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南方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短篇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是美国60年代初“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后南方种族问题的艺术再现。1961年后，美国公共交通领域的种族隔离虽然得以取缔，但种族偏见和对立仍然像瘟疫一般蔓延，形成了时局的“毒”，在浸染白人的同时也浸染了黑人。小说的题材、人物、场景、主题等都紧扣那有“毒”的时局，艺术而深刻地描述了消除种族偏见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人公朱利安在种族冲突中的挣扎与无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奥康纳对种族问题矛盾心理的投射。
关 键 词：时局 奥康纳 种族问题 矛盾心理
美国南方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 Connor)曾经明确表示，“造成了我创作特点的两个情况是：我是南方人，又是天主教徒。”①南方情景、人物和弥漫其间的宗教意蕴成为奥康纳作品的突出特征，而种族问题似乎不是她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她的种族观受到学者们的质疑，认为“黑人同白人间关系很少成为奥康纳作品的中心问题”，“奥康纳从未试图在其作品中刻画一位黑人的主人公”，因为“奥康纳无法走进黑人的世界”。②有学者还认为“奥康纳对待民权运动是缄默的”。③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伦佐(Anthony Di Renzo)就认为奥康纳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南方爆发的巨大危机抱有“矛盾的迷恋”。④
事实上，奥康纳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社会和时代背景，尤其种族冲突是美国南方突出的社会问题，生于斯长于斯的奥康纳就更不可能置身其外。1963年9月1日，奥康纳在给署名为“A”的好友海丝特(Betty Hester)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时局有毒(The topical is poison)。就时局问题的刻画，我能侥幸在《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获得成功，仅仅是因为我将种族问题的瘟疫放置于每个个体的家庭之中。”⑤显然，这里的“时局”代指“狂热和动乱”的60年代，“美国社会(在地区、种族、阶级和宗教特征等方面)产生极化与分裂”，⑥而其中最为激烈的是以1961年春天开始的“自由乘车”运动所引发的种族骚乱。因此，《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虽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但是小中见大地反映出种族冲突对奥康纳的影响，也体现出奥康纳对种族问题的思考和她别具一格的艺术处理方式。因此，柯克(Connie Anne Kirk)认为，“该小说可能是奥康纳对民权运动及其后续影响最具警觉性关注的小说之一。”⑦
一、种族问题的“瘟疫”浸染每个个体
当奥康纳说“我将种族问题的瘟疫放置于每个个体的家庭之中”时，她不仅是在谈论一种以典型反映一般的处理种族问题的艺术手法。她的本意是，种族问题事实上已经影响到了南方每一个家庭——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实际上，“种族问题的瘟疫”便是奥康纳所说的时局的“毒”。
二战结束时，年满20岁的奥康纳从乔治亚州女子学院毕业，随后获得研究生奖学金进入爱荷华写作中心，从此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此时，美国的战后年代是一个“高度紧张”、“反抗和骚动最激烈而进步最显著的时代”，因为“反对种族歧视的新冲击危及传统态度、改变着现状、而且遭到由于偏见，无知和恐惧而产生的反抗”。这种“高度紧张”持续到60年代，并且愈演愈烈，“终于迫使这个国家在几个世纪的回避与冷漠之后开始正视它最大的社会问题”，⑧即种族冲突问题。1964年7月21日，即奥康纳逝世的前夕，她仍在写给李(Maryat Lee)的信中谈到，种族冲突的“前线”(Racial Front)转移到了哈莱姆(Harlem)。⑨可见，奥康纳并未回避这“最大的社会问题”。短篇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以下简称《上升》)正是创作于“高度紧张”的60年代，艺术地反映出她对种族问题的思考。
