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库总目》史部提要，贯穿着四库馆臣鲜明的求真征实理念，这种理念体现在文献考证、史书评价以及拒斥稗官小说入史等方面。四库馆臣认为，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爱奇心理等，是导致历史失真的主要原因。为了考证历史真相，四库馆臣主张对史料博采善择、提倡运用金石史料，尤其重视亲历目击及实地考察的史料，并强调阙疑传信的治史态度。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与史学自身的特点、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时代学术风气以及乾隆皇帝的学术观念有关。
关键词：《四库总目》 史部提要 求真征实
作者简介：张秋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对《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但大多包含在《四库总目》考据学的论述范围内，或分散在《四库总目》史学批评的讨论中。就考据学探讨而言，又大多关注《四库总目》的考据方法；就史学批评的讨论来说，又往往集中于义例问题。从史学思想的角度，专门探讨其求真征实理念，尚有不小的学术空间，如史部提要对历史失真原因的追寻，对稗官小说能否入史问题的思考，对金石史料和亲历目击、实地考察史料的高度重视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以求教于方家。
一 求真征实理念的主要表现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说道：“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此明确提出《四库总目》的学术宗旨：“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对于不能明体达用之学，皆“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又说：“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辨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还说：“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对考证和实事的重视及推扬。也因此，四库馆臣对于讲求义理的宋学很是瞧不起：“宋人以义理相高，于考证之学，罕能留意。”考证是求真征实理念最突出的标志，也是求真征实理念的实践展现。求真征实理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从史部提要中的文献考证来看
陈晓华说：“在考证方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史实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大量考证人物、书名、古代典章制度、史实异同、史源、学术源流的成果，其考证成果和考证方法为后人提供了范例。”这段话非常精当地点明了《四库总目》史部提要的历史考证特色及其考证的典范意义。
在众多的文献考证中，对于《竹书纪年》的考证，特别精彩，既充分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又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精湛的考证技艺。此篇考证，步步为营，丝丝入扣：“案《晋书·束晳传》：晋太康二年，汲县人发魏襄王冢，得古书七十五篇。中有《竹书纪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题沈约注，亦与《隋志》相符。顾炎武考证之学最为精核，所作《日知录》中，往往引以为据。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书。”意即据沈约注、《隋志》、顾炎武引等资料看，《竹书纪年》一书当没有任何问题，但经过四库馆臣条分缕析的考辨，最后的结论却恰恰是一部伪书。此处仅将其每条考辨的结论罗列于下：“则非晋史之旧也”、“则非束晳、杜预所见本也”、“则非郭璞所见本也”、“则非隋时所见本也”、“则非郦道元所见本也”、“则非刘知幾所见本也”、“则非李善所见本也”、“则非瞿昙悉达所见本也”、“则非司马贞所见本也”、“则非杨士勋所见本也”、“则非王存所见本也”、“则非罗泌、罗苹所见本也”、“则非鲍彪所见本也”、“则非董逌所见本也”，“虽其他证以《竹书》往往相合。然《允征》称辰弗集于房，《说命》称旧学于甘盘，均出梅赜《古文尚书》。在西晋之后，不应先见《竹书》。岂亦明人钞合诸书以为之，如《十六国春秋》类欤……《沈约注》外又有小字夹行之注，不知谁作……其伪则终不可掩也。”四库馆臣采取了按照时代顺序，考察历代学者引用《竹书纪年》的情况，条条与传世今本相对照，勘察其中的异同，并最终得出其伪不可掩盖的凿实结论。在整个的考证过程中，四库馆臣不迷信权威，采用考镜源流、比较研究、归纳演绎等方法，剥笋抽茧一般，将考证步步推进，直至水到渠成地坐实了结论。
综观《四库总目》史部提要的每篇解题，都有求真征实的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篇篇皆考。其考证范围广泛，涉及到作者、书名、版本、流传、史实、取材、体例、观念等诸多内容。其中，十之七八的提要都有与“考证”相关的字眼或语句。如“考证”、“考据”、“考订”、“考稽”、“辨伪”等用词；如“以资考证”、“以资考核”、“可资考证”、“有资考证”、“有资考据”、“为考证者所取资”、“考证家之所必稽”、“考古者所必稽”、“备考证焉”、“考证尤详”、“足以备考核”、“足以考证异同”、“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亦考证之所必资”、“亦足以为考证”、“足见考证之难”、“旁资参证”、“考镜之资”、“俱有依据”、“多可依据”、“率有依据”、“俾考古者有征焉”、“有俾于考证”、“辨别真伪”、“亦不足以为考证”、“无从核定”、“无大发明考证”、“然有关考核者，寥寥无多”等等语句，从这些用词用语就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对于历史真实的追寻是高度重视的。虽然有的连篇累牍，有的点到为止，或精当，或粗糙；或存疑，或击断，但都充分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精神。
