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文学评论“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区分为基础,朝向“品质评价”方向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评奖。获得事实性发现:其一,政府文学奖作为国家意志体现,处于圆心的主导地位;呈现权力场内文学场建构与配置;“品质评价”标准在总体稳定中随fv着文学发展水平而不断调整与变化;具有促进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总体效果。其二,国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理解体认的产物,与中国文学形成互动;民间文学奖项被政府奖积极纳入。总体上,文学评奖遵循文学场自主运行逻辑,在艺术特性和权力资本两极摆动和游移。理论性问题体现为:其一,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品质评价”标准体现为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两分思维,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历史承续性。其二,“政治”到“思想”的继承性具有变迁拓展的空间。其三,缘于“思想”可具体化和转换,从而“品质评价”具有向“资格评价”逆向转换之合理性,给予批评家较大自由和知识生产以可能空间。

关键词：文学场; 文学评奖; 品质评价; 政治; 思想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039 ）

作者简介：刘俐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是当代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是在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互动理路上提出的问题。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和概念有：文学批评、价值、批评标准和体系等。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是指选取若干奖项视为综合性有机体予以考察、提出和研究问题。此前已有价值体系研究的若干理论假设和研究成果。考察研究分两阶段，本文侧重于第一阶段的“发现与问题”，具体分析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理由、选取原则以及基本思维方法；呈现作为事实论据式的发现和作为理论问题式的发现。

一、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理由、选取原则以及基本思维方法

1. “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的区分

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研究依托于“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的区分。为什么要如此区分呢？

先说“资格评价”。“资格评价”主要任务为判断是否为文学作品，而不是宣传品、广告等其他东西，即承认它具有文学的基本品质。并不评价其是否达到了怎样“伟大的”或者是优秀作品的水平。“评价”是最后动作，含有认可、确认以及值得评论和推崇等意思。“资格评价”的提出，缘于文学批评面对动态的复杂纷繁的文学现实，新的书写方式和体裁不断出现，必须提出文学存在复杂样态的认定与价值评价问题。通俗地说，确认对象“是不是”文学成了一个问题，“资格评价”是认定文学作品“优秀的”“伟大的”等赞美、推崇、珍视和传承等评价行为的基本前提，具有基础性。当然，辨别具备文学资格与否，自身就有追求和崇尚文学的价值态度，所以被社会和批评家关注，具有价值评价特质。

再说“品质评价”。“品质评价”主要任务包括对于毋庸置疑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阐述、赞美和推介等，还包括以“比较”和“选拔”为主要行为切入的编辑选集和文学评奖等，可看作是沿着“推崇和推广”所发生的深化行为。这就必定需要以某种尺度“比较”和“选拔”。由比较和选拔等级较高而产生的“品质评价”结果，逻辑上说，就是最“优秀的”“伟大的”作品。文学评奖尤其是政府文学评奖即以“比较”和“选拔”为主要特质，属于这种“品质评价”①。“品质评价”的提出，缘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需要文学价值观和批评标准，两个重要任务均浸透了“导向”蕴涵。

价值哲学认为，价值通过评价而彰显。“评价具有四种最为基本的功能，其一是判断功能；其二是预测功能；其三是选择功能；其四是导向功能”；“处于核心地位的功能是导向功能。从层次上看，以上三种功能都是隶属于这一功能的”[1]。在文学领域：人类需要文学，它是人类精神中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事物。文学活动原发性地携带导向属性，无论人们是否自觉意识到。“品质评价”任务中侧重“比较”“选拔”的文学评奖活动最明显地体现导向特性，此外还有文学经典，业已成为人类重要精神财富。文学经典理论发现：称之为经典的作品太多了，必须甄别才可以让读者在有限时间内读最好的作品。“选拔”行为在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评奖和文学经典之“选”，都有“选”的角度和原则。

当然，“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两者各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两类标准绝非完全区隔，而是既区分又关联，正如瑞恰慈所言：“理解文学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乃是价值理论所需要的，‘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文学艺术？’这两个问题是互为照明的。实际上二者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给予充分的解答。”[2]

