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孙吴立国具有肇始六朝的历史内涵。孙吴的皇权建构在内部受制于江东化进程,在外部受制于与魏、蜀的关系,经过了孙权称吴王与称皇帝两个阶段。汉祚终结时,江东内部并不支持孙权称尊号,孙权通过寻求曹魏的策命来建构王权。黄武四年(225)以后,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进入到顺畅期,同时外部压力减轻,故而孙权得以在黄龙元年(229)称帝并迁都建业。称帝后的孙权以压制官僚层来伸张皇权,留太子孙登守武昌,即针对陆逊等实权派官僚,然而皇权的分割导致太子成为皇帝之外的另一政治权威,动摇了皇权自我延续的根基。

关键词：孙吴; 六朝; 江东; 政治统绪; 政治地理;

从政治地理而论,孙吴是秦汉以来首个建都于江东的政权。此后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孙吴旧地又出现东晋、宋、齐、梁、陈等前后相继的五朝。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建国是以观念中的吴国为前提,再通过改变“寄人国土”的状况来实现的1。可见孙吴为六朝之肇始,并非单指时间意义上的开端,同时还具有江东立国的首创内涵。孙吴的建国道路十分曲折,前辈学人已从社会政治层面予以了有力的论说2。在建国道路上,孙吴面临着正统性不足的困难3,这不仅削弱了它在三国间的竞争力,同时还严重影响着内部人群的政治认同。可以说,孙吴建国的关键在于皇权建构,本文拟以此为研究对象,揭示影响孙吴建国的内外因素,借以阐述六朝政权立国江东的肇始缘由。

一 吴、魏关系视野中孙权的吴王王权建构

延康元年(220)十月,汉献帝禅位于曹丕4。次年(221)四月,刘备称帝。割据东南的孙权则迟至黄龙元年(229)方即皇帝位,他在迈向皇帝之位的道路上踌躇了八九年之久,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孙吴建国之艰难。面对东汉法统正式终结的局面5,孙权的策略是称藩于魏,这其实是基于三方博弈关系的现实选择。黄初二年(221)七月,称帝仅三个月的刘备便急于出兵攻击孙权,夷陵之战爆发。孙权向刘备求和不成,于八月向曹丕遣使称臣。对于立国不久的曹魏而言,如何在新建的政治体系中安置孙权,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侍中刘晔判断孙权的心态是:“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6刘晔明确指出孙权的威望不足以安其众心。随后曹丕决意拜孙权为吴王,刘晔又进言:

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6

刘晔认为曹魏拜孙权为吴王,王位与天子只差一阶,“礼秩服御”相互混淆,这让孙权得以借助曹魏的天子权威与“江南士民”定下君臣名分,完成政权建构,然而刘晔对孙权政权内部的复杂性估计不足。虽然孙权于黄初二年(221)八月向曹丕称臣,但当十一月曹魏的策命诏书送达时,孙权与群臣的意见尚不统一。群臣主张拒绝曹魏的封爵,让孙权自称“上将军九州伯”7。“九州伯”的尊号只是将孙权比作了春秋时期的霸主,这隐含着不愿让孙权称王的用意。孙权深谙“江南士民”的心态,以九州伯“于古未闻”为借口,拒绝了群臣的意见,转而接受曹魏策命的吴王之位。这表明在汉祚终结、魏蜀纷纷称帝的历史关口,孙权亟需政治名号以塑造统治合法性8。

曹丕虽未采纳刘晔的建议,但却试图逼迫孙权送其长子入质来挟制孙吴。黄初二年(221)十一月曹魏策命孙权时,使者提出遣子入侍的要求9。后来,曹丕在给孙权的信中言道:“又遣尚书、侍中践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劝君遣子,乃实朝臣交谋,以此卜君,君果有辞,外引隗嚣遣子不终,内喻窦融守忠而已。”9曹丕明确表示,孙登能否入质是孙权是否有自立之心的标志。为了让孙登入质,曹丕先拜孙登为东中郎将,封万户侯10。东中郎将设置于东汉末年,为领军征伐的将帅,董卓曾任此职11。曹魏拜孙登为东中郎将,并非以之为将帅,而是比照曹丕在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间(211—217)以五官中郎将“为丞相副”的旧例12,将之视作吴王储君,同时在制度上明确其魏臣身份。