《上升》讲述了白人青年朱利安陪同母亲去减肥班，在白人与黑人混乘的巴士上的短暂经历。下车时，他的母亲想要送给一同下车的黑人小孩一枚硬币，被小孩的母亲——“一个身材高大、衣着花哨、表情阴沉”的黑人妇女粗暴地制止了，并且给了朱利安的母亲致命的一拳。小说的人物不多，提到的一共十来个人，而真正进入了小说空间框架(Spatial Frame)的只有七人，即朱利安母子、一个龅牙的瘦削白人妇女、一个穿着红白两色帆布凉鞋的白人妇女、一个大块头黑人男性、一个带着小孩的黑人妇女和她的大约四岁的男孩(他母亲叫他“卡佛”)。除了朱利安和卡佛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姓名。而且，除了朱利安，其他人都没有任何有关身份、地位、职业等方面的社会信息。这绝不仅是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所限，而是奥康纳刻意为之：在这个故事中，只有两种人——白人和黑人。小说强烈暗示了这一点，朱利安对他母亲说：“在该死的巴士上，没有人在乎你是谁”，他的母亲却始终坚持：“我在乎自己是谁”。⑩这段对话既是两种种族观念的正面冲突，又隐含了故事的叙事动力和悲剧根源。
故事中，汇聚在一起的白人和黑人们都受到了种族问题的“瘟疫”浸染。白人与黑人都对对方有着不同程度的种族偏见。朱利安的母亲上车后遇到的第一个白人妇女是长着龅牙、头发又长又黄的瘦削女人。奥康纳对她着墨不多，但是，当朱利安的母亲向她“夸奖”黑人小孩“多可爱”时，龅牙女人只是“不太肯定地说”，“我想是吧”，语气中满是保留，似乎她只是出于礼貌给予一个含糊回答。另一位穿着帆布凉鞋的白人妇女则更明显地流露出对黑人的厌恶。朱利安母子刚上车之际，母亲看到巴士里都是白人时，她欣慰地说，“车上坐的都是自己人嘛”(10页)。穿凉鞋的妇女也庆幸地回应道，“前几天坐的那辆(车)上，他们(黑人)就像跳蚤一样多——从车头到车尾”(10页)。当途中上车的“大块头黑鬼”坐在她的座位旁时，她立即站起向巴士的后面走去，选择坐在刚下车的白人女人的座位上，以移换座位的方式无声地表达了自己的种族观念：她不屑于与一位黑人同坐。朱利安的母亲对此表示肯定，“赞许地看了她一眼”(13页)。事实上，奥康纳也有过几乎类似的经历。在1964年3月28日写给朋友“A”的信中，奥康纳说了这样一件事：她和同伴去看医生，在那里遇到两个老人在交谈，其中一个说：“半年后这个房间就会塞满一半的黑鬼。”(11)显然，奥康纳意识到美国南方普遍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和排斥。
黑人群体中同样普遍存在着对白人的排斥和怀疑，种族问题的“瘟疫”无人能够幸免。在这趟巴士上，“大块头黑鬼”坐下后便“随即打开一份报纸，将自己隐藏在后面”。或许，长期的种族隔离使他养成了在公共场合显得孤僻冷漠的习惯，不愿意和别人，尤其是和白人打交道。对于他在车上的表现，奥康纳有着非常细腻的描写：
朱利安想和这个黑鬼攀谈，和他说说艺术或者政治或者超出他们俩周围人理解范围的任何其他话题，但那人依然稳坐着，埋首于报纸之间。他要么不在意座位的变化，要么根本就没注意到，害得朱利安没办法表达自己的同情。(13页)
随后，朱利安以“借火柴”为由同黑人搭讪。可是当黑人递给朱利安一盒火柴时，“他的目光并未离开报纸”(14页)。实际上，巴士上禁止吸烟，朱利安在几个月前也戒烟了。所以，借火柴只是一个借口。他并没有使用那盒火柴，于是把火柴还给了黑人。这时，黑人仍然没有说话，他似乎觉得自己受到了戏弄，所以他“放低报纸，生气地看了他(朱利安)一眼”。即便如此，黑人依然不愿意理睬朱利安，朱利安想要与之交流的愿望彻底破灭了。这个细节意味深长，象征着白人与黑人之间不仅缺乏有效沟通，而且难以沟通。
带着小孩的黑人妇女更是充满了对白人的敌意。上车以后，小男孩主动地爬上朱利安母亲身旁的空位，黑人妇女则坐在朱利安身边的座位上。黑人母亲急于把他拉到自己身边，于是，她把小男孩从座位“拽下来”，“仿佛要把他从疾病传染源旁边抓走”(19页)。这里的“疾病传染源”和奥康纳信中所说的种族问题的“瘟疫”是类似的隐喻，反映了四处蔓延的种族对立与紧张。不难看出，种族瘟疫不仅浸染了白人，也同样浸染了黑人。白人与黑人之间充斥着敌意而又缺乏有效的沟通，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种族间的对立。
二、巴士上的种族对垒
《上升》以反对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为历史背景，以混乘巴士为故事场景，以黑人白人之间的冲突为故事情节，这些因素使读者联想到有着“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2)之称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Montgomery Bus Boycott)。