文学评奖作为“品质评价”中侧重“比较”和“选拔”的评价，那么以谁为主体发起、组织和主导？在怎样的语境中选拔？如何限定作品选拔的外延？以文体、作家哪个为准则还是二者兼顾？当下选拔与历史性的选拔必有不同，持续进行选拔的历史渊源和可持续性如何？概而言之，选拔评价非常复杂。

2.价值体系特质是奖项选择的理论前提

体系是内部各部分融洽的有机整体，体系通过与外部环境互动保持其活动状态；体系不以大小仅以相互依存与否为界定，由此体系具有活动性和稳定性。活动性缘于它始终与外部环境互相吻合和互动互促，活动带来变化；稳定性缘于体系自身生命力因活动性而持续久远。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笔者不以系词“是……”的方式表述，而以特性和面貌做理论假设：该体系建设后属于文学基本原理，即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是具有稳定性、完整性、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理论。科学性和知识性呈现可依赖静态维度，生命力和适应性呈现可依赖动态维度。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稳定性与调整性相结合，实现共时与历时的有机统一。只有大历史视野，才可能观察、描述和阐述动态与静态如何结合、怎样稳定、调整缘由以及如何调整等。至于文学作品冷热变化及其规律、文学经典价值延伸的轨迹和规律等，更需大历史视野，发现价值实现的时间错位现象才有可能，方可有价值贮存的自觉意识。评论由此具有了为理论服务的性质，价值体系由此科学、可信而且适用。③此外，我们之前梳理价值角度文学理论的不同观念，已经意识并认定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是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文学奖项选取原则何在？

文学评奖制度作为一种文学激励机制，是中国当代文学制度重建的重要内容。文学评奖以及颁奖都是经验层面的重要事件。英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迈克尔`格伦菲尔（Michael Grenfell）说布迪厄的理论“是一种对于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独特理解，……他运用了一套极具个人风格的独特概念术语。这些被布迪厄称为‘思想工具’（thinking tools）的术语常常出现于他的经验研究中，被用于解释和阐明某种被揭示出来的社会规程。……他的出发点一直都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和实践。确切地说，任何布迪厄框架下的研究都必须源于对现实以及经验的记录”[3]。

布迪厄提出，要实现科学的文化产品批评，就必须与理解作品的社会现实相互联系，由此有“三个层次必不可分的三个步骤：第一，分析权力场内部的文学场（等）位置及其时间进展；第二，分析文学场（等）的内部结构，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最后，分析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的习性的产生”[4]。将政府意志为主导的政府文学奖项看作“权力场内部的文学场”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借鉴布迪厄有关“占位”和“配置”思想。这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政府四大奖项进入我们的视野。显示了从文体、被奖励主体以及民族性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区分，以及文体开放性等各个方面“配置”，全面体现文学在国家权力覆盖范围之内的作用和功能。四大奖项组成了体现国家意志的文学评奖整体。

根据文学的人类相通性以及体系与外在环境互动的基本原理，选取中国之外的国际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和安徒生文学奖。 民族、 国度、国家制度不同，但关切民族性和注重儿童成长具有共同性。布迪厄文学场界定乃为相对性思维方式，所以可将国内权力场内文学场与国际文学场理解为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其实，诺贝尔文学奖和安徒生文学奖均是学术团体组织的“民间性”奖项，都有或长或短的评奖历史及评奖标准，而非政府性文学评奖。由此理解出发可涵盖文体、作家、作品和思潮等诸多因素，这启发我们对政府文学奖以及政府以外的其他文学奖项进行比对性考察，安徒生奖可对应我国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布迪厄“习性”概念作为方法，适用于面对具体国情和语境的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验。“习性”和“场域”以及占位思想结合汇通，给予我们论题以思想方法。按照布迪厄的思路，习性、资本和场域互相纽结，习性是一种关系性结构。“布迪厄指出，给定境况中的实践是一种对行动结果的期待所带来的，而这种行动又是一种给定了路径的行动，这反过来又回到了过往那些结果的经验基础之上，而这就是诉诸习性。”[5]可见习性超越了主客二分，被定位在关系中。笔者选取了民间自发性奖项“小小说金麻雀奖”，就是依据布迪厄关于文学场与社会场、权力场同源的原理。我国近30余年来由民间人士倡导发起的小小说蔚为大观，倡导者联合小小说刊物设置了民间性质的小小说金麻雀奖。倡导者最初定位小小说为“平民艺术”（当然这个定位和定性值得深入探究）。确实具有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提倡的“新科学精神”意涵：展示习性和主体活跃的、有创造性的、“创造的”的能力。“习性”概念“最适合表达这种脱离意识的哲学的意愿，而又不消除处于真实建设的实践者这一事实中的主体”[6]。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显示了民间对文学的兴趣。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人都可参与，确实为“习性”观念覆盖的实践行为。参与小小说活动的人们，自觉地以“我们”相号召并似乎天然自明地成为叙事和倾听主体，并以“我们”为话题写作。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场域让民间此习性得以成为该“习性”。金麻雀奖与权力场内文学场的关系确实值得深入研究。