孙登入质问题迅速成为孙吴王权建构的核心问题。孙权既需要吴王的政治名号,又需要摆脱曹魏以循名责实的方式对他的控制。在曹魏将孙登视作吴王储君的情况下,一旦孙登具有魏臣身份,且入魏为质,那么孙吴的独立性将遭到严重的削弱。孙权的对策是果断辞封东中郎将,并尽快立孙登为太子,凭其吴王太子的贵重身份,增加对魏的外交筹码,同时借太子入质事件激发“江南士民”同仇敌忾,增强孙吴的内部凝聚力。据《江表传》记载,曹丕遣使向孙权索求贡品,孙权群臣认为曹魏所求不合礼制,拒绝进贡,孙权则说:“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13孙权宁愿满足曹魏的无礼要求,也不愿在入质问题上让步,认为这牵涉到江表政权的存亡(“江表元元,恃主为命”)。正因如此,孙权在黄初二年(221)十一月称吴王后,在同年剩下的一个多月里迅速完成对孙登的册封。《三国志·吴主五子传》载:

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14

在册立太子之后,孙权又大张旗鼓地“选置师傅,铨简秀士”,旨在提高太子声望,展现其王权的稳固。延请宾客以巩固太子地位,是历代的传统。汉武帝时,卫太子“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以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巫蛊之祸发生后,卫太子“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15。可见宾客在拱卫太子之位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东汉进一步明确东宫宣扬声教、推崇礼仪的政治功能16。孙登被立为吴王太子后,东宫自然也就成为孙吴的声教中心,延请宾客的任务便部分转移到东宫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延请宾客是孙氏固有的政治传统。孙策过江时的基本力量为“兵财千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17。渡江之后,“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多归附孙策为宾客18。建安五年(200)孙权主政后,“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19。宾客指没有在官身份的随从者20,依附于孙氏的宾客来自各地。孙策、孙权在建立基业的过程中,既需要招贤纳士以充实统治集团,也需要通过四方宾客的归附来展现统治的正当性。

正因孙氏试图将立国的正当性建立在人心之上,历代统治者常用布衣之礼与宾客相交。孙策对宾客中的名士甚至亲执子弟之礼18。吴王东宫既然具有承担声教功能,自须接续礼贤下士的传统。孙登“待接寮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寐”14,“每升堂宴饮,酒酣乐作,登辄降意与同欢乐”21。后来陈表等转为中庶子,须遵循与太子间的礼仪,但孙权认为这会导致关系的疏远,故“复令整巾侍坐”14。

延请宾客,在魏、蜀、吴三方竞争的背景下起着为孙吴争取天下民心的作用22。羊衜在给孙权的上疏中说:

顷闻二宫并绝宾客,远近悚然,大小失望。窃从下风,听采众论,咸谓二宫智达英茂,自正名建号,于今三年,德行内著,美称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闻。谓陛下当副顺遐迩所以归德,勤命二宫宾延四远,使异国闻声,思为臣妾。今既未垂意于此,而发明诏,省夺备卫,抑绝宾客,使四方礼敬,不复得通,虽实陛下敦尚古义,欲令二宫专志于学,不复顾虑观听小宜,期于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倾企喁喁之至愿也。……愿陛下早发优诏,使二宫周旋礼命如初,则天清地晏,万国幸甚矣。23

羊衜上疏针对的是孙权晚年禁绝太子孙和宾客之举。羊衜曾任孙登太子宾客,故而对太子宾客的作用有着深刻认识。在他看来,东宫“宾延四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它能使太子“美称外昭”、“异国闻声”,孙吴的王者气象由此而得以展现,从而获得与蜀、魏竞争的舆论优势。羊衜认为孙权“绝宾客”之举,使得“远近悚然”、“大小失望”,并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对(“下风”、“众论”)。由羊衜的上疏可见,延请宾客是孙吴在三国竞争环境下争取人心的重要举措,它所展示的是孙吴政权向“四方”开放的形象。缺乏正统性资源的孙吴,通过延请太子宾客等招贤纳才的政策,将“宾延四远”、“异国闻声”的舆论支持转化为立国的正当性。

