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畜禽业的饲料利用问题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界曾有过较广泛的论争,其焦点是畜禽业近代化应遵循经济的原则来利用饲料,还是以营养为原则。前者是传统社会的遗物,后者是新兴动物营养学率先提出的主张。这场论争本缘起于理论界,并基本取得营养为先的共识,后在生产界中推行受挫,在政界中受到有限认可和采纳。其间,不少相关学科、社会力量等或被动或主动地参与其中,最终得出了一个看似折中的共识,这场论争充分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坎坷,尤其是经济成本问题的制约。
关键词：畜禽业; 近代化成本; 饲料利用; 20世纪上半叶;
在传统社会,畜牧业一般被定位为依附于农业的经济活动与产业部门,主要服务农业与国家经济。到20世纪上半叶,畜禽业不仅从农业中脱蜕而出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并且逐步在中国近代经济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934年,畜产品的出口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20%以上,1为第一大类别的出口产品;与此同时,西方科技的传入和影响,使得中国畜牧业在保持经济特征的同时,其科技特性也愈发明显,此两种特性在畜牧业的基本面,即饲料利用方面体现得十分典型而鲜明。民以食为天,畜禽亦如此。其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直接关系到畜产品(同时也是工业原料和战争物资)的数量与质量,所以有学者称畜产品为“饲料的转化物”;2时“产业脆弱”“产值萎缩”“种质低劣”等诸多问题,大多也能从饲料利用上找到原因。符茂松《饲马料改良之研究》中说:“今之侈谈改良军马者流……当先改良饲料,苟不从饲料研究改良之法,而徒侈言改良马种,又安能得良好之军马乎。”3既谈饲料之改良,那就至少涉及“改什么”与“改成什么”的问题,前者显然针对的是以“经济”为导向的传统饲料利用方式,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以易得、价廉、质劣的农副产物(糠、麸、藁、糟、粕等)及残羹剩饭等废弃物来饲养动物(这也是古代“重农轻牧”与“农进牧退”的写照之一);就后者而言,率先由动物营养学人提出了以“营养”为原则的饲料利用方案,由此就产生了两种原则观念乃至两个群体派别4间的论争。
其实,“经济性”作为基础的经济术语,与作为科学概念的“营养性”并不对称或对等。后者通常出现在近代科技史(尤其是农业科技史)研究者的视野中,5而且已有针对近代动物营养学的专题研究。6不过出于学科本位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维的影响,两大原则的对立常被视作是科学与非科学、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竞逐,背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隐含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间对立的意味,从而忽略了近代科技非普适性与非合理性的一面,而这一面往往需要依靠生产、销售、价格机制等经济层面的实践和检验。经济史学者涉及近代畜牧业问题虽不多,但公认饲料作为一种“消费品”在晚清就已具备“商品”属性,7是农业经济的重要一环。有经济史学者曾探讨过近代社会传统手工业基于经济因素的合理性,8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畜牧业的饲料利用问题是否同样如此?更有经济学家提出过宏观性的论断:“民国真正败亡的原因乃是现代化成本过高”。9那么,反映到畜牧业领域似乎就预示了作为近代化科学武器的“营养”会受限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基于上述考量,笔者试图从近代饲料利用关联度最为密切的学界(主要为农学理论界)、生产界与政界三个维度分别论述,以期充实农业经济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论争缘起:动物营养学的传入与学人发声
中国农业经济部门的近代化公认以19世纪90年代西式农学知识的大规模译介活动为开端,动物营养学作为独立农学分支的形式传至中国则要到20世纪初。1900年,《农学报》译载《重要饲料之成分及其消化量》一文,其中介绍了赤苜蓿、紫苜蓿、大豆等169种饲料中的化学成分,包括“水分”“灰分”“蛋白质”“纤维”“炭水物”(即“碳水化合物”)等含量。该文首次向国人揭示出饲料中存在人们肉眼无法观测到的微观物质,并指明这些“成分”之于“畜禽生产”具有“十分紧要”的作用(尽管未进一步明确为“营养”概念)。译者还特意说明:刊载该文的本意是为帮助人们“饲料买入之际,知晓何为最节省”。10可见在动物营养学传入之初,时人在饲料利用上考虑更多的依旧是“经济性”,“营养”与“经济”并非一对矛盾关系。
以《农学报》为代表的报刊媒介所传入的动物营养新知,让国人对于动物(乃至人类11)食料的认识进入到微观(分子)水平,这无疑是一个全新且更接近事物本相的视域,特别是当人们很快探寻到动物的“饲料成分”与“生理组成”具有“既同质又对应”12的关系,即郑永存的阐释:“鸡之生理,无非水、蛋白质、炭水化物等化学原(即“元”,下同)素,皆仰仗饲料原素之所需”13后,“营养”这一新概念很快就受到学人的关注与认可。
