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阳似火，单调而悲伤的曲调在窒息的空气中回荡，一道道赤裸的黑色脊梁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昔日的鞭痕，一株株并不高大的植物上绽放着云朵般轻软的白色纤维。这是人们所熟识的19世纪后半叶美国南部景观，内战的结束并没有终结该景观上发生的故事：棉花依旧是利润最丰厚的作物，非裔美国人解除了奴隶的身份，但是无法摆脱经济依附的枷锁。奴隶变成佃农，他们回到熟悉的棉花种植园中，机械地重复旧日的工作，挣得仅够谋生的微薄薪水，自由止于一纸文书。直至1892年，这片景观的故事中出现了一群新的参与者。它们身躯微小，行动迟缓，作为个体又不堪一击；但是它们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一季可以生产200万到1200万只后裔，足以使之成为一方霸主。这群新角色的学名为Anthonomus grandis，英文俗名则显赫得多——boll weevil，中文为棉铃象鼻虫。
这些飞虫的故乡位于后来成为墨西哥的土地上，人为的国家边界难以阻隔其扇动的双翼。昆虫学家普遍相信早在得克萨斯州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之前，棉铃象鼻虫便已来到美国，但是其真正被确认的时间是1892年，彼时，得克萨斯的棉花产量为150万包（每包500磅）。棉花经济的黄金时代带来了棉铃象鼻虫的高光时刻，到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的健康与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是“一种中美洲的昆虫，在得克萨斯大肆繁殖，业已造成巨大破坏”。从1892年到1904年，棉铃象鼻虫不断向北征伐，直至抵达大西洋，占领整个南部棉花州，时人将之比作内战后期谢尔曼将军向大海的进军，“但是带来更大的浩劫”。美国农业部和各州农业部门的专家、昆虫学家、化学家、经济学家纷纷投入到对棉铃象鼻虫的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这些棉铃象鼻虫也出现在南部民间故事中甚至成为主角。它们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昆虫，是南部棉花种植园主的梦魇，南部赖以生存的棉花经济的瘟疫。据统计，自1892年到20世纪末，棉铃象鼻虫共摧毁了数百亿磅棉花，造成损失达一万亿美金。
不过，也有人看到了伴随棉铃象鼻虫的到来而出现的契机。1919年，阿拉巴马州的因特普莱斯市在其市中心竖立了一尊希腊女神的雕像，全然复古的艺术，旁边的石刻却写道：“棉铃象鼻虫纪念碑，1919年12月2日。谨以此向棉铃象鼻虫以及其作为繁荣的先驱者所做的一切致以深沉的谢意”。1949年，女神双手捧起的圣碗中被放入一只重达50磅的棉铃象鼻虫塑像。它所讲述的是一个全然不同于流传在南部棉花田间的故事。在这个阿拉巴马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棉铃象鼻虫1918年的到来促使他们转向花生的种植与生产，进而打破了单一种植的农业格局，开始了多样化作物经济。更有历史学者认为，它们是美国南部棉花经济恶性循环的终结者，革命性地重组了美国乡村经济，推动了农业的现代化，并且推动了20世纪20年代黑人向北部州的大迁移，后者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族裔地图和文化社会形态。
无论是时人对棉铃象鼻虫导致的灾难的描绘，抑或是对其带来的契机的赞美，还是后来历史学者赋予其改变美国南部历史地位的论述，都令这个小小的昆虫背负了过多无力承担的历史责任。毫无疑问，从1892年起，它成为美国南部历史演化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如美国南部环境史家詹姆斯·吉森在其出版于2011年的著作《棉铃象鼻虫蓝调》中所言，棉铃象鼻虫之于美国南部社会、文化、经济、族群关系的改变，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当人们在不断强调棉铃象鼻虫作为“邪恶之波”的存在时，实质上是在试图转嫁灾难的人为责任，或将之视为“上帝之举”的天谴，或将之斥作自然的报复，从而抹杀棉铃象鼻虫在从昆虫变成害虫、变成棉花瘟疫的过程中，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土地分配制度以及生态破坏所扮演的角色。在吉森的“蓝调”中，棉铃象鼻虫是一个强有力的音符，甚至是一段自成曲调的乐章，但是它仍然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内战后南部的历史并不是一部棉铃象鼻虫史，正如人类历史也无法被还原成任何一部单一因素的历史，无论是瘟疫史、食物史，还是种族史、性别史。虽然当我们宣称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某某史的时候，可以讲述一个如同因特普莱斯城那般鲜为人知而又充满戏剧化的故事，但是故事终究仅是故事，无法涵盖历史的复杂性，更无法替代基于复杂性分析而提出的历史解释。