其二，从史部提要对史书的评价来看
四库馆臣将是否求真征实、是否注重考证作为评价一部史书的基本标准，与名教评价相比，份量更重；与体例评价相比，份量相当。作为继唐代刘知幾《史通》之后的又一史学批评杰作，《四库总目》史部提要对每一部史书均进行了评价，涉及到史学批评的众多方面，而其中往往而有的，是这部书的真实程度如何，是否进行了或是否有资于考证。如对于既编纂《资治通鉴》又撰著《通鉴考异》的司马光极为推崇，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注重史实考证，特别是他写了《通鉴考异》：“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对宋代王益之的《西汉年纪》的称赞又胜过了司马光，评此书为“精审”：“司马光《通鉴》所载汉事，皆本班、马二书及荀纪为据，其馀鲜所采掇。益之独旁取《楚汉春秋》、《说苑》诸书，广徵博引，排比成书，视《通鉴》较为详密。至所作《考异》，于一切年月舛误、纪载异同、名地错出之处，无不参稽互核，折衷一是。多出二刘《刊误》、吴仁杰《补遗》之外，尤《通鉴考异》所未及，其考证亦可谓精审矣。”即其考证水平远远超过了《通鉴考异》等书。对这些史书推许称赞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重视考证并善于考证。
相反，对于欧阳修的《新唐书》，四库馆臣因其疏于考证而进行了指斥：“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对《新五代史》亦评曰：“而事实则不甚经意”，“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皆讹漏之甚者。至徐无党注，不知参核事迹，寥寥数语，尤属简陋。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当然，四库馆臣对于考证与名教这两个评史的标准都非常注重，因此，并没有完全否定欧阳修的史书：“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于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肯定了《新五代史》的教化意义，指斥了该书的不重史实，疏于考证。可见，作为统治阶级的四库馆臣，最终无法突破封建史学的教化功用观念。
政书类史书，专门记载典章制度史，尤其不能失实，因为它们最关涉政治统治。对于这类史书，应该做到“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易。”这是对此类史书的要求，也是典型的求真征实观念的正面表达。持此标准，四库馆臣给予杜佑的《通典》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实学”著作：“然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而王应麟的《汉制考》也是符合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标准的一部典制史：“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徵者，其分量相去远矣。”空谈而无实证的学术在此受到了批评。
其三，从拒斥稗官小说入史来看
稗官小说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列有“小说家类”。四库馆臣认为，小说与史书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著述。对于今天我们认为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四库全书总目》均未予以著录，只是偶尔提及。但又因其不实而往往遭到贬斥，如谓《三国演义》为“不经之书”：“至于《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辨”。
在史部书中，与小说最为接近的是杂史，在杂史类序言中，四库馆臣对杂史与小说作了一个基本的区分，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史书与小说的界限：“《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杂史必须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参稽；而杂家小说类的东西，是神怪的东西，里巷琐言，稗官所述，仅供人们诙谐调笑而已。在小说家类序中，四库馆臣对小说进行了更明确的界定：“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小说的“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甚至“猥鄙荒诞，徒乱耳目”的特点。在《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四库馆臣凡言“小说”处，常常与荒诞不可信相连，又多有附会、不足据的评判。故而以之入史者往往遭到批评，如对清代陆次云《八紘荒史》的评价：“次云既撰《八纮译史》，记其曾通中国者。因复摭小说稗官所载荒渺之说，为此书。皆无稽之谈也。”而对于内容虚假伪谬者，从书籍分类的理念上，四库馆臣往往也将它们放入小说家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
