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与基督教早期编年史相比较，中古早期编年史有继承也有创新。在前者以计时为主的文体特性之外，拉丁语西部和东部希腊语地区的中古早期历史学家们都逐渐利用基督教编年史来记载帝王的功业。以《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为例。这部编年史通过采纳严格的基督纪年年代，并以复活节和圣诞节两大宗教节日作为每年叙事的起始文句，从而创造了一种神圣的文体形式。在此框架之内，作者通过记载加洛林君王所做的符合基督教政治道德理想的事件，刻画了理想化的加洛林基督教君王形象。因此，一种外圣内王式的基督教编年史于是形成。
关键词：编年史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 《弗里德伽编年史及其续编》
作者简介：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年史被学者们戏称为中古欧洲史家的“面包和黄油”，留存下来的各种中古编年史多达3000部左右。经典的中古拉丁语历史体裁区分理论主要是依据叙述的多寡来划分的——年代记（annales）、编年史（chronica）、史志（historia）；而中古史学的发展也就是沿着从年代记到编年史再到史志这样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叙述日益繁复的发展过程。1980年，海登·怀特更从叙述学的角度，以真实观念为抓手，将史书体裁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贯通起来，将这条历史叙述的三种类型对应于相应的社会生存状态，从而提供了叙述与权威之间的双线性中古史学演化理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开始从文本的角度研究中古编年史，跨学科的“编年史研究”随之兴起。1999年中古编年史研究会成立，并发行了会刊《中古编年史》（The Medieval Chronicle）。与传统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研究中古编年史不同，新的编年史研究打破了古代与中古史学之间的藩篱，试图将古代与中古编年史统一起来加以研究。一些研究古代晚期的学者因为主张编年史体裁的延续性，强烈质疑中古拉丁语编年史的中古起源说。另一方面，三种体裁之间的线性演化观也备受挑战，主张这些体裁多元共存的立场颇占上风，史学的多元化模式更受史学史家们的青睐。
毫无疑问，古代与中古史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但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几年前在《伊西多礼〈辞源·论史〉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一文中，我曾经讨论了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所带来的功能性变迁。在古代晚期，随着基督教史学的兴起，基督教编年史的计时功能得到鲜明的发扬，甚至有点压倒该体裁的记事功能。一方面，通过对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主要古王国的历史进行年代计算和换算，建立起基督教世界历史纪年体系；另一方面，编年逐渐成长为历史撰述的基本元素，也是史志和编年史的共同来源。
基督教编年史偏重于计时功能的特色，是在古代晚期建立基督教世界纪年体系的特定需求之下产生的，也与罗马帝国各地推算复活节年表的活动相表里。但是，在8世纪初，这些宗教纪年、立法推算活动结出硕果，并获得了较为一致性的认可。如比德所言：“甚至在不列颠的各教会也有许多人能够运用他们所记忆的埃及人的旧定律轻而易举地推算出复活节的周期，要算多远就算多远。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甚至可以推算532年之久。”这种成熟的纪年推算活动为新的编年史纪年方式或者叙述形式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准备和人员基础。
此后加洛林王朝走向鼎盛并复兴西罗马帝国，查理曼提倡文教，史称加洛林文艺复兴。正是出于歌颂加洛林王朝的文治武功的需要，历史叙述空前发展起来。诚如查理曼所宠信的廷臣艾因哈德所言：“有许多有学问、有闲暇的人，他们觉得一定不能完全忽视今天的生活，不应该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动当作完全不值得记述的事情，使之泯没无闻，被人遗忘。”而他本人，不仅要跟大家一样，“把故事记录下来，垂诸后世”，而且还动情地申明：“实际上他的生平不仅值得以我那拙劣贫乏而又渺乎其微的才能来记载，而且值得用西塞罗的全部雄辩才华来记载。”在这种时代文化潮流中，基督教编年史的叙述功能逐渐复兴，并借鉴复活节推算表带来的以基督为核心的纪年法，获得了其经典的纪年形式，发展出中古欧洲编年史的正统体例，与圣徒传二体较力，成为中古历史记载的主流体裁之一。在西部欧洲地区史家主要采取了基督纪年法，在东部地区则为世界纪年法。中古早期史家利用以神圣纪年法为框架的编年史形式，叙述帝王将相的历史功业，强化圣史的形式并复兴俗史的内容，形成了“外圣内王”式中古编年史的经典体裁。