根据布迪厄权力场与继承关系的思维方式，选取我国古代文学选本历史和观念为对象考察研究，这个想法来自历史事实：中国古代没有国家评奖，但不意味着没有文学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我国古代有各体式选本：综合性选本与专体式选本，本朝人选本朝的选本（如唐人选唐诗）与后人选前代的选本，仅选不评和既选且评的选本，官选和民选的选本，等等。可认定如上均为古代文学批评中侧重选拔的品质评价。诚然，古代选本问题太宽泛太复杂，选本与评奖涵义也不完全吻合，但从文艺学角度就选拔观念和标准、选拔主体和客体等理论进行研究是可行的，“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研究”由此进入考察研究范围。布迪厄认为，权力场始终在两极间运转，对象与所进入的场之间运转的“轨迹将由场的力量和他们自身的惯性来决定。这个惯性一方面存在于他们出身和轨迹得来的配置中，配置包含了在一种存在方式中保存可能轨迹的趋向，而另一方面惯性存在于他们继承的资本中，资本有助于确定场分派给他们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7]。选本理念、选择原则以及选择标准等，都具有历史传承性，或显或隐地影响如今政府文学奖以及民间文学奖。

综上，四个政府奖，一个民间奖，两个国际奖，一个古代文学选本，八个研究对象贯穿了历时共时、国内国际、政府民间等场域，通过梳理各个奖项（选本）的不同观念和标准，互相比较和参照，意在发现共同点和不同点，更希望发现某些规律性。这些奖项构成的整体呈现为以政府奖为圆心辐射到民间、国际文学因素进入中国的效应等多层次的文学场。

二、作为事实论据的发现以及初步观念（一）

1.政府文学奖奖项考察：权力场内文学场的建构与配置

刘晖在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译后记”中说：“场是位置之间的关系网，每个位置都被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决定且与之相关，位置依靠它在场的结构中的资本分配，占位与位置是同源性的关系，占位可以是文学或艺术品，也可以是政治行为或话语，宣言或论战，它是一个对立‘系统’，是持久冲突的产物和焦点。”[8]这段话非常精炼地概括了场以及占位和位置的相对性。政府文学奖居于权力场之内文学场的圆心位置，缘于政府意志和诸般考虑。茅盾文学奖以文体为原则颁发给长篇小说作品。有作家说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适宜从容壮阔地描写漫长中国历史，塑造体现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精髓的人物形象和人物群；承载信息量大，具有史诗可能性。鲁迅文学奖为相对综合性的奖项，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国家顺应人们精神生活日益纷繁丰富以及新文体文类不断涌现之趋势设定的奖项，此奖偶有同一作者以不同文体重复获奖的现象。网络文学和小小说被纳入鲁迅文学奖，体现了其开放性。虽说小小说奖项连续两届空缺，但这是该文体被认可接受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最新一届鲁奖中，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摘走了该奖项，小小说在政府认可层面登堂入室。

除了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配置特性之外，依据我国多民族一体国家性质以及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情，还设置了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该奖项评奖条例多次修改，但始终保留有“激励、引导、扶持、示范等骏马奖所要起到的显示效果”的表述，印证了配置特性。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设置的深层观念包含有诸多元素：儿童文学教育居首位性质的特殊性；文类不宜界定也难以囊括到所谓的综合性文学文类；儿童文学对于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有着重要功能，所以需要单独设奖。套用骏马奖就位置与配置的表述——“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内’ 与‘外’ 的制度属性反映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中的位置”[9]，儿童文学奖与骏马奖属性相同。

