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宰相韦执谊出身于京兆名门韦氏家族。生长于北方的他一生最忌讳岭南,遇到岭南地名则闭目塞耳不闻。永贞元年当宰相后搬到新办公室,墙上有地图,但由于交接工作繁忙,无暇观看。某日得暇,仔细观览,乃岭南地图,大惊失色,心头涌上一种不祥之感。命运果然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永贞革新失败后韦执谊遭贬谪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最后郁郁寡欢卒于崖州。
韦执谊并不是个例,当时的士大夫们无不视岭南为恶地,全因彼时岭南乃贬谪之地,说到岭南,无不与蛮荒不开化、卑湿、炎蒸相联系,尤其是“瘴气”二字,始终是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云。但在今天,瘴气却神奇地消失了,不仅未能成为正规的医学名词,甚至从民间意识中也淡去了,它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去了哪里?
瘴气的“发生学”,与其说是一个自然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观念诞生史”问题。它的出现与消失,就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碰撞、交融的历史。
瘴气与南方明确相联系始自于一个著名历史事件——马援南征。东汉初,交阯发生征侧、征贰造反,附近各地纷纷沦陷。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征交阯。马援虽然完成任务,立铜柱而还,但军队却损失惨重,《后汉书·马援传》:“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马援自己也说:“下潦上雾,毒气重蒸。”这是长期征战于中原的军队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后世由此甚至诞生出“鬼门关”的传说。唐《十道志》记载:“鬼门关在北流县南三十里,两石相对,状若关形,阔三十余步,昔马援讨林邑,经此立碑,石碣尚存,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已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故谚曰:‘鬼门关,十人去九人还’。” 从伏波将军南征交阯开始,中原人士不得不频繁与“瘴气”打起了交道。
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指出:“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先秦地域之争是东西问题,汉三国以后则转为南北问题,而瘴气恰恰出现在此时,并非偶然,这是中原主流文化圈的人士面对南方地方病产生的观念,是南北方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碰撞带来的结果。南方闷热潮湿,自然环境与北方迥异,很多地方病对于北方人士来说闻所未闻,而且北方人士常常由于水土不服、缺乏对南方地方病的抗体、缺乏规避当地地方疾病的经验等原因,更容易受到这些疾病的侵害,由此诞生出恐惧感。而古人善于归纳的思想方式把这些未知疾病统统归为“瘴气”,萧璠在《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一文指出,最早的“瘴”写法是“障”,意即“阻障”,是大自然冥冥中阻挡北方人的一只手,魏晋以后才逐渐有了新字“瘴”,这个字形充分体现出其历史来源与后世附加的疾病属性。
那么,哪些疾病会被归为瘴气?《岭外代答》卷四《瘴》记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瘴气是多种疾病的综称,可能包括疟疾、痢疾、脚气(维生素B1缺乏症)、沙虱病、中毒、喉科病、出血热、黄疸等。这其中有些病南北皆有,另外一些则具备南方特色,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疟疾,尤其是恶性疟,几乎是瘴气的“总代表”。唐代《外台秘要》卷五《山瘴疟方一十九首》记载:“瘴与疟分作两名,其实一致,或先寒后热,或先热后寒,岭南率称为瘴,江北总号为疟,此由方言不同,非是别有异病。”可以从中看出,唐代“瘴”字适用于南方,“疟”字适用于北方,既然都是疟疾,为何南北异名?