二 孙吴初建时与吴王府、东宫僚属的选用

孙权被策命为吴王后,随即开始建立吴国官僚体系。北海人孙邵任丞相,东莱人刘基任大农24,吴郡人顾雍任大理奉常、领尚书令25,北海人是仪任侍中26。按《三国志·三嗣主传》,永安二年(259)三月“备九卿官”27,可知在此之前,孙吴的官制建设并不完备。孙权设官任命的主旨是巩固王权,将职官视作自己的私属28。吴王时期的任职者,除顾雍外,基本均为流寓士人。这反映了孙权在接受曹魏策命后,建构吴王府所依靠的力量。

众所周知,孙策渡江时的基本力量是淮泗人。平定江东后,面临江东的三种势力:流寓士人、江东大族与山寇。孙权主政以后,流寓士人与淮泗豪杰一同成为最重要的支持者29。正因如此,孙权在建构吴王府时,自会倚重流寓士人。这一用人政策也反映在东宫“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上。师傅可考者为张温、程秉,其中程秉为流寓于交州的儒者,他曾侍从郑玄,博通五经30。与程秉情况相似的还有太子率更令徵崇,他也是流寓名士,黄武年间受流寓领袖严峻的推荐而入职东宫,承担太子师傅的部分职责30。太子宾客中,除顾谭出身江东大族之外,诸葛恪、张休均为流寓二代,陈表代表随孙策渡江的淮泗子弟31。

东宫“选置师傅”还有值得探讨之处。首任太子太傅张温出身吴郡高门,为名士领袖32,由选曹尚书出任太子太傅33,在黄武年间的政局中代表属江东大族。在孙权称吴王之前,孙氏与江东大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孙策渡江,诛戮江东名豪甚多。孙策囚禁吴郡名士高岱,为之求情者延绵数里,孙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34。江东大族以姻亲、交友联为一体,孙策的政策几乎将其推向对立面。建安五年(200)孙权主政后改用笼络、怀柔政策,但江东士人仍然反对孙权割据自立35。建安九年(204),孙权大会僚属,吴郡人沈友公然说“主上在许”,指责孙权有“无君之心”。《吴录》称沈友“正色立朝,清议峻厉”,判断孙权杀害他的原因是“以终不为己用”36。江东大族的抵制态度始终是孙吴建国的重要障碍。

张温之父张允是高岱八友之一,“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37。孙权对张氏父子予以了重用,张允在孙权将军幕府中任东曹掾,张温在孙权吴王府中任选曹尚书,先后负责选举。孙权任用张氏父子,意在建构王权的重要关头争取江东大族的支持。田余庆先生考察了吴王府的三署郎官,认为侨寄之士为数尚多,同时江东士人也占有相当比例35。统辖郎官的左、右、五官三署是官员养成与储备机构。同样,东宫也是未来重臣的养成机构。孙权将张温由选曹尚书转为太子太傅,其意正在于此。张温的官职虽然有变,但是负责选举的职事却大致相同38。“选置师傅,铨简秀士”,重点在于“选”与“铨”。据《文士传》记载,有人向张温推荐华融:“蕊山下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于是张温便到华融家,与其“朝夕谈讲”,“俄而温为选部尚书,乃擢融为太子庶子”39。从华融之例可见张温作为太子太傅的重要职责是擢选东宫侍从。

华融为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才居住于山阴蕊山下,身份实为流寓之士。如前所述,在黄武年间的太子宾客中,除顾谭出身吴郡士族外,其余三人均为流寓士人、淮泗旧人的子弟。由此可见,尽管孙权试图让流寓士人与江东子弟共同进入政权,并在东宫初建时以吴姓士族代表人物出任太子太傅,但在具体“铨简秀士”时,仍以流寓士人为东宫宾客主体。这与孙权建构吴王府时重要职官多由流寓之士出任的情形其实是相同的。这表明在吴王王权初建时,孙权虽然有意启用江东子弟以扩大统治基础,但孙吴的江东化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三 孙权称帝、迁都与黄龙年间的皇权分割

魏、吴交恶始于黄初三年(222)九月曹魏发动的对吴战争,曹魏方面断定孙权拒不派遣太子入质暴露了他不臣之心。此时孙吴已经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能够抽出手来防御。孙权改年号为黄武,隐含以土德取代汉朝火德之意40,同时也否定曹魏的正统性。但孙权并未顺势称帝,与曹魏的外交关系一直延续到黄武三年(224)方才断绝。