在动物营养学传入中国不到十年里,即出现经济原则与营养原则的首次对立。1908年,时《实业报》首次明确提出饲料营养的核心地位:“畜类之生长,全关系饲料之良否,故饲料之养分,不可不知”;14随后,又撰文隐晦批评了“经济性”原则的错误:“如品质不良,虽给之多量,或价优易得,不仅无益,时酿生疾病”。15《广东劝业报》紧随其后,更明确了营养在畜禽生产活动的首要位置,“饲养家畜,必要配合良善饲料,固不待言。饲料养分几何、价值高低,一一辨明后,再论其他”。161914年,学者忘筌提出的饲料分类法就颇有深意:“饲料虽有种种,由养分含量之多寡,可分为二,其富有养分者总谓之曰浓厚饲料,养分乏者,如藁秆、豆渣、干草,曰粗饲料。”17常理说,“浓厚”的反义应为“稀疏”“稀薄”等,而忘文中却有意以“粗”字代之,贬义色彩不言而喻,而且此后该说法被多位学者采用。18除了或明确、或委婉地表明个人观点外,国外学者的观点也会被“营养派”视作有力的论证。1912年出版的《农业全书》中,编者赖昌就援引了日本学者宗八锹与石崎所著《畜产学教科书》里的观点:“家畜全赖饲料,饲料品质佳美,家畜体肥质优……如家猪喂食,稻谷最富滋养。”19
从发声者身份与文献出处来看,上述“营养为先”的新观点,仅是分散在各处论者的喧嚣,并没有明确论敌。相比而言,坚持或力挺“经济性为先”的声音则显得有些弱势。最早在1906年,雨生提出:中国畜牧业,尤其养猪业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利用废弃物的东西”,20此“利于经济”的方式应大力提倡。1915年,天虚我生(原名:陈栩)在其《家庭常识》里也提出:“猪之饲料,无非耗多,自以糠麸为最,他如厨房之残滓、酒粕、菜根、豆滓、海草、鱼贝、兽肉及其腑脏,殆无不食。”21将赖氏所说“稻谷最富滋养”与陈氏的“自以糠麸为最”作一简单比较,即能清楚看到两者核心理念之间的对立性。
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对立似乎更加明显,或者说经济派更加弱势。仅1921年就有多名学者不约而同地为营养“正名”。东南大学胡培瀚说:“饲养的人,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就是选择或预备家畜的饲料。如果所用饲料,不合营养,最好的结果是得不着的”。为了保证家畜营养足够,他甚至建议“粗料可以换精料”。22《江苏实业月志》也倡议:“鸡之饲料,当选于营养上促进产卵有效者给与。”23朱晋荣更将饲料的营养性放在了振兴中国畜牧经济的位置上:“饲料之良否,直接关系于家禽,间接影响于吾人利用之目的……复后乃能振兴厥业,日臻于昌明之境。”24
在营养派社群开始密集发声的背后,是其成为农学领域一支重要科研力量的现实,特别是“营养与动物机体关系”“饲喂对比试验”等不少研究及结果,都能进一步证明上述言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例如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农科袁谦“饲料与影响鸡卵试产量之试验”就证明:鸡之饲料,若仅饲以谷类,产量虽多,仍必辅以富于蛋白质之浓厚饲料者……若常用经济型饲料,虽耗费甚小,但效果般般,徒受经济之损失。251925年前后,袁氏又在开展科学配方饲料与习惯饲料的比较试验后,发出“中国土鸡种的生产性能长期以来,因受饲料的限制未能有较好的发挥”26的感叹。
可见,此时的营养派在经历20多年的发展后,其发声已明显有别于此前宣讲式或理论性的阐释,他们立足于科学,以相对规范的科学方法和严谨的实验数据做手段,在力证己方言论的同时,还开始对经济派所坚守的传统逻辑进行正面回应,其核心思想可以简单归纳为:畜牧产品的“经济”价值实取决于饲料的“营养”价值,即“营养性”决定“经济性”。
面对营养派树起的科学大旗,人寡势微的经济派同样选择以科学为武器来回应。1921年,王茂发表言论称:“试验可见,每有给饲过肥,有不能充分利用其营养质,致饲料停滞肠胃,惹起种种之疾病者。凡家畜饲料,必依据一定之营养率,若有过多不及,则健康即引起变调。”27简而言之,仅强调“营养”而不讲“消化率”的科学并不“科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营养似乎无所不能”的说法。而轻微与王宗佑的试验结果更是颠覆了学人对于营养的认知,其试验中“甲组用科学饲料(以玉蜀黍与大麦为主,以豆渣为副),乙组用传统习惯饲料(厨房残食)”,历时11周后竟发现:猪食厨房残食的产肉量比谷物组更多也更快,而且肥育价值和肉质也并不比谷实者低,甚至在无其他补充饲料的情况下可视作“完全饲料,或平衡饲料”。28经济派的发声虽很有限,但句句切中要害,他们同样用科学的致思路径证明了:“营养”的确实不“经济”,但“经济”的却可能很有“营养”。
营养派的些许失分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时代性,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毕竟当时动物营养学传入中国仅有20多年,学人的目光还主要停留在饲料的微观成分与营养价值分析阶段(当时连六大营养素还未全部发现),对动物机体复杂的消化与代谢机制仍不明了,所以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现代动物营养学家卢德勋所说的“机械自然和生物还原论方法”29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得益于动物营养科学的专业化与细分化发展,营养派社群“以营养为先”的发声逐渐聚焦到“以营养元素为先”,特别是“矿物质”与“维生素”因身具“新养分”与“稀缺性”的双重身份而深受追捧。1929年,燕京大学王世浩首次强调矿物质的优先位置:“以矿质饲料之价值,及在畜体中之种种功用,又其补救另饲之方法等,皆为畜牧家所急于明了。”301933年,石彬蔚也专门撰文阐释矿物质饲料的重要性。31而维生素之名,即“维持生命的要素”32更直接道出了学界对于营养的推崇。作为公认首位接触并系统研究维生素的先行者,动物营养学家陈宰均先生也曾多次公开倡议:“威达敏对于营养,甚为重要,并可防除各种缺乏症。故吾人从保持动物体的健康而言,必须着重这一课题研究。”33
