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s Ontology:Turn,Dimensions and Orientation
作者简介：董山民，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沙 410083
原发信息：《求是学刊》第20193期
内容提要：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到马克思那里实现了转向：寻求世界始基的本体论转换为人类意义世界如何奠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地谈论本体没有意义；人类以社会性的连接方式进行实践活动，产生意义世界，哲学应以此作为本体。然而，马克思面对的却是意义世界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重建意义世界，其意义本体论的价值旨归是人的解放。
Meta-physical ontology once had been dominated the main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Marx changed such situation into a turn.The ontology find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problem about how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meaning world.For Marx,there is no point in talking about ontology abstractly.Philosophy should take it as the noumenon that human beings carry out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e way of social connection and produce meaningful world.Marx,however,was facing a capitalist society in which the meaning world had been severely destroyed.Marx criticized capitalism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s the meaning world.His value orientation of meaning ontology is human liberation.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本体论转向/意义本体论 Marx/practice/ontological turn/meaning ontology
标题注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典实用主义现世信仰的义理及其践行研究(18BZX111)。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在马克思看来，应该跳出以认识论研究本体论的怪圈，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考虑本体。徐长福认为，“在我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实践(praxis)首先是一个价值概念，并且是一个表达世界的价值本质和人的终极价值的概念，我称之为价值本体。所谓价值本体，也就是价值上归根到底‘应该’或‘应该是’。……所谓价值本体论，其所研究的就是‘应是之为应是’，即‘世界归根到底应该是什么“或”人归根到底应该把什么作为价值上的阿基米德点’的问题。这种本体论也不妨名之为‘应是论’”。①可以说，徐长福洞见了马克思本体论的实质。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于，马克思突破了笛卡儿以来的心物二元论，指出人在世界中“在”的方式是“行”而不是“知”。人的行动受到目的(被意识到的目的)的约束，因此一定是有旨趣的行动。揭示人之存在的“意义本体”成为马克思最看重的问题。19世纪末实用主义在美国崛起之际，皮尔士对信念、行动与指号的看法烙上了“实用(pragmatic)”印记。在杜威、罗蒂那里人们也发现不少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把世界看作生发中的、流转不居、普遍联系的活动整体。抽象地讨论“本体论”没有意义，哲学应该回答如何行动才有意义的问题。意义的奠基取代了世界的始基。马克思摆脱了黑格尔“概念的辩证法”，批评资本主义造成了意义丧失。过往哲学家讨论的形而上学，在马克思这里转化为如何重构人类的意义世界。
一、马克思与本体论转向
马克思如何建构他的意义本体论呢？的确，马克思很少直接使用本体论概念，这与马克思对哲学的看法有关。尽管没有明确论述，但不能由此断定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没有本体论的地位。要理解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首先要明白马克思的哲学观。对此，马克思有两个重要论断。第一个论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一句话，你们不能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②另外一个论断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表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马克思认为，哲学作为意识形态耽于思辨形而上学，妨碍了人们直面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带来的社会关系及其构成的意义世界是人类最切身的本体。马克思认为，哲学观念都是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二级的东西，是被意识到了的现实，不但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反而妨碍人们穿过观念的重重迷雾直面现实。
马克思的思想在实用主义者那里产生了回响。罗蒂认为，实在世界并不是静止在那里等待认知者去发现和复制的，理性主义者用概念切割对象的做法已经让世界完全丧失。詹姆斯说：“一种哲学，只有高尚纯洁而说不出别的什么来，那就永远不能满足经验主义者的心。它好像是一个矫揉造作的纪念碑。”④在杜威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家把对“确定性的寻求”这种心理需要转换为了世界本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⑤离开了人类创制的历史，“实在”无法被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亚里士多德设定的理论、实践和创制，不但不能截然分开，而且理论和实践都在创制出现后方才呈现自身。理性主义的构造，“不能解释具体的世界，它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一种代替物、一种补救办法、一种逃避的方法”。⑥马克思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⑦人在世界中第一位的活动是劳动，而非“沉思”。在古希腊人那里，沉思即理论，理论就是照面不动的“神”。但是，哲学家们忘记了思想的起源实际上是劳动，却试图用思想把握世界本体，以逃避变化、遁入永恒。在马克思看来，这导致了无聊的抽象：“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说来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那么你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⑧