黄武四年(225),丞相孙邵卒,顾雍继任41。加以夷陵之战中陆逊已取得西境统兵权,江东士人在文武两个系统中都占据了最高职位,江东大族与孙吴政权的关系进入到一个顺畅期。与此同时,孙吴承受的外部压力也在减轻。黄武五年(226)曹丕死,曹叡即位,孙权评价说:“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孙权判断曹魏的发展趋势是“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42。在内忧外患得以缓解的情形下,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四月丙申即皇帝位。在告天文中,孙权回避了曾接受曹魏策命的历史,明确以曹魏为僭伪政权。告天文集中反映了孙权对正统论的理解,不惧文繁,录于下: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叡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永终天禄。43

孙权即位的直接理由是嘉瑞频繁出现,不能违抗天命。现代学者多顺应孙权的思路,认为符瑞是孙吴建构正统性的重要方式44。这固然是正确的,然而告天文的核心部分是在强调“东南”的民意。告天文列举了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对于正统的看法,认为天意去汉、皇帝位虚。这不仅否定了曹魏的正统性,同时也否定了蜀汉的正统性,但却巧妙地将民意的空间界定在了“东南”,即孙权治下。按《三国志·吴主传》,“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45。告天文的表述与《三国志·吴主传》的记述反映的是同一事实,——江东、流寓等群体在称帝问题上已然达成共识,这才是孙权在踌躇七八年后登上皇帝宝座的民意基础。

黄龙年间(229—231)的任职情况也反映了孙权称帝的社会基础。吴郡顾雍为丞相、吴郡陆逊为上大将军、琅琊诸葛瑾为大将军、汝南陈化为太常兼尚书令、东莱刘基为光禄勋兼分平尚书事、义阳郝普为廷尉、彭城严畯为卫尉、武陵潘睿为少府、北海是仪为侍中、汝南胡综为侍中、吴郡徐详为侍中46。从任职者的情况来看,江东、流寓两个群体已成并峙之势。江东士人占据官僚系统的最顶端,流寓士人则在人数上占优。此外,来自孙吴西境长江中游的郝普、潘睿亦跻身其间。黄龙年间的孙吴朝廷基本囊括了境内的各个地域集团。

黄龙年间的孙吴内政仍然有二分之势,但不再是江东与流寓地域集团间的区分,而是在政治地理上出现了武昌与建业两个中心。黄龙元年(229)九月,孙权迁都建业,太子孙登掌武昌留事,于是孙吴朝廷一分为二。大将军诸葛瑾、丞相顾雍、太常兼尚书令陈化、光禄勋兼分平尚书事刘基、侍中徐详、胡综等人组建建业政府,上大将军陆逊、侍中是仪及尚书九官等则留武昌辅佐太子47。孙权将政府一分为二,是为了应对曹魏、蜀汉的外部压力。虽然孙权称帝得到蜀汉的支持,双方订盟共同讨魏并中分天下48,但留太子守武昌仍有防备西境的意图。

孙吴朝廷一分为二造成了荆、扬并立的地缘格局。也正因如此,吴王东宫上升为皇太子东宫后,东宫职能进一步向参政方向发展。《三国志·吴主五子传》:

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49

相较于吴王时,黄龙年间的东宫宾客群体有所扩大,以致号称“多士”。陆机《顾谭传》称:“宣太子正位东宫,天子方隆训导之义,妙简俊彦,讲学左右,时四方之杰毕集。”50所谓“俊彦”、“四方之杰”并非泛指,而是指“四友”等宾客。赤乌四年(241)孙登临死前上疏,推荐东宫臣僚诸葛恪、张休、顾谭、谢景、范慎、华融、羊衜、刁玄、裴钦、蒋修、虞翻十一人。除蒋修、虞翻的具体情况难以考证之外,余人都有任东宫宾客的记录。这一名单是东宫宾客核心成员的名单,其中多数人也是孙登留守武昌时期的核心力量。

在赤乌四年(241)的上疏中,孙登言道:“凡此诸臣,或宜廊庙,或任将帅,皆练时事,明习法令,守信固义,有不可夺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选置臣官,得与从事,备知情素,敢以陈闻。”49从孙登之语可见,东宫宾客的最终选拔权在皇帝手中。选拔标准是“或宜廊庙”“或任将帅”“皆练时事”“明习法令”“守信固义”,即政治、军事、法律、道德等各领域的人才。多种人才的选拔为孙登留守武昌提供了助力。