2.政府文学奖奖项考察：选择（选拔）标准总体稳定中的不断变化

政府文学奖运行过程体现的选拔标准如何？一句话概括：评奖标准以保持总体稳定为前提，以阐释的方式使其处于变化状态。

关于稳定的机制。中国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最早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提出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总目的以及“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的思想。政治具有涵盖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国情性和时代性的任务特质。政治是权力的体现。“政治”与“艺术”两个概念对举的二分思维给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批评标准定下了最初框架，是当代国家奖项的最初总原则。我们发现，四个政府奖均将“政治”换成了“思想”。这既尊重初心又是重大变革。“思想”与“政治”分属不同领域，但又互相联系，“思想”主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思想”可包括和演化为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民间思想、历史思想、文学思想等各分支意识形态。“思想”与“感情”的关联和同质，较“政治”与“感情”的关联更加接近，为可以互相转化的两个范畴。

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都有过这样的思想元素。四个奖项的评奖准则总是沿着这样模式修改性地套用。茅盾文学奖总目标表述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评奖标准的总原则为“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统一”。鲁迅文学奖总目标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贯彻‘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评奖标准则为“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原则”。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总目标是：遵循“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始终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评奖标准则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艺术性与思想性统一，民族性与当代性兼顾。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总体上坚持了“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的原则”。须注意的是，这一思想也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指导思想，可谓社会主义文学总纲。场域理论认为，在权力场内的文学场，处于被权力统治的地位，那么，文学批评也处于同样地位。

关于变化状态及其实现。各奖项的考察都有诸如作家所用文体、获奖者性别、民族属性、获奖数量等数据收集和分析，颁奖词词频以及颁奖词关键概念的分析，颁奖词部分是各奖项考察的重中之重。对这些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根据总原则，随着该奖项最初设置目的和配置，评奖标准的侧重点变化在不断调整。

调整维度可大致描述为：其一，国家意志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与艺术水准之间倾斜程度的适度调整，即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间倾斜的变化。以骏马奖为例，设置之初明确强调鼓励、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繁荣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学逐步发展兴盛起来之后，第八届评奖条例中首次在指导思想里提出“坚持少而精、宁缺毋滥的原则”。从侧重“奖”与“扶”一极向文学品质提高和要求“选拔”一极倾斜。运行过程曾出现“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设置与随后取消的事件，增加设置是向扶持和鼓励方面倾斜，取消是因为发现此设置影响了“选拔”的文学特质。翟洋洋将此概括为：“骏马奖’评奖标准的发展趋势是：初期评奖标准以思想性作为评奖决定要素，以民族性作为政策倾斜要素，目的在于鼓励多发展；近年来评奖标准转变为在坚守思想性和民族性这两个要素之外，强化’少而精’原则，提高艺术性门槛，力求少数民族文学精品。这一变化是文学发展进步的必经阶段，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文学谱系自诞生以来取得的进步。”[10]其二，根据社会热点和时代性任务，向题材选取和作品类型丰富性上适度倾斜，但终究不离总原则。如鲁迅文学奖对精准扶贫战略历史性成就以及生态文明理念方面题材优秀作品的侧重。作品类型扩展也是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三，以总原则为前提，不断向接受者实际状况和理解方向调整。如儿童文学奖的运行体现了对儿童文学性质体认的逐步深化，由此而有文类调整，如“科幻文学奖”就是2013 年修订评奖条例时将原来的“科学文艺奖”调整后的新表述。比如寓言奖，除第一届和第五届有获奖之外，其他八届均为空缺，缘于此文体有悖于新时期以来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念。其四，通过价值内核细化而实现意涵和价值的增多与丰富。如茅盾文学奖在主旋律前提下，扩展到以个体性的人作为落脚点的一些精神现象，诸如德性、友善、美好、正义、幸福、尊严等，还包括自由、发展、创造等价值。葛瑞应在《价值哲学视野下茅盾文学奖的导向功能和可能未来》中认为：作为党的政策的主旋律具有很强包容性，且不断从动态的文艺政策中吸附理论资源用以扩充自己的辐射范围。事实上，主旋律提出之初就具备这样的特质。