因为不可征信，故稗官小说的材料不宜入史。四库馆臣对唐代所修《晋书》多有批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晋书》常将《世说新语》等稗官小说纳入史书：“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又如对明代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的评价：“至于引用说部以补正史之阙者，又不辨虚实，徒求新异。如载吴曦之诛云：‘初曦未叛时，尝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辚载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仰见月中有一人，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由是决’云云。其事虽见岳珂《桯史》。小说家无稽之语，可入诸编年之史乎？虽多亦奚以为，此之谓矣。”对于这些小说家的无稽之谈，怎能放入史书？
除稗官小说外，四库馆臣还认为，神怪、五行、谶纬、佛道，均不符合历史真实，应拒斥于史学之外。即使是歌颂忠臣，也不应该采纳传奇演义之类的形式，如评明代徐缙芳《精忠类编》：“是编辑录宋岳飞事实艺文……次《异感类》，纪诸灵应……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飞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凡史书都应求真征实，不论是歌颂还是贬斥，均应首先以历史真实为前提。
综上所述，从史部文献的考证、对史书的评价，以及拒斥虚假荒诞的稗官小说入史这三个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充斥着浓重的求真征实的史学理念。
二 对历史失真失实原因的探索
历史的失真失实，自然有诸多主客观原因。四库馆臣对于历史失真失实的原因，有着丰富的认识，他们主要是从主体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其一，家族利益造成历史虚妄
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制度为保障，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家族又因姻亲的关系延伸着自身利益。家族利益进入史学领域，就会干预历史的编撰，导致历史的失真。如《魏书》被号为“秽史”，四库馆臣认为，其中的原因就是当事人的家族利益之争。四库馆臣对“秽史”之说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考辨：“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四库馆臣推断，这些证据，都不足以使魏收认服。进而他们分析了“秽史”产生的原因：“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魏书》真相的被歪曲，固然有魏收个人性格所致，但主要还是因为所写历史时代较近，历史人物的子孙还活着，这些后人们都想显耀父祖，利用史书抬高自己家族的声望。故有激烈的争论，从而也导致了魏收之书被斥为“秽史”。又如明代祝允明的《苏材小纂》：“是书记天顺以后苏州人物……大约本之碑志行状，而稍为考据异同，注于本文之下。其叙徐有贞事，颇有讳饰。盖允明为有贞外孙，亲串之私，不能无所假借云。”因为与传主有亲戚之私，所以祝允明才对徐有贞颇多讳饰。
其二，朋党之争造成历史失实
朋党问题几乎存在于各个朝代，尤其以宋代以后为严重。朋党有各自的集团利益，因此在历史的撰写中，朋党的争论成了造成历史真实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考私家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清代毛奇龄的《制科杂录》就充满了门户之见，因而不可信据，该书“记康熙己未召试博学鸿词始末。中多露才扬已之词，且有恩怨是非之语。犹是前代门户馀习，不尽足据也。”四库馆臣评价清代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即自汉以来传先圣之遗经者，亦几几乎不得列于儒。讲学者递相标榜，务自尊大。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其弊，因著此书。所载断自孔子以下，杜僣王之失，以正纲常。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挤之私，以消朋党。其持论独为平允。”要做到历史评论的公平允当，就要去除朋党利益和情感，庶几历史才能信实。
其三，个人恩怨导致历史失真
人与人的交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恩怨。作为情感的恩怨，与理性相对应，所以恩怨进入史学领域，就可能造成人的冲动与偏激。四库馆臣论及恩怨对历史真实的影响时有句精辟的话：“盖闻见所及，记近事者多确。恩怨未尽，记近事者亦多诬。”因为离历史发生的时间较近，所以，恩怨未泯，写近事自然就“诬”。在评价宋代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四库馆臣也指出了“时代既近，恩怨犹存”造成的史学影响，说该书“多采诸家别集，而亦间及于实录、国史。一代钜公之始末，亦约略具是矣。中如丁谓、王钦若、吕惠卿、章惇、曾布之类，皆当时所谓奸邪，而并得预于名臣，其去取殊为未当。然朱子《名臣言行录》、赵汝愚《名臣奏议》亦滥及于丁谓、王安石、吕惠卿诸人。盖时代既近，恩怨犹存。其所甄别，自不及后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贤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独为大珪责矣。”事理之恒，贤者在所难免。而评明代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然其间如《史乘考误》及《诸侯王百官表》，《亲征》、《命将》、《谥法》、《兵制》、《市马》、《中官》诸考，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盖明自永乐间改修《太祖实录》，诬妄尤甚。其后累朝所修实录，类皆阙漏疏芜。而民间野史竞出，又多凭私心好恶，诞妄失伦。史愈繁而是非同异之迹愈颠倒而失其实。世贞承世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颇为详洽。”指出了民间野史多出于私心好恶，其发论自然诬妄不实。
