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可以分为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经典研究”、“发展研究”和“比较研究”。文章梳理了“经典研究”主要成果及其研究脉络，探索了“经典研究”历 经“解读文本”到“回应时代”的阶段特征和研究转向，指出这种研究转向背后研究方法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指导下对民族理论经典文献的研究，促成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路径，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深化研究。

【关键词】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研究”

【作者简介】王淑兰，女，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8CMZ002）的阶段性成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同时提出要加快完善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从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看，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学学科发展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在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依然凸显、民族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的全球化时代，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的新时代，坚持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正确指导我国民族工作有效开展的现实要求，也是推动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成果特别丰硕，需要我们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脉络、阶段特征和内在逻辑，为深入阐释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理论基础，为推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中国的经验智慧和思想资源。

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三个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视角多但研究声音杂，研究成果多但分类研究少，碎片化研究多但整合性研究少，横向发展研究多但纵向对比研究少。总之，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规律性、层次性和逻辑性研究。依据研究出发点不同，可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分为“经典研究”、“发展研究”和“比较研究”三种类型。“经典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发展研究”基本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而展开研究，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纵向发展研究；“比较研究”主要是通过与西方其他民族理论对比研究，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念优势及价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横向比较研究。这三类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研究共时性，同时体现了研究的时序性：从研究内容看，从初期围绕“文本研究”到中期以“理论研究”为主，发展到后期以“理念研究”为特点；就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而言，从“被动注解文本”到“自觉建构理论”发展到“自信倡导理念”，反映了中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逻辑转换、演变轨迹和内在规律，充分表明中国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所作的有益尝试和不断探索，也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学界不断推动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改革开放以来“经典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研究成果

“经典研究”是对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研究，在话语表达上，一般称为“经典作家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或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资料显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问题的文论达到300篇（部）以上，字数约200万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2%到3%的篇幅谈到民族问题，在列宁的著作中，这一比例上升了10倍，而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这个比例达到 50%”。这些经典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民族与民族问题，揭示了民族形成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本质，论证了民族问题与社会总问题之间的关系，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途径。实际上，与“发展研究”和“比较研究”比较而言，“经典研究”更注重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经典的文本研究，这类研究既不探讨其与中国民族理论之间的关系，也不关注与其他西方民族理论的关系，主要是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理论内容、基本原则、方法体系、价值理念、发展规律等作出科学研究。

本次研究以进入21世纪为分界线，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经典研究”概况分为“拨乱反正”后的“经典研究”和新世纪新阶段的“经典研究”，以凸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研究”的阶段特点及其背后研究方法的转变。

（一）“拨乱反正”后的“经典研究”（1979—1999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往“左”的错误思潮，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社会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其中包括对我国民族工作事务的全面恢复，新的民族工作事务的开展要求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研究，纠正以往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错误指导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新起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民族地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发生了深刻变革，民族交往不断深入、民族与宗教的交织影响、民族利益诉求不断多样化，各民族共同性因素增多的同时，民族差异性也进一步凸显，为此需要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民族关系、民族发展、民族平等团结等作出深入持续研究；同时这一阶段国际社会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等思潮全球泛滥，为抵制国际敌对势力散布的各种谬论，需要在研究立场上不断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界限，为此1979—1999年民族理论界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精辟论述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编选，主要是在经典作家全集的基础上，选取与民族、民族问题等相关的论述加以编辑。在这个方面，需要既考虑到理论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同时还要特别关注到翻译的差异性和注释的科学性。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内部印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进一步做了编选工作，相继出版了经典作家论民族问题系列丛书。这些编选研究为后期展开经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于列宁和斯大林不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理论作过系统归纳，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形成了诸多民族理论，同时由于受到苏联研究民族问题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学界比较热衷于研究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除此之外，为了深入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主要的思想内容，一些导读类研究成为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辅助性和参考性研究。