对“第一因”的无限追问是抽象的结果，即离开了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周边情况”，试图抓住“本体”。詹姆斯同样嘲笑在实际经验之外寻求本体的做法：“假设了绝对，我们使得世界看起来更加是合理的。使得世界看起来更加合理的任何假设比使世界看起来是不合理的假说总是会被人们认为是更加可能是真的。人类天生宁愿有一个合理的世界来信仰和生活于其中。”⑨单纯的理论把握会遭到经验世界的冲击，用孤立的没有时间的概念处理现实。合理化是心灵或自我的惯常动作，但它很可能把临时的观察和概念变成永久的情绪和心理上的中心，从而导致观念与流动的生活脱节。杜威说：“我们提出这些考虑并不是要造成这样一个带有攻击性的暗示，即：哲学的主观主义是一种疯狂，而哲学的实在主义是一种白痴。目的在于表明：爱好幻想，或理智上的梦游的倾向是普遍的，但对于幻想——它可以大致代表心灵中的主观因素——的利用却有赖于当时的条件。”⑩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回到生活世界。传统的形而上学家在讨论本体时把人从世界中超拔出来，仿佛人不在世界中，而是与世界对立、超然世界之上的认知者。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认识问题从来就不是第一级的问题，生活意义问题才是。那些思辨哲学家所谓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生活中具体的目的和需要滋生的，从属于物质生产。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有意义的互动，他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1)从来没有孤立的人独自面对与人无关的世界，人们都结成了某种关系进行物质生产，世界充满了意义。任何知识问题必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知识天然就是社会的。
由此看出，马克思的本体学说始终从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出发。生产劳动无疑是意义生成的起点，正是生产劳动实现着人与自然的交互过程。马克思提出，“在人类历史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产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2)马克思谈到传统哲学家对理论的态度：“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家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3)理论解决不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回到实践才是出路。
可是，传统本体论解决第一因的思路是理论的方法，走的是认识论的路子。马克思指出，“这些哲人因此一方面在最片面、最一般的本体论规定中表现绝对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又是一种封闭的实体在现实中的显露。”(14)显而易见，马克思的本体论不是“物质本体论”，即用单一的物理元素或抽象的物质概念界定世界的本体。它们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只不过用物质替代了精神。詹姆斯说：“黑格尔用一种非经验主义的眼光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之不可否认的特征……黑格尔的创造性就在于把这个过程从知觉的领域转移到概念的领域，并且把这个过程当作是调解每种生活(逻辑的、生理的或者心理的生活)的普遍方法。黑格尔不曾把感性事实本身，而是把处理这些事实的概念方法指明为使得存在可以维持下去的唯一办法。”(15)黑格尔犯下这种错误——绝对精神窒息了辩证法——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他不理解第一位的现实生活本身是实践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在詹姆斯看来，黑格尔的一元论版本是上帝作为宗教对象存在的另一种假设：“虽然绝对这种假设，由于产生某种宗教性的宁静，起了一种重要的合理化的作用，但是从理智的观点看，绝对仍旧无疑地是无理性的。”(16)詹姆斯之所以说黑格尔的“绝对”是无理性的，是因为没有经验内容的“绝对”无法理解。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首先，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却决不宣布现实的哲学家个人就是绝对精神；其次，它只是在表面上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因为绝对精神只是事后[post festum]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制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17)
我们知道，马克思借助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但是，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关键在于马克思革命性地重构了“实践”概念。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8)在费尔巴哈那里，对象、现实和感性、主体是完全无关的；相应地，主体也是透明的、与任何此前的客体内容无关的主体，即古德曼笔下的“童真眼光”。(19)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主体”是没有历史内容的“主体”；其“客体”也是完全陌生的、异在的“客体”。马克思之所以说，唯心主义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那是因为康德那样的思想家设想了“先天综合判断”。根据康德的认知图式，时间和空间和十二范畴构成认知主体的先天条件，而感性杂多需要与先天的认知形式发生统合才让知识成为可能。在康德那里，主体显然不是没有内容的，但是，康德没有说清楚先天认知图式。这种先验分析遭到了经验派和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用主义批判康德剥离了概念的经验内容，构造了戴维森批判的“内容-形式二元论”。由于康德没有把人类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进来，因而无法认识到先天形式具有历史的现实内容。按照杜威的观点，康德的先验哲学预设了带有认知形式的主体，但却赋予了认知形式神秘的外观。其根本原因在于康德忽视了认知形式的经验前提。经验即文化，杜威试图以文化填充康德的认知形式。黑格尔的“概念的辩证法”试图说明形式中的内容，给出的办法却是神秘的“辩证逻辑”，也就是马克思批评的概念演化。马克思主张，“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0)康德的直观形式、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如果作为解释“意义”的基础，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们恰恰是被解释项，而解释它们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实践。
二、马克思的本体论
