有利润都是资本的结果。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把资本家自私的行为转变为最大可能地增进整个社会利益的行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是建立在个人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上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思方式之中，如果没有后二者，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唯一重要的人权就是拥有财富的权利”[12](P143)。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非正义行为，遮蔽了生态正义的事实和内容，有限的自然资源被破坏殆尽，环境的破坏事实上现在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环境和生存环境的“事实”，同样也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了约束。因此，亚当·斯密的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看得见的资本的遮蔽，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看得见的资本的积累是专注于达尔文“适者生存”思想的最好注解，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分配正义的核心和人类生态危机破坏的根源所在。“是现存的事物秩序把存在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中的矛盾推到了极致。”也就是说，“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设计出了能给他们自身带来最大收益的世界经济体”。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有利的正义分配是资本的全球化，而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作目的就在于资本全球化、市场世界化、成本穷国化、利润西方化，“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威胁着人类文明”，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减少、全球气候恶化、经济衰退的问题”[12](P5)。“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资本积累——创造和增加财富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12](P38)不管现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如何变化更新，即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等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资本的核心地位没有变，劳动者的被剥削地位没有变，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法律制定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保证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利益，保证资本积累的增加。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阶级制度的根源所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管理模式是人类目前生态灾难产生的内在根源，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生态灾难，并且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将这种生态灾难转移到后发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把每个人都会寻求的利益最大化，渴望财富的拥有成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所言，人们只被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从而选择最能有效实现预期目标的手段的理性。而价值理性，即推导那些目标是最有价值的或所采取的手段是否正确的理性，则被人们所抛弃”[12](P35)。这样一种人类的生产方式占据了世界，变成了全球化生产体系，必然改变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由此而造成的自然生态危机的出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面临着它根本无法解决的危机[12](P10)。进而法律和道德的商品化，使得法律和道德变成了金钱的奴婢，法律和道德为金钱所捆绑，以至于人文科学降低为生物经济学。科学仅为资本者、当权者生产知识，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科学技术作为资本(权力)工具的特征同时被遮蔽了，科学不是阐明事实，而是更多地掩盖事实，科学变成了谋利的知识、见利忘义。正如阿伦特指出的是那样，“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13](P203)，异化带来了世界性的全面异化，这种世界的异化危害才是人类需要真正反思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无法避免生态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发展理念出现偏差的结果，以及借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模式相伴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所致。“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对于它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14](P409)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人们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我们生活的社会的发展在资源的分配和可持续发展，都必须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追求“美国的生活方式”，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消耗了全球40%的能源，“美国人追求财富、规模和丰足——以物质为幸福的替代物——在审美方面是令人不愉悦的，在生态方面是灾难的”[15](P423-424)。而美国人只有3亿人。“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建筑在沙滩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建筑在别人的金钱上)”，是剥削地球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同样我们也不可能追求“欧洲生活方式”，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生活方式，因为欧洲“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共服务的成本‘没有可持续性’。这是一种变相‘养懒人’的生活方式，欧洲老化的和‘受到悉心照料’的人口失去了生产力却自我满足。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欧洲社会模式’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海市蜃楼”[15](P423)。现实的情况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生活方式”还是“欧洲生活方式”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无法解决的，而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解决是没有制度难题的，所以，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当下中国的生态正义的核心。