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这场种族冲突，《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有如下一段叙述：在1961年春天开始的“自由乘车”运动中……由几个种族混合的组织发起，黑人和白人公民对州际旅行中的种族隔离展开了进攻。他们包乘公共汽车穿过南部，故意进入途中实行种族隔离的饭店和车站。白人的仇恨很快就沸腾起来……以至于华盛顿由于州或地方当局不采取有效行动而不得不出面干预。(13)
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描述了这场运动的成果：“州际贸易委员会发出条例，规定在州间交通站，包括飞机场和火车站，一概不得实行种族隔离的措施……到1961年底，黑人可以从东岸旅行到西岸，一路上在候车室里再也看不到‘白人’、‘有色人’字样了。”(14)正是因为这场运动的成果，南方才得以出现白人与黑人同乘的“混乘”巴士，《上升》也就有了一个集中展示不同肤色人群聚集的场所，因为“引起空间变化的根本动因是对立力量的碰撞和较量”。(15)拉塞尔(Shannon Russell)曾指出，“在奥康纳的小说中，最明显的空间运动主要是通过人物角色不可避免的旅行得以实现。轿车、公共汽车、火车以及涉及鞋子的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显著。”(16)在《上升》中，混乘巴士成为了故事发生的主要场域(Place)。在人文地理学和地理-空间批评理论看来，“场域”是跨场所接触区(Transpatial Contact Zone)，被看作是话语和权力的映射、动态的过程或事件，以及情感的、想象的、记忆的或者感官的体验。(17)因此，混乘巴士不仅是创造了一个“时空体”(Chronotope)，形成了“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内在联系在文学艺术上的表达”。(18)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跨场所接触区”，使各阶级、各种族人群的临时性混合成为了可能，展现了美国民权运动后南方社会生活的一个切面，成为奥康纳表达美国南方白人与黑人因“种族瘟疫”造成的“集体创伤”的最佳场所。无疑，巴士上黑人、白人之间的互动被赋予了明确的历史建构，具有明显的隐喻性。
《上升》中的混乘巴士成了白人与黑人对垒的“阵地”。正如奥康纳介绍这部新作时，她也强调“这是一部发生在公交车上、涉及到某些时局问题的小说”。(19)车上的壁垒分明，小说空间框架中出现的七个人(四个白人和三个黑人)中，分成了三个“派别”：朱利安的母亲、龅牙女人以及穿帆布凉鞋的白人妇女属于同一阵线、带着小男孩的黑人妇女和“大块头黑鬼”则属于与白人对立的阵线、朱利安和黑人小男孩似乎保持“中立”。饶有意味的是，种族之间的对垒以朱利安的母亲和黑人母亲为代表，她们象征着“过去”与“传统”，相反，朱利安和黑人小男孩则象征着“未来”和“新一代”。
从步入混乘巴士开始，朱利安的母亲的加入便壮大了混乘巴士上的南方白人群体，“她面带微笑地上了车，仿佛正走进客厅，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等她”。不难看出，母亲所持的“白人至上”的优越感十分强烈。上车后，她先是环顾巴士确认“车上坐的都是自己人”(10页)，实质上明确了白人群体的构成和车上的种族区分。刚一落座，她“立即开始侃侃而谈，以吸引任何一个想要说话的人”。同样地，龅牙白人妇女说道，“我对我儿子说，我说你也许不是有钱人，但你是有教养的”(11页)，她在这里隐晦而自信地流露出白人的道德优越感。奥康纳也曾经这样描述过南方人(实质上是南方白人)的这种道德优越感：
南方历来对外来者有敌意，除非依照她自己的主张。她历来反对入侵者，来自芝加哥或新泽西的陌生人，那些来自远方的人。他们的道德能量与他们离开家乡的距离成正比增加，外界很难将这种美德与伴随它的狭隘性区分开来。南方有保持自己特性的本能，也有迫切成为好莱坞或麦迪逊大街的毒风的牺牲品的本能，将这两种本能和谐一致是更为困难的。(20)
这里，奥康纳虽然没有提及种族问题，但“外来者”无疑也包括了来自非洲的黑人及其后裔，这段话里的“历来”一词则表明这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在新时局的背景下，以朱利安的母亲为代表的老一代南方白人利用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谈话疗法”(Talking Cure)，即“将创伤体验清晰传递给听众或目击者”。(21)通过混乘公交上简短的对话，白人达成了统一的思想共识，即朱利安的母亲所言的“这个世界整个都乱了”(10页)。该共识强化了他们的阵营，因此，巴士的白人群体虽然身处混乘的场域，却仍旧极力维系白人至上的原则，试图将白人同黑人进行明确的空间划分。朱利安的母亲对朱利安感叹道，“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一个人乘这样的巴士了吧。”(13页)实际上，巴士上的白人群体所试图维系的“白人至上”的身份观是基于南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思想的影响。
