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布克奖(Booker Prize)2019年度获奖名单公布: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和英国女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同时获奖。这是阿特伍德第二次获得该奖,也是第四次被提名。此次获奖的小说是她的新作《证言》(The Testaments),也是其1985年出版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的续篇。布克奖评委会给予《证言》的评价是:“今天,这部既野蛮又美丽的小说以信念和力量向我们诉说。因为是阿特伍德,所以评选标准定得非常高,但她远远超越了标准。”

《证言》接续《使女的故事》,讲述了不可思议的原教旨主义神权政体——基列共和国在瓦解过程中三位不同女性的故事。作品触及女性主义、生态环境、人类权益等问题,再次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极大共鸣。

幻想还是真实：社会现实与使女故事

阿特伍德于1939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求学深造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一位多产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她出版的长篇小说、诗集、短篇小说集合计超过50部,并有大量童书、评论和编辑作品。她以高超技巧创作多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关注女性主义、动物权利、环境保护和幻想等主题。除了布克奖外,阿特伍德还获得过数十个奖项及提名,包括加拿大总督奖(1966,1985)、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说奖(1987)、卡夫卡奖(2017)等,是当代英美文坛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使女的故事》在1985年就已出版,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品。当小说在2017年被改编成电视剧之后,北美又掀起了新一轮讨论热潮。除却对电视剧的较高评价和飙升的收视率外,在近年美国乃至欧洲等地的许多女性主义街头运动中,人们还穿戴起剧中使女的红色长袍和白色软帽,以整齐而静默的形象示人。这部作品及其衍生的电视剧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反抗力量的来源,从而与“Me-too”运动相呼应。评论界普遍认为,这轮《使女的故事》热潮与近年来美国社会保守势力的抬头有密切联系。近年来美国活跃的保守派认为,共同养育下一代是家庭最重要的功能,家庭是女性注定的归宿,此外的事业和经济独立对女性而言是不必要的。这种观点与宗教极端主义相结合,对女性的身体、情感、自由和权利形成了全方位的压迫。

有趣的是,虽然由于《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被提名科幻界的最高奖项——雨果奖,并且获得了阿瑟·克拉克最佳科幻小说奖,但她本人并不承认这是一部科幻作品,因为它所写的是“现实”。这一“现实”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显得更为真切:社会多样性的降低,女性地位的下降,性别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对女性权利越来越严重的侵蚀,使得这部小说在出版30多年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社会寓言。不仅小说自身的批判力量使得其成为女性主义运动所借用的武器,作家本人也被奉为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

在如此背景之下,《证言》的出版成为文学界和文化界备受关注的事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甚至在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它就已经进入了布克奖的长名单。最后的成书回应了《使女的故事》中的一些问题,暗示了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

女性主义文本?也许更复杂

《使女的故事》发生在基列共和国,这个虚构的国家位于美国东部,由宗教极端主义者控制。由于环境恶化,人类生育能力降低,该国实行一夫多妻制,可生育的女性被当作国有资源,成为父权式家庭中的生育机器——使女。故事的讲述者奥芙弗雷德被分配给无子嗣的大主教弗雷德家庭,帮助其生育后代。像所有使女一样,其名字的意思是“属于弗雷德的”,她必须放弃个人情感、个人身份、个人财产,甚至个人身体的拥有和维护权,即便是对身体的保护,比如使用润肤霜都被禁止,断胳膊断腿也不必在乎,因为这些都与生育功能没有关系。使女只是行走的子宫,婴儿的母体,这是她们存在的意义。整个故事是奥芙弗雷德秘密录制的自述,黑暗的现实和对往事的回忆相交织,令人窒息的氛围和开放式结局给读者留下了许多问题。小说续篇的出版可以说是许多读者期待已久的。

《证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使女的故事》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逃出基列共和国15年之后。此时,基列共和国的神权政体仍然掌握着权力。但有迹象表明,它已经开始从内部腐烂。不同于《使女的故事》中的单人自述,《证言》由三个女性的叙事组成:《使女的故事》中已经出现的丽迪亚嬷嬷,在基列共和国长大的女孩艾格尼斯,以及在加拿大长大的女孩黛西。关键时刻,三个完全不同女性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就有可能产生爆炸性的结果。

