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3年6月5日，苏格兰法夫郡科卡尔迪，亚当·斯密来到人世间，没有人会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成为影响中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奠基人物。
亚当·斯密被称之为经济学之父、经济学的鼻祖，但同时他也是非常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他终生的密友休谟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著有《人性论》和《大不列颠史》。斯密最先也因哲学而誉满苏格兰以及整个大不列颠王国，他最先在大学里讲授的也是逻辑学、伦理学、道德哲学，后来才逐步转向经济学，最初也是被聘任为道德哲学的教授，1759年，36岁的他就正式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就是前任总理的枕边书，另一本枕边书是《沉思录》。
斯密在大学里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关于自由贸易的初步想法，在格拉斯哥大学待了10余年后，斯密当时被聘为英国公爵儿子的私人家庭教师，然后又跟随公爵和他的儿子到法国游览观光访学交流，直至1764年公爵的弟弟被法国人刺杀在街头而重返英国，回到英国后，斯密没有再次进入大学讲授他的学问，而是潜心整理他的第二本著作，历经12年于1776年出版了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不仅令西欧权贵们疯狂，更令北美殖民地人民疯狂，也令今天的我们痴迷，好像没读过《国富论》，就不知道经济学所谓何事一样。
同时期的东方，斯密出生的哪一年，雍正皇帝刚刚登基，开始实行影响康乾盛世的摊丁入亩政策，人民的赋税开始有所减轻，人口开始缓慢增长，彻底改变了中国千年以来人口增长的波浪曲线，开始走螺旋式上升增长的道路。雍正执政13年后，乾隆皇帝统治政权长达60年，实际上更长一些，这时期的清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南平大小金川叛乱，西破准格尔，北和俄罗斯公国修好，国内统治日趋稳定，文化领域的控制胜过以往。如果斯密出生于中国，恐怕很难有今天的辉煌，当时的东方尚没有出现大学，号称千年名校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与西欧的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斯密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有着天壤之别，思想言论所处的环境远不及他们宽松，但历史不可以假设，而且斯密的努力和讲学也是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上层服务。
大学毕业以后斯密以及斯密接触的朋友，基本都是当时英国政权的上层人物，包括他的密友休谟，也曾在英国驻法国大使馆里任职，聘任他为私人家庭教师的公爵，地位更为显赫。英国的爵位制有点类似中国清朝的爵位制，都是分封制，从爵位分封来看基本能显示出和国王或皇帝的亲疏。不过英国的贵族强调传承继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英国的公爵，女王不定时期的也会封爵，公侯伯子男，那是有着严格等级的，有着显明的身份象征的，授予公爵的一般都是给国家做出过突出重大贡献，而且还必须是王族，公爵的长子继承后爵位降一级，授予候爵，侯爵大多数也是封疆大吏，这和当时满清时期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的等级比较相像。
聘任斯密为家庭私人教师的就是公爵，公爵给与斯密的薪资待遇基本是他在大学任教的4倍，而且该终身给予斯密每年300英镑的津贴，优厚的待遇可以使斯密安心的研究自己的学问，不用为生计而发愁。在法国放学观光期间，斯密接触了很多名人，比如说魁奈、杜尔哥、伏尔泰，甚至还包括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富兰克林，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基本都有公职身份。
斯密的家庭环境其实也很不错，应该说最起码属于社会的中产阶层，父亲是一名律师，同时还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科卡尔迪的海关监督，斯密晚年的时候也曾短暂的任职海关监督，母亲出生于豪门，也比较长寿，先于斯密6年离开人世。但不幸的是，斯密还未出生，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斯密终生未娶，除了工作，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关于斯密小时候的成长记录，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斯密呈现给我们的是两张面孔，一张是内向型的，一张是外向型的，但很多资料都显示斯密读书时期记忆力超人，同时善于观察，放到现在，肯定属于天才儿童学霸一类的学生。因为斯密不到15岁，1737年10月就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了，这所大学是英国西北部一所规模很小却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4年以后，斯密获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然后进入牛津大学继续学习，每年的奖学金有40英镑，斯密牛津大学毕业后被聘为爱丁堡大学教授的时候，年薪是170英镑，从这个比例来看，40英镑算是高收入了，足以保证斯密无忧的搞完学业。
斯密在牛津大学攻读了6年，从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到1746年8月离开牛津大学，斯密在大学整整攻读了十年，按照我们当前的学制来看，刚好是完成四三三的学习，从本科到取得博士学位毕业，而这时的斯密才23岁，23岁博士毕业，这足以让很多在读这篇文章的人羡慕汗颜。所以说，出名还是要趁早，越晚机会成本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回到家乡待业两年后，斯密被评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主要讲授英国文学，他本人对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特别喜爱，但后来学校调整课程设置，斯密开始撰写经济学讲义。西方大学和我们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的不同，那是他们的课程有点类似国内大学的选修课，教授们开设一门课程，学生们自由地选择去听谁的课程，如果说你开的课程没有人听，那就得关闭；斯密能在爱丁堡大学成功开设英国文学课程，至少从侧面反映了斯密的文学造诣，最起码也能说明斯密讲授文学课程的时候，学生们大多是不反感的。