在很多学者看来，“实践”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处于本体地位。俞吾金从马克思本体论学说演化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本体论做了结构化的处理。(21)徐长福则转换了视角，从价值本位的角度深入确定了马克思本体论学说的指向。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学者古尔德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本体论”。(22)国内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观点，比如，丁立群认为，“这样的实践本体论才真正超越了一切传统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克服了旧的哲学流派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综合”。(23)俞吾金指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生产劳动本体论乃是其实践本体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马克思作为革命者所强调的改造现存世界的实践乃是最重要的实践形式之一。然而，这种实践形式并不是任意的，随时都可以发动起来的，它的成熟与否取决于一种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即生产劳动”。(24)联系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马克思在一般生产劳动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存在本体论。这种本体论强调人在结成社会关系的事实中从事生产劳动，而社会关系成为另一“社会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一起构成了人类意义世界得以产生的本体。生产劳动本体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抽象的本体论，因为它没有把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的人考虑进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自由劳动者作为自然个体已经消解在雇佣关系中，正是这种雇佣关系变成了社会生产方式的主导力量，这种主导力量使得社会存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终导致人类意义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动。
因此，我们发现马克思续接了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区别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后者包括笛卡儿幽灵般的“心灵”、斯宾诺莎的“实体”等。它们与人面对的实际问题没有关系，马克思需要改造这样的世界本体。从西方实践哲学史来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哲学位置尊贵，被当作第一哲学，创制被贬斥。近代以来，培根初步确立了“事功和实验”的地位，(25)他说：“我的程序和方法，我业经屡次明白宣示亦愿再来宣示一次，却是这样的：我不是要从事功中引出事功，或从实验中引出实验(像一个经验家)，而是要从事功和实验中引出原因和原理，然后再从那些原因和原理中引出新的事功和实验，像一个合格的自然解释者。”(26)培根要做“自然的解释者”，强调通过事功和实验切入。事功和实验成为培根获取知识和力量的起点，可以说，培根抬高了“创制”在人类所有活动中的地位——动作和技艺、事功和实验，成为人类生存论意义上的逻辑前件。
与笛卡儿把“知识论”确立为哲学思考的核心不同，也与培根把“创制”发展为技术本体相异，康德对知识做出限制，承接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实践的划分，把“道德本体”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人类在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之间存在明显分野，划分它们之界线的前提是必须承诺“意义世界”的存在。因此，本体论学说逐渐从“世界始基”转换为“意义生成”，也就是说，从世界最初的基点是什么转换为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质言之，科学认知的探寻方式被生命的意义追求取代。
很多思想家及其思想体系没有参考系就很难得到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倘若我们把马克思的意义本体论与其他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比较，其含义将更加明朗。众所周知，蒯因提出了“本体论的许诺(Committed Ontology)”，(27)预示了本体论的谈法出现了相对性。这种相对性让本体论的现代谈法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产生了抵牾。奎因的“本体论的许诺”解决的是我们能谈什么，马克思的本体论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谈什么才有意义。古典实用主义不在形而上学的角度谈问题，而是从行动的结果，即行为、动作将会产生何种差别的角度研判问题。用詹姆斯的话说，“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它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28)马克思也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入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9)目的和意向自动地牵引人类的活动，其本身必须在意义坐标中才能得到解释。
对马克思来说，实在不再纯粹是自然实在，实在包括社会实在，即他常用的词：社会存在。倘若哲学本体论解决的问题是何物存在，那么，现在哲学家再也不能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果来理解“最终的实在”。理解实在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灵魂——资本。资本让物的生产掩盖、扭曲了社会关系的本真状态，改变了人类的意义世界。
三、意义的实践维度
去除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马克思从“有意义的生产”角度考虑实践哲学问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和创制。对于创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不同于探求事物原理和根本原因的理论，也不是指公民的伦理生活和政治活动，创制是以制成物为目的，而以自身为手段的活动。(30)相比于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创制是奴隶、女人以及外邦人从事的活动，是低贱的。但是，马克思提高了“创制”的地位，把生产作为实践的第一形式，进而用它作为理解精神活动的钥匙。生产、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改造社会关系的革命构成了马克思意义本体论的实践之维。
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类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种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1)人之区别于动物，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是人在生产的时候是根据目的进行的，而且这个目的是他自己意识到的目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目的性生产”。目的性生产不断发展，使得低级动物似的单纯寻求个体而不是种群繁衍的活动产生了根本转变。更加重要的是，目的本身在活动中不断变化和丰富，人甚至按照伦理标准、审美标准进行生产。多元目的及其结构化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生产创造了丰富的“意义世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做了重要的划界：“动物只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2)马克思借此把人定义为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正是在如何生产中包含着思想和精神的元素，这些元素反过来改变了生产中的其他元素，加速了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精神实现了更为丰富的积淀，自由获得更大程度的实现。一般而言，物质生产活动和人的再生产活动都在世界中进行，人的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及其满足形式都在生产活动中展开。马克思说，那些哲学家、意识形态家的玄想都能在实践中得到解释。上帝、神、绝对理念、权力意志等都在实践中沉淀，并成为“本体”。人的生产的全面性，包括目的性、审美性等，都在生产之流中构造起来。对象生产的同时主体也在生成。因此，生产作为第一位的实践形式使世界充满意义。“生产”作为重要的实践形式，在马克思眼中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哲学概念。按照意义生产，创造意义世界。马克思说：“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33)