正因东宫承担着国务,太子宾客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等级化、组织化、官僚化。黄武年间,太子太傅张温曾推动东宫宾客的职官化,如任命陈表等人为中庶子,但孙权“后又以庶子礼拘,复令整巾侍坐”49,事实上消解了宾客职官化的趋势。张温主张宾客职官化与暨艳检核三署的性质相同,均是以制度约束士族子弟。此时孙权正处在建构王权的关键时期,需要获得江东、流寓士人的支持,故而站在了张温、暨艳的对立面,酿成了著名的暨艳案51。黄龙、嘉禾年间的东宫侍从虽仍有“友”、“宾客”之名,但实质上均担任具体的职官。“四友”担任左辅、右弼、辅正、翼正四都尉,这是孙吴新设之职。《孔丛子·论书》言:“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王莽曾为孺子婴设太傅左辅、太阿右拂与太保后承52,又为太子王临立师疑、傅丞、阿辅、保弼53。不过王莽以左辅、右弼之名指称天子、太子师傅,而孙权则是借以命名东宫侍从。“都尉”官称拟自三都尉(车、驸马、骑)。东汉三都尉近侍天子,任职者多为外戚与侍讲名儒54。“左辅”“右弼”“辅正”“翼正”等官号与“都尉”官称,其实都是拟于天子之制。

皇帝与太子在地理上的分离,其实是皇权的分割。这一分割有具体的针对性。嘉禾元年(232)孙登赴建业后不愿再回武昌,对孙权陈述的理由是“陆逊忠勤,无所顾忧”55。陆逊的理政能力与勤勉态度为孙权所熟知,孙登陈述的重点是陆逊的忠诚度。可见孙权留太子守武昌,带有监视陆逊的意味。孙权在称帝问题上虽然得到了江东大族的支持,但迁都建业之后,荆州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陆逊手中,这使得孙权不得不加以防范56。

陆逊在辅佐孙登期间与皇室发生过几次冲突。一是孙权之子孙虑在堂前设斗鸭栏被陆逊斥责;二是孙翊(孙权弟)之子孙松“戏兵不整,逊对之髠其职吏”;三是东宫宾客谢景赞同刘廙的先刑后礼论,为陆逊所呵斥,认为“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57。尽管陆逊是在喻教德行的名义下训诫皇子与宗室,但毕竟折损了皇室威仪。尤其对谢景的训斥,更是直接干预了东宫的侍讲活动,试图以自身的政治理念喻教太子。《三国志·吴主五子传》记载了孙登在留守武昌期间射猎不烦民、刑罚谨慎诸事58,王永平先生认为这是受陆逊的教诲59。其实也可以说孙登感受到来自陆逊的压力,自我约束。在这一背景下,孙权为太子延揽宾客、将东宫侍从拟于天子近侍,意在凸显东宫所代表的皇权权威,以平衡陆逊的势力。

四 嘉禾年间的皇权一元化及其历史后果

建业、武昌双政治中心的并峙,以及太子权威的尊荣,原本只是皇权在行使中因时制宜的二分,孙权十分警惕太子成为皇帝之外的又一权力中心。为此,孙权专门安排是仪留守武昌,“太子敬之,事先咨询,然后施行”。自孙权统事以来,是仪“专典机密”,“入阙省尚书事,外总平诸官,兼领辞讼”60。是仪被留在武昌,实是秉持孙权旨意掌控政治中枢、参预东宫决策。

双中心并峙的格局结束于嘉禾元年(232)。该年孙虑死,孙登以此为借口返回建业。据《三国志·吴主五子传》,“登昼夜兼行,到赖乡,自闻,即时召见……权纳其言,为之加膳”58。孙登是无诏相召、擅离武昌。“昼夜兼行”乃至不及饮食,目的是防备孙权的侦知。孙登在建业逗留十多天后,孙权派遣他返回武昌,孙登“深自陈乞”而最终留在建业。可见孙登返回建业是善用时机进行运作的结果。

孙登急于回归建业,乃是因其太子地位动摇。据《吴书》记载:“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61《吴书》又云:“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61孙和之母王夫人得幸于黄武中62,孙和生于黄武二年(223)63,《吴书》和《三国志》都讲到孙和得宠是在少时,从年龄上判断,孙登感受到孙和的夺嫡压力或始于黄龙(229—231)年间。《三国志·吴主五子传》认为孙和是“少以母王有宠见爱”58,王永平先生考释出孙登、孙和相争存在着后宫因素59。这些看法固然言之由衷,但孙登留守武昌、分割皇权才是孙权所顾忌的。孙权彰显孙和的特殊身份,指向的是孙登的太子之位。