在历史上，以写史泄私愤者不乏其人。对于《南渡录》《窃愤录》二书，四库馆臣进行了考证，指出其“所载全非事实”，因为作者出于泄私愤的目的写史：“盖本出一手所伪托，故所载全非事实。……核以正史，无一不谬且妄。夫二帝不能死社稷，举族北辕，其辱固甚，亦何至卑污苟贱，如录所云云。且金朝开国，具有规模，野利亦何至面人之祖，淫其女孙，如所谓丑恶之声二帝共闻者耶。此必南北宋间乱臣贼子不得志于君父者，造此以泄其愤怨，断断乎非实录也。”从事理上推测，二书所写，断非实录。金代张师颜的《南迁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又谓大辨初生，其母梦一人乘马持刀，称南绍兴主遣来云云。盖必出于宋人雪愤之词，而又假造事实以证佐之。故其牴牾不合如此！”更有甚者，明代《庚申外史》的作者权衡等人，为泄私愤，竟然伪造父子关系，认为元顺帝是瀛国公子：“其中称顺帝为瀛国公子一条，最为无稽。厥后袁忠彻著之于文集，宁王权载之于史略，程敏政又选忠彻之文入《明文衡》，钱谦益又引余应之诗证实宁王权之说。其端实自此书发之。盖元之中叶，宋遗民犹有存者。因虞集草诏，有‘妥欢帖睦尔非明宗之子’一语，遂造此言以泄其怨。明人又雠视元人，遂附合而盛传之。核以事实，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没有任何依据地编造，无非把历史当作泄愤的工具，荒诞之尤，绝非信史。这些因爱憎之情导致的对历史真实的歪曲，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得到纠正的：“又谓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取襄王子为东宫；昌平侯杨洪不急君父之难，当寇薄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颇与正史不合。至于叶盛、岳正、罗伦诸人之事，讳而不言，其他事亦概未纪及，皆未免爱憎之见。然日久论定，是非亦曷可掩也。”爱憎之见，虽一时不可避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会真相大白。
其四，爱奇心理致使史书伪谬荒诞
人一般都有爱奇的心理，在史学领域，这一心理往往导致历史记载内容的泛滥繁芜，更有可能导致历史的失真。汉代扬雄在《法言·君子》中说：“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但他并未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历史失真联系起来，因为他在《法言·重黎》中评价《史记》道：“太史迁，曰实录”。后来学者评价司马迁的“爱奇”，也大多是说司马迁旁搜异闻、多闻广载，或者是说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不同于一般史家。对于“爱奇”导致的历史失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到了唐代刘知幾，才明确地将“爱奇”与历史失真联系起来。如《史通·采撰》批评沈约的《晋书》“故造奇说”，导致历史记载不实；在《史通·杂述》中对逸事类书籍的爱奇失真也进行了评析：“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词，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他没有完全否定好奇之士对逸事的搜集与撰述，甚至肯定其“为益实多”，但真伪不分，甚至全是虚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四库总目》史部提要多处论及到爱奇心理造成的历史失真问题。在对《汉书》的考证中，四库馆臣指责李延寿将“语皆谬妄”的刘之遴的所谓的《汉书》“真本”纳入史书，不辨真伪：“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于史，亦可云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爱奇嗜博的心理导致了将伪史当成真史。又如四库馆臣评价清代焦袁熹的《此木轩纪年略》，指出其最突出的不足之处就是“爱奇嗜博”：“其书叙述简明，非他家史略不冗即漏者比，持论亦多平允。而爱奇嗜博，好取异说……好以明人所刻《竹书纪年》为据，不知其伪。如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孙会以廪丘叛，安王十九年田侯剡立之类，皆执以驳《史记》，亦为失考。”而《三辅黄图》“所纪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析，至为详备，考古者恒所取资。惟兼采《西京杂记》、《汉武故事》诸伪书，《洞冥记》、《拾遗记》诸杂说，爱博嗜奇，转失精核，不免为白璧徵瑕耳。”《三辅黄图》的一个缺点也是爱博嗜奇。
除家族利益、朋党之争、个人恩怨和爱奇心理这四个因素外，四库馆臣还指出，神道设教，故意耸动人心也会造成历史的失真。如对于宋代程卓的《使金录》一书，虽然是程卓出使金国所记，应该比较真实，但所记宋高宗泥马渡江，“盖建炎之初，流离溃败，姑为此神道设教，以耸动人心，实出权谋，初非实事。卓之所录，亦当时臣子之言，未足据也。”个人的谄媚也导致历史失实，如四库馆臣评价万俟卨的《回銮事实》：“绍兴十二年，宣和太后至自金。卨新为参知政事，纪事献颂，称为千载一时之荣遇。盖贡谀之词，非其事实也。”而地方志则往往夸饰乡贤，也导致历史的失真，“凡著一书，先存一厚其乡人之心，皆至薄之见也。”方志未出，先有了偏爱乡人的不公之心，在四库馆臣看来，是极为浅薄之见。