与那些过分强调棉铃象鼻虫影响的历史学者相比，更多的历史学者走向了历史还原论的另一面——忽视棉铃象鼻虫以及自然与人类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2015年，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出版《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囊括包括美国历史学最高奖班克洛夫特奖在内的诸多图书奖，成为当季热门。此书将美国历史的经典论题带入全球史的视野当中，既代表了资本主义史的复兴，又标志着美国史全球化叙事的崛起；无论从时间尺度还是空间跨度，都远远超越了美国南部所能涵括的思考，构建了一部气势恢宏的资本主义扩张史。
然而，在一个环境史学者看来，这是一部令人失望的著作。贝克特在导论中写道：“这种轻柔松软的白色纤维占据此书的中心地位”，而事实上，在这部由棉花创造的帝国兴亡史中，有棉花种植者、棉花纺织者、棉花经营者，有机器、制度、金钱、国家，有资本主义不断变迁却始终被清晰呈现的面目，唯独没有棉花，更没有与棉花息息相关的复杂生态圈——水、土壤、气候、植被、动物、微生物。但正是这些有机物与无机物，令一种单一作物的种植成为可能；而生态圈的变迁又不断地制约、重构着棉花帝国，挫磨其一往无前的信心。对贝克特而言，所谓占据中心的棉花是种植园中的作物，是轧棉机中的纤维，是纺纱厂的产品，却不是经历了一千万至两千万年的漫长演化，在不同时空中占据不同生态位的，作为一种植物而生长的生命。在棉花被赋予一切可能的社会属性时，它的自然属性被剥离甚至遗忘。
诚如贝克特所言：“这种植物自身无法创造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植物自身不具备历史，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它便在其生态位中上演着一部关于物种存续、繁殖、竞争的演化史。但是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如此演化史逸出自己的知识框架与专业训练，安全的做法是退回文化分析的传统当中，讲述棉花的文明史。无论其分析的取径是南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白人至上，抑或血腥的战争资本主义之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无论是局限于1919年因特普莱斯城的个案研究，还是跨越时空的宏大叙事，究其根本，都是一种简单化的历史解释，回避了历史的复杂性，回避了现代自然科学对历史学家思维方式的智性挑战。
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对历史学者而言，最具启发性的理论之一是达尔文的自然演化学说。达尔文在自然中发现了历史，他的后继者们则在自然与文化的协同演化中发现了二者自智人物种诞生以来便未曾分割的纠结联系。在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看来，环境史得以成立，其一在于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协同演化，其二则在于二者共同经历的脆弱性。美国环境史家埃德蒙·罗素在其大作《演化史：结合历史与生物以理解地球上的生命》中提出了“演化史”的概念，他将之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人类影响了自身和其他物种的数量；第二，人类引发的演化形塑了人类历史；第三，人类与非人类群体协同演化，或者说持续地相互影响；第四，比之单独的历史学或者生物学，演化史这个新学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和当下。
关于协同演化，最经典的范例莫过于棉铃象鼻虫与杀虫剂。由于大面积的单一种植，引发棉铃象鼻虫的数量爆炸，从而刺激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棉铃象鼻虫在第一代杀虫剂使用后产生抗体，幸存下来的昆虫的后裔携带这种抗体，迫使化学药剂公司推动技术演化，升级其产品，形成了昆虫抗体—杀虫剂的协同演化。值得注意的是，如此演化并非是在二者之间进行的封闭回路，而是形成巨大的生态与文化演化网络。生态网络的议题是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中讨论的中心问题，讲述人类物种如何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以及无机物分担同样的环境风险。而与生态网络相互影响的文化网络的演化，正是历史学者的研究课题。在此协同演化中，不同时间、空间、生态中的权力结构与财富分配都在发生着改变。棉铃象鼻虫不仅是一种符号，或是空穴来风的焦虑，它同样是真实的物质性存在，其背后是一种并非由人类所创造的强大力量，与杀虫剂、轧棉机、资本主义、种族压迫一道共同影响了棉花帝国与美国南部的历史。
今日，当新冠肺炎将现代社会置于恐慌与焦虑当中，我们中的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自然在生活中的强大存在。身为历史学者，需要用今日的智慧重新启发对去日之史的认知，认识文化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复杂历史。唯有此，方能真正定义人类的过往与现在，人类的栖息之地，以及人类自身。
（作者：侯深，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