科学研究的深化与科学体系的壮大,让营养派对饲料“营养学则”的正当性更具“切实之信心”,34所发言论也更显高亢,例如某学者之言:“雏鸡饲料,品质、新陈、滋味,首重之要!平衡之配合,务必切记、切记!”35据1931年农业化学家周建侯回忆:当时动物营养学已成为畜牧业的“显学”,“一方为生产学,一方仍为家畜之营养学及饲料之消费学”。36而观之经济派,已几乎沉寂,鲜见发声,梁正国是仅见论及的学者:“经多时的试验以后,再来确定这种饲料滋养如何,合乎经济否。”37虽然梁氏仍强调饲料利用的经济性,但也不得不承认营养要更加优先。至此,营养派似乎取得了完胜。
二、新知推广:动物营养学人的受挫与原因论析
在“以营养为先”的理念逐步成为学界共识的过程中,其本质仍未脱离“实践技巧的知识”范畴,所以终究要应用于畜牧生产领域,为经济层面所检验。38具体到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动物营养学人在饲料生产、交换与消费环节中所开展的营养理念与知识推广工作。受资料所限,我们无法判定这项工作的开端与细致历程(这亦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营养派在内的学人们曾做过诸多尝试和努力。事实上,前文的不少言论,不仅是为科学界(主要是农学领域)“正本澄源”,同时也是为“副业养殖或者专业养殖者”39推广饲料营养知识。笔者曾统计过,20世纪上半叶涉农报刊内的动物营养学专文共有201篇,其中至少有68篇可视作是“科普文”,40《农民》《大众农村副业月刊》《田家半月报》等直接以农民为受众的主流报刊均曾刊文。41此外,时各大农业院校、政府部门、民间团体等设立的各类农业推广与调查机构,也为动物营养知识提供了从学界到生产界的下沉通道。
可惜的是,按学者林宾所述:直到“饲料问题研究由于悠久的实验结果有一些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许多农夫对此仍只有极少的模糊感觉”。42也就是说,当时最主要的从业人群仍一直沿袭旧有的“经济原则”来利用饲料,营养理念的推广效果不甚理想。这并非个别人的观感,时不少学人亦表达过相似的认识与疑惑,43就连称赞动物营养界有“蓬勃”之势的动物营养学家许振英先生也承认:“农家家畜习用之饲料,其营养价值,每况愈下。”44除此之外,不少本时期的史料也能印证“推广成效不佳”的结论。
(一)地方志所见
先从地方志来看。尽管当时几乎每部地方志上都有畜禽饲料利用的详略记 载,45但 笔者所查,明确提及畜禽营养改良的仅有一志,见《民国续遵义府志》(民国25年刊本)卷11《农桑》载:“究养蚕方法甚多……又有称经济育者,专为减省桑营养,既不充分收成,必致减 色”,46又载:“卵子十日后,历炎夏至冬初为第二期,是时卵色变定,虽较前易于保护,惟呼吸尚旺,常需清洁空气,以资营养”。47此外,还查另有两志(《辽中县志》与《海龙县志》)也载有营养知识的应用,但与畜禽关系不大(见表1)。
表1 《辽中县志》《海龙县志》记载的营养知识
资料来源:根据《辽中县志》(民国19年铅印本)卷27、卷28,《海龙县志》(民国26年刊本)卷2、卷4整理而成。
这说明在方志资料里所呈现的广大农村地区中,一直秉承的是传统饲料利用法,即以“价廉”“费省”“易得”或“充分利用”为要,在动物营养上未见增进。单从表1所见海龙县的地方性知识构成来看,当地已然知晓“地理与人类及其他动植物,其营养原素,殆以搏大地为生命腺也”48的营养学理,而且已实际应用在食物与地利方面(这无疑超出了中国绝大部分县域),但却未推广应用到养殖业中(未有记载),可谓“知营养却不知动物营养”,而真正意识到畜禽饲料营养匮乏的问题仅有个别地方,如民国《阜宁县新志》曰:“县境无大规模之养蚕事业……大都墨守旧法,不事改良,其饲料均仰给于材用之荊桑。”49
(二)社会调查所见
与毕多年方成书的方志记述相比,各农业院校、政府部门、民间团体等开展的农村农业调查活动更具鲜活度与时效性。根据掌握的材料,最早从1923年开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开展调查工作,其多年的调查结论之一即“饲料几为农户副产物,品质颇劣”。50即便动物营养理念开始被学界广泛接受时(20世纪30年代后),相关调查结论也并未有明显改变。1933年,平教会史秉章调查发现:“华北固有之猪种,多系身短腹大,食多而料劣。”511934年,徐幼川、邱缵祖对苏北的江都五县、南通五县、徐属七县农村副业情况进行考察,发现三地副业结构虽有侧重,但“农民普遍饲养知识不足”。521936年前后,梁达新在台湾开展猪种调查时发现:农户养猪虽“有渐次购入饲料以供使用之趋势”,但仍以“豆饼、甘薯、甘薯茎,切干甘薯(福州名茹米),野菜类,及厨房残渣”53等经济价值较低的副产物为主。总体上,时相关调查结论与方志所载基本一致,两者交互佐证了20世纪前40年里动物营养知识推广进程的滞后。
动物营养理念在学界与在农村的鲜明对比,理应有多角度的解读。在学人“有心”、推广通道“有效”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农民的“无意”。农民对动物营养兴趣的缺乏在各大报刊所开设的“农民问答”“读者通讯”等栏目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据笔者统计,共有10名农户先后向不同的报刊咨询过17条饲料方面的问题(表2)。
表2 20世纪上半叶农户向报刊咨询的饲料利用问题一览
资料来源:《养蜂之研究》第1卷第2期(1933年),《禽声月刊》第1卷第9期、第11期(1933年),《农村》第1卷第7期(1934年),《禽声月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鸡与蛋》第1卷第3期、第11期(1936年),《现代农民》第4卷第12期(1941年),《农业生产》第2卷第1期、第7期(1947年)。