这一切艺术而又深刻地说明：虽然“自由乘车”运动破除了巴士以及其它一些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但横亘在白人与有色人群之间的“对垒”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不同种族间的和谐相处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三、朱利安母子的对垒
朱利安是《上升》中唯一有名字的人物。作为新一代的南方白人，朱利安接受过一流的高等教育。同奥康纳作品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朱利安拼命将自己同旧南方相区分，他们意识到旧南方在道德、智力和美学上令人反感的成分：残酷的种族主义、沉迷过往的辉煌、琐碎的社会礼仪、贫瘠的精神生活、平庸的社会交往等，深知南方白人回望历史的态度与反种族主义的时代进步潮流是相背离的。朱利安和他的母亲也因为种族问题而“对垒”，并不时地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尽管他母亲含辛茹苦送他去念书，他仍不时顶撞母亲，“不愿去想她为他做的一切”。朱利安并不情愿每个周三晚上陪伴母亲去减肥班，都是“强打起精神带她去”。戴着新帽的母亲，在他看来就是“戴着一顶无比糟糕的帽子的矮胖身影”(5页)。在巴士上，他多次故意惹恼母亲。当看到母亲因自己搭讪黑人而显露的不安神情时，朱利安“不允许自己的脸上显出丝毫的同情”，同时“他要不顾一切地保持下去”，因为他想给母亲一个“让她会记住一段时间的教训”(14页)。接下来，当带着小男孩的黑人妇女上车并且坐在朱利安的身边，黑人小孩则坐在朱利安的母亲身边时，似乎是“交换了儿子”。实际上，这是一种明显的对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朱利安的母亲深感不适，朱利安却感到高兴，“他让愉悦明白无误地流露在了自己的脸上”(17页)。他的用意很明显：“这就是对你小心眼的惩罚。这件事会给你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18页)
不过，我们不能把朱利安这些近乎冷酷的行为简单地看作是一个不懂事孩子的赌气或者忤逆。奥康纳并不是在讲述一个关于家庭伦理的故事或者青年的成长经历，她是要借此艺术地再现种族问题对白人的困扰与撕裂。从某种程度上说，母亲的形象成为了朱利安眼中旧南方的符号象征。因此，朱利安对待旧南方的态度同样表现在同母亲之间的“对垒”上。奥康纳的本意并不是反映代际冲突，而是借助代际冲突反映两种不同的种族观念和时代精神。小说这样写道：
尽管时常听到她那些愚蠢的观点，他却摆脱了偏见，不惧面对事实。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被自己对她的爱所蒙蔽，反而在精神上摆脱了她，可以完全客观地看待她。他没有受制于自己的母亲。
(12-13页)
从一开始，朱利安与母亲的不和就烙有种族问题的深刻印记。临出门前，他就与母亲有过一场争执。朱利安认为母亲还沉迷于过去，她不断提醒朱利安：“你的祖父是个富裕的地主。你的外祖母姓葛德海”，“你的曾祖父有个种植园，还有两百个奴隶。”朱利安则烦躁地回应说，“现在没有奴隶了。”原文的引述分句是he said irritably，(22)其中的行为副词irritably(易激怒地，烦躁地)揭示了朱利安说话的神态和语气，耐人寻味。朱利安不想和母亲继续交流，因为他认为母亲的人生未能“从正确的前提开始”，而只是“根据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个世界的规则生活”，“缺乏远见”(12页)。因此，当他独自搭乘混乘巴士时，朱利安会有意地坐在黑鬼的旁边，似乎这样才能“弥补他母亲的罪过”(8页)。此外，他还常常幻想着诸如“交黑鬼朋友”、“请黑鬼医生”、“带黑鬼女人回家”等一系列令母亲震惊的计谋。朱利安甚至迫切地渴望给母亲一个令她终身难忘的教训，最终迫使母亲承认并改变其对种族问题的偏执想法，进而弥补种族偏见的罪过。
在小说的结尾处，母亲要送给那个黑人小孩“一美分”却受到了小孩母亲的粗暴拒绝，后者向她挥起了拳头和手袋。这时，朱利安不是向那个“高傲的黑女人”讨“公道”，甚至也没有安慰他的母亲，而是向她进行“现场教育”，“他觉得有必要通过解释她得到的这个教训，让它永远存在于她的脑海”(22页)。于是，他说了这样一番压抑在心已久的话：
“不要以为她只是一个高傲的黑女人，”他说，“她是不再接受你带着优越感的施舍的整个有色人种族。她就是你黑色的影子。她能和你戴同样的帽子，而且毫无疑问，”他无缘无故地补充道，“帽子戴在她头上，比戴在你头上好看。这一切的含义是，”他说，“旧世界已经消失了。旧礼仪过时了，你的亲切屁都不值。”……“你别自以为是了。”他说。(22页)