本文拟对这一经典编年史体裁的创建进行具体的探讨。文章首先说明加洛林王朝时期基督纪年法的确立过程；然后以《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为个案，分析叙述功能在基督教编年史中的复兴；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在欧洲西部拉丁语史学中发生，地中海东部希腊语地区的历史书写中也存在类似的变化；在结尾部分，文章将略作引申，说明外圣内王式编年体史书为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新加洛林帝王形象。
一、神圣的形式：基督纪年法的兴起
751年，丕平三世（Pippin III， 751-768年在位，又称矮子丕平）发动政变，依靠教俗贵族的支持登上王位，将末代墨洛温法兰克王希尔德里克三世送进修道院，从而取代墨洛温王朝，建立起加洛林法兰克王朝。为获得合法性，丕平三世不得不依赖于罗马教宗的权威性和广大主教们的支持，由他们为自己敷油膏立，建立起神圣王权。正是在教会势力大规模参与政治，主教院长纷纷备王顾问的背景下，当时的编年史写作开始采取基督纪年法。790年左右，在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宫廷中，开始了重修加洛林王朝历史的修史活动。这部作品就是后来被称为加洛林官方史书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Annales regni Francorum）。这部编年史的叙述起自741年，即丕平之父查理·马特去世之年，后来又在宫廷中不断续编。现存的完整版本叙述止于829年。此后有两种主要的续编，即《圣伯丁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Bertiniani）和《富尔达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Fuldenses）。
这部加洛林时期最为著名的编年史系统地使用了公元纪年法的前身基督纪年法（Anno Domini，Ab incarnatione Domini，基督道成肉身以来多少年）。在此之前，比德曾在《英吉利教会史》结尾处摘录整部作品所记大事时，系统地使用过基督纪年法。也就是说，在属于圣史的经典历史体裁——教会史中，比德率先使用了这一新的纪年法。但是，比德并不认为基督纪年法是编年史所应该采取的纪年法。他自己曾写作大小两部《论计时》（De ratio temporum），里面各收录有一部编年史。这繁简两部编年史所使用的纪年法都是世界纪年法（Anno Mundi，即上帝创世以来多少年）。比德的写作经验表明，当时的史学家们对基督纪年法业已相当的熟悉，但是还没有在写作编年史时广泛地加以运用。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是现存最早系统地使用这一纪年法的编年史。
从现存抄本来看，《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一般或续接《法兰克人史纪一卷》（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如A2本（Codex Florentinus）、或续接《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Fredegarii Continuationes），如B3本（Codex Vaticanus reg. Christ. 213，以下称《续编》），C2b本（Ademari Historiae）；或者是同时续接二者，如C1本（Codex Parisinus 10911），C2本（Codex Petropolitanus L.F.Otd.IV.n. 4）。
《法兰克人史纪一卷》是8世纪初完成的一部编年史，从法兰克人的起源叙述到8世纪初查理·马特与国王希尔佩里克二世（715-721年在位）的征战。这部编年史的纪年体系沿袭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用皇帝和国王的统治纪年。例如第35节：“这一年，昏乱的皇帝查士丁被立为帝之后在位18年，这时在君士坦丁堡城去世。提比略接过帝位。此后，希尔佩里克之子提乌德里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夭折了。这个时候，弗雷德贡德的另一个儿子洛塔尔出生了。”在每个国王统治期间，作者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但是并没有提供系统的年代顺序。而是多用“这个时候”、“此后”或者具体事件，如“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来到巴黎的时候”，等等来表达时间。
《弗里德伽编年史》成书于660年左右，叙述至642年。也是大体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叙述，由大约6个编年史和表谱拼合而成。其《续编》则叙述至768年。在纪年方面，《弗里德伽编年史》与《法兰克人史纪一卷》基本相似，也是用国王统治来纪年，但其编年次序更为精确且严整。例如，“洛塔尔统治第43年（约相当于公元626年——引者注），宫相瓦尔纳卡尔（Warnacharius）去世。其子戈丁（Godinus）思想轻浮，在那年迎娶了自己的继母贝尔塔娜（Bertana）为妻……洛塔尔统治第44年，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王国的全体贵族与主教们为了王国的利益和国土安全来见洛塔尔……洛塔尔统治第46年，洛塔尔去世，葬于巴黎郊区的圣文森特教堂。”