表2可见的17个问题中,着力于畜禽营养方面的问题仅有4条(序号2、3、4、6),占比最大的是饲料价格方面的问题(序号1、5、7、8、9、11、14),显然与饲料“营养”相比,农民更关心的是其“价格”,也就是饲料是否经济。对此,1936年《鸡与蛋》杂志咨询者(南京养鸡户陈球南)所述可作最好的解释:“养鸡中最大之难题,就是饲料。倘以正当之农作品饲养,则所养之鸡,仅抵农作品之价。或者以死去之鸡平均起来,恐至于不能相抵。”541941年,《现代农民》的咨询者也说:“鄙人养有大批雏鸡,在幼小时候饲料尚不觉困难,恐将来长成,食料定感缺乏,甚是无奈!”55所以他们才致力寻求成本更低的饲料,“以油菜饼、马粪、稻稿等,配制蚯蚓,是否见效?”56
农户们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也正是中国畜牧业历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畜禽饲养成本过高,尤以饲料负担最重,而且越讲营养、价格越贵。明代江南富庶地区就有不少农户放弃耕牛,通过增加人力投入来减少饲料成本,“会计牛值与水草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57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虽已迈入所谓近代化,但“灾祸频仍,民生凋敝,食粮市价,有涨无减”。58据《海龙县志》记载:1936年,海龙县采种圃耗资390元购买家畜,这些家畜一年的饲料开支就达210元。59
就全国情况来看,近代养殖业生产成本的80%是饲料,所以因饲料昂贵影响甚至制约农业生产的现象普遍有之,连经济、政治与文化相对发达的江苏省也曾多次发生。1931年,江苏多地出现“农民无力购料”60的情况,省农矿厅遂制定颁布《江苏各县贷借耕牛饲料规则》,“以免春耕时期发生缺乏耕牛之恐惶”。611934年,江苏各县再生“秋季歉收,前所未见,非特食粮不足,即耕牛草料农民亦无力供养”62的惨象,农矿厅只得再训令各地银行开展饲料放款。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江苏各县养鸡业更是“年年饲料饥谨,几沦破产”。63
可见,在20世纪前三四十年的科技推广工作中,以营养派为主体的动物营养学人试图通过改进农村畜禽饲料的营养性,以提升畜禽生产能力,进而逐步振兴中国整个畜牧经济;但农民受到饲料成本所累,追求的是具有较低经济价值的畜禽饲料。两者的立场和需求不仅不一致,甚至有一定的矛盾之处,毕竟动物所食饲料也遵循价值与价格原则,即郑永存之后所意识到的:“营养的不经济,经济的不营养”,64这就注定了动物营养知识与理念推广工作的失败。在农业科学界取得共识的动物营养理念,却在生产界遭遇了挫折,调整与改变不可避免。
三、官方层面:动物营养理念的有限采纳与政学共识
在饲料利用问题上,无论是生产界(农民群体)基于成本考量而坚持的“经济”原则,亦或理论界主流基于科学考量而提出的“营养”原则,实际上都是民间“方案”。若要使己方的主张或理念真正应用并为中国畜牧业经济近代化做出贡献,需要经国家权威机关正式认可或采纳,而这两种舆论取向在官方或半官方层面都有体现。
(一)各占立场:教科书系统内的论争
掌握不少舆论话语权、传输政权意志的涉农教科书是早先营养派和经济派论争最为激烈的领域。1912年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令》,实行“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规定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选用和审定制定,学校图书一概在“教育部审定图书内容内择用之”。651913年初版的《中学教科书植物学》这样定义饲料:“大部分为食用植物之废料,如糟、粕、籽、藁之类,间有专以饲料为目的培养之植物,如紫云英和苜蓿”,同时指出:将“这些废料先用为饲料,而以家畜之粪尿为肥料,实为两得”;66而1915年初版的《新制中华农业教科书》第4册第17课“家畜之饲料”却载:“欲使家畜之体强健而安全,则宜注意家畜之饲料养分适宜,配以各种适当之饲料以与之”,同时第18课“家畜之管理”载:“饲养家畜,固当慎选饲料,而营养管理之法,尤宜注意。”67显然,前者着重饲料利用的经济性,而后者则强调营养性,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早在中国自编教科书事业刚起步之时就已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学教科书植物学》同为“共和国教科书”系列的《中学教科书动物学》却隐含着相反的立场,其载:“家畜家禽以食动物质食料为宜。”68即便在今天,“动物质食料”仍属于是营养充足但价格昂贵的饲料。
1922年教育部再颁新“壬戌学制”后,涉农教科书中的营养派与经济派之争依旧存在。在1922年高等小学春季用教科书《理科》第3册中,饲料几乎等同于营养价值低下(同时也是易得廉价)的副产废物。691922年《实用教科书植物学》、1923年宋崇义编《植物学》、1924年凌长焕编《初中植物学》等对饲料的定义或阐释也均遵循传统的经济派观念。70与之相对应的,1924年《新式农业教科书》第3册、1925年《新学制农业教科书》第3册与第4册、1930年《新中华农业课本教科书》第2册、1931年职业学校教科书《农业概论》、1932年郑学稼所编《养羊学》等则无一不强调营养的核心地位及其与经济价值的正比关系。71
从各教科书的归口学科看,营养派与经济派似乎泾渭分明,前者由农学、动物学等组成,后者则由植物学、理学等组成,这很容易让人将两派的价值分歧与学科本位相联系。农学与动物学以动物为讨论对象,自然以符合动物生理与生产性能为导向,饲料营养越高,动物生产力就越强,经济价值自然也就越高;植物学、理学等以植物为讨论对象,同样以植物生产效能的最大化为导向,植物资源化(包括饲料化)程度越深,其应用价值就越大,按此逻辑,经济价值同样也会越高。可见,即便同属于科学阵营,但不同的科学分支对于畜禽饲料利用的原则判断也有不同甚至对立之处。