马克思断言：“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34)结合为社会单位的人的生产不但生产了自身而且还生产了“自然”。马克思曾经指出“康德式”问题的虚幻性：“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35)在上述论断中，可以看出，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把世界作为与人的实践毫无关系的“本体”的做法，都产生了很多伪问题。马克思要求改变这种局面。生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是“创制”的一种。马克思的实践则不一样，作为实践的重要形式的“生产”彰显了人自由自觉的特征。马克思眼中的生产绝不是单纯的机械活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在社会关系中进行，且是历史的，其中蕴含着“意义生产”和“意义破败”的秘密。马克思强调：“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6)马克思的“个人”不是国民经济学家眼中作为分析单位的个人，马克思理想中的生产也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生产；马克思要求把生产资料置于自由联合起来的自由个体手中，重建意义世界的路径必然包括社会革命。
四、意义的社会维度
如果说，“意义”来源于人类最为重要的实践形式，即生产劳动，那么，意义的内容则必须从社会中获得，在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类的意义世界才能得到全面而清晰的确定。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让人类的意义世界日渐枯萎。
意义是社会性的。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个体虽然存在，但是，其认知意义必然通过社会关系来呈现。孤立的个人是没有内容的，任何个体都是社会的个体。社会中的个体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之意义在于它是社会性的：“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37)生产还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其基本活动便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独特性在于，人在某种历史中利用积淀下来的文化观念构成能动的、充满意义的主观世界。在谈到蜜蜂和建筑师的活动特点时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羞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38)据此，马克思认为，“不言而喻，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39)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作为生产之前提的“意义”让人类能够不断学习，超越既有的形态，具有社会内容。这种“享受”来自人类的价值选择和彼此承认，来自横向的社会联系。
马克思合理地预设：人类的生产劳动不仅是必要的，还是自由而美的。遗憾的是，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一切到了资产阶级社会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即社会网络和信任、彼此的尊重和承认被破坏了。马克思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发现，落实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些在封建生产关系解体的过程中通过暴力、欺骗(当然也有通过正当买卖获得的)夺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全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头脑中想象的平等、自由的竞争者。其方式也不是依靠个人的优秀品质，所谓勤劳、节俭、聪明伶俐等新教伦理，参与自由而激烈的竞争换来的，初始获取的不正义被掩盖了。(40)历史上获得的生产资料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不平衡地分布，获得了资产阶级法权保护和道德辩护。按照资产阶级的法权，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的劳动者可以参加市场自由竞争。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会平等！实际上，当他们进入经济的竞技场，发现竞争对手只是同类，即其他无产者，资产阶级处于竞争之外，作为他们潜在的支配者出现。如果他们还有平等的竞争机会，也只是形式上与有产者签订契约的机会。他们陷入了结构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工人阶级之间的横向连接完全是偶然的，是在雇佣合同的形式下被构造出来的。这种偶然的、形式的连接，一旦遭遇劳动力市场过剩的状况，他们之间的关系迅速变得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显著特征是：生产资料掌握在历史地形成的资本家手中。这种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保护的所有权使得形式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发生了歪曲。所谓平等，只是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所谓自由，只是签订契约的自由。此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对等，人与人之间温情的连接消失不见。马克思认为，这不是自然的社会交往关系，而是生产出来的、类似商品的社会关系：“因为工具本身已经是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构成财产的要素已经是由劳动生产的要素，所以在这里，共同体(指这个第二类财产借以建立的共同体)，就不能再像第一类情况下那样以一种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了，共同体本身已经是生产出来的……共同体。”(41)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全面异化出现了：劳动者被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控制，劳动过程不再具有美感，资本作为活劳动的积累彻底控制了劳动者。个体之间割断了社会性的横向维度，变成了只为个体而活的原子个体。此前，人们在他人关注的目光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和意义，现在，个体之间彼此敌对，无论是工人之间的敌对，还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敌对，皆莫能外。人被降低为动物，只享受进食和取暖等本能活动带来的快感。意义只能在贯通性的社会承认中才能确立，人的活动一旦被本能控制，那就意味着意义世界的萎缩。在意义萎缩的资本主义社会，法权和道德关系只是财产关系的漫画。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冷漠、剥削、不公不义，人们只能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获得线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从改变现存生产关系的斗争中寻找。意义世界“形式和实质”分离的秘密，绝不在哲学家、牧师、人权捍卫者的头脑中，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只不过资本主义的意义世界徒具形式，没有内容。