在《续编》中，以国王统治来纪年的方式却由于微妙的政治局势而面临着挑战。《续编》的叙述从克洛维二世（Clovis II， 639-657年在位）的统治开始，以《法兰克人史纪一卷》为蓝本加以编写，在721年之后，则多为续编者自己的见闻，至751年前后，告一段落。此后续编至768年。如前所述，在751年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篡位，自立为王。而且自从737年国王提乌德里克三世（721-737年）去世之后，矮子丕平的爸爸、宫相查理·马特就没有再立新的国王。741年查理·马特去世，矮子丕平和哥哥卡洛曼等人接替宫相职位，也没有拥立新王。但是在743年之时，迫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卡洛曼兄弟将某位丹尼尔从修道院里接引出来，立为国王，是为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
法兰克王国的文书也主要使用统治纪年法，因此，在737年至751年之间，如何纪年，就成为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一方面流行国王纪年法，例如被德意志文献集成本标注为第22号的赠地文书最后所署年份为：“赠与于希尔德里克王第8年6月20日。”在737年至743年之间，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国王，文书的纪年方式则更为复杂。或用“XX王去世之后多少年”。如标注为第14号的赠地文书，末尾所署年份为：赠与于卡拉拉（Careciaco）王庄，时为提乌德里克王去世之后第5年的9月17日（即741年）。或者用基督纪年，以耶稣基督的诞辰日为纪年始点。例如在被德意志文献集成本标注为第1号的加洛林宗教会议决议，其标注时间的方式就是基督纪年：“我、卡洛曼，法兰克公爵和侯爷，于基督道成肉身以来第742年2月18日……”
在历史写作中，如何处理这段政治转折时期的历史纪年问题，颇为棘手。《续编》大部分时间里仍然用国王统治纪年法，但从加洛林家族的祖先丕平二世（687-714年在位）、即赫斯塔尔的丕平开始，兼用国王和宫相纪年。续编者多用“转过年来”，“那年”等字眼来表明时序，但并没有具体地标注年代。自卡洛曼兄弟继任宫相开始（相当于公元741年），可以说比较系统地用其统治时期纪年。如“他们统治的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次年”，“下一年”等，但还是没有系统地给出宫相统治年数的顺序，从而明确地逐年给出纪年。与此同时，墨洛温国王从纪年中彻底消失了，直到751年丕平称王之后才再次使用国王纪年法。
《续编》在第（16）节，约相当于公元735年处，按照中古早期编年史的惯例，给出了世界历史年代的统计：“自亚当或者世界肇始直至大洪水时代凡2242年；自大洪水到亚伯拉罕降生为942年；从亚伯拉罕直到摩西凡505年；自摩西至所罗门王，479年；自所罗门至波斯王大流士统治时期圣殿重修，凡512年；从圣殿重修直到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548年；因此从世界肇始直到我主耶稣基督受难凡5228年；自我主受难直到今年，即维克多复活节表中的第177年的1月1日为主日，第735年；距离这一千年结束尚余63年。”
续编者在此处并用了多种基督教纪年法，其中包括复活节纪年法（以耶稣受难纪念日为岁首和计算起始点）。表面上看似乎也使用了基督纪年法。但德意志文献集成本的编者布鲁诺·克鲁西在“第735年”处添加了一个注释，说明这个年代为后来的抄录者所添加。确实，续编者按照复活节表来计算，从世界肇始到基督受难为5228年，加上532年（复活节表的一个周期）再加上177年，凡5937年，距离世界第6000年还有63年。但从基督受难（按照维克多的复活节表，约相当于公元28年，耶稣当时30岁）到当时，不可能有735年，应该是从基督诞生到当时为735/6年。所以克鲁西的推测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此看来，《续编》并没有使用基督纪年法。
从时间推算的技术层面而言，续编者使用的竟然不是小狄奥尼修斯的复活节表，而是维克多复活节表。阿奎丹的维克多于5世纪中期为罗马主教区提供了凡532年的一个复活节推算整周期表（19×28=532，在532年间复活节的日期会重新循环一次）。而小狄奥尼修斯的复活节表是受罗马教宗委托于公元6世纪初推算完成。狄奥尼修斯并没有续接维克多的表，而是借用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复活节表。小狄奥尼修斯的这一表格得到罗马教宗的推荐，流布甚广。从纪年法的角度来看，两种复活节表的最大不同在于维克多使用的是复活节纪年法（耶稣受难以来多少年），而狄奥尼修斯使用的则是基督纪年法。虽然这两种表格都是以耶稣基督为纪年法的核心，但是如果将纪年法的选择与宗教神学思想联系起来，则可以发现，《弗里德伽编年史》的续编者有较为强烈的世界末世感。他更偏重于耶稣基督受难日和世界末日。
中古早期西欧的基督徒们普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用了6天，第7天休息。天上一日，人间千年，所以，人类历史的时间总共为6000年。按照当时流行的世界推算方法，诚如《续编》所隐约提醒的那样，人类离末日越来越近了，只剩下63年。续编者用的世界纪年法来自于尤西比乌斯和杰罗姆的《编年史正典》，将上帝创世系于约公元前5198年。这一计算结果也大体延续了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在《历史十书》中的算法。《弗里德伽编年史》的作者缩编了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作为其中的一卷，其中抄录了格雷戈里所做的一处世界历史年代统计。在西吉贝尔特一世去世的时候，约相当于公元574/5年，格雷戈里所做的统计为：“从创世到洪水2242年。从洪水到亚伯拉罕942年。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人出埃及462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所罗门建造圣殿 480年。从建造圣殿到圣殿荒芜和耶路撒冷众民流落巴比伦390年。从耶路撒冷众民流落巴比伦到我主耶稣受难668年。从我主耶稣受难到圣马丁逝世412年。从圣马丁逝世到克洛维国王去世112年。从克洛维国王去世到提乌德贝尔特去世37年。从提乌德贝尔特去世到西吉贝尔特去世29年。总数是5774年。”