这段话，实际上奥康纳借助朱利安之口揭示了小说的主题之一，切中了许多白人在对待有色人种问题上的褊狭与误解，而这些褊狭与误解往往来自白人的“自以为是”。
四、朱利安的“精神泡沫”和奥康纳“矛盾的迷恋”
按伦佐的观点，奥康纳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南方爆发的巨大危机抱有“矛盾的迷恋”。奥康纳的“矛盾的迷恋”在朱利安身上得到了生动的艺术再现，朱利安的“精神泡沫”映射出奥康纳在种族问题上的矛盾态度。
朱利安象征种族和解的意愿与努力。不过，虽然朱利安相信自己已然“摆脱了偏见”，“没有受制于自己的母亲”，但正如母亲所言，他“纯真，未历世事”，“还不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他甚至还未走进真正的世界”(12页)。实际上，朱利安——也包括现实世界中许多不同程度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并不清楚彻底消除种族偏见的艰难，也不知道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当朱利安屡屡试图与黑人交流而又屡屡失败时，他不免感到沮丧。对于搭乘混乘巴士，朱利安是怀着矛盾心情的，等巴士和将要乘巴士带来的沮丧感像“一只滚烫的手开始爬上他的脖子”(9页)。显然，朱利安的“沮丧感”源自于混乘带来的尴尬与不安。
朱利安其实是活在幻想中，也就是小说所说的“精神泡沫”。奥康纳写道：
朱利安举着报纸，退回到自己意识深处，他在那里面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那是一种精神泡沫，当他无力支撑自己继续成为周遭所发生事情的一部分时，只要身处泡沫之中，他就能找到自己。从那里，他能看到外面并作出评判，而在泡沫里面，他是安全的，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侵害。那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觉得自己摆脱了周围人的愚昧的地方。他母亲从未进去过，但从那里面，他能非常清楚地看清她。(11页)
这种精神泡沫是幻想，也是一种理性。朱利安代表的新一代南方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不合理，如同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自由乘车”运动酿成骚乱后于1961年6月11日对全国发表的演讲中所说：“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我们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23)但是，严酷的现实常常击破他们的“精神泡沫”。在小说结尾处，当朱利安的母亲因施舍给黑人小孩的那一枚“一分钱”硬币而遭到黑人母亲无情一击时，朱利安的无助感就如同一股“黑色的潮水仿佛要把他退回到母亲的身边”(24页)。朱利安“朝在他前方看到的一束光线奔跑，寻求帮助”，但是，“他跑得越快，那些光线就漂流得越远。他的双脚毫无知觉地移动着，仿佛不能将他带到任何地方”(23-24页)，似乎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徒劳。“退回到母亲的身边”暗喻他对解决种族问题的悲观和失望，似乎要退回到传统的旧的南方价值观。实际上，朱利安的“精神泡沫”同样是奥康纳的矛盾心理。
另一方面，从主观角度而言，朱利安也始终无法摆脱对过往生活的眷恋，内心隐藏着对过去的秘密渴望，同时对现实世界则采取刻意回避的态度。这一点，故事叙述者在文中有明确的描述。
说起那栋房子时，他总带着轻蔑，而想到它时，他却又总是心怀向往。在它被卖掉之前，他见过那房子一次，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双楼梯烂掉了，被拆了下来，黑鬼住在里面。但他的母亲知道，房子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它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会站在宽阔的门廊下，听橡树叶的沙沙声，继而不紧不慢地穿过天花板很高的门厅，走进和门厅相连的客厅，注视着磨坏了的小地毯和褪了色的挂毯。他觉得，能够欣赏那栋房子的是他，而不是她。他爱它破败的优雅胜过他能叫得出名字的任何东西。(8页)