两年后，27岁的斯密人生再上台阶，从爱丁堡大学跳槽到格拉斯哥大学，当时大学的教授都是有席位的，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聘任教授，如果某个席位一直有人占着，后面的人机会是很少的，比较巧的是1750年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劳登去世了，斯密顺利地被聘任为该校的逻辑学讲授，这是经过大学评议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的。按照当时苏格兰的学科门类划分法，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两年后，斯密就包揽了学校的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席位的教授。
今天的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在100年前一分为二，南爱尔兰就是现在的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的称北爱尔兰，南北总是搞不到一起，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英格兰算是正统，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是被合并到英国的，斯密出生成长的地方就是苏格兰，斯密出生的时候苏格兰刚被吞并也就二三十年，人心还很不稳定。苏格兰作为历史上的独立王国，虽然在管辖区域内自治权很大，但也一直想独立，2014年和2017年组织了两次全民公投，结果显示大多数选民还是同意维持现状。
和斯密人生有过交际的这几所大学都非常不错，都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目前还有好几所属于全球20强大学，比如说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爱丁堡也是当时苏格兰的首府。这些大学比我们的清华北大还要强，在英语圈内也属于前10的大学，英语圈最古老的前6所大学分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排在第四名的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排在第6名。爱丁堡大学还曾在18世纪超越牛津剑桥而成为引领欧洲学术发展的第一大学。这些大学就像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和我们的C9大学一样，都是国内顶尖的高校，都有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梦。
我们从斯密27岁成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席位的教授来看，斯密30岁以前的人生简直像开了挂一样，一道亮丽的人生风景线，30岁的已经是功名利三收，国内985大学哲学讲席首席教授，优厚的薪水待遇，讲课又是那么的受学生欢迎，换成我们，是不是已经膨胀到不知天南地北了。
斯密的晚年反复修订《道德情操论》，前前后后共修订了6次，对于《国富论》，则过多的是完善的角度。大学时期，为了凑热闹我也曾经买了一本《道德情操论》，但翻译的不是很好，加上作品本身艰涩难懂，语言风格又和我们的白话文差别甚远，读起来非常困难，全书总共七章，最终只读了前两章。《国富论》也多次有所涉及，这是一本任何经济学基础课程都绕不开的著作，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理论基石非常厚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但这两本著作在人性论的立论基础上却是相互矛盾的，《国富论》着重解释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增加财富，斯密和重农学派的观点相悖，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市场上的一切交易都是利己的行为，人性是自私的，人只有利己，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就会发生，“屠夫”、“酿酒师”“面包商”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看到这里，我们也可以从张五常的《卖桔者言》中看到类似的解释，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大师的作品。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人都是具有同情心的，医生给病人治病，在职业道德上有约束，但主要是利他行为。
后来斯密也解释了，虽然人人都有一颗自利的心，但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们的这些行为，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加与逐利的过程中，斯密的研究前提是经济人假设，人是理性的，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追逐更大更多地利益。在道德哲学的研究中，人是感性的，人人皆有同情的道德观察能力。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所说“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而且一定要右手为大。”
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他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当时社会上也有那样的认识，有本小册子《东印度贸易之考察》，“我们的国内需求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得到供应。只需付出轻松细微的劳动，我们就可以品尝阿拉伯半岛的香料，却从来不用感受培育它们的酷热阳光；我们可以享受丝绸，却从来不用我们的双手去纺织；我们畅饮葡萄酒，却从来不用种植葡萄树；这些矿产财富是我们的，我们却从来没有挖过一锹；我们只是深耕土地，然后收获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果实。”