(二)有限采纳:西北牧草考察热潮中的官方选择
经济派与营养派在教科书系统的论争主要集中在20世纪前20年,其实这一时期官方并未多加注意中国畜牧业的饲料问题,唯有少数个别地方政府曾考虑过营养派意见。如广东省鹤山县为改良猪种之需,曾由该县农林局建设科科长钟实璜负责配合饲料的营养改良试验,效果是“本月份内定增重至十五斤以上”,72但饲料价格与所增成本并未提及。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振兴西北畜牧”开始成为官方上下的共识。1934年,指出:“现值开发西北之际,畜牧问题,极为重要,未便任其废弛。”73在此形势下,政界与学界共同开启了考察西北牧草的热潮。74
密集而持续多年的西北牧草考察活动让营养派再次成为主流。1932年夏,动物营养学家陈宰均带领学生赴西北考察牧业,他认为西北牧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牧草虽多,然优良者甚少”,所以应“栽植优良牧草”。751933年,《新青海》期刊主要创办人董涵荣提出“改良青海农业畜牧应取之方针”,“栽培滋养丰富之牧草”76被列为应采取的重要方针之一。而在李斌所草拟的《垦牧宁夏省畜牧计划书》中,第9条即是“特种牧草”,即选取“富于糖分淀粉之物为最佳,如木本科与豆菽科等类是也,此等草类即为良品”。77此外,1934年王高才提出的改良西北畜牧11项方针中,唯一涉及饲料利用方面的便是第7项“饲料营养之改善”。78甚至连部分植物学学人也加入了营养派阵营,1938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植物分类学教师沙凤苞走访调查了陕西渭河流域的23个县及彭阳、陇县2县内的畜牧与水草情形,其结论是“牧草营养品质不佳”。79
与以往不同,这一时期学人对于西北牧草营养改良的呼吁多是以科学调查结论为依据,并直接服务于振兴西北畜牧大业,官方自然有所注意。193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十次常委会颁布“办理西北畜牧事业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设立西北畜牧改良场”,具体到饲料利用的工作包括“各种饲料营养之试验”和“饲料作物之栽培”,80前者就是对动物营养理念的吸收和采纳,这也是官方第一次将饲料营养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后者则是对西北牧草资源不足的应对之法,即通过扩大栽培牧草面积以降低饲料的获取成本,这实际上正是对“经济性”原则的坚持和应用。可见,即使在营养派阵营呼声高涨且官方也采纳了相关意见的情况下,也并未放弃对易得廉价饲料的追求。
在国家政策与官方行动之下,政界人员的发声更直接。1934年前后,全国经委会农业处长赵连芳视察甘肃青海畜牧情形,他走访多地草场之后,得出了“甘肃省水草相对便利,牧草资源情况较好,总体质量较佳”81的官当结论,很明显这是一个对饲料利用的经济性(便利、资源)和营养性(质量)均有兼顾(甚至前者更为紧要)的结论。1935年西北畜牧改良场新设后,屡新场长的粟显倬随即耗费数月考察西北,认为:甘青宁牧业衰落的症结在于“千里草原,牧草管理不善、质量不佳,竟无一处畜牧场”,82三年后,他的看法已有所改变:“提倡牧草之广栽,实为西北畜牧之切要问题耳”,83此时已明显倾斜于饲料利用的“经济”原则。到1943年,时甘肃农业改进所所长汪国兴跟随“西北建设考察团”考察西北牧业后,认为当地牧草问题在于“牲草欠茂致牛羊饲料获取困难”,84这显然也更符合经济派的观点。
(三)政学共识:学人的调整与改变
官方对动物营养理念的“有限”采纳,其实就变相表明成本低、价格廉的饲料受到了官方的认可,加之此前推广工作的受挫,客观上造成了“营养为先”理念与上(政策实施者)、下(技术应用者)的脱节,这让动物营养学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饲料利用中“营养”原则的合理性和普适程度,本在学术界被打倒的“经济”原则重新又进入到学人的视域中。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不少动物营养学学人接连做出转变,开始正视经济性原则的合理性与重要性。1936年,沈亚五倡议:“选择饲料之条件应有二:有滋养而合胃口,需价廉且易。”85萧苇对此深以为然:“沈君名言,感养鸡一道莫不如此……关于鸡饲料之配合,普通犯二种毛病:一不顾鸡之本质,一味给与优良饲料而期待其能力以上的生产;二只望饲料费之减低,一味给与粗劣饲料,而致生产物全无起色。”86其后刘鹤鸣也强调:“饲料的优劣,有关整个生产,固属显然;不过我们应当在经济原则下,选择营养率高而代价低廉的饲料。”87有意思的是,早在十六年前(1921年),刘鹤鸣还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营养派代表,时言论称:“营养不当,纵饲料再符合经济之原则,也得不着最好的结果。”88与刘氏相仿的还有《禽声月刊》杂志,按1933年农户马德行所述:《禽声月刊》为其推荐的养鸡饲料配方“多为麦、黍、粟,不易购得……绿豆芽,市价昂贵”,89到1935年,该杂志竟专就广东农户司徒保所列的饲料配方,指出应将高营养高价格的肉碎替换成廉价的虾糠,“若代以虾糠,则每百斤饲料之平均价值,可以减至七元左右”。90学人的调整与改变,最终使得学界与政界在事实上达成了共识,经济原则与营养原则之争似乎最终达成了平衡。