如果将《续编》“第735年”处的年代统计与格雷戈里的统计两相比较，可知续编者的算法与格雷戈里的算法大同小异。同的是世界纪年法和耶稣受难纪年法，所不同之处至少有如下三点：第一，世界纪年法小异。根据格雷戈里，从世界肇始到耶稣受难凡5184年，而《续编》中的世界年龄要更老一些，为5228年，老了44年；第二是他们关于耶稣受难以前的时间计算点的选取略微不同。在耶稣受难之前，格雷戈里选取了大洪水、亚伯拉罕、出埃及、所罗门建神殿、巴比伦之囚，凡5个计算点。续编者同样选取了5个计算点，但稍有不同：大洪水、亚伯拉罕、摩西、所罗门、神殿重修。
而最大的差异在于耶稣受难之后的计算点的选取。格雷戈里选取了圣马丁去世、克洛维去世、提乌德里克去世和西吉贝尔特去世等4个计算点。如果将抄录者插入的基督纪年年代第735年排除在外，则可以发现《续编》的作者完全使用了另一种时间计算点和方式，即维克多的复活节表。维克多表中的第二个周期的第177年，即532 + 177=709年。续编者竟然连一个俗史的时间计算点都没有选取。这种现象可以有两种互相关联的解释。一方面，续编者受到了复活节表的影响，从而回应了这个时期历史纪年法中逐渐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潮流；另一方面，续编者似乎有意识地忽略了墨洛温王朝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及其历史记忆。这一点与续编者此后根本不提墨洛温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可以互相印证。
如果这一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基督纪年法的胜出，一方面是基于复活节表的推广而带来的以基督为核心的纪年习惯；另一方面则是在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更迭之时，在加洛林王室影响之下，历史学家们人为地选择的一种历史记忆策略。其路径很有可能是从宗教大会决议中的基督纪年法而来，其发生契机则是用新的历史叙述取代《续编》的历史记载。《续编》在768年之后最终完成，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第1次编纂发生于790年代初。因此，基督纪年法在编年史中的大规模应用大体就发生在768年至790年代之间，也就是矮子丕平去世之后的一代人的时间。
二、王朝勃兴与加洛林编年史的叙述复兴
在产生之初（4世纪），基督教编年史原本叙述简单，甚至采取了表格的形式。在西部地区，这种状况基本上得以延续，7世纪西班牙的大学问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所著大小两部编年史，8世纪英吉利的比德的大小两部编年史，都基本如此。在法兰克王国，偏重于计时兼及记事的编年史，主要由大量的年代记来承担。正是在加洛林王朝前期，涌现了一大批年代记。这些修道院编年史之所以被称为年代记，是因为叙述简单。虽然它们关注计时，但又不以计算世界历史的总年代为写作目的。仅德意志文献集成的第一卷所收加洛林时期的年代记就有近40部。这些年代记以《圣阿曼德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Sancti Amandi）、《提利亚尼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Tiliani）、《洛比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Laubacenses）和《培达维亚尼编年史》（Annales Petaviani）等最为古老。这几部编年史出自于同一个源流，彼此记录之事和纪念之人非常相似，记录的方式和内容也大体相同。以《提利亚尼编年史》为例：
708年，德罗戈去世
709年，丕平在施瓦本战斗
710年，胜利凯旋
711年，瓦拉里克公爵率领法兰克军队进攻施瓦本。
712年，某位主教率领法兰克军队进入施瓦本、攻击维勒哈里乌斯。
713年.
714年，格里莫尔德去世，12月中旬丕平（老丕平，即赫斯塔尔的丕平）去世。
715年，萨克森人侵犯了哈图瓦里人。
716年，拉特波杜斯来到科隆。
717年，3月查理与拉吉姆弗里德交战。
718年，查理首次进攻萨克森尼亚。
719年，拉特波杜斯去世。
720年，查理攻击萨克森人。
721年.
722年.
723年.
724年.
725年，查理首次攻打巴伐利亚。
从这些记载可看出，编年史的叙述功能仍然不那么受重视，而其计时功能却更受关注。有年代无记事的年份不少，有5个年份留白，未录一字，仅保留年份。这说明纪年比记事更为紧要。
与此不同的是，《续编》和《法兰克人史纪一卷》。前文曾经说过，《弗里德伽编年史》是6个不同体例和内容的作品的汇编，既包括教宗谱系，也有伊达提乌斯对《编年史正典》的续编。虽然它体例不纯，表谱等部分充分体现了编者对计时功能的关注，编者自己的写作部分，则缺乏基督教编年史严整的纪年方式，记事却相对颇为详细。《续编》也延续了这一特色。《法兰克人史纪一卷》用53段的篇幅叙述法兰克人自特洛伊战争之后直到8世纪初的历史。这部历史与《弗里德伽编年史》的功能特色基本相似，记事色彩相对较浓。《续编》记事至768年，说明它是在查理曼统治时期完成的。但是，查理曼君臣最终没有采取继续续编《续编》的历史记载路径，而是另起炉灶，编订了《法兰克王国编年史》。