三 史料与求真征实
欲求真征实，必然要进行历史考证，而历史考证的首要前提是史料。对史料的基本要求是丰富，正是所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没有史料做不成考证，没有考证，历史真相无法自动显现。所以，求真征实最终可归结为史料的处理。如何采择史料、采择什么样的史料、什么样的史料更有价值等等，都留下了四库馆臣的认识和看法，也回答了如何求真征实的问题。
其一，树立博采善择的史料处理原则
四库馆臣首先强调的是对史料的博采。如对于《元史》的舛驳，四库馆臣认为，因为明初修《元史》太急，使得许多材料还没有出现，继而无法考证事实的真确：“然《元史》之舛驳不在于蒇事之速，而在于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这里传达了基本的理念，史料是考证历史的先决条件，没有史料无法确定历史真相。以《资治通鉴》为例，“司马光《通鉴》，世称绝作，不知其先为《长编》，后为《考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又称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按焘集今已佚，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述其父廷鸾之言。）今观其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司马光考证历史所用材料的类型之多，范围之广，都是值得肯定的。司马光是博采的典范，博采是求真征实的先决条件。在《资治通鉴》提要中，四库馆臣再次给予史料采择方面的高度评价：“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四库馆臣对李焘也是极为推崇，说他“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对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史料采择评价道：“焘作此书，经四十载乃成。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四库馆臣对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评价尤高：“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岐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采择材料繁多而不冗杂，当是四库馆臣认为的最高境界。
其次是在博采的基础上善择。采择不广不行，采择太滥亦不可。在评价《金史》时，四库馆臣指出：“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于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而评价厉鹗的《辽史拾遗》则又责其太滥：“又兰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于泛滥。”四库馆臣还批评李延寿《南史》在采择材料方面的失误，认为杂史不可尽信：“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何谓善择？重视史料来源、采择离历史实际发生较近的记载，是善择的基本要求。如评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亦即我们今天所言，注重史源学，注重第一手史料。善择并不是只重视国史材料，野史材料一概摈弃，史料价值的大小不能以此标准进行论列。明代王士麒《驭倭录》，鉴于郑若曾等人的著作，多采野史，故反过来非常重视国史，但四库馆臣明确指出，国史也有不可信之处：“《自序》以为薛浚《考略》、王文光《补遗》、郑若曾《筹海图编》，多取野史为证，往往失真。故所录皆就国史中拈出。然当时奏报亦多掩败为功，欺蔽蒙饰。国史所载，正未必尽为实录也。”所以，不能以材料的形式论史料价值的高下。
其二，提倡对金石史料的运用
金石学自宋代产生后，经过元明的发展，至清代而大盛。以金石文字考证历史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对金石文字史料的运用日益广泛。代表人物是钱大昕，其《廿二史考异》多有表现。在《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四库馆臣对金石史料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且多处以金石史料考证文献。如托克托《辽史》“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但接着写到：“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于是，四库馆臣用文献史料《东都事略》与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文字互证，以考辽改国号之实；接着又用《文献通考》《东北诸蕃枢要》《北辽通书》《老学菴笔记》等文献与《安德州灵岩寺碑》《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等碑文对勘，以证辽寿隆、寿昌改年号之实。这是用金石文字史料与传世史料结合而考证历史的一个突出例证。再如评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至其以元暐为元纬，以开元中为大和七年，则此编所载诸碑记及唐僧元亮诗，证佐显然，足以纠正《唐志》之谬，不得以与史异文为疑矣。此书在地志之中颇为近古。”指出碑记的史料价值。再如明代张鸣凤的《桂胜》一书，“多采金石之文，不尽取诸史籍。故其辞简而不支，博而有据。其游寓、杂志，亦多据题名碑碣，姓名年月，历历可稽。在明代舆记之中，于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外，自为别调。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该书质量较高，正得益于碑碣史料的运用。
