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数字化加速发展，生成当代世界万花筒式的社会文化关联域，比较文学进入了多元混杂与动态生成的时代。同时，近年来数本英文间性研究专辑面世，一系列以“间性论”（Interology）为主旨的国际会议召开，丰富了学界关于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的文艺美学内涵。这促使我们反思比较文学现状与局限，加强跨界理论与间性论研究，由此尝试建构跨语境诗学。
比较文学进入多媒体表达的混杂与生成的时代
国际比较文学动态和美学的前沿发展，美国比较文学学会近年来的学科状况报告提示了跨语境间性研究的发展趋向与重要性。国际比较文学学会项目成果、M.科尼斯-蒲伯主编的《多媒体表达时代的新文学混杂：跨界、跨文类》（2014），从文化混杂与媒介转向着眼，关注文本性向视觉与虚拟现实的全球性转向，因而强调多媒体表达时代的文化混杂与文学间性，形成蕴涵丰富的“间性论”。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章程规定每十年报告一次该学科的状况。迄今已经发布五份学会报告：《列文报告》（1965）、《格林报告》（1975）、《伯恩海默报告》（1993）、《苏源熙报告》（2003）和《海瑟报告》（2017）。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报告是进行跨语境理论反思的重要参照系。美国学者海瑟主编的《比较文学的未来：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学科状况报告》（2017），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第五次报告，其《阿米巴为王：关于比较文学未来的进一步思考》指出，美国比较文学的教学可以用四种主要的结构或模式来描述：轮轴、双人单车、伞状和摸彩袋。在美国大学，最常见的可能是第一种轮轴模型。在这个轮轴结构中，比较文学是轮毂，民族文学传统是轮辐。第二种双人单车的结构，是比较文学与另一种全国性的语言文学传统——通常是英语——相结合，形成了一个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双力驱动。第三种伞状模式通常被用于那些不提供国别文学传统（如德语、俄语或法语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学校。前三种模式侧重文学性，而第四种“摸彩袋”则是跨学科的模式，如比较文学与电影研究的结合。这是作者所推重的“阿米巴为王”模式。该文指出，事实上，过去十年的比较文学工作的特点是摧毁壁垒或边界：历史时期之间、国别传统之间、媒体之间和学科之间的边界。这种对其他学科和传统兼收并蓄的过程，正如阿米巴变形虫巧妙地通过吸收其他微小的有机体一样，大大地滋养和丰富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未来，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和嬗变。同阿米巴变形虫一样，比较文学学科也将持续进化，避免停滞不前。阿米巴为王，意味着“摧毁壁垒或边界”，随语境滑动与交叠而持续生成新的跨界空间及意义。
当代万花筒式的跨语境交往关系呼唤“间性论”理论建构
作为当代世界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潮，“间性论”具有丰富的哲理蕴涵和思想资源，渗透和影响了人类的哲学、美学、传媒理论、生态思维、文化人类学等众多领域。近年来，域外“间性论”拥有很多新进展。美国、日本、法国等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重新审视和激活东西方文化、哲学和美学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探讨“微细间性”“移动间性”和“间托邦”等新范畴，研究“间”与“闲”“通”“生成”和“共赢”等当代重要学术和理论创新问题，丰富和推进了间性论研究。
从国际美学视野看，荷兰著名美学家穆尔（Jos de Mul，2007—2010年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教授提出“间性文化阐释学”（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他依据阐释学原理认为：前现代独白型文化，现代对话型多元文化与后现代播撒型万花筒式（Kaleidoscopic）交互文化，既是历时性的阶段论，又是共时性的交叠互渗关系。而“视界播撒”阐释学以“文化间性和混杂性”为特征，在当代世界生成了跨语境的间性文化阐释学的重要基础，催生了“居间”思维的文艺美学新取向。通过采借、改造和丰富穆尔教授的文化间性阐释学的美学图式，酌情添加比较文学嬗变的三段论图式：一是前现代阶段单一文化与独白型交往形态——对应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二是现代社会多元文化与对话型交往形态——对应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三是后现代间性文化与万花筒式交往形态——对应于当代世界跨语境诗学的间性研究。
跨语境诗学以互动生成、富于增值性的间性论为核心，其社会文化基础呈现出一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形态。在历时性维度：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次第演进，构成了万花筒式的当今世界间性文化关系。在共时性维度：不同语境空前交叠互渗，促使多重间性的动态共生。
从比较文学到跨语境诗学
跨语境诗学是间性论转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文艺美学理论领域的反映。面对当今“万花筒式的视界播撒”时代和“多媒体表达时代的新文学混杂”情境，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传统的“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表达式是否仍然适用，是否已经磨耗了自身，渐渐沦为老生常谈？目前学界较为熟悉和采用比较文化、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理论方法，强调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等属性，而同一文化、同一语言、同一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不被认可，因此显得颇为生硬促狭。而实际上，文艺理论与批评形态极为丰富，文学、诗学与美学的意蕴往往根据语境的不同变化多端，于今尤盛。因此，需要更为注重“间性”或“居间”（in-between）的交互与生成巨大可能性，从比较文学经由比较诗学迈向跨语境诗学。
就学理性而言，跨语境诗学比传统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更为开放，它不再拘泥于是否“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画地为牢的“比较”规则，而是以间性论和生成论相结合的交互视界和滑动语境探求意义的变异。因而它更为切合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关联域，更为细致丰赡——尤其是面对散居族裔文学批评、种族混血文化和少数族裔文学，也更为符合当代学术思维的多元流变、开放互动的特征。
跨语境诗学的内核间性论汇聚了不同文化、国别和地区的间性论思想资源。譬如，西方哲人弗卢瑟、德勒兹、加塔利、海德格尔以及弗朗索瓦·于连等的间性论思想。东方诗学智慧领域的老庄等哲人及佛禅、吠陀、奥义书、《薄伽梵歌》《易经》《鬼谷子》的居间思想，以及日本审美文化。如当代日本学者黑川雅之《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认为，“间”是日本审美意识的一个特别重要元素，堪称“日本审美意识的根基”。
总体上，跨语境诗学以间性论为核心，以生成论为取向，以共赢论为旨归，践行文化交往合理化原则。当代万花筒式交互文化视界，生成了繁复多姿的交往语境。主体间性、思想间性、文学间性、文化间性、微细间性和移动间性日趋复杂多元，文艺美学思想资源加速汇聚、变异、生成，由此促使跨语境诗学走向了理论前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方美学的当代化与国际化会通研究”（18XWW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