改革开放后“两个凡是”的破除和“真理大标准”的讨论，为民族理论界澄清错误观点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舆论支持。这一阶段的“经典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新理论的澄清研究和对新提法的争论辨析中。首先是对“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提法的彻底否定。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一文，全面澄清了“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错误的理论判断，为推动民族理论研究步入正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导向和理论支撑。第二是关于“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讨论。改革开放后我国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消灭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当时的主流话题之一。第三，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大讨论。这是延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包括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科学性问题、适用性问题、修改问题、翻译问题等的讨论。可以说21世纪之前，对“经典研究”基本围绕以上几个主题展开，关于这一点通过知网搜索到的数据能够得到印证。如果我们以 201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研究的十四个专题为标准，在知网上把时间限定在1979—1999年，共搜索到专门研究经典理论的大概250篇主要论文，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民族概念、民族平等理论、民族与阶级理论、民族问题理论。

（二）新世纪新阶段的“经典研究”（2000年至今）

2001年美国“9·11”事件拉开了21世纪全球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复杂性局面的序幕，实际上“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无论是国际社会致力于构建新的世界政治秩序，还是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前景的希冀，都无法回避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包括与此交织互渗的种族、宗教问题）及其所引起的矛盾、冲突和恐怖活动，也尤为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民族主义思潮仍然盛行、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反映、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依然凸显的全球化中，国际社会对种族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开始普遍关注聚焦。

21世纪之初，我国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主题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上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旨在缩短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最终共同富裕。事实上21世纪中国不仅需要努力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面临着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的挑战。也正是这一时期对中国到底怎样解决民族问题开始逐渐出现了不同声音，留学归来的民族学学者针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在学理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理论话语和对策方案，这类研究认为“21世纪的世界已不再是马列主义创始人当年面对的世界了，帝国主义没有像列宁预计的那样走向腐朽和没落，以公有制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共产党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情景了”。有学者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应该“去政治化”，引起了21世纪中国民族理论第一次大讨论，而2010年学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可谓对如何‘去政治化’作出了全方位的‘政策理念设计’”。这些研究不仅没能正确解读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持有“过时论”、“怀疑论”，试图套用西方族群范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从根本上看，这直接关系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话语立场问题。虽然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学术争论有所回应，但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推动“经典研究”的意义就不仅是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推进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健康进程的迫切任务”。这种形势迫使学界开始反思和寻找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随着时代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以往的编选在诸如内容的系统性、注释的科学性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不能更好地跟进和满足民族理论研究发展形势的需要。2004年中央开始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建设工程，任务主要是对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在18个子课题中包括对民族问题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在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下，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编选研究不断被深化推进。2013年王希恩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该书对经典作家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论述从十四个方面进行编选，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理论的一个索引”。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民族问题系列丛书基础上作了修订和完善，全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过程，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五册丛书，得到学界高度的评价和认可。就著作而论，由于这一阶段中国民族理论界将主要的学术思考力集中于两次学术争论角逐中，所以从整体而言，这一阶段除乌小花和王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论著解读》外，理论界相对缺乏聚焦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系统性著作研究，但是这一阶段不乏一些对经典作家某一理论的细化深化研究，如关于民族平等、民族与宗教的著作研究。

从论文发表看，这一阶段经典理论的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如果依然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研究的十四个专题为标准，在知网上从2000—2019年共搜到关于经典理论研究的主要论文大概280篇，这些对经典理论的研究涉猎了全部的十四个专题，以往一些不太受重视的专题，如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发展、民族关系，由于时代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都显得极为重要和必要；同时研究主题也更加细化深入。如对民族概念的研究，由于民族概念始终是民族理论的研究起点，这一阶段对民族概念内涵的研究更加深化，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伟大的历史的民族”的专门论述研究，也有对经典作家关于“族体”的深入解读分析；同时由于全球化时代民族问题的国际性、复杂性和族际政治重要性，学界对经典作家始终关注的议题如“民族主义”、“民族与阶级”、“民族国家”的研究更加深入。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典研究”的阶段特征及其研究方法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研究中涌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典研究的演变轨迹，也凸显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典研究的发展特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论文研究中，我们发现在研究关联性上，从“孤立性”研究转向“紧密性”研究；在研究思路上从相对“束缚性”研究转向“开拓性”研究；在研究共识上从“争鸣性”研究转向了“共鸣性”研究。这些特点转向表明改革开放“经典研究”历经“解读文本”到“回应时代”的研究转变。