考察孙登在武昌的举动,可发现孙权的怀疑并非是空穴来风。骠骑将军步骘都督西陵,受孙登指使,上疏孙权请求奖劝“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干十一人。疏文大意是请求孙权对此十一人放手任用,并言明这是太子的意思,希望孙权听从64。步骘所举十一人皆为朝廷重臣,其中许多是在建业任职。孙登的这一举动已经超出了东宫的权责范围,直接干预了朝局。孙权专宠孙和旨在警告孙登,并以此瓦解寄望于孙登的政治势力。在此种情形下,尽快返回建业,让分割的皇权合一,成为孙登不得已的选择。

在孙登返回建康后的嘉禾年间(232—237)发生了孙吴政治史上重要的吕壹事件。孙权任用中书典校事吕壹迫害臣僚、引发朝局震荡65。在吕壹事件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与孙登关系密切的长沙三侯:醴陵侯顾雍、刘阳侯潘濬、临湘侯步骘。《三国志·顾雍传》注引徐众言:“(吕)壹奸险乱法,毁伤忠贤,吴国寒心,自太子登、陆逊已下,切谏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因会手剑之,以除国患。”66在嘉禾年间的政治版图中,孙登、陆逊与顾雍、潘濬等为同一阵营,处在孙权的对立面。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4-1296有“中书典校事吕壹”字样,王素先生推测吕壹的工作一直影响到长沙当地67,这里正是孙登留守武昌负责的西境地区。甚至连是仪也卷入吕壹事件中。在吕壹构陷刁嘉谤讪国政案中,是仪被孙权“穷诘累日”,情势一度危急到“群臣为之屏息”68。可见是仪已经不受孙权信任,这与他在武昌辅佐太子的经历不能说无关。如联系这些线索作大胆推测,嘉禾年间(232—237)孙权任用吕壹的目的之一,很可能便是肃清孙登在朝廷与西境的影响。

孙登失势,东宫宾客随之受到压制。据《江表传》,孙登曾请侍中胡综为诸葛恪、顾谭、谢景、范慎等人作《宾友目》延誉69。胡综曾为孙权的伴读,又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建都建业后,胡综与徐详并为侍中,兼左右领军70。孙登请胡综作《宾友目》,意在为宾客寻求政治出路71。“四友”之中,除诸葛恪颇受孙权重视而转官节度之外,张休、顾谭在东宫任职都尉长达十二年,直至孙登去世,陈表“求用为将”72,离开了朝堂政治。孙登临终前专门向孙权举荐东宫十一人,正反映了宾客的仕途不畅。

赤乌五年(242)孙和被立为皇太子,“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73,宾客名单已与孙登东宫完全不同。从孙登及其宾客的立场来说,嘉禾元年(232)返回建业是其政治走向失败的开端,但从孙权的立场来看,却是皇权一元化的成功。然而,孙权压制孙登,却给孙吴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走马楼吴简显示孙吴在嘉禾年间出现了财政危机74,这未尝不与孙权任用吕壹导致君臣乖离的政局无关。更重要的是,孙权在压制孙登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权术路径,即以皇子牵制太子来确保皇帝的权势独尊。在立孙和为皇太子后,孙权又对孙霸“宠爱崇特,与和无殊”75,引发“二宫构争”,进而引发朝廷党争76。孙权的皇帝权威虽然由此而独尊,但储君权力也是皇权的一部分,孙权对太子的压制其实动摇了皇权自我延续的根基。孙权死后,权臣专政、嗣主孙亮被废莫不源于孙权的这一皇权建构方式77。

结 论

孙吴建立具有肇始六朝的历史内涵78。三国之中,孙吴的立国过程最为曲折,经历了建构吴王王权与建构皇权两个阶段。较之于魏、蜀,孙吴缺乏正统性资源,内部人心不附——立国江东却不为江东大族所归心。不得已之下,孙权才谋求利用汉魏禅让的时机,通过曹魏的策命来建构吴王王权。这一策略主要是针对孙权治下的内部问题,但却授予曹魏干预内政的权柄。黄初二年至三年间(221—222),围绕着吴王太子入质的问题,魏、吴双方反复交涉。为了维系孙吴王权的独立性,孙权发扬孙氏延请宾客的政治传统,为东宫“选置师傅,铨简秀士”,试图通过招贤纳才的政策,将“宾延四远”、“异国闻声”的舆论支持转化为立国的正当性。