生态文明思想就是科学“人态”思想的表现，尽管马克思没有留下生态学的遗产，但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状况的诠释的“人态学”思想正是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关于生态自然界思想的基本内容，生态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劳动过程本身就应该被定义为是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的一般条件。因为正是无限制的工业化才是生态学问题产生的根源，诸如：有毒废弃物、核技术、气候变化等都是工业化的生态灾难，正是人的不良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致，在马克思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人的新陈代谢正常序列被撕裂了，破坏了人的生存自然界。也就是说人的贪婪和无尽的欲望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无法满足这样一种“恶”的生活方式为我们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资本主义已演变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致命弯道’”[12](P194)。而且“现代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原子化和碎片化”[12](P7)。全球化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使人类从以往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国度性存在变成了作为一个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的存在，“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16](P23)。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把原本有限的、地域性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并升级为全球性问题。这样一来，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所呈现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权利政治就根本无法解决，需要一种新的非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即责任政治的科学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取代之。
正义社会和平等社会是密切联系的社会，正义的社会不是绝对平等的社会，而只能是相对平等的社会，正如平等需要被证明一样[17]。正义也是需要被证明的，需要证明每个人的正义都得以兑现，所以，正义不能仅仅是平等问题。因为社会经济生活当中贫穷和不公正是主要问题，诸如在中国的许多“老、少、边、穷”地区都是一些“山清水秀”的地方，也是一些被现代化“不顾”的地方，因为没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也就谈不上生态正义问题。所以，现实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指向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未来”，而不是什么“无限的未来”。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当中，最好的老师就是自然，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
生态正义问题是不可能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消失的，正义是人类生活的美好制度呈现，任何一项社会工程的存在都必然引起生态的后果的思虑，进而出现正义的生态问题，因为人们生存的地球空间有限，资源有限，在不同的时间之内，人们在改造着世界和创造着世界，然而，人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生存的地球是我们向自己的后代借过来的，任何一项社会规划和工程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都必须进行详尽的思考和研究，生态正义正是在这样的诘问中高屋建瓴。人类的实践行为在于生态事业之中，财富和权力的结合、贫穷和生存的缠绕。科学社会主义生态正义在于消除贫困、消灭剥削和多样化的人类创造性实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分配正义观的变化，党的十四大确认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在取得经济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更加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原则；在党的十七大的会议文件中，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而将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的位置，社会的分配正义思想体现在国家的利益分配之中，也使中国的社会分配正义思想更加丰富和完善。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得到了兑现，诸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国人民”，“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共享发展”的理念，使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正义观完全体现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这也是生态正义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价值指向。
总之，生态正义关涉的是不同共同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共同组成”“命运共同体”——生态共同体。老子曾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第七十七章》)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不是单纯地为了GDP的生长，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这是一种人的自由的扩展。社会的进步、财富的增长并不只是为了保护私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的福祉。社会的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指标，但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只能从整体的视角出发，从“命运共同体”的境域出发，实现生态正义，构建生态的世界秩序，才能真正构建一个和谐的正义的统一的美好社会。“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生命的地球共同体负责，没有地球，我们无法幸存。”[12](P149)因此，面对生态危机、气候恶化、生物多样性的锐减、空气和土壤恶性污染，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人类必须结合成“命运共同体”。因为对损失进行分摊是一个生产进步的社会所必须思考的方法，当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进步的努力，某些人的得益会给他人造成伤害，所以，损失分摊是一个后发国家必须面临的严酷的过程。
①诺亚方舟(Noah's Ark)，是《希伯来圣经·创世纪》中的故事。一艘根据上帝的指示而建造的大船，其建造的目的是为了让诺亚与他的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种陆上生物能够躲避一场上帝因故而造的大洪水灾难。这里是喻指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提出的解决世界生态危机的“正义”方案——笔者注。
原文参考文献：
[1]吴迪.西美尔论18世纪19世纪个人主义[J].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47bde0100yka5.html.
[2][澳大利亚]伯奇，[美]柯布.生命的解放[M].邹诗鹏，麻晓晴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3][德]伯尔尼德·哈姆，[加]拉塞尔·斯曼戴奇.论文化帝国主义[M].曹新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美]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论[M].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李培超.论生态正义[N].光明日报，2005-03-1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J.Passmore.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M].New York:New York Co.,197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美]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汪信砚.环境伦理何以可能[J].哲学动态，2004，(11).
[12][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M].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3][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4][美]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唐正东，藏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5][美]T.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M].林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6][英]安东尼·古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