（一）从“孤立性”研究转向“紧密性”研究

从1979—1999年经典研究的200篇论文计量可视化分析中发现（如图1所示），2000年之后对这一阶段的文献引证增幅特别明显，显然表明这一阶段“经典研究”成果为21世纪后“经典研究”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进一步深入研究后发现，1979—1999年，“经典研究”的研究主题比较集中，基本围绕“民族定义”、“民族与阶级”、“民族平等”、“民族问题”等展开，但这些文献之间相互引证并不高（如图1所示），文献研究之间呈现相对“孤立”、“隔绝”、“静 止”，从侧面反映了这一阶段“经典研究”之间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21世纪之后，对“经典研究”涉猎主题更加多元，范畴更加细化，并且这一阶段的200篇文献相互引证较高（如图2所示），从侧面反映了21世纪之后经典理论研究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实际上，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缜密的有机整体理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为了给学习者提供索引学习的方便，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研究划分了十四个专题，但实际上这些专题之间是相互契合的内在统一体。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经典理论内容本身而言，特别是关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平等”、“民族问题”、“民族与国家”、“民族自决”、“民族与阶级”等几个主题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如明确“民族”在具体语境下的理论内涵，是理解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逻辑前提；而抓住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的本质，也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民族主义”的关键所在，在这些理论前提下，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民族自决”理论、“民族解放”理论及“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出才是必要的，所以从经典作家理论逻辑架构上看，各主题之间内部是逻辑紧密的完整统一体。第二，从学科的角度看，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理解，不仅仅需要民族学人类学背景，还需要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等理论，而21世纪之后对经典理论的学科交叉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研究，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典研究各研究主题的内在联系性。第三，从经典理论关注的国家看，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既有对发达国家民族问题的关注、也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有对西方国家的关注、也有对东方国家的关注，有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注、也有对被压迫国家的关注，有对已经形成民族国家的关注、也有对未形成民族国家的关注。21世纪之后对经典研究的落脚点恰恰在于寻找各主题研究之间的内在契合点，寻找经典理论本质和价值理念以统摄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关注对象的全球化和关注视野的国际化，进而回归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有机统一性本源。

（二）从相对“束缚性”研究转向“前沿性”研究

改革开放后前20年对“经典研究”大多在既定范围内，研究表现出束缚性、谨慎性，甚至可能倾向于某种教条性。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例，如何处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和斯大林民族概念中“四个共同”和“缺一不可”论断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多数学者采取的方案或者圈定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适用范围、或者考量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否需要修改、或者校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翻译等等，但无论如何，都是围绕斯大林民族定义本身展开，恰恰是这种谨慎和束缚，使得民族理论研究难以出现突破、开拓和建构，为此有学者就直接批评指出“没有想到在汉语原有的‘民族’一词的基础上，总结民族识别的经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圈子里打转转，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有学者提出：“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中，一方面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预设，另一方面把一些不具备四个特征的族体定为民族，这种矛盾现象本来是突破斯大林民族理论模式，产生中国化的民族定义的契机，却被谦虚地以‘灵活运用’概括了，以至于40年来先后进行三次大讨论仍找不到突破点所在，仍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最科学而又完整的民族定义。”对其他理论如“民族平等”、“民族问题”、“民族与阶级”等研究也存在类似的研究方式。即：对“经典研究”大多采取机械演绎的方法，表现为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脱离了关照中国的现实和时代的发展，没有真正回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实践和全球化深入推进， “我注六经”的文本解读显然无法满足新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以往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和不足逐渐凸显，这也是“经典理论”一度受到诟病，被认为“过时”和“无用”的重要原因所在。21世纪后，学界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研究视域发生转变，研究有拓展、有突破、有创新，更加与时俱进。这一阶段对经典理论研究，大多冠以“当代意义”、“当代命运”、“当代价值”、“当代发展”、“现代启示”、“全球化背景下”等等，深刻反映了研究更多着眼于现实发展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从“我注六经”转向了“六经注我”。正是在这一点上，衍射出在研究路径从“理论—理论”转向了“问题—理论”的研究，在论证方式上，从演绎性逻辑转向了归纳性逻辑，实现了对经典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的统一”。

