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6日，尊敬的导师刘东生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五十多年里，先生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第四纪科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黄土成因和古气候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环境科学方面，先生开拓了中国环境地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多次被授予享有盛誉的奖彰，其中就有泰勒奖、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奖章。
先生生于1917年11月22日。少年时代，国弱民贫，列强入侵，耳闻目睹，幼小的心灵深受伤害，从那时起立志报国。先生认为机械对当时的中国有用，遂在大学伊始，选择了机械系。但是不久，他就意识到机械学在战争连绵、工业薄弱的中国是不适用的。先生从小就对大自然充满浓厚的兴趣，在了解到地质学教授谭锡畴从“山前看看，山后看看”探得当时一个铁矿床的保存状态和储量时，先生甚是惊讶，对地质学更是充满了好奇。下定转向地质学的决心也许是受到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后来成为先生的导师）发表在报纸上一篇文章的影响，杨先生在文中写到：“只有了解自己的国家，才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国家”。四年后，即1942年，先生从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并而成）毕业，并获地质学学士学位。解放前，先生师从著名科学家杨钟健先生，开展古脊椎动物方面的研究工作，尤其擅长鱼类化石研究，见解独到，成果显著，著有高水平的《南京附近五通系泥盆纪鱼化石》古生物志。解放初期，国民经济建设处于恢复时期，应国家之需，先生先后参加、开展了三门峡、龙羊峡等水库的坝址调研及金、铜、镍矿等的找矿工作。
1954年始，响应国家号召，先生毅然离开成果已丰硕的古生物学领域，加入到研究人员匮乏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调查研究的队伍中，开始从事黄土研究。从那时起，先生锲而不舍地投身于解读蕴藏着丰富信息的黄土这本“天书”的巨大工程中。后来先生在回忆时说：“科学家担负着社会责任；国家需要是我最大的动力。”先生确实身体力行了。
在随后四十多年里，先生孜孜不倦，深入研究，奠定了中国黄土研究的基石。20世纪50年代，先生对黄土的“水成说”提出了挑战。随后，先生和他的团队（包括王克鲁、吴子荣、苏联义、王挺梅、朱海之、杨理华、文启中、陈明杨、周昆叔、陈承惠、郑洪汉、郭旭东、卢演俦、丁梦林、高福清、裴静娴、胡碧茹和蔡灵铎等）对黄土地层、分布特征、物质组成和结构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了黄土的风成成因，并将风成沉积从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拓展到整个黄土沉积序列，包括马兰黄土、离石黄土和午城黄土，时间跨越2.50Ma。20世纪60年代，欧美正盛行经典的“四个冰期–间冰期旋回”的第四纪气候变迁理论，先生已经注意到黄土与古土壤多次交替的多期旋回特征。1984年夏天，当时是Jim Bowler 教授访问青海，先生在西宁宾馆找我谈话，要我协助他组织撰写后来被命名为《黄土与环境》一书，并说“这不仅是总结中国黄土研究的好机会，而且是将中国黄土研究推向世界的必然之路”。1984~1985年，先生在北京友谊宾馆组织撰写《黄土与环境》一书，历时大半年。这本书基于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阐述了多期气候变化多旋回性的概念，并建立了经典的洛川坡头标准黄土剖面。在该书中，先生和他的学生成功地将第四纪洛川黄土–古土壤序列与反映全球冰量变化的深海氧同位素曲线相对比，奠定了今天中国黄土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芯并列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三大支柱的基础，这也标志着黄土研究已跨越到黄土与环境和黄土与全球变化相互关系研究的历史新阶段。正如先生所预想的那样，《黄土与环境》已进入我国自然科学书籍被SCI引用次数最多的行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一直致力于过去全球变化研究，推动着地球系统观的发展。经过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第四纪研究已与全球变化研究紧密结合，并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除黄土研究外，先生在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即使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先生也取得了值得称颂的成就。在那个年代，先生和他的团队被迫放弃手头工作，但先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与年青的同事一起深入开展克山病等地方病病因调查研究工作，为我国地方病医学事业和生物地球化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始，先生尽心尽力地推动中国环境质量改善、环境管理和环境科学的发展。1993年，先生荣获“中国绿色科技奖”特别金奖。先生不仅对环境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在他科研生涯的其他方面也功不可没。先生教导启发的年轻一代正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积极地施展着他们的才能。我是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自1962起就有幸跟从先生学习。先生对我要求严格，送我到不同实验室接受基本训练。在先生的安排下，从考古学到地球化学，从哺乳动物鉴定到孢粉数目统计，我都得到了各个实验室最好老师的指导，我的地层学的时间概念和环境演化过程的思想都是在那时形成的。我虽然后来曾协助先生作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是我的得益远远大于我的付出。记得1980年在为先生准备国际地质大会报告时，他对我说，“看一百篇文献与看十篇文献写出来的文章的味道、深度不一样”，强调了全面收集资料的重要性。英文稿写成后交给现在已百岁的中国地质大学杨遵义教授修改。杨先生是我国地质界与周明镇先生英文同样最好的学者。先生看完杨先生修改稿后，对我说，“杨先生的英文写得既通俗又简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先生曾说过，“要做出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需要与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合作”。1975年，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澳大利亚代表团访问中国，先生因此结识了Donald Walker和Jim Bowler教授。随后，先生访问了澳大利亚，并与澳方同行商讨共同合作项目。正是在这个项目中，中国科学院和澳大利里亚国立大学进行了紧密合作，先生的几位学生，包括我，也得以被介绍给澳大利亚第四纪同行。