四、结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畜禽业近代化进程中的饲料利用论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以30年代中前期最为热烈。农学界植物学、动物学等相关学科都参与到其中,生产界、政界也都或主动或被动、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发声或事实上站队的行动。动物营养学人率先发出以营养为先(或为重)的主张,此主张的“科学性”致使其很快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因忽视其“经济”属性而使得推广无力,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则是违背了“效益”和“可比”原理。91在官方层面,动物营养观念虽纳入到国家顶层设计,但也仅是有限采纳。其实,在如何更好地利用饲料这一议题上,科学界、生产界与政界的目的本是趋于一致的,分歧在于实现路径,此分歧又源于各自所代表的群体身份与立场。营养是动物营养学的科学内核,合理选配饲料营养以提升动物生产力,进而振兴畜牧经济是其必然追求;畜禽生产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减少成本投入以提高经济效益则是主要从事者(农民)的“本分”,两者天生分别是“营养”原则与“经济”原则的拥趸;着眼全局、兼及各方的政界,最终站在了介于学界与生产界之间的位置也是必然的结果。
要强调的是,这场论争的直接缘起是新兴动物营养学的出现,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畜禽业近代化导致科技因素的强化与科技力量的壮大。“经济性”与“营养性”本身并不对立,两者之所以能够互动与角力,皆因“营养”理念或理论最终要应用在“经济”领域或层面。一方面,饲料营养与畜禽业生产力成正比,但同时其营养价值又决定了经济价值,所以中国畜禽业近代化需要高昂的成本(经营成本与机会成本)作代价,显然这是畜禽业最主要的生产者(农民)所无力承担的,官方层面或许看到了这点,才在营养性和经济性之间做折中选择,以期实现“科技先进与经济合理的最佳状态”。学人群体最后也做出了调整,与其是一种妥协,倒不如说是科技与经济关系再认识的结果。
见微知著,从西方舶来的以营养为先的饲料利用观在中国呈现出的水土不服状态,实际也可被视作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低下的缩影,不仅值得农业经济史或科技史学界追究和深思,而且亦可供其他行业所借鉴。在近代化的国家主题之下,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存在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科技原则与经济原则之争。近代化需要依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但仅依靠科技是不够的,科技的最终归宿是经济,即科技问题最终都归口为经济问题。这就导致本来只需深耕科学的知识分子们,同时还需花大量时间去解决科学在中国特有国情下的适应难题。归根结底,新兴科技的应用必须建立在相匹配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上,但在物质生产力十分有限的20世纪上半叶,支撑近代化的经济与社会资源无法配置,以致于近代化的成本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鉴于我国的现代化仍处于进行时,经济原则与科学原则之争也依旧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条暗线,所以兼顾经济性与科学性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议题,如何在“经济”与“科学”之间找寻到一条妥帖的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乃是根本所在。
注释
1 李群:《中国近代畜牧业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2 李明哲、张光辉、王钟建:《中国畜牧经济学导论》,农村读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3 符茂松:《饲马料改良之研究》,《军事杂志》1915年第7期。
4 为方便表述,笔者在下文中以“营养派”(认同营养性为重或为先的个人或群体)、“经济派”(认同经济性为重或为先的个人或群体)分别加以区别。
5(1)李群:《近代我国畜牧科技事业发展回顾与思考》,《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2年第3期;朱冠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畜禽业变革——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的现代性与大众生活需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6(2)李新:《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10年;陈加晋、李群:《动物营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于中文期刊的数据分析(1900—1949)》,《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7(3)蒋勤、高宇洲:《清代石仓的地方市场与猪的养殖、流通与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8(4)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9(5)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237页。