3.选择（选拔）标准总体稳定中的不断变化

总体稳定中不断变化的结果大致概括如下：其一，客观上实现了国家主流价值观为导向并渗透于文学活动的功能，体现了国家奖项的设置初心。其二，引导和推进了我国文学追求艺术本性和提高审美价值。最有力证据是各个国家奖项获奖的数量总体趋向于减少。骏马奖“获奖总数的减少和奖项设置的压缩是近年来‘骏马奖’评奖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步提高评奖门槛，从优选拔，更加注重作品的艺术特质。换言之，‘骏马奖’评奖活动的政治干预色彩淡化了，而文学性和艺术性作为评奖标准的地位逐步提高了”[11]。儿童文学奖数据显示：综合历届评奖情况，除了第一届和第二届的获奖数量分别为41 部和29 部，数量较多，第七届为13 部，数量较少之外，从第三届开始，获奖作品数量大都介于16 部到20 部之间，比较稳定。鲁迅文学奖总体趋势是近年来参评总数持续上升，其中由作协推荐的作品数量接近一半，可见作协推荐是作品参评的重要渠道。而初评和终评环节中，提名作品数量持续减少，逐步稳定在70 部，入围比例下降至5%，获奖作品数量则逐步稳定在30要35 部（篇），获奖比例为2%。[12]此即，参与数增多和获奖数减少乃至稳定，由此而形成的反差越大，选拔性质越凸显。客观上促进了文学回归文学艺术本质特性，审美价值得到支撑。如上事实印证了笔者一贯认为的作品的“内在价值”是文学价值发生最初基础的观点，理当成为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作为事实论据的发现以及初步观念（二）

1.国际文学奖与国内权力场内文学场的互动与印证

笔者以为，国际性诺贝尔文学奖和安徒生奖，在我国语境下被关注议论的性质绝非纯粹原初发生意义的，事实上成了中国人理解的国际奖项和中国问题，具有互动和印证的合理性。

先说印证。印证指国内权力场内文学场核心性的政府奖部分，其选拔原则及标准以不断调整方式实现稳定与动态的结合。诺贝尔遗嘱中将文学奖颁发对象设定为创作出”在文学领域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作家。在颁发给作家而非作品的前提下，遗嘱提出了“文学领域”“理想倾向”“最杰出作品”三个关键词。作为评奖和颁奖机构的瑞典学：最常使用的词是“理想主义”（Idealist）。这并非出自诺贝尔遗嘱，而是瑞典学：早期对”理想倾向”的一种解释。在漫长的评奖历史中，诺奖组委就遗嘱中的”理想倾向”有过几个关键性阐释。最初将其解释为对于20 世纪初社会传统秩序的维护；20 世纪30 年代后解释为“对人类的深刻同情”和“广泛的博爱主义”；20世纪50 年代后，解释为“文学的开拓者”；20 世纪70 年代后至今，评委逐渐放宽“理想倾向”一词对评奖的限制，开始注意到“地方上的文学巨匠”；近年来，诺奖评委又有将目光投放到文学殿堂之外的趋势。[13]笔者曾经在《百余年诺贝尔文学奖价值导向的历史演变分析及启示》中对此概括为：可见，诺贝尔在遗嘱中所提到的’理想倾向’时至今日，已经被诺奖评委会诠释为一种多元的价值导向。而且发现：”诺奖与主流文学观念的双向影响”，体现了对待文学冷热的独特立场，以冷来看，有两种冷，第一种冷，指诺奖常颁发给那些读者并不广泛、人们知之甚少的作家，第二种冷，指超越了一般对文学的传统理解，呈现为特异的文学现象。诺奖正是通过与时代主流文学观念的双向互动不断塑造自身品牌，同时也不断施加自身在全球文化领域的影响力。这个现象与我国政府文学奖从《讲话》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对举模式，到当代以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主要模板得到不断变化性阐释很相似。准则基本稳定不变，运用中的阐释不断变化。可以推论，但凡发生较大影响的文学评奖只有保持稳定性同时又保持阐释的自由度方可持久。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立场与变化性阐释，是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各种场合言语表述以及颁奖对象和颁奖评语中体现的。中国政府文学奖的阐释主要体现在颁奖评语中的潜在变化。