其三，重视亲历目击、实地考察的史料
对于亲历目击、实地考察得来的史料，四库馆臣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史部地理类的史书评价中，几乎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基本评价尺度。而这一尺度的设立，是基于求真征实的史学理念。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四库馆臣对宋代曹勋的《北狩见闻录》评价道：“所记北行之事，皆与诸书相出入。惟述密赍衣领御书及双飞蛱蝶金环事，则勋身自奉使，较他书得自传闻者节次最详。末附《徽宗轶事》四条，亦当时所并上者。纪事大都近实，足以证《北狩日记》诸书之妄。且与高宗继统之事尤为有关。虽寥寥数页，实可资史家之考证也。”认为曹勋的亲身奉使才使得该书优于传闻。又如评宋代洪皓的《松漠纪闻》：“此书乃其所纪金国杂事……皓所居冷山，去金上京会宁府才百里，又尝为陈王延教其子，故于金事言之颇详。虽其被囚日久，仅据传述者笔之于书，不若目击之亲切。中间所言金太祖、太宗诸子封号，及辽林牙达什北走之事，皆与史不合。又不晓音译，往往讹异失真。然如叙太祖起兵本末，则《辽史·天祚纪》颇用其说。其‘熙州龙见’一条，《金史·五行志》亦全采之。盖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纪虽真赝相参，究非凿空妄说者比也。”身在金庭的经历使得洪皓之记载颇有价值，“传述者笔之于书，不若目击之亲切”正是不刊之言。四库馆臣同样重视实地考察得来的史料。关于河源之考，在《钦定河源纪略》解题中，四库馆臣认为，之所以争议纷纭，与没有进行实地考察有关：“考自古谈河源者，或以为在西域，或以为在吐蕃。各持一说，纷如聚讼，莫能得所折衷。推索其由，大抵所记之真妄，由其地之能至不能至；所考之疏密，由其时之求详不求详”，而此书“所综核者，无一事不得其真；所任使者，亦无一人敢饰以伪。与笃什之探寻未竟，遽颟顸报命者，更复迥异。是以能沿溯真源，祛除谬说，亲加釐定，勒为一帙，以昭示无穷。”清代对河源的考定得益于使者的亲自实地勘察，故能得出真实的结论。
在四库馆臣看来，纸上之谈与身历目击得来的史料，价值差异很大，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郑若曾的《郑开阳杂著》，四库馆臣评论：“此十书者，江防、海防形势皆所目击，日本诸考皆咨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四库馆臣认为，《徐霞客游记》之所以比其它游记写的好，“莫过于斯编”，是因为“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清代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记载曰：“伦炯字资斋，同安人。父昂，康熙二十一年从靖海侯施烺平定台湾。烺又使搜捕馀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案副都统为满洲额缺，陈昂得是官，盖出特典。）伦炯少从其父，熟闻海道形势。及袭父荫，复由侍卫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移广东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诸镇，又为浙江宁波水师提督，皆滨海地也。故以平生闻见，著为此书……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蕃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徵。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正因为得之于父子亲身经历，所以才能出类拔萃，“足以决千古耳食之疑”。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身历目击史料对于史书真实性的价值。
即使对于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四库馆臣也以求真征实的标准进行衡评。对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一书，四库馆臣在肯定其“精确”的同时，指出其不足：“炎武博极群书，足迹几遍天下，故最明于地理之学。是书虽第举一隅，然辨证皆多精确。惟长城以外为炎武目所未经，所叙时多舛误……如古北口之杨业祠，炎武据《宋史》辨其伪。然刘敞、苏辙皆有《过业祠诗》，在托克托修史之前几二百载。必执后代传闻以驳当年之目见，亦过泥史传之失也。”指出后代之传闻的价值远不足于当年目见之真确。
综观四库馆臣对各种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评判，我们大体可以说，四库馆臣主张传世文献与金石史料、身历目击史料、实地考察史料相结合，将至少两种以上的材料相勘验，以进行考证，从而求取历史之真相。其中对身历目击史料、实地考察史料和金石史料的重视程度，高于传世文献史料。
四 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之成因
《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有多种原因：