10(6)《重要饲料之成分及其消化量》,《农学报》1900年第102期。
11(7)按王公等人研究,近代营养学最早的一支就是由动物营养学分化而来,参见王公、杨舰《抗战营养保障体系的建立与中国营养学的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8期。
12(8)周润之:《乳用山羊之饲育》,《农牧月报》第4卷第6—7期(1936年)。
13(9)郑永存:《制虫作饲料的讨论》,《中国养鸡杂志》第1卷第7期(1928年)。
14(10)《农业:论饲料之成分》,《实业报》1908年第8期。
15(11)《实业新法:饲料之调理法》,《实业报》1908年第18期。
16(12)《农业:饲料拣采法》,《广东劝业报》1910年第105期。
17(13)忘筌:《家畜饲料之研究及制做之效用》,《直隶实业杂志》第3卷第4期(1914年)。
18(14)高季和:《大豆粕饲料化利用之问题》,《中华农学会报》第9697期(1932年);仲子:《家禽饲料中的为维太命》,《农牧月报》第2卷第12期(1934年);刘复生:《成败的关键:养兔的饲料》,《新农业》第1卷第3期(1945年);刘高华:《饲料的管理概要》,《农业生产》第3卷第6期(1948年)。
19(15)赖昌译:《农业全书》(上),上海新学会社1912年版,第91页。
20(16)雨生:《水藻为养豚的饲料》,《北直农话报》1906年第9期。
21(17)天虚我生:《家庭常识汇编:猪之饲料》,《家庭常识》1918年第5期。
22(18)胡培瀚:《家畜的饲料与饲养》,《南京高等师范日刊》1921年第493期。
23(19)《增收鸡卵之饲料种类》,《江苏实业月志》1921年第27期。
24(20)朱晋荣:《家禽饲料之研究》,《中华农学会报》第3卷第2期(1921年)。
25(21)袁谦:《饲料与影响鸡卵试产量之试验》,《农业丛刊》第1卷第1期(1922年)。
26(22)袁谦:《饲鸡之试验》,《农学杂志》第2卷第5期(1925年)。
27(23)王茂:《饲料与家畜疾病之关系》,《中华农学会报》第3卷第3期(1921年)。
28(24)轻微、王宗佑:《肥育幼猪用科学饲料与习惯饲料之比较》,《畜牧兽医季刊》第1卷第1期(1935年)。
29(25)卢德勋:《系统动物营养学导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30(26)王世浩:《家畜之矿质饲料(燕大农系同学会研究报告)(未完)》,《燕大农讯》1929年第1期。
31(27)石彬蔚:《矿物质饲料之重要》,《通农期刊》1933年第1期。
32(28)王栋:《动物营养学》,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222页。
33(29)刘建平、苏雅澄、王玉斌:《不曾忘却:中国农业大学先贤风范》,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1页。
34(30)赵大容:《饲料与饲喂的要件》,《中国养鸡杂志》第2卷第8期(1929年)。
35(31)鹤鸣:《饲料的配合》,《中国养鸡杂志》1930年第26期。
36(32)周建侯:《过去一年间之农艺化学界(1930—1931)》,《中华农学会报》1931年第85期。
37(33)梁正国:《猪的饲料配合法》,《农民》第7卷第11期(1931年)。
38(34)靳胜福:《畜牧业经济与管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9(35)得鱼:《鸡业家必具的:养鸡饲料之知识》,《农业进步》1934年第11期。
40(36)陈加晋、李群:《动物营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于中文期刊的数据分析(1900—1949)》,《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41(37)例如1930年《农民》杂志就展示过“在饲料品质不佳,103°F、36小时后,鸡之受精的卵血环成就”的照片,图文十分生动,参见《养鸡的新法》,《农民》1930年第16期。
42(38)林实:《吾国饲养界》,《新科学》第2卷第1期(1939年)。
43(39)例如胡雪帆说:“农村鸡的给食,分量过少,营养不足,渐致瘦弱,产卵减少”,参见胡雪帆《鸡的饲养和饲料》,《农村副业》第1卷第6期(1936年)等。
44(40)许振英:《蓬勃中之营养界》,《中央畜牧兽医汇报》第1卷第2期(1942年)。
45(41)例如早间的(宣统)《番禺县续志》卷12载:“种名:散穗高粱,产地:本邑东北部,土宜砂质壤土,春种秋收,性黏可酿酒,亦作饲料。”稍晚的1942年刊本《凌云县志》第3篇《社会》载:“凌邑,係属山国,并无船舶,往来公路未开,亦无车辆置备,行之一事殊感困难,有余之家通常动用轿马、畜马,一匹买价约省幣十元,每日饲料二元不足”,等等。
46(42)民国《续遵义府志》卷11《农桑·养蚕法》。
47(43)民国《续遵义府志》卷11《农桑·护种》。
48(44)民国《海龙县志》卷2《地理》。
49(45)民国《阜宁县新志》卷12《农业志·蚕桑》。这可能与方志编纂者的个人学识有关,民国《阜宁县新志》修纂者之一庞友兰即为盐阜地区的著名绅士。
50(46)蒋杰:《乌江乡村建设研究》,私立金陵大学农学会1936年版,第228页。
51(47)史秉章:《“猪年”改良猪种——我行在华北农村的实际工作》,《中行生活》1935年第36期。
52(48)徐幼川、邱缵祖:《江苏省江北各县农村副业情形调查报告:江都等五县农业副产暨农村副业情形意见书》,《江苏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
53(49)梁达新:《台湾土种猪改良之方法及其概况》,《福建农报》1937年第1期。