朱利安祖辈的“那栋破烂的大房子”，如同南方作家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中的“大木屋”以及爱伦·坡《厄榭府的倒塌》中的“厄榭府”，都是旧时南方豪宅的残留，也因之而成为了南方传统的象征。从道德的角度，朱利安对非人道的种族歧视非常反感，但在情感上，他又对旧南方有着难以割舍的怀念。这种矛盾常常使朱利安左右为难，他不赞成甚至极力反对母亲的种族观念，但又不能太过激烈，“不能把她逼到中风的地步”(15页)。他经常只能耽于幻想之中，在“精神泡沫”里“好像他已经对母亲公开宣战”，想象“自己作为支持者参加了静坐示威”(15页)。与其说是出于亲情的顾忌，倒不如说是朱利安骨子里对于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的迷茫和无措。作为个体，他根本无力解决种族间的问题，他甚至找不到一种解决的方案或设想。所以，每当他困惑无助的时候，他就只能退回到那种“精神泡沫”，最终还可能退回到母亲身边。
朱利安的“精神泡沫”其实映射出了奥康纳在种族问题上的类似困窘。一些批评家指责说，该故事“无法给读者提供一种解决方案”。(24)事实上，不仅故事是如此，奥康纳本人似乎也“无法给读者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她本身就处于“矛盾的迷恋”之中。一方面，她和朱利安一样认识到种族歧视应该摈弃。另一方面，她不能确信如何达成种族平等。如同小说结尾处朱利安似乎要被那股“黑色的潮水”冲回母亲的身边，奥康纳有着同样的犹疑和动摇。
在1964年3月28日写给朋友“A”的信中，奥康纳引述了一位同伴的话：他不喜欢谈论那些仇恨的话题。奥康纳对此评论说：“这就如同一只老虎进了你的房间，而你既不能逃跑又不能开枪杀死它。这并不意味着你恨这只老虎；而只是意味着你知道了你的处境而它却浑然不知。”(25)这番披露显示了奥康纳以及许多白人的矛盾、茫然的心态：并非仇视黑人，却难以相处。但问题是，他们往往无法躲避，朱利安便是如此。在1964年7月10日给李的一封书信中，奥康纳写道，李留在小笼子里的蚂蚱使她想起了被关在监狱里的那些可怜的有色人群，于是她就把那只蚂蚱放出来。不过，奥康纳不是把它放归大自然，而是把它喂给了鸭子。(26)奥康纳处理这件小事也体现了她的独特风格，一种隐含着暴力的同情。或许她认为，那只蚂蚱在笼子里是可怜的，但她又觉得它的唯一解脱之道就是死亡，在死亡的暴力中得到“救赎”，如同她笔下的人物那样。这里，读者可以看到奥康纳对包括黑人在内的有色人种的“同情”，可是这种“奥康纳式的”同情却未必是那些有色人群所期待或能够接受的。这就像《上升》中朱利安的母亲想送给那个黑人小孩的“一分钱”，小孩的母亲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挥拳相向。
奥康纳对黑人的这种复杂态度在1964年5月21日的书信中表露无遗。在信中，奥康纳明确说出了自己对几个黑人名人的评价。她坦承：“对于黑人，我不喜欢的那一类黑人是那些空洞地卖弄大道理，作预言，装作像教皇说话的那种黑人，比如詹姆斯·鲍德温之流。非常无知却又绝不沉默。鲍德温可以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黑人在哈莱姆的感受，但他却想要告诉我们别的所有事物。至于金(马丁·路德·金)，我不认为他是这个时代的伟大圣人，但他至少是做他能够做和必须做的。”她还不无情绪化地说，“如果鲍德温是个白人，没人能够忍受他一分钟。”(27)可以这样说，奥康纳认可种族平等的“政治正确”，但潜意识里仍然有所保留，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或者在特定情境中，她就显得有些犹疑或无奈。奥康纳的“保留”，未必是出于种族的偏见，而是出于她对于人性及人性的堕落与改造——在她看来是“救赎”——问题上的独特看法，以一种超越种族的宗教眼光看待种族问题。
无疑，《上升》展现了奥康纳针对美国民权运动的深度思考。正如德斯蒙德(John F.Desmond)所言，“《上升》是奥康纳对历史进程最直接的处理。”(28)尽管《上升》仍然以白人形象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它依然敏锐地探讨了20世纪中叶美国民权运动对白人带来的身份转变，展现了莫里森所描述的“非黑色人种对于那些观念(种族阶级、种族隔离、种族的脆弱性和可用性)或是坚持、或是抵制、或是探究、或是改变”(29)的矛盾态度。奥康纳对当时以种族冲突为主要标志的巨大危机抱持着“矛盾的迷恋”。《上升》就是这种矛盾态度的艺术再现：“迷恋”表明她一直关注种族问题，而“矛盾”则是她在种族问题上彷徨犹疑的真实心态。正是《上升》中以小见大的艺术深度，使它成为奥康纳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感谢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刘立辉教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美国南方研究中心Patrick E.Horn教授对本文的贡献。
①Richard Gray,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p.622.