与《续编》相比，《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在体裁上有重大的变化。它一方面与修道院年代记一样，具有严格的纪年方式；另一方面，与《续编》类似，较好地承担了历史叙述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将年代记的形式与《续编》的内容进行了嫁接，从而成为加洛林编年史复兴中的典范性成果。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有两种，即传统上被称为“洛尔施修道院”版的早期本和被称为“艾因哈德修订版”的修订本。当然现代学术界并不再认为艾因哈德是修订本的作者。修订版的主要特点是将801年之前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和补充。限于篇幅，下面试以头两年的记载条目略加比较说明：
对比这两个版本，修订本明显增加了叙述色彩，通过补充一些解释性的话语，简单地交待一下事件的背景，使得记载不再像是断烂朝报，而是前后贯通的一个说明。修订本也不再是零散地记录史事，而是在刻意地对读者讲述一些相关联的重要事件，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这些事件。另外，通过加入一些简单的解释，修订本中的史事具有了较为清晰的前因后果，甚至像具备了因果律。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叙述功能在此后不断得到强化。从773年查理曼远征意大利开始，每年记事的篇幅大为增加，从丕平时代的大体一年一段，增加到平均每年4-5段，篇幅内容也增加了相应的倍数。到虔诚者路易的统治时期，相应的记载篇幅更加扩充，增加到平均每年7-8段，篇幅内容也增加了相应的倍数。编年史的最后一条纪事记录公元829年的史事，所记内容相对较少，一共3段。第1段报告复活节期间发生的大地震，第2段关于诺曼人入侵的假消息，第3段最长，为王国大会及国务安排。限于篇幅，这里仅将第3段译出，以概见其余：
但是当他发现关于诺曼人入侵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之后，皇帝就按照原定的计划在8月中旬来到沃尔姆斯，在那里召开王国大会，并按照惯例接受每年献给他的贡礼，接待许多的使节。这些使节中既有来自罗马和贝内文托的，也有来自其他边远地区的使节。在听取他们的报告之后，他打发他们离开。大会结束之后，皇帝将他的儿子洛塔尔派遣到意大利，又下令驻守在遥远的西班牙边区的巴塞罗那伯爵贝纳尔德到他的宫廷来。至于需要在宫廷来完成的其他事项，他都以惯常的方式处置完毕。将人民遣送回家之后，皇帝本人赶往法兰克福（Franconovurdum）王庄。他在那里进行秋猎，并在那里一直呆到冬天，才回到亚琛过冬。在亚琛，他非常高兴愉快地举办了庆祝圣马丁节的弥撒，也在那里庆祝了圣使徒安德鲁的节日和神圣的圣诞节。
叙述色彩的强化甚至使得编年史开始与帝王传记融合，这一趋势可以鲜活地体现在9世纪抄本作者的插入语中。D1本，即编号为473的维也纳本（Codex Vindobonensis n. 473），抄写者在768年条前挖去了一句话，留出位置添加了一个简短的说明：“查理大王和他的兄弟卡洛曼的纪事从此开始”。在814年条前，这位抄写者又用红笔添加了一句：“我主查理曼和最卓越的法兰克皇帝的纪事结束。”接下来，在抄录了部分《查理大帝传》的文字之后，另一位抄写者用更为鲜艳的红笔添加了一句话：“皇帝查理曼之子路易皇帝的纪事从此开始。”随着“纪事”或者“传记”体裁开始与编年史融合，加洛林王朝的编年史的叙述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厚。到《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续编本《圣伯丁修道院编年史》中，作者往往原文抄录王国大会议的相关决议，这就使得所记载的内容更加详瞻繁密。
编年史的内容增加了，叙述丰富了，但是编年史的关注焦点还是帝王和王室成员，其内容基本上都是王室的活动。这一点也使得《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与《续编》不同，因为后者以宫相为焦点。《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使得帝王再次成为历史的主角，而其他人都基本上被忽略了。这种偏向使得这部编年史更像宫廷大事记。正是这种聚焦性使得《法兰克王国编年史》能够与帝王纪事逐渐融合为一，以致当时的抄录者会将编年史当作传记体裁类作品来处理。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及其续编所承载的叙述复兴，实质上是俗史的复兴。与此前的编年史相比，这种复兴又采取了非常独特的叙述形式，即由基督教纪年法和宗教节日所提供的叙述框架。
从758年开始，《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每年的叙述都以年序更迭或者甚至以基督教的两个重大节日——复活节和圣诞节告终。758年开始增加“年序更替”的话语。这一年的记事并不是很多，全文如下：“丕平王进入萨克森尼亚，勇敢地攻入名叫翠腾（Sythen）的坚固堡垒，导致许多萨克森人被杀。那时，所有的反叛者都满足了他的一切意愿，他们交纳高贵的人质以求和解，每年还贡纳300匹马。年序更替。” 759年，“此一年他在朗格勒庆祝圣诞节，在岳皮拉庆贺复活节，年序更替。”