艾格尼斯和黛西其实是奥芙弗雷德的大女儿和小女儿。虽然她们没有经历过基列共和国之前的正常社会秩序,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踏上危险的征程,为自己和其他女性争取自由。更耐人寻味的是丽迪亚嬷嬷的自述:虽然在《使女的故事》中她是一个神权卫道士的形象,但这份自述显示,在无法逃避的强权面前,她先是选择保存自己,成为缔造基列共和国畸形女性秩序的主要推手之一,后来则表面合作而暗地里加入反抗组织,秘密帮助其他女性脱离控制。她的初衷并非为女性争取权益,而是为自己。但是,毁坏强权最有力的方式是从内部攻击,经过内心挣扎的丽迪亚嬷嬷正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自利而利他,精明而刚强,这个复杂的人物展示了《证言》的精华所在。她提醒读者思考,如果自己不是处在完全被动的使女的位置上,而是有机会作出一定的选择,那么自己将会成为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使得《证言》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超过其前篇。

人性的光辉：当今时代的价值坚守

阿特伍德本人并不觉得《使女的故事》是一部纯粹的女性主义作品。她曾表示,她想写的是社会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受害者除了女性,还有大部分的男性。《证言》也同样十分相似:虽然两部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女性的受难与抗争,尤其是失去最根本身体权利的使女,但实际上男女两性都不同程度地过着虚伪荒谬、失却自我的生活。艾格尼斯和黛西们历尽艰辛的追求,难道不是在拯救女性的同时,也拯救了深陷反人性旋涡的男性吗?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朝向增益所有人福祉的方向,违背人性的做法不能长久。小说中的社会生活表面上是刻板压抑的,私底下则是腐化和堕落,读来令人窒息。那么西方这套社会运行制度究竟何以存在呢?正如奥芙弗雷德所追问的,谁有权决定别人的身体如何使用?谁有权决定谁以什么方式生活?谁可以决定怎样才能得到宽恕?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的思考不仅是女性主义的,还触及了更广和更深的问题。

在基列共和国开始统治之前,人们还过着正常的生活,奥芙弗雷德是带着拥有家庭的幸福记忆开始进入这样一种人生的,这使得使女的命运愈加值得同情和关注,对解放了的女性的再禁锢也因此愈加令人警醒。阿特伍德的这一设计意义深刻,它提醒读者:历史会倒退,而且也许就发生在身边,必须警惕。从西方保守主义女性观的再流行到有些地方死灰复燃的女德班,有现象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这一广泛的认同似乎正在经历某些挑战。而同样,男性也面临着为时代倒退所伤害的危险。于是,坚持性别平等和人格平等的议题在当今世界必须时时重提。

从这个意义来说,小说在当今西方文化背景下提供了一种斗争的力量和心灵的疗愈。阿特伍德对受到侵害的人们说:对待历史的倒退,要去争取才能得到解救。而奥芙弗雷德的后代的抗争与换得的团聚无疑带有一种隐喻的意味:人性的光辉终究会战胜反人性的秩序。

复杂与暧昧的元叙事结构

两部小说都具有一个带有元叙事特征的结尾。《使女的故事》最终的《史料》章节是2195年“第12届基列研究专题研讨会”中著名教授詹姆斯·达西·皮艾索托的发言记录,这位教授声称全书前面的章节是无法确定身份的某位使女秘密留下的自我陈述;而《证言》则附上了2197年举行的下一届研讨会上同一位教授的发言,声称三份自述同样是研究基列共和国的重要史料。教授发言的内容说明,基列共和国已经成为历史,这些女性的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当然令读者快慰。但是,阿特伍德的这一构造并不是简单地指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是制造了更多的复杂性,这两处元叙事给小说带来的更多是疑问和暧昧不清。

譬如,在小说的世界中,这些自述的可靠性如何?奥芙弗雷德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多次提到重述的重建性质:自身事后的追忆,甚至事件当时的同步描述,并不能完整捕捉当时的事实和情感,因为口中说出来的事实永远不可能与真实发生的事件相同。何况自我陈述,很可能涉及美化和修辞问题。如此说来,丽迪亚嬷嬷、艾格尼斯和黛西的自述甚至更为可疑。所以,即使是真实存在的史料,对事实的还原性又有几何?

又譬如,如果将这些视为小说世界中“真实发生”的事件,那么曾经存在的人的深入骨髓的痛苦和艰苦的斗争,化作多年后研讨会上的谈笑风生,含义何在?阿特伍德表示,《证言》中含有“非常多的希望”,指的是小说中暗示的女性斗争的胜利。但评论家角谷美智子则认为,这种胜利装进学者们浅薄而自大的研究框架中,带有讽刺的色彩,女性们的抗争并没有真正胜利。从这个角度说,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无论如何解释,这层元叙事因素为小说增添了情节和趣味性,同时使得小说更为复杂,向多种可能的解释敞开。

阿特伍德创作有多种类型的作品,并且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使女的故事》营造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幻想世界,而《证言》则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充分展开,将性别与权利问题和更广泛的社会人性问题联系起来,成为具有诸多面向的批判性文本。两部小说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当代世界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而文学在提出问题和提供方案方面仍然有着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