因此，马克思意义本体论自然导向社会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横向联系的阻断、虚假共同体的产生，就是“社会关系”被工业生产出来的后果。马克思的“人”不是抽象的人，是处在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中具体的人，这样的人不仅具有现实性，还有历史性。真实的个人和个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不但是实在的，也是意义的源泉。如果说个体和关系都是实在的，那么实在内容就会发生微妙变化。细心的人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本体论中既有古典痕迹，又有现代性的意蕴。倘若联系到意义本体论，正是社会中的个人从事的生产活动使得“意义世界”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一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42)传统形而上学实在论试图找到世界的生成起点，以此获得永恒的安慰。其实，人们无法真正地获得真正的安全，个体只是永远的香客，疲惫之时总会把路边的风景当成永恒的栖身之所。(43)马克思把人类拉进真实的资本主义世界，认为逃避到形而上学、宗教的幻象中于事无补，要想重建意义世界，必须让世界革命化。
质言之，马克思实现了“西方本体论的转向”。马克思不讨论脱离人化自然的“始基”，而在生产劳动和历史条件下谈论“本体”。马克思的本体论是“意义本体论”，是因为马克思的本体论学说，是在人类把何种东西当作意义之起点的基础上构造起来的，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现实“意义”把握实在。面对让意义世界丧失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想要驱除哲学家们头脑中的臆想，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有意义地谈论本体论，旨归是人的解放和自由。
①徐长福：《马克思的实践首先是一个价值本体概念》，《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6页。
④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⑥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孙瑞禾译，第14—1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l卷，第92页。
⑨詹姆斯：《多元的宇宙》，吴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2页。
⑩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14)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15)詹姆斯：《多元的宇宙》，吴棠译，第50—51页。
(16)詹姆斯：《多元的宇宙》，吴棠译，第6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19)“童真眼光和绝对给予的神话，是两个可怕的同谋。二者起源于并且助长了这种观念：认识被当作是对那些从感觉接受的粗糙材料的加工，通过净化仪式，或者通过有条不紊的分离解释，就可以发现这种粗糙材料。”纳尔逊?古德曼：《艺术的语言》，彭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1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21)“我们经过深入的考察发现，马克思的本体论学说经过了以下五个不同的阶段——自我意识本体论、情欲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生产劳动本体论和社会存在本体论。”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第197—198页。
(22)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3)丁立群：《哲学的功能：描述的和规范的——兼论实践本体论》，《求是学刊》1988年第4期。
(24)俞吾金：《俞吾金全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76页。
(25)丁立群说：“在古希腊，科学是一种与功利无关的纯然的理论活动，而制作则完全是工匠的一种经验性的功利活动。培根把两者结合起来：科学的方法也必须为经验所证实。正是这样，才产生了所谓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即一种在物理学之下的机械学。所以，培根的思想在实践内涵及其实践哲学的历史演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转折作用，开创了另一种实践哲学的传统，即技术实践论传统。”参见丁立群：《实践哲学：两种对立的传统及其超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第82—83页。
(26)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9页。
(27)蒯因说：“在本体论方面，我们注意约束变项不是为了知道什么东西存在，而是为了知道我们的或别人的某个陈述或学说说什么东西存在；这几乎完全是同语言有关的问题。”参见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陈启伟、江天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12页。
(28)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140页。
(30)廖申白这样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制作活动既然只以某种外在善为目的，活动本身就只是作为手段才是善的，或者从本质上说不是善。”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xxvi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3页。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7—5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3—52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4页。
(40)诺奇克提出了持有正义的三个主要论题，即获取的正义、转让的正义以及矫正的正义。参加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姚大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0—182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5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9页。
(43)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