其一，与史学自身的特点有关。四库馆臣在史部开篇就将历史考实的特点给予了明确说明：“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莫简于《春秋》，莫详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史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学问，没有了事实，褒贬没有根基，所以史学的基础是考证。史学以事实为基础，而且必须以真实的事实为基础，这一学术理念，由来已久。从孔子提倡“书法不隐”，《春秋》以“见之于行事”来褒贬历史，到司马迁的“实录”；从刘知幾的如明镜照物般地“善恶必书”，到胡应麟的“直笔”，再到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在漫长的史学发展中，史学注重事实并追求真实的理念愈益牢固，考实求真的学术特点愈益鲜明。《四库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正是继承了这一史学思想传统的结果。
其二，与史学发展的时代需要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乾隆时期，需要进行大清理大总结。历朝历代积累下来的史学典籍，浩如烟海，但这些典籍在抄写传刻的过程中，或是自然原因，或是人为原因，造成了文字上的错讹脱衍、版本上的颠倒混乱、内容上的真伪杂陈，甚至整本书的伪造。况且此前的明代学风不实，造伪之风盛行，除胡应麟、王世贞等个别人外，对史学的求真多不在意，与之相谐行的是野史的大量出现。因此，去伪存真、黜虚征实的考据学，到了乾嘉时期，便成为了史学的主导内容。
其三，是时代学术风气使然。《四库全书》编修之际，正是汉学风行天下之时，上至朝廷，下至一般读书人，无不以考据为学问之正宗，“务考索”是当时学者的主导价值倾向。考据之风的兴起，有一个发展过程。鉴于明末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清初顾炎武等人力倡实学，注重考据，开风气之先。之后，出现了阎若璩、胡渭等考据学大家，以实际的学术考据成果，奠定了求真征实的学术基础。接着，惠栋鄙弃宋明理学，推崇汉代经学，举起汉学的大旗，提倡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学，注重考实性学术，形成乾嘉考据学中的吴派，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则将这种学术推向极盛。汉学以绝对优势取代了宋学。在史学界，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都是以历史考据为主的学者，而在《四库全书》馆内，更是考据学者占主导地位。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入四库馆，与纪昀、周永年、邵晋涵等服膺汉学、迷恋考证的考据学家，共同致力于经史考证，使得四库馆内考据风气极为浓重。正如梁启超所言：“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在考据学占压倒优势的四库馆，而且由纪昀担任《四库全书总目》总纂修官，《四库总目》注重求真征实，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对于汉学的兴起与影响，黄爱平曾指出：“清代汉学的兴起，为清王朝从事大规模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条件，并促进了《四库全书》的开馆。而《四库全书》的纂修，又进而确立了汉学在清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有力的推动考据学的发展。”
其四，与乾隆皇帝的学术观有直接的关系。论及四库馆臣求真征实理念的形成，不能不涉及乾隆皇帝本人，因为他是《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的倡导者和思想观念的控制者，他的学术观对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理念有着直接的影响。乾隆帝也是一位喜欢历史考据的人，从其《御批通鉴辑览》可以看出，他对历史考证的认识与实践，都不在当时优秀考据家之下。他在《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谕旨中说道：“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咨询睹记，得自身行经历，自非沿袭故纸者可比，数千年疑误悉为是正，良称快事，必当成于此时，亦千载会也。”求真考据之观念溢于言表。皇帝的引领与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中的求真征实理念，支配着四库馆臣进行历史文献的考证，毫无疑问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但这一理念也有其局限性。一是这种理念与清朝统治及儒家纲常名教发生冲突时，无法贯彻下去。虽然《四库总目》通过考证，搞清了许多历史真相，恢复了不少历史的真实，但他们对于统治者违碍的书籍则采取了恶劣的禁毁删改的手段，掩盖了许多历史真实。清修《四库全书》及《总目》之时，销毁了三千一百多种书籍和八万块以上的书版，就是典型的例证。二是这种理念主要还是在文献学的层面上，对文字史料的处理问题，虽然金石史料在当时有重要的价值，但还无法与近代考古学兴起后的考古史料相比。因此，有些文献考证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所以才有了后来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辩证》等著作的问世。总之，对于这一理念，虽然它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依然具有实用价值和启发意义，但我们也不要估计太高，应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和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