孙权称吴王后,让江东子弟大量出任三署郎,并以吴姓士族领袖张温出任太子太傅,试图扩大王权的统治基础。然而,吴王府的任职者与东宫宾客仍以流寓士人为主体,这反映了孙权初建王权时的主要依赖力量。

黄初三年(222)与曹魏交恶后,孙权改年号为黄武,否定曹魏正统性。黄武五年(226)曹丕死,孙吴承受的外部压力减轻,同时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也进入到顺畅期。在内外形势好转的情形下,孙权于黄龙元年(229)称帝,并随即迁都建业。这是自皇帝制度建立以来江东首次成为京畿所在地。六朝立国江东的政治统绪亦由此而形成。迁都造成了武昌、建业双中心的政治地理格局。为了控制西境,孙权让太子孙登留守武昌,并再一次扩大东宫宾客群体,在诸多方面已近于天子之制。孙权对皇权的这一分割,针对的是以陆逊为代表的实权派官僚,可以看作是孙吴皇权为了自我维护而进行的技术性分割。

然而,皇权的分割导致太子成为皇帝之外的另一政治权威。为了维护皇权的一元性,孙权转而压制太子,通过另宠皇子来动摇太子之位,任用中书典校事吕壹打击与太子关系密切的大臣,并波及到太子曾留守的西境地区。孙权的皇权独尊成为嘉禾年间(232—237)的主题,导致孙吴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更为重要的是,孙权以皇子牵制太子的权术路径,动摇了皇权自我延续的根基。孙权晚年孙和、孙霸间的“二宫构争”,孙权死后的权臣专政、嗣主孙亮被废,均根源于孙权的皇权建构方式。

注释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0页。权家玉:《从蜀汉东晋看寄寓政权的“国”“土”观念》，《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2参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1-29页。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2-295页;中华书局，1993年，第296-327页。[日]大川富士夫:《孫吳政權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氏著《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東京:雄山阁出版，1987年，第205-236页。[日]川勝義雄:《孙吴政权与江南的开发领主制》，氏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3-123页。[日]渡邊義浩:《孫吳政権の形成と“名士”》，《三國政権の構造と“名士”》，東京:汲古书院，2004年，第217-248页。

3关于孙吴正统性的研究，参见[日]渡邊義浩:《孫吳の正統性と國山碑》，《三國志研究》2007年第2号，第40-65页;[日]宫宅潔:《魏·蜀·吳の正統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編:《三国鼎立から统一へ---史書と碑文をあわせ読む》，東京:研文出版，2008年，第17-64页。魏斌:《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2009年第1期;魏斌:《国山禅礼前夜》，《文史》2013年第2辑。

4(1)关于汉献帝的研究，参见徐冲:《〈献帝起居注〉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5(2)参见楼劲:《魏晋以来的“禅让革命”及其思想背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6(3)(4)《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6页。

7(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第1123页。

8(6)关于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统治合法性的方式，参见李磊:《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与国家的自我赋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9(7)(8)《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第1128页。

10(9)《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第1363页。

11(10)《后汉书》志二五《百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76页。

12(11)《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曹操纪》，第34页。

13(1)孙权的“爱子”论，援引自惠施之语(“有人于此，欲击其爱子之头，而石可以代之，子头所重而石所轻也，以轻代重，何为不可乎?”)，但不可否认这一言论是针对当日曹魏试图以孙登为质的安排。《三国志》卷四七《魏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第1124页。

14(2)(10)(12)《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第1363页。

15(3)《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41-2743页。

16(4)刘雅君:《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北方论丛》2010年第6期。

17(5)《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第1102页。

18(6)(9)《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第401页。

19(7)《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16页。

20(8)[日]大川富士夫:《孫吳政權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氏著《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第229页。

21(11)《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休传》注引《吴书》，第1225页。

22(1)关于天下民心在政权建构中的作用，参见李磊:《天下的另一种形态---东晋及东北族群政权建构中的天下意识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23(2)《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第1372页。

24(3)《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附子基传》，第1186页。

25(4)《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第1225页。

26(5)《三国志》卷六二《吴书·是仪传》，第1411页。

27(6)《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第1158页。

28(7)[日]大川富士夫:《孫吳政權と士大夫》，氏著《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第237-257页。