再说互动。互动指我国文学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视野和诺贝尔文学奖影响了我国文学。当代中国有实力的在世作家向往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得到广泛关注就是证明。安徒生奖也如此。曹文轩2016 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人们几乎都如此感概：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好作品已经站在了世界最高美学平台上。评奖具有示范引导作用，有多方面影响和效应。有茅盾文学奖研究者提出过”写作导向价值”现象，例如范国英在《制度·文学制度·文学评奖》中指出，就文学评奖而言，要分清文学评奖制度下的写作和以文学评奖为目的的写作。以文学评奖为目的的写作，是评奖制度诸多影响之一种。

2.权力场之内文学场与民间文学奖之比较性考察的发现

笔者近年来对民间性质的小小说及其金麻雀奖有较多研究。对于小小说暂用”活动”而不用”作品”表述，缘于小小说文学体裁尚未搞清楚，凭借怎样特性可列入文体秩序、审美特点如何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虽说如此，作为民间热爱文学人士倡导的参与者（阅读者、写作者、谈论者）的广泛活动确实发生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涵义可理解为：向往和尊崇艺术，将这种写作范式直接定于艺术位置；在认定小小说为艺术的前提下，将范围划定在平民而非精英以及专门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让操持小小说的非作家的其他职业的人们，因写作而具有艺术家的自信心和荣誉感；说小小说是活动，除一般文学活动论涵义之外，更在于倡导者依托刊物举办了网络公众号、讲习班和文学评奖等。金麻雀奖即为活动之一。该奖是小小说领域内公认的最高奖项，于2003 年由《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出版》和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至今已经评选了八届。它是文体内的奖项。此奖以自觉的引导性区别于一般民间文学奖。遴选宗旨先后有变化，先为：”为遴选精品，推举名家，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此后”……文学事业”修改为”小小说事业”；再后则将这段话去掉，改为”为促进小小说创作的繁荣兴盛”，强化了“创作”“为倡导文体，推介作家，促进小小说创作的繁荣昌盛”等。归纳金麻雀奖全貌和过程，笔者以为，倡导者强调“作家”“创作”“文体”三者，体现了最初制定的”艺术”目标。呈现了如下特点：其一，编辑作为评奖主体，促使文体建构不断深入；其二，评奖范围扩大以体现影响力；设奖数量收缩以体现标高性；其三，标举作家身份使平民不再与文学分隔，形成努力向精英体制靠拢的事实。其结果就是鲁迅文学奖凭借其文体扩展性质将小小说奖项纳入其中。[14]连续两届空缺后，终于给冯骥才的小小说集《俗世奇人》颁授了该奖。从逻辑上来说，小小说文体得到了国家奖项的认可，证明了小小说金麻雀奖的地位和价值。

综合考察数据分析和上述情况可见：政府文学奖与民间奖的共同点是，都体现了评奖总原则稳定和具体语境阐释的动态变化相统一的规律。小小说以确立文体合法性、合理性不断调整评奖原则；以最初”扶持新人”逐步向确定作家身份转变，以求平民可为作家的事实。不同点是：其一，政府奖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多有争议，金麻雀奖评奖从未引发争议。主要原因可能是民间属性使其意识形态性较弱，加之小小说文体短小和大众化语境，难以容纳宏大主题。从获奖评语的关键词属性看，思想性语词，诸如“国家”“社会主义”“爱国”等语词没有出现，相比茅盾文学奖，也没有出“中国”“人民”“民族”“现代性”“家族”这样的宏大字眼。较高的思想性语词词频依次是：生活、现实、人性、文化、社会、历史、人生、传统等。其二，虽然此奖有向精英话语靠拢的趋势，其中也有过弱化这种靠拢的时期，但总趋势确为精英化。获奖数量和获奖者分析显示，写作小小说取得文学成就进入主流精英话语体系的人数不断增加，小小说内部精英化已获成功。