此后几乎年年如此记录，一直到808年。而修订版则仅保留了庆贺两大节日，将“年序更替”悉数删除。这一修订，一方面最可反映从计时到叙述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淡化了《续编》以来编年史中强烈的世界末日感。修订版于801年之后启动，而801年则是《续编》所认定的世界6000年之期终结之时。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初编本通过赋予编年史一种严格的基督纪年法，以基督道成肉身以来多少年开篇，以年序更替结尾，而叙述相对简短。这样一种叙述形式给读者一种宗教时间的压迫感，传递给读者极其强烈的世界正在迈向终结的紧迫感。《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修订本则保留了基督纪年、庆祝复活节和圣诞节的记载，删除了每年叙述结尾的“年序更替”，这就不仅提供了以宗教时间和仪式为骨架的时间节奏和坐标，而且也提示读者去回忆宗教仪式，保存对宗教文化的记忆。这种历史记忆是植入在神圣的时间框架之中的。通过这种神圣的时间框架，《法兰克王国编年史》提供的是神圣的编年史叙述形式。
经过加洛林史家们的改造，融叙述与计时于一体的新型编年史开始具备其经典形态。一方面是神圣的形式：每年记事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基督教时间和节日，即以“道成肉身以来多少年”为始，以“在某地庆祝圣诞节”、“在某地庆贺复活节”乃至“年序更替”为记事之终结；另一方面则以帝王的活动为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通过将历史叙述牢固地嵌入到基督教宗教年历之中，一种外圣内王式的经典中古编年史体裁在加洛林世界出现了。
三、由圣返俗：东部帝国的编年史更新
在东部帝国，类似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经过杰罗姆的编订和续编，叙事至378年，被称为《编年史正典》，是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编年史的典范，也不断地被后来的史家加以续编。《编年史正典》的格式本来采取的是表格的形式，计时色彩极为浓厚。而此后西部帝国的诸多续编，都因为内容过于简单，显得计时色彩更加浓厚。在东部地区，相较而言，续编本的记事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6世纪马尔切利努斯伯爵的续编本以小纪和执政官两种方式纪年，作者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纪年使命。他说：“这两位作者（尤西比乌斯和杰罗姆）在其作品中以惊人的天赋将自世界肇始以来5579年的历史加以推算，但我、名人、马尔切利努斯伯爵却只能用简单的推算，仅仅将东部140年间统治者的顺序，通过小纪和执政官年号，即从第9小纪、奥索尼乌斯和奥利布里乌斯执政官之年，亦即大提奥多西被立为皇帝的执政官之年加以计算；并且将直到马格努斯担任执政官之年和第11小纪的史事加以收集，附于这两位作家作品之骥尾。”
马尔切利努斯伯爵的编年史所记俗史相对简短。如阿尔卡迪乌斯和保托尼斯出任执政官之年，即第13小纪（384年），所记内容仅为一句话：“提奥多西皇帝通过外交手段将其他族群纳入到自己的统辖之下。”跟《编年史正典》的处理方式相近。但是另一方面，当要表彰作者钦佩的教会人物时，或者是围绕教会发生政治冲突之时，作者就会不吝笔墨，增加该年所记内容的篇幅，使得作品具有较为浓厚的圣史叙述色彩。例如391年条表彰杰罗姆的博学多识的长篇文字。这里以511年记录阿纳斯塔西乌斯凯撒在做宗教礼拜时发生的冲突为例。作者先记叙天象，以明征兆，然后讲述宗教仪式改革引发的宗教冲突，皇帝“要求在三位一体的唱诗中再增加‘受难的上帝’作为第四位”， 因而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皇帝被迫表面上屈服，却悄悄地召集宗教会议强行推动宗教仪式改革。此举再次伴随不利的天象征兆。该年的记载只有最后一句是纯粹的俗史：“在阿纳斯塔西乌斯凯撒的命令下，赫鲁尔人迁入到罗马人的领土和城市里。”
可以明显感受到，圣史即基督教会史的内容在编年史中逐渐增加，而俗史的内容还基本保持原初的规模，简明扼要。这种越来越不平衡的叙述比重在《复活节编年史》中似乎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得到体现。《复活节编年史》是7世纪初期编纂的一部无名编年史，因其特别关心复活节的日期而得名。在533年至601年间，这部史书几乎没有记载什么历史事件，主要是有关各位皇帝凯撒继位的消息。这段时期最长的记载之一，是562年条。作者先标注纪年，然后引出复活节庆祝活动，随后原文抄录一大段复活节布道辞，最后是关于重新计算复活节周期的方法，因为当年是维克多复活节表的终点年，需要重新推算复活节表了。“在查士丁尼统治的第35年，巴西利乌斯出任执政官之后第21年，第10小纪的3月20日，第335个奥林匹亚纪年的第3个年头，自基督、我们的真神自愿为了我们做出牺牲、我们基督徒开始守复活节，庆祝神圣十字架的节日业已经历了整整一个周期凡532年，第二个周期从本纳税年的3月21日，即春分之日开始计算。”
《复活节编年史》中的很多年代并没有记事，但是却保留了年代。从这个角度而言，它继承了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正典》所开创的计时功能。这种偏重于计时功能，记述内容偏重于圣史的特色一直保持到 9世纪初年编纂的《森克罗斯编年史》中。《森克罗斯编年史》一如尤西比乌斯那样重视计时，但是森克罗斯严厉指责尤西比乌斯胆敢怀疑《圣经》的权威导致在推算上犯下严重错误。为了重新树立《圣经》的权威性，作者像尤西比乌斯一样，比较列国的年表，进行换算，计算世界的年龄，证明上帝是在基督降生前5500年的3月25日创世。