这与疟疾种类有关,中国南方的疟疾主要是恶性疟,而北方主要是卵形疟、间日疟、三日疟。气候足够温暖,水资源足够丰富,就可能导致恶性疟原虫广泛分布,嗜人按蚊、微小按蚊是恶性疟原虫的宿主,多生存于北纬33°以南,从而使恶性疟疾在南方广泛传播。恶性疟患者畏寒、头痛、高烧,继而严重贫血,死亡率极高,古人最为恐惧,而且具有较强的“南方特色”,所以就成了瘴气的最重要病患之一。
早期古人们所认定的“瘴乡”是岭南等地,因为那里是汉军首先遭遇到瘴气之害的地方,但后来瘴乡“北上”了,而且分布区域与北方人的游历路线有关,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一文注意到了所谓瘴气分布地域与当时南方交通路线的关系:“出现瘴气记载的地点,大抵沿河流分布,如泸水、泸津、禁水、盘江等,此或与当时交通线路多沿河流两岸而行颇有关系,而其更深入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北来的人们的视野。”
诸葛亮《出师表》就描绘过泸水的瘴疠:“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唐李贤注《后汉书》曰:“泸水……特有瘴气,三月四月经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得无害。故诸葛表云‘五月度泸’,言其艰苦也。”章怀太子在这里有点道听途说了,瘴气夏季盛行,不存在五月以后无害说,诸葛亮强调五月渡泸,实际上是在强调全军冒险南征的悲壮。
实际上,在宋代以前,北方文化一直领先于南方,对于南方风土人情的描述往往出于北方人的手笔,即便是南方知识分子,出于对北方文化的仰慕,往往也会不自觉地按照北方主流价值观看待本土。这样我们也就理解土生于南方的知识分子为何照样有对瘴气的恐惧。
后来瘴气分布区域进一步泛化,成了几乎整个南方的代名词,这里有现实疾病的因素(恶性疟等疾病分布的北纬33°以南正是秦岭——淮河以南,恰恰是地理上的南方),也有主观的恶意在里面。《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叡传》记载:“巴、蜀、蛮、獠、谿、俚、楚、越,……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这是北魏官方对南方的描述,瘴气已经俨然是南方落后的象征,北魏大臣杨元慎与南朝大将陈庆之在辩论南北方谁代表文化正统时也是拿瘴气说事:“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攒育虫蚁,□土瘴疠。”(《洛阳伽蓝记》)古人的思维是一种整体思维,我们今天会把疾病与地域文化相区分,因为我们是接受科学主义熏陶长大的,但是古人并非如此,在“天人合一”大框架内,主客一体相通,道、气、太极之属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思想之下,地域疾病当然与人有关,与文化有关,不正之地有不正之疾,疾病就这样让南方蒙羞。
瘴气问题发展到元明清时期概念内涵在扩大,在概念先行背景下,瘴气变得越来越具体,原本“气”不过是归纳性思维的一种泛指,但元明以后瘴气一词越来越具体,包罗万象,各种山林沼泽毒气、有害气体均可能被指为瘴气,甚至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反应也被称为“烟瘴”,有关这一点可参看周琼撰写的《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一书。
虽然多数时间无奈,但古人有应对瘴气的措施。首先,规避容易产生瘴气的季节。例如冬季是南方动兵的好季节,因为此时恶性疟等疾病处于低发期。唐代天宝以后,南诏崛起,对唐用兵多选在冬季瘴气减弱之后,故唐朝专门在边境设立防冬兵,冬来春去,因为暮春以后基本无警情。其次,规避容易产生瘴气地带。例如古人虽然不知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是疟疾病源,但是却能凭直觉意识到潮湿地界多疟疾,从而保持对“卑湿”环境的警觉。例如,宋代许洞撰《虎铃经》卷一○《疫气统论》曰:“结营须相山川卑湿之地。其湿燉毒气袭人口鼻者,则山瘴之疟疠生焉。”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改造城市死水面,或者搬迁远离死水,达到躲避瘴气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远离蚊虫孳生地。《文苑英华》卷八三一唐舒元舆《鄂政记》记载:“鄂城置在岛渚间,土势大凹凸,凸者颇险,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议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闾巷,修通衢,种嘉树,南北绳直,拔潴浸者升高明,湖泽瘴疠,勿药有愈。《全唐文》卷五一三《漳州图经序》记载:“(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开元四年(716年)敕移就李澳州置郡,废故绥安县地也。”第三,古人有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医疗方法。例如,孙思邈《千金方》记载:“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差。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历代医书中都有大量关于瘴疠的药方和治疗方法。
比起这些措施,瘴乡消失更大的原因是观念的改变。历史上瘴气和瘴乡的涵盖区域随着时间不断修正,龚胜生在《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曾指出,二千年来瘴气地域的变化与南方的经济开发历程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目前有关瘴气的所有研究几乎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瘴气分布区域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缩小,很多“瘴乡”不知不觉中摆脱了污名。左鹏对此的解释是:“笔者相信,‘瘴’观念的产生与衍化,‘瘴’分布区域的伸张与收缩,不仅描画了中原诸夏对异地的地理观念的形成与转换,而且勾勒了诸夏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原民族向周边地区转移的过程……这也是诸夏文化不断涵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将其纳入诸夏文化的过程。”什么时候摆脱“瘴乡”其实取决于两点:一是当地融入主流文化圈的程度。当一个地方被主流文化圈所接受,自然也就摆脱了野蛮的象征——瘴气。二是脚踏实地的感受。
南北朝隋唐至少有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不是所有南方地区都如传闻所言那般恐怖。张谓撰《长沙土风碑铭(并序)》:
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斑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爀曦之日,冬无凛列之气,传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见于图书。鵩鸟似鸮,但闻于词赋。则知前古之善恶,凡今之毁誉焉,可为信哉?