综合以上发现，大致可概括出如下基本结论和观点：1.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文学场性质为权力场之内的文学场。政府文学奖项占据主导地位，体现和承载了国家意志，立意在传承民族精神，希冀实现鼓舞人们进入新时代的导向作用。这是集我国漫长的历史与当代现实而成就的具有”自主的获得”性的结果。2.政府文学奖以各自所占位置并经过配置形成了具有影响力和高层次性评奖原则和基本标准，是文学场内文学之圆心，具有号召、宣传、影响以及吸纳等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文化资本，也是权力场运行机制必然产生的效应，此即“场内部占统治地位的评判标准”[15]。3.文学场的圆心部分之外的国际性奖项以及民间奖项所发挥的作用，呈现为双向性：国家文学奖具有导向和吸纳性；国际奖在国人理解中也具有了被国家文学奖吸纳的作用，民间奖被圆心性的政府奖吸纳，具有主动投入其运行轨迹的意向和特质。4.文学评奖作为文学场特性的重要体现，遵循文学场自主运行的逻辑，即在艺术特性和权力资本的两极摆动和游移，体现在体裁倾斜与变换、题材与风格、思想与主题等各方面。

四、作为理论问题式的发现

作为理论问题式的发现，“发现”的是问题，就是携带考察的基本结论进入价值体系建设发现的理论问题，当下并不能解决，意在理出头绪和分解，期待后续逐一解决。

1. 从“政治”到“思想”的继承性问题

《讲话》的“政治”与“艺术”两概念对举的二分思维，给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批评标准定下了可继承性的框架，同时确定为国家文学奖项总原则的基本理路。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处于同一权力场的两个时空。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延续至今形成的意识形态，始终贯穿其“习性”。确如布迪厄理解的，“习性”绝非纯粹主观或纯粹客观。“习性”是被塑造的、动态的。即“我们习性的塑造是如何通过一种实践上的精训而给予我们的；我们的过去以及正在发展中的存在境遇会使我们在一些游戏中比其他人更具有一种‘感觉’，同时也以特定的方式来进行那些游戏”[16]。可以理解为：“政治”到“思想”是“习性”所致。也是合乎不同时期与主体追求目标以及客观情境变化的概念。《讲话》诞生的1942 年，正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最艰难的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只有“政治”概念才能包括如此重要历史境况。《讲话》的“政治”涵义，可以理解为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的延伸——民族斗争； 或者表述为， 在 1942 年的语境中，意识形态和人的解放的政治，都要置于民族解放斗争之下。这是顺理成章的对“政治第一”的理解。“习性”经过民族斗争的政治，延伸到当代自然可以转移到以“人的解放的政治”为主了。可以说，“思想性”是中国共产党场域“政治”随着不同时期变迁，逐步转移到人的解放的“政治”的具体体现。质言之，从“政治”到“思想”，具有中国语境共产党领导场域的历史继承性。“政治”到“思想”批评总原则的历史转换与继承具有合理性与必然性。

2. 继承性的可能变迁与拓展空间问题

从“政治”变为“思想”，具有“习性”适应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思想”可置于此“习性”的“政治”概念之下等方面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政治”与“思想”毕竟是属于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按照符号学理解，“思想”是边界模糊、不清晰的语词符号。模糊和不清晰恰恰缘于它与诸多学科相交叉互渗互融，这是思想可能继续分解为若干细致问题的机制，也可说是分解为外延更小但内涵更深的一些范畴，此其一；其二，思想也具有转换为人的感情、情绪等精神活动范畴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可否说，较之“政治”，“思想”被分解的可能性要大些？从文艺心理学、美学、精神现象学等相关学科的资源可进一步证明和探究。

其实，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颁奖辞和获奖评语分析已显示：这些语词已非抽象的思想，而是思想的具体化。证明了选拔标准的“思想性”呈现为持续性分解和阐释的开阔空间，客观上扩容了思想内涵。以骏马奖获奖作品评语考察为例，有如下特征：

在内容层面上，“民族/民俗”出现频率最高，占67%，其次是“人物/人性/人文关怀”、“历史/文化/传统”、“现代/现实/时代/当代”、“乡村/农村/游牧/乡土”，占50% 左右，这些关键词凸显了评奖标准中的“民族性”特征；此外还有8 部作品评语中提到“抗战/爱国/社会主义”，9 部提到“变迁/变革/变化/改造”，5 部提到“民族交融/和谐共处”，这些直接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少数民族生活的发展变化，表达对拥护党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体现评奖标准中的“思想性”特征。还有4部作品评语中提到“女性/女性主义”，4 部提到“自然风光/地理”，1 部作品涉及“估计体裁”，体现评奖标准中的“多样性”特征。[17]