尽管这次合作在1988年左右就正式结束，但中澳两机构同行的友谊长在，而且扩展到澳大利亚的其他大学或研究所。先生为我们走出中国、了解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为中国第四纪研究走向世界开拓了道路。先生于1987年被授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在与澳大利亚合作取得丰富经验后，先生更积极努力地投入到建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去。先生于1975年成为由北京大学周培源教授率领的中国第一个访美科学代表团的成员，向美国同行介绍了中国黄土和第四纪的研究成果，给国际科学界带去了中国科学家的新材料和新思想。之前，先生要我协助他编写此次访美的报告，我们在北京呆了2个月，他每天坐着公共汽车到三里河第七招待所，风雨无阻，先生认真严谨、执着追求的精神至今难以忘怀。先生满怀热情地推动着第四纪事业的发展，并将他的学生介绍给多个国家的科学家，与他们合作，一个个有生命力的团队迅速形成，并积极投入到世界第四纪科学研究浪潮中。
先生对科学潜在的发展方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倡导对石笋进行高分辨率研究的人，现在石笋在高分辨气候变化研究中已处于重要地位。自1982年，先生开始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授课，直到去世前。尽管先生很忙，但他很少耽误课程，即使是刚下飞机，他也会直接奔向课堂。为了给学生上课，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先生也会请假。
先生总是精力充沛。半个世纪前，先生参与建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担任主席多年，并任《第四纪研究》杂志主编。作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先生在执委会连续工作17年，并是IGBP-PAGES科学委员会的首届委员之一，确立了我国在PAGES中的国际地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先生和他的同事创立并领导了拥有先进实验方法和仪器的实验室，包括沉积物分析实验室、孢粉分析实验室、14C定年实验室等。在他和施雅风先生、李振声先生、杨文井先生等的倡议下，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成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实验室赢得了国际认可，于1995年被批准由中国科学院开放实验室转为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于2001年正式发展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先生在科学院内破例被任命为荣誉所长。三十多年前，先生就主张在洛川打钻，为此我在洛川的冬天呆了两个月，看钻、取样、作剖面，后来先生利用这批样品在瑞士与Heller教授的古地磁实验室合作，并在Nature上发表了文章，取得了巨大成功，充分说明了钻探的重要性。先生对后来的中国大陆环境科学钻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成为我国大陆环境科学钻探工程的倡议人之一。正是由于先生对事业的热情，中国第四纪研究者才得以认识世界同行，中国第四纪研究才得以迅速向前发展，获得世界同行的认可。
尽管先生已是功成名就、德高望重，但他仍始终如一，积极探索，奋斗不息，对新的发展趋势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思想开放，虚怀若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在2000年前后，他就敏锐地注意到地球系统科学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重要性，并为之作出了重大努力。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的研究组的年轻人基于黄土–古土壤序列新思路进行洛川黄土地层研究，并与冰期旋回对比。先生很是欣赏，并很快采用了这种对中国黄土地层的新认识，使学生们感动不已。1990年，西安黄土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同事们提出黄土–古土壤序列反映东亚季风变迁以及东亚环境变化受季风控制的假说，先生给予很大鼓励，这才使得“东亚古季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中外学者热衷研究成为可能。先生是解放后中国科学考察事业的奠基人，多次率领或参加了希夏邦马峰、 珠穆朗玛峰和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的科学考察，先生与孙鸿烈先生，施雅风先生为此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们共同组织了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青藏高原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还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先生一直对他的学生强调野外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今天计算机如此普遍的时代。先生总是抽出时间带领学生进行野外考察，不时惊叹于大自然的伟大和她的巧夺天工。先生总会利用一切时间做好野外记录，尤其擅长野外素描，细致而逼真，至今先生的记录本仍完好地保留着。先生在74岁高龄赴南极考察，79岁高龄赴北极考察，84岁高龄赴南海考察，87岁高龄赴罗布泊无人区考察，给我们留下了传奇式的故事。
我们很容易看到先生获得的荣誉和桂冠，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到他是经历过战争、困境、文化大革命而白手起家的一代人。先生的事业生涯里有几个转折点：从机械学到地质学，从古生物学到水土保持和黄土研究，从矿产勘探到克山病的调查和环境保护。其中一些是先生自己的意愿，而另一些是先生在学术研究遭遇困难的年代里无法继续工作而被迫做出的选择。令人敬佩的是，在每个历程中，不管时间长短，先生都毫无例外地对所从事的事业尽心尽力，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并一一取得成功。先生成功之道很简单：勤奋，坚持，细心，最为重要的是，一颗不顾个人利益且渴望真理的赤子之心。
先生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先生与师母胡长康（也是古生物学家）半个世纪的婚姻验证了他们不变的承诺和坚守，没有师母的协助，先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孩子们也是品学兼优，先生的成功与孩子们的理解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闲暇时，先生爱好摄影、素描、邮票收集，也喜欢游泳，曾在1943年中国北方运动会100m仰泳中获得奖牌。
先生学识广博，人格高尚，始终面带谦虚和蔼的笑容，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黄土、第四纪地质与全球变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