（三）从“争鸣性”研究转向“共鸣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前20年中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争论性研究比较多，21世纪之后对经典理论的研究基本是共识性研究，这种共识体现为研究内容上的共识，也有对研究指向方面形成的共识。如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一阶段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基本在争论性研究中展开，其内涵和外延被各种解读甚至泛化，难以达成共识。21世纪之后虽然就“民族”概念有新的争论内容和方式，但是学者们就斯大林民族定义是“判断民族国家的一套标准”的认识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斯大林民族概念对认识“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具有指导意义；就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平等理论”的研究，从对“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学术争论，包括提出“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列宁还是斯大林的争论、“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否存在的争论、到底什么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的争论、用 “事实上的不平等”来表述我国各民族的现状是否正确性问题的争论等，转向了具有丰富内涵和正向引导民族关系视域下的“平等团结、繁荣发展”、“交往交流交融”等的深入研究；就“民族与阶级”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的争论性研究转向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南北”矛盾依然具有明显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关于“民族与阶级”理论的当下意义研究等等。

对于经典研究的阶段特征及其发展转向的认识，我们需要持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并未完全解放，民族理论学科刚刚恢复起步，人才队伍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学科研究之间的交叉研究少，对外国际交流还处于起步阶段，视野格局还没完全开拓，所以对经典研究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处于起步阶段，这样就难以避免“孤立性”、“束缚性”和“争鸣性”研究；21世纪之后，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初有成效，专业人才队伍培养也已具有规模，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国际化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比较前沿，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支持力度也不断增大，这种背景下学界推动经典研究的“质”的深化发展也是必然态势。事实上，学术力量推动的不仅仅是研究特点上从“文本解读”转向“时代回应”，更是推动了研究方法这一关键性转变。当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依据考据学、解释学和唯物主义。改革开放初期，对经典文献的解读方法主要集中于考据学和解释学，尤其是运用解释学，每个理解者都按照自己的思想解读经典文本，导致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对经典文献的解读版本，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对经典文献研究难以避免“孤立性”、“束缚性”和“争鸣性”研究。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更加全面，对经典文献研究方法逐渐自觉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导，也就是“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这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注重对民族和民族问题规律的把握，寻找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价值理念。在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和认识世界民族、种族、宗教问题时，学者们不再秉持那种试图在经典理论中找到现成答案实用主义思维，而是转向了从经典理论中寻找解决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价值理念研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人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产生、发展、消亡的发展规律，以及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实质，进而挖掘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价值理念——民族平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价值理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突破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超越了同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世界各民族和一国之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今天中国在理论层面倡导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制度层面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念层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政策层面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得以展开并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价值——民族平等。之所以我们谈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世界范围具有先进性”时特别自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处理所有民族问题的观念与价值观的总和的民族平等。

第二，注重辩证唯物主义对民族理论研究的指导，实现研究经典理论内容和方法论的自觉统一。随着学术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学术力量的不断努力，学界更加注重将辩证唯物主义贯穿在对经典研究之中。这个特别体现在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推动研究中。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民族主义是为本民族服务的同时也抹煞了阶级性，所以民族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天然和强劲的对手，为此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之间是“困难的对话”，事实上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学者都持有这样“敌对性”的观点，不仅如此，国外研究经典理论甚至持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种误撞关系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观点，认为列宁策略性地把民族主义纳入到马克思主义框架中“策略性”的观点等等。显然，以上“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研究结论简单、片面、武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作了严格区分，对民族主义始终有辩证而清晰的观点和立场，一方面对民族主义的消极性作了严厉的鞭挞和批判，同时将民族主义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加以吸纳和借助，这两个方面完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除了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辩证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实践指导的方法论研究等等都是对经典理论研究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体现。总之，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研究经典文献的“以马解马”，实现了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也实现了“理论”和“方法”的统一，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是反对民族理论界各类错误观点、有力回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过时论”和“无用论”的关键所在，这也是经典研究转向“紧密性”、“开拓性”和“共鸣性”背后的逻辑内涵。