②Leon V.Drislkell and Joan T.Brittain,The Eternal Crossroads:Flannery O' Connor(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1),pp.6-7.
③Margaret Early Whitt,"1963,A Pivotal Year:Flannery O' Connor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Flannery O' Connor Review.Vol.3(2005),p.60.
④Anthony Di Renzo.American Gargoyles:Flannery O' Connor and the Medieval Grotesque(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3),p.198.
⑤Flannery O' Connor,The Habit of Being:Letters of Flannery O' Connor,ed.Sally Fitzgeral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9),p.537.
⑥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i页。
⑦Connie Ann Kirk,Critical Companion to Flannery O' Connor(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8),p.61.
⑧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刘绪贻、李世洞、韩铁、王受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43-44页。
⑨Flannery O' Connor,The Habit of Being:Letters of Flannery O' Connor,p.594.
⑩弗兰纳里·奥康纳：《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仲召明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9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11)Flannery O' Connor,The Habit of Being:Letters of Flannery O' Connor,p.571.
(12)Sheryll D.Cashin,"Shall we overcome? Transcending Race,Class,and Ideology through Interest Convergence",St.John's Law Review,Vol.79,No.2(Spring,2005),p.253.
(13)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130-131页。
(14)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第四卷，朱协译，商务印书馆1988版，1322页。
(15)刘立辉：《变动与天道：弥尔顿〈失乐园〉的巴罗克世界》，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135页。
(16)Shannon Russell,"Space and the Movement through Space in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A Consideration of Flannery O 'Connor's Imaginative Vision",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Vol.20,No.2(Spring,1988),p.83.
(17)Sten Pultz Moslund,"The Presencing of Place in Literature:Toward an Embodied Topopoetic Mode of Reading",in Geocritical Explorations:Space,Place,and Mapping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ed.Robert T.Tally,J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30.
(18)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 by M.M.Bakhtin,ed.Michael Holquist,trans.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Texa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1),p.87.
(19)Flannery O' Connor,The Habit of Being:Letters of Flannery O' Connor,p.436.
(20)弗兰纳里·奥康纳：《生存的习惯》，马永波译，新星出版社2012版，53页。
(21)Sigmund Freud and Josef Breuer,Studies on Hysteria,trans.James Strachey(Harmondsworth:Pelican,1974),p.83.
(22)Flannery O' Connor,The Complete Stories(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p.408.
(23)阿瑟·林克、威廉·卡顿：《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133页。
(24)Jordan Cofer,The Gospel According to Flannery O' Connor: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Bible in Flannery O' Connor's Fiction(New York:Bloomsbury Publishing Inc.,2014),p.129.
(25)Flannery O' Connor,The Habit of Being:Letters of Flannery O' Connor,p.571.
(26)Flannery O' Connor,The Habit of Being:Letters of Flannery O' Connor,p.592.
(27)Flannery O' Connor,The Habit of Being:Letters of Flannery O' Connor,p.580.
(28)John F.Desmond,"Community and History in O 'Connor's Fiction",in Flannery O' Connor: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Study Guide,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99),p.51.
(29)Toni Morrison,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