此处所言乃是长沙风貌,汉代贾谊去之前闻其卑湿,“自以寿不得长”,但张谓却认为乃是传言的夸张,用亲身的实践告诉世人这里并没有那么可怕。贾、张之差异宁非汉唐之差异耶?如前揭所示,汉至南北朝众口一辞,皆指南方卑湿可致夭亡,为南方开脱者盖寡。唐以来此观念出现动摇,此可视为北方人对南方地理全新认识之开端,至宋代,这种认识更加成熟,例如苏轼。东坡是一个非常有趣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勇于尝试一切新鲜事物,永远相信用自己的眼睛感受世界而不是依靠书本,所以他可以改良古人炼丹法,可以尝试自制蜂蜜酒。古人视岭南为畏途。韦执谊、李德裕之类到了海南不久就郁郁而终,但苏轼前往海南却四处游历,发现了百岁之乡。《书海南风土》云:“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在人人厌恶的岭南苏东坡发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快乐声音。对于瘴气,他也相信自己的实际感受。《与王庠序》云:“瘴疠之邦,僵仆相属于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则饥饱过度,尚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也。以此居之泰然,不烦深念。”《与吴秀才三首》云:“夫南方虽号为瘴疠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苏轼认为,只要注意寒暖饥饱,不冒犯瘴疠,均可泰然处之,人生死有命,“不由南北”。这应该被视为时代疾病观的进步。
宋代以后,随着岭南日渐开发,瘴乡之污名从这里逐渐褪去。清人屈大均已经隐约意识到了文化融合与人们心目中南方自然之害逐渐消弭之间的关系,《广东新语》云:
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
在清代,广东地区早已摆脱了那些神秘可怖的陋名,对此屈氏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最关键的是“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瘴稀微”云云,将岭南自然之害消弭与岭南地区融入主流文化圈(岭南大为仕国)相联系。清代持类似观点者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张际亮在拜谒韶关唐宰相张九龄祠时也留下一番耐人寻味的论述:
刘禹锡贬连州,乃追怨张曲江昔曾言流官不宜与善地,故卒无后云云。然唐时岭南节度已为雄镇,其僚佐多一时名流,未闻有瘴乡之感。然则诸臣过岭而愤限不平者,皆为迁谪故耳,岂必果其地水土恶劣哉!今中外一家,南北富庶,然南方实乐于河朔,以今推昔亦可知也。
张际亮谈到了清代南北文化的融合(中外一家)、南方生活条件优于北方(南方实乐于河朔),指出唐代的岭南恶名实际上来源于被贬谪者的恶劣心情,并非因为南方环境恶劣,这则又涉及到了史料的“话语权”问题。此可谓以清人之“岭南观”驳唐人之“岭南观”。千年以来南方风貌变化的曲折历程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完全熔铸与中华大一统的文化认知视域之中了。
综上,瘴气起自于对多种南方地方病的恐惧,在口耳相传中变得越发神秘恐怖,甚至成为了南方不开化的象征,但南北方的交融和南方最近一千年的长足开发,以及人们应对疾病能力的增强,使得恐惧感逐渐消退。而现代医学概念对于瘴气这个概念进行了最后的拆分,疾病终于回归疾病,再也不是神秘恐怖的符号了。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