四、结语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经典研究”成就有目共睹，编选修订与时俱进，理论解读深入及时，主题研究多元新颖，研究视野开放前沿，总体而言，“经典研究”历经“解读文本”到“回应时代”的阶段特征和研究转向，这种研究转向背后的内在逻辑是研究方法的转变，并且促成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理论”与“方法”统一研究路径的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民族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理基础。但是客观的看，进一步推动经典研究还有较多的空间，就目前而言，对经典研究的系统性研究著作少，专题性研究论文多；马克思主义视角阐释性研究多，其他学科角度的学理性论证少，比如关于民族平等，目前的研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框架下阐释性研究多，但是通过政治哲学等视角下就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的学理性深入研究还是有极大的空间，这就需要后来者共同努力推动经典理论进一步深化研究。

注释

1.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一般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指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系列科学观点和方法论体系；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既包括经典作家民族观，还有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继承发展研究的民族观。本次研究主要是针对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而言。

2.1999年第二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开展，会议主题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改革开放后民族事务开展中一次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和重要标志，在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转向西部时，市场经济不断深入推进，跨世纪的族际人口也开始加速流动，此时民族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民族事务管理开始出现新内容，民族理论界逐渐发出了有别于传统的话语理论，并引起学界争锋，这些背景都是21世纪学界对“经典研究”内容和视野发生转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就全球看，2001年美国“9·11”事件拉开了21世纪全球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种族问题相互交织复杂性局面的序幕，全球目光聚焦民族问题和族际关系研究，这一背景也是经典研究视野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笔者认为将进入21世纪作为划分改革开放后“经典研究”转折的重要时间界限点比较合适。

3.这十四个专题分别是民族概念、民族历史过程、民族与阶级、民族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发展与进步、民族问题、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与国家、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民族自决、民族与宗教、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

4.250篇论文的研究分布和数量分别是，有关“民族与阶级”55篇，“民族平等”49篇，“民族概念”46篇，“民族自决”27篇，“民族与宗教”62篇，等。由此可以看到这一阶段民族理论研究主题比较集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经典理论研究的论文不限于此，有许多是在“发展研究”和“比较研究”中提出的，笔者将另文分析研究。

5.郝时远指出，以往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编选“在系统性、完整性和体系化以及翻译注释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对经典作家所使用的很多基本概念缺乏原文的标注和解释，一些节录部分脱离了原著的基本立论和背景，很多注释和解读也未摆脱, 苏联的影响，以致造成学习者、应用者不能够准确地把握原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应用中的多样性解释也造成了一些误读、附加甚至错误的理论，由此产生的概念混乱、‘贴标签’式使用造成的思想抵牾、经典作家对一时一事的论断被当作普遍原理等问题也有一定普遍性。”参见郝时远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6.知网对已选的文献中，只对前200篇文献作计量可视化分析。

7.Ronaldo Munck就以醒目的书名“困难的对话”来阐释他对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观点。参见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NJ:Zed Books Ltd., 1986.张三南指出：“所谓‘困难对话论’不是某一具体学派的理论，而是泛指那些通过各种方式放大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性，忽视其思想碰撞和交集，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回避、揶揄甚至否定与批判的观点和现象的总称。”参见张三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8.如英国学者Ronaldo Munck指出：“直率地说，民族主义常常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竞争。社会主义运动在适当的时候会偷偷披上民族主义这件衣裳，或者在不合时宜之时对民族主义加以谴责。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也存在有意忽视的元素，这殖于他们认为掌握了人类救赎唯一路径的傲慢”、“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仅仅能被描述为一种误撞的关系”。参见Ronaldo Munck, The Difficult Dialogue: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 NJ:Zed Books Ltd., 1986.P1, 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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