虽然东西部地区史家都在使用世界纪年法，但东西部地区编年史家对6000年的世界历史隐喻的神学意义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在西部地区，编年史家们普遍将6000年理解为世界历史的总年数，为此行文中渗透着强烈的世界末世感；而东部地区史家的理解则非常不同，他们认为第6个千年隐喻着耶稣降生的时间。早在6世纪晚期，《马拉拉斯编年史》就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他说：“按照摩西的预言，耶稣降临是历史分期的中间点。上帝在第6天造人。据摩西讲，‘天上一日，人间千年’。如经上所言，上帝造人和人类堕落发生在第6天，所以很明显，我主耶稣基督在预示第6个千年的那个日子降临人世，通过被钉十字架和复活来拯救人类。博学的编年史家们也都对此表示同意。最能体会上帝旨意的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斯也说过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于第6个千年。但他说，是在6000年期满之前我主降生。他说，基督道成肉身于世界第5500年，在5533年受难并复活升天。所有人都同意主降生于第6个千年。因此，尽管有所出入，但他们都对此同意，一如先知的预言；即便他们对具体的年数的推算不同，但肯定此事是发生在此世的末期。”
使用系统的世界纪年法，一以贯之地叙述，是续接森克罗斯编写编年史的提奥法尼的大胆创新。在形式上他严整地以世界编年史为纪年框架，逐年列出公元284年之后历年的世界纪年，不管该年有没有记事。除此之外他也同时给出罗马皇帝、波斯国王、罗马主教、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耶路撒冷大主教、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和安条克大主教的纪年。在内容上，提奥法尼容纳了较此前编年史远为丰富的俗史内容，而且他的宗教史和教会史事件也不再像《复活节编年史》甚至《森克罗斯编年史》那样与政治史基本上分开叙述，而是更加充分地将政治史与宗教史交织一起，写成一部正统信仰的政治发展史。在其书中，凡信仰正统的皇帝和将领，都会胜利，而失败者则多是因为信仰不够正统。从史学史角度看，与西部同一时期编纂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一样，《提奥法尼编年史》成为此后编年史的真正榜样，提供了外圣内王式的经典希腊文编年史体裁，续编者甚众。
四、外圣内王式编年史与加洛林圣王形象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经典性概括了古代史家的社会观。但是，历史学家如何在写作中处理军事与宗教的关系，却因为每个社会的具体历史记忆文化而不同。古代希腊史学三位大师希罗多德对于宗教的态度是心存敬畏、置而不论，修昔底德则不予置评，色诺芬强调虔诚。波利比乌斯受到罗马人的影响更加重视虔诚对于罗马兴起的积极作用。此后罗马史家大多将宗教虔诚作为历史人物的重要美德，塔西佗则将神的眷顾与否作为罗马盛衰的标志。迨基督教会兴起，宗教虔诚逐渐成为帝王、国家兴衰的根本性因素。毫无疑问，基督教史家更为关注圣史即教会史的写作。但出于护教的动机，教会史家逐渐改造古代形成的俗史传统。至4世纪初的《编年史正典》，从年代学的角度将俗史整体性纳入到基督教会史的框架之中，确立起基督教的纪年体系，使之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时间框架。
5世纪初，罗马帝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罗马城于410年被哥特人攻陷。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改宗基督教所致。为了护教，奥古斯丁及其学生奥罗修奋起反击，全面地梳理罗马史和世界帝国史，无形之中将基督教会的观念用于解释历史现象，初步确立了系统的基督教俗史体系。但迫于形势，他们对俗史的态度都非常消极，认为人类历史不过为一灾难史。此后蛮族在原罗马帝国境内纷纷建国，并逐渐皈依大公教。各王国都有史家以皈依为主线整理叙述蛮族的历史。维克多以阿里乌斯派汪达尔人的迫害为历史线索，乔丹以皈依、罗马族与哥特族的和解为哥特历史变迁之双轮，都尔城的主教格雷戈里以教堂为中心、围绕虔诚与不敬评判历史人物，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以皈依大公教为历史叙述之暂时终结点，英吉利的比德则完全从教会史的角度进行叙述。这些历史作品的内容或为教会史或为俗史，或者二者兼糅，虽然多采用统治纪年法，但与古代史作相比，基督教的色彩渐趋于浓厚。
《弗里德伽编年史》的纪年方式也是统治纪年法，其内容则俗圣两分。里面有单独的教宗谱系一份，第4部分摘录了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的前6卷，编者将原书所有章节目录中涉及圣史的部分悉数删除，仅保留重要的俗史部分，显示其对俗史的偏重。正是在《弗里德伽编年史》及其《续编》的基础之上，作为其替代品，《加洛林王国编年史》以其外圣内王的经典编年史体例开创了中古编年史的经典形态。