从“思想性”引出的若干更具体语词，还可进一步具体化，转换为情感范畴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比如人性、人文关怀，人性主要诉诸情感和本能性的情绪、行动等。向上，可联系道德情操等；向下，可沉置于情绪、“冲动”等。④人文关怀的阐释空间更大。作为宏大语词的“爱国”，落实在个人层面，就是个人性的善。由此还可具体分解为情感和理性体认等。

金麻雀奖获奖评语也印证了上述看法。此奖“思想性”高频词，按照所占百分比依次为：生活、现实、人性、文化、社会、历史、人生、传统、生命，与骏马奖颁奖词“思想性”高频语词有诸多重合。传统、生命、生活等语词，都可转换为感情范畴，还可以加前缀或后缀让意义扩展和具体化。比如“生活”可转换为“热爱生活”，“热爱生活”又可生出更丰富的感情与情绪性表述。

可见，“思想”批评总原则在具体批评中的具体化与转换，得以实现思想内涵的扩展，其机制与理路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政治”到“思想”批评总原则的历史转换与继承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问题；“思想”批评总原则在具体批评中的具体化与转换，得以实现思想内涵的扩展，其机制与理路问题等，是笔者“作为问题式的发现”分解出的两个问题，有待后续研究。

3.“品质评价”向“资格评价”逆向转换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问题

文学评奖颁奖词和评语显示出“思想”具体化和扩展的规律，这与笔者此前思考的有些问题和既有研究成果关系密切。首先，与政府文学奖的评奖机制和运作相区别，一般文学批评行为是评论家所为。一般评论家面对的是复杂的动态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确认其是否为文学艺术作品为重要任务，当然，评价文学作品“品质”优秀的程度也是他们的重要任务。但是，“品质评价”中侧重“比较”“选拔”任务的评价主体，在当下中国语境，则主要是政府或某些文学组织机构出面组织。文学评奖的颁奖词评语中确有一般评论家参与的成分，这个复杂性提示我们：“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并非截然分割。其次，我们已经提出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是价值体系组成部分，文学评奖总体原则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文学艺术作品凭借什么对人发生了艺术魅力？凭借的就是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也即“内在价值”，艺术魅力是个整体概念，它可容纳的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那个东西。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构成机制”，只有经过分析才能知道和确认。文学评奖颁奖词和获奖评语等，执行的就是对于“艺术价值构成机制”的确认和表述，其实具有“资格评价”性质。其三，“思想”内涵在批评中的具体化和转换，无论怎样具体化和转换，都应该可置于”思想性”覆盖之下，都会汇入到“艺术价值构成机制”中。或者说，只有能被“思想性”覆盖，方可对“艺术价值构成机制”起作用。概言之，“资格评价”依然遵循“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批评总原则，不过是基于由果溯因的分析工作。无“果”何以有动力去溯“因”？这涉及如何理解文学评论家进入批评的路径、方式、状态等理论问题，客观上给予批评家较大自由度和知识生产的可能空间。

注释：

①笔者在《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文学批评标准问题研究》一文中曾论及此议题，当时区分为“资格性评价”和“选拔性评价”，但是并未深入细致展开。经过近两年研究，现修订为“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特予以说明。

②参见[美]布斯：《修辞的复兴》，也美页约斯特编，穆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③详见笔者：《建设科学实用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文学经典价值延伸问题研究——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掖竞选州长业为中心》《科幻小说：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机遇》《我所理解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等文。

④此处“冲动”概念来自英国批评家艾·瑞恰慈，见[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详见该书第七章。

参考文献：

[1]冯平：《评价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4页。

[2][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31页。

[3][5][16][英]迈克尔·格伦菲尔：《布迪厄：关键概念（第2版）》，林云柯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2、73、73页。

[4][6][7][8][15]刘晖：《译后记》，[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第262、221-222、15、432-433、143页。

[9]朱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制度属性与演化逻辑》，《民族文学研究》2019 年第1 期。

[10][11][17]翟洋洋：《“骏马奖”评奖标准的历史演变：分析与启示》，《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1 期。

[12]翟洋洋：《鲁迅文学奖的评奖争议和价值冲突》，硕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文学：，2019年。

[13][瑞典]万之：《文学的圣殿：诺贝尔文学奖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

[14]孙铭阳：《“经验”视野下的民间奖项——小小说金麻雀奖考察分析》，《小说评论》2019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