其实我们看看通过工业革命崛起的英国多么的霸道，通过不平等的全球分工自然地占据了工业链条的顶端，严重破坏了殖民地的工业经济体系，比如说印度，可能不适合种植棉花，但是没办法，英国需要原材料棉花以加工棉纺织品，然后收购定价权还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被殖民地区属于典型的出力没讨好，这样的工业链条，只能使强大的更强大，弱小的更弱小。非洲为什么穷，因为近代以来他们基本都是原料和劳力输出低，欧洲是产品输出地，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日后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1840年，英国工业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法国占12%，英国占11%，近代以来，大航海时代、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生造成了东西方世界的拐点发生，一个开始走上升路线，一个开始走下坡路线，曾经强大一度衰落的要复兴，我们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工业革命打开了现代化的大门，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有三个非常牛逼的人，牛顿、瓦特、斯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三代定律标志了科学时代的到来，告诉人们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而且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给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自然的迷惘和恐惧开始减退。而瓦特则解决了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动力，甚至历史上有时将工业革命称之为蒸汽机革命，动力问题解决了，才有今天的汽车火车。如果说牛顿制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则是钥匙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斯密就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斯密和休谟是终生的密友，他们两个都是苏格兰人，休谟比斯密刚好大12岁，属于同一个属相，两个人都是少年成才，天才儿童，休谟26岁在在法国定居时就完成了《人性论》，这部著作也成为了哲学家休谟的代表作，所以斯密在牛津大学就读时，就被休谟圈粉，偷偷地阅读休谟的作品。但因为休谟是无神论者，当时的大学大多都受制于教会，斯密阅读休谟的作品也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斯密晚年对待休谟遗嘱的谨慎和冷漠态度也可以看出来。论哲学，休谟要比斯密名望大，论经济学，斯密远胜过休谟，但从总体上看，斯密的生活质量水平和幸福感要比休谟好的多，经济收入上斯密比休谟收入高，社会地位上因为斯密知道趋利避害，所以也比休谟混的好。当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时，对休谟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休谟自己也一直想得到教授讲席，但我们都知道，有哲学思想的人一般都比较固执，特别是有着显明思想的哲学家。
有时候我就在想，是做一个理性的人舒服还是做一个感性的人舒服，随心而欲，理性的人有着条条框框的道德约束，人被放置在道德的高低被人们所审视，感性的人在世人看来则是不够圆滑，不懂人情世道。读哲学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唯心主义的人真可爱，唯物主义的人真教条，古代哲学史上很多被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人都很可爱，比如说王阳明。
1740年，17岁的休谟通过他的老师认识了29岁的休谟，已经出版《人性论》的哲学家休谟，然后两人开始了长达36年的交往，直到1776年《国富论》出版到休谟去世，出版后斯密第一时间给休谟送了一本签名版的书，上面写着，请休谟先生斧正。休谟拿到书之后，很快就阅读完了全书，然后给斯密回信说，写得好，真出色。这是一部您自己、朋友和公众都殷切期待的著作，它的出版顺利是否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现在我可以放心了。
因为休谟在病危之前也一直担心自己著作的出版，因为书中很多观点和当时的教会相悖，休谟活着的时候怕影响自己的前途，也怕影响自己的朋友，那本《自然宗教对话录》迟迟未能出版，也正是因为教会的攻击，休谟一生都没有进入大学任教，而是长期做伯爵的私人秘书。晚年的斯密住在伦敦，休谟住在爱丁堡，两人长期以书信交流，有时候也相互去彼此的城市看望对方。休谟和斯密还有一点共同的地方，两人都是终身未婚，不同的是休谟虽然未婚，但风花雪月之事并不少。
1776年1月4日，休谟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书稿毫无保留地交付斯密处理，但是斯密一直不接受，总是绕着弯的拒绝休谟的请求，斯密当时声名正旺，他害怕接受遗嘱会给他带来声誉的影响，尽管休谟最后已经是央求斯密了，什么时候出版出版与否都由斯密决定，就是这样，交往了36年的斯密也没有答应休谟的请求，最终休谟只能无奈地将书稿版权交付给书商和他的侄子，童年8月25日，休谟去世，最终《对话录》也出版了，意外的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其实斯密对挚友休谟的评价非常高，接近于一个全智全德的人，但休谟病危到去世两人的交往，斯密则显得异常谨慎冷漠。休谟去世后，斯密的人生继续开挂，55岁斯密还当上了海关专员和盐务专员，年薪600英镑。直至1790年7月17日斯密去世，去世前两周，他销毁了所有未出版的书稿，他的墓碑上写着，《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
100年后，它来到了中国。当时恭亲王奕䜣奏请创建了同文馆，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的同文馆，北京大学的前身，同文馆开设的课程中介绍了《国富论》，最早的中文译名是《邦国财用论》。1902年，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了中文版本，但仅仅是作为改革变法所翻译的，而且采用的是文言文，所以也没引起什么反响。1931年，《国富论》第一次国人面世，以白话文正式出版，而它在中国大放异彩，是从30年前开始的。
所有的金钱都是一种信念（亚当•斯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