29(8)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62-295页。

30(9)(10)《三国志》卷五三《吴书·程秉传》，第1248页;第1249页。

31(1)王永平:《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对孙吴时期一段隐晦不明的史实的考析》，氏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3-161页。

32(2)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96-327页。

33(3)《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张温传》，第1329-1330页。

34(4)《三国志》卷四六《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第1109页。

35(5)(8)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62-295页;第296-327页。

36(6)《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第1117页。关于“清议”与清流势力的组织化，参见牟发松:《范晔〈后汉书〉对党锢成因的认识与书写---党锢事件成因新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7(7)《三国志》卷五七《吴书·张温传》，第1329页。

38(9)关于太子及师傅制度，参见拙作《试论西晋太子师傅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9(10)《三国志》卷六四《吴书·孙綝传》，第1446-1447页。

40(1)魏斌:《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2009年第1期。

41(2)王永平:《顾雍论---兼及吴郡顾氏家风的形成与特质》，氏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192-214页。

42(3)《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第1234页。

43(4)《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第1135-1136页。

44(5)[日]宫宅潔:《魏·蜀·吳の正統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漢字情報研究センター編:《三国鼎立から统一へ---史書と碑文をあわせ読む》，第17-64页。魏斌:《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2009年第1期。

45(6)《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34页。

46(7)[日]大川富士夫依据万斯同《吴将相大臣年表》、洪饴孙《三国职官表》进行考订，参见氏著《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第249-251页。

47(1)《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349页。

48(2)《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34-1135页。参见王安泰:《天命有归---三国时期的地方行政体系与正统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49(3)(5)(6)《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第1363页;第1365页;第1363页。

50(4)《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谭传》注引，第1231页。

51(7)田余庆:《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96-327页。庄辉明:《暨艳案与吕壹事件再探讨》，《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

52(8)《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82页。

53(9)《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第4126页。

54(10)参见[日]上田早苗《贵族官僚制度的形成》，《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

55(1)《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第1364页。

56(2)王永平:《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氏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215-234页。

57(3)《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第1349页。

58(4)(7)(12)《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第1364页;第1364页;第1367页。

59(5)(13)王永平:《论孙权太子孙登与世族朝臣之关系及其政治境遇---对孙吴时期一段隐晦不明的史实的考析》，氏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143-161页。

60(6)《三国志》卷六二《吴书·是仪传》，第1411-1412页。

61(8)(9)《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注引，第1365页;第1386页。

62(10)《三国志》卷五〇《吴书·妃嫔传》，第1199页。

63(11)《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赤乌五年(242)，立为太子，时年十九。”第1368页。

64(1)《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第1238页。

65(2)高敏:《曹魏与孙吴的“校事”官考略》，《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章义和:《孙吴校事与吕壹事件》，《许昌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王永平:《孙吴之吕壹事件及其性质考论》，氏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103-119页。

66(3)《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雍传》注引，第1227页。

67(4)王素:《略谈走马楼孙吴“中书典校事吕壹”简的意义》，《文物》2002年第10期。

68(5)《三国志》卷六二《吴书·是仪传》，第1412页。

69(6)《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注引《江表传》，第1364页。

70(7)《三国志》卷六二《吴书·胡综传》，第1413-1414页。

71(8)《九真太守谷朗碑》载谷朗曾“除郎中尚书令史郡中正”，可证孙吴亦实行中正制。按曹魏中正制，出仕、擢升、贬降、禁锢均须依据资品，在中正定品中，人物题目则是重要的根据。参见[日]井波陵一:《魏晉石刻資料選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年，第151-159页。

72(9)《三国志》卷五五《吴书·陈表传》，第1289页。

73(10)《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第1368页。

74(11)邓玮光:《试析孙吴嘉禾年间的财政危机---以走马楼吴简许迪割米案为中心》，《文史》2019年第3辑。

75(1)《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传》，第1371页。

76(2)王永平:《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氏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120-142页。

77(3)参见[日]渡邊義浩:《君主権の強化と孫吳政権の崩壊》，《三國政権の構造と〈名士〉》，東京:汲古书院，2004年，第249-280页。

78(4)关于六朝历史发展对于南北一统的意义，参见李磊:《江南认知与中华认同---他者与北魏胡汉共识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