《加洛林王国编年史》的编排形式为基督纪年法所提供的时间框架，以圣诞节和复活节为帝王活动的时间节点，其内容则为帝王和宫廷的治国理政活动。这些活动之中当然也包括宗教会议和宗教争论等当时的国家大事，但这种历史叙述的基督教色彩则主要通过神圣的叙述形式来体现，而将君王的活动牢固地嵌入到基督教年历和基督纪年法所提供的神圣的形式之中。在《加洛林王国编年史》中，君王的治理活动主要还是对外扩张和对内基督教化。编年史为战争叙述提供了新的话语载体和形式，加洛林君王的扩张不仅是为了加洛林王国的福祉，在王国利益之上还有更加永恒而普世的合法性和追求，即为了维护基督教会的利益和传播基督教。这是一套普世性话语，也是一套神圣的话语。
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加洛林王国编年史》原本将丕平称王事件叙述为主要是通过斯蒂芬教宗为其加冕膏立而获得的正统性：“使徒般的斯蒂芬用神圣的膏立礼确认丕平的王位，与他一道被膏立为王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查理老爷和卡洛曼老爷。”修订本则把这次加冕膏立仪式视为丕平答应保卫罗马教会之后的一次交换行为。“在丕平王确定要保卫罗马教会之后，斯蒂芬教宗将他本人膏立为王，与他一起受膏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这就是所谓的中古神圣王权的建立。
在打败伦巴第王国，保卫了罗马教会之后，丕平决定对南方用兵，压服拒不承认自己的阿奎丹公爵魏法尔，其出师的名义就是保卫教会权益：“得知阿奎丹公爵魏法尔根本就不尊重法兰克尼亚境内教会的权益，在征求法兰克人的建议之后，丕平启程前去阿奎丹尼亚索讨教会权益。”次年丕平再次出兵之时，《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所记录的理由是魏法尔不仅根本无视他所献人质的安全和所许下的诺言，还悍然兴兵，图谋制服丕平。在修订本中这次出师被修改为教材级叙述：“阿奎丹公爵魏法尔不想将在他控制之下、由丕平王亲手建立的教堂的财产归还给这些教堂的监护人。他不仅藐视丕平王所派遣的使节和提出的警告，还试图怂恿他的打手们与国王开战。因此国王征集军队开入阿奎丹尼亚，为教会的财产和权益而开战。”修订版的这一叙述与原版基本相同，但遣词造句稍有不同，将“兴兵图谋制服丕平”改为“派兵掠夺法兰克人的财产”。
这是对外关系，对内方面《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强调法兰克诸王之间的兄弟之情。由于加洛林王朝推行分国制度，所以继承王国的加洛林家族成员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对此也十分重视。编年史的开篇是741年，原本就只有一句话，而修订本则详细补充了查理·马特留下的三位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大段文字旨在说明一位有野心的继母如何挑唆格利佛，导致兄弟阋墙。此后则是讲丕平如何仁至义尽，但同父异母的兄弟格利佛始终不放弃野心，直到753年他被伯爵们杀死。对于格利佛之死，《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使用的词句非常巧妙：“当丕平从萨克森回师的时候，有消息传来，他的弟弟格利佛被杀。”修订版则在此后补充了“以及被谁和如何被杀的”。两个本子都极力淡化了兄弟残杀的色彩。
三兄弟中的老大是卡洛曼。747年他突然决定削发为僧，《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借此机会简明而生动地描述了兄弟之情：“这一年他们不再出征，而是各自做着准备，卡洛曼准备上路，丕平则忙着如何准备礼物以便隆重地将他的兄弟送走。”修订版增加了一些细节使得兄弟之情更加浓烈：“丕平留出空来，玉成此事，以便隆重而愉快地达成卡洛曼的愿望。”
就在格利佛被杀之年，卡洛曼也再次出现，为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所遣，回国做说客，劝阻丕平出兵意大利。《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说：“他受修道院院长所遣来到法兰克尼亚，好像要阻扰罗马使徒宗座的请求。”修订本补充了一些信息以便淡化兄弟之间的政见不同：“在院长的命令下，卡洛曼来见他的兄弟，以便阻止罗马教宗所请。虽然他本人并不愿意这么做，但他既不敢违背院长的命令，而院长也不敢藐视伦巴第王下达的指令。”
作为外圣内王式历史叙述，《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原本、尤其是其修订本，为后人留下的是加洛林圣王形象。对外，加洛林诸王充分重视教会的利益，积极响应罗马教宗的呼唤，为了捍卫基督教会的利益，大兴义师，征讨侵犯教会利益、无视罗马教宗权威的王公贵族。对内，加洛林诸王之间兄弟情深，不愿同室操戈，而是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兄弟之情。矮子丕平这位篡位之君，不仅成为上帝选立的合法君王、也是为了维护基督教会的利益而奋战的圣王；而且他以兄弟之情为重来处理家族内部的纷争，着力维护加洛林王室的内部团结与和睦。通过《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塑造，丕平不只是一位普通的君王，而是服膺基督教普世价值观与有力维护基督教会和法兰克王国利益的强大的、充满爱的有道之君。从此以后基督教圣王成为中古编年史家的理想帝王形象，而对兄弟之爱的宣扬则是《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对查理曼称帝之后决定分国这一独特的政治背景进行积极回应的资治之举。跟加洛林王朝的赫赫武功相似，外圣内王式加洛林编年史从历史记忆文化的角度给中古欧洲留下了经典的历史叙述形式。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