54(50)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南京陈球南君来函》,《鸡与蛋》第1卷第3期(1936年)。
55(51)《农民问答:鸡的饲料》,《现代农民》第4卷第12期(1941年)。
56(52)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南京陈球南君来函》,《鸡与蛋》第1卷第3期(1936年)。
57(53)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58(54)《议案选载-农矿类-采用改良鸡种提倡养鸡以增殖农村收益案》,《浙江省建设月刊》第4卷第11期(1931年)。
59(55)民国《海龙县志》卷2《地理》。
60(56)《合作消息:训令灾区各县合作事业指导员注重合作社社员耕牛饲料放款》,《江苏农矿》1931年第27期。
61(57)《法规:江苏省各县贷借耕牛饲料规则(江苏省农矿厅发布)》,《农业周报》第1卷第22期(1931年)。
62(58)农业银行:《本行工作报告》,《农行月刊》第1卷第7期(1934年)。
63(59)罗资嘉:《鸡蛋增产和饲料》,《每月科学画报》第3卷第7期(1943年)。
64(60)郑永存:《鸡的饲料》,《农民》第2卷第30期(1926年)。
65(61)朱文镇、岳爱武:《民初教科书审定制度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6期。
66(62)杜亚泉:《中学教科书植物学》,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73—174页。
67(63)沈慰宸、丁锡华:《新制中华农业教科书》第4册,中华书局1915年版,第15页。
68(64)徐善祥:《中学教科书动物学》,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222页。
69(65)吴传绂等:《理科》(三),中华书局1922年版,第15、17页。
70(66)彭世芳编辑,龚礼贤、杜就田校订:《实用教科书植物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28—129页;宋崇义编,钟衡臧、俞宗振参订:《植物学》,中华书局1923年版,第115页;凌昌焕编辑,胡先骕校订:《初中植物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26—127页。
71(67)丁锡华:《新式农业教科书》第3册,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29—30页;万国鼎:《新学制农业教科书》第4册,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4—25页;杨卿鸿:《新中华农业课本教科书》第2册,新国民图书社1930年版,第16—18页;黄绍绪:《农业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10页;郑学稼:《养羊学》,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267—271页。
72(68)《农业消息:鹤山改良猪种》,《农声》1929年第165期。
73(69)秦孝:《革命文献》第75辑,台湾中华印刷厂1978 年版,第282页。
74(70)陈加晋、卢勇、李群:《中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牧草资源研究刍考》,《草业学报》2018年第12期。
75(71)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陈氏遗著整理委员会:《陈孺平先生纪念刊》,和济印书局1936年版,第47页。
76(72)董涵荣:《改良青海农业畜牧应取之方针》,《新青海》第1卷第10期(1936年)。
77(73)李斌:《垦牧宁夏省畜牧计划书》,《中国建设》第6卷第5期(1932 年)。
78(74)王高才:《改良西北畜牧之管见》,《寒圃》1934年第3、4期。
79(75)沙凤苞:《陕西关中沿渭河一带畜牧初步调查报告》,《西北农林》1938年第2期。
80(76)《畜牧全国经济委员会挽救西北牧畜事业》,《四川农业》第1卷第6期(1934年)。
81(77)《畜牧兽医新闻:全国经委会农业处长赵连芳视察甘肃青海畜牧情形》,《畜牧兽医季刊》第1卷第1期(1935年)。
82(78)粟显倬:《甘青之畜牧》,《开发西北》第4卷第6期(1935年)。
83(79)粟显倬:《改良西北畜牧事业刍议》,《畜牧兽医季刊》第3卷第1期(1937年)。
84(80)汪国兴:《甘肃畜牧事业之前途》,《中央畜牧兽医汇报》第1卷第2期(1942年)。
85(81)沈亚五:《兔之饲料与疾病》,《现代生产杂志》第2卷第9期(1936年)。
86(82)萧苇:《养兔饲料的研究》,《大众农村副业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
87(83)刘鹤鸣:《如何以青饲料喂给家兔的研究》,《大众农村副业月刊》第2卷第5期(1937年)。
88(84)刘鹤鸣:《牲畜饲养与饲料》,《南京高等师范日刊》1921年第393期。
89(85)曾兴善:《研究栏》,《禽声月刊》第1卷第9期(1933年)。
90(86)《饲料研究栏》,《禽声月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
91(87)刘燕:《技术经济学》,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10—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