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我在南方，午间小兰给我发来短信：“心武，我们11号入住朝阳医院。今天老从昏迷状态中，我想还是应该告诉您。”虽然觉得此乃不祥之兆，回复小兰：“在外地。盼能好转。”心中搜索出几个重危病人从昏迷中好转的例子，确实对维熙的好转存有信心。

但29日上午就得到一位媒体朋友的消息：“心武老师，今天一早接到钟老师的电话，我赶去朝阳医院，帮助穿衣服，送太平间。从老师最后走得从容，没怎么受罪。”

李辉也很快告知11月2日早上在八宝山有遗体告别追悼仪式。但我应约要做的事没有做完，实在无法赶回北京。做事时尽量抑制悲痛情绪，却不免还是难以达到本应呈现的良好状态。

维熙兄竟就此远去。去到那神秘的地方。所谓阴阳两隔，令我黯然泫然。

借到电脑，写此文章。从手机相册中，找出所收藏的一幅我九年前绘制的维熙兄打乒乓球的漫画，维熙身体一贯强健，而且坚持打乒乓，他怎么会就忽然远去了呢？更有9月15日，他去世前43天，我去他家看望他，我们的合影，看去气色甚好呀。

我与维熙兄，结识四十一年。先是神交，我记得少年时代读过他一本作品集《七月雨》，繁体字竖排，右翻页，书中氤氲出荷叶荷花莲蓬的气息，1978年参与《十月》创刊，千方百计打听到他在北京的住处，去找他约稿，找到一个小胡同里一间小旧屋，只见到从伯母，说他刚回山西去了，我问清山西地址，给维熙兄写信，他马上回信，这之后，他情况大好转，我们才见的面。算是我给过他一滴水吧，他后来竟回报我一条友情之河。

曾写过一篇《烟后吐真言》，记叙的是，我大顺时，有人当众阿谀我，我竟以为是天籁妙音，维熙兄私下劝诫我：“那人靠不住的！今天如此捧你，指不定哪一天就踩你！”几年后竟果然应验。他给我一句诤言，我报他一树四季盛开的友情之花。

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友情。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常通电话。常通电话算得友谊的象征吗？我以为算得。有的人能在十年内彼此常通电话，有的人或许能坚持到二十年，但世事纷纭，岁月如筛，并不一定是有了矛盾，产生了龃龉，形成了隔阂，更不一定是因故反目，心生恶感，彼此嫌厌，仅仅是因为倦怠，因为淡定，因为自足，因为疏懒，因为反正还是保持着好感，若见到面也还可以热络，又没有什么非沟通不可的事情，也就渐渐地，从不再常通电话，到不再通电话。当然，近年来通电话也已经是很老旧的联系方式了，最方便的是互加微信，但我跟维熙兄却都不用微信，他是让钟紫兰用，我是让助手小焦用，人们有事可以通过小兰和小焦的微信跟我们联系，而我们两个老朋友，依然是互通电话，而且多用座机，形式很老旧，但我们保持四十年来常通电话，应该是河水长流、繁花不谢的友情延续吧。

我们有时通话简约，有时会煲电话粥，聊起来忘记了时间，那边常会有小兰声音：“该吃饭啦！”我这边也会有阿姨提醒：“老爷子，汤快凉啦。”

聊些什么？他不会提及《班主任》，我不会提及《红玉兰》，他不会跟我忆念巴金，我不会跟他感念周汝昌，就是即兴开篇，七转八折，或大共鸣，或小争议，说到开心处，他的笑声短促而结实，说到感叹处，他的声调浑厚而悠长。

当然会谈论写作。他喜欢听我讲所熟悉的北京胡同生活，我跟他说我曾经居住的胡同里的小伙子，有叫跩子的，有叫毛桑的，有叫阿臭的，他那边就笑，觉得很好玩儿。我跟他讲到一个没落王爷的后代，拿一个小小的旧鸡毛掸子给我看，干什么用的？原来是，王府盛时，开满汉全席，一百多种菜一天里怎么品尝？吃完一顿，为把胃袋腾空，就用那小掸子伸进喉咙去催呕，呕尽了，好吃下一顿。维熙鼓励我写出来，我后来写了《王府喉掸》，也在一篇小说里把一个角色命名为阿臭。改革开放初期，他搬了新居，置了新沙发，那沙发底部有滚轮，他问我如果写小说写到，应该怎么下笔，我告诉他，应该写成万向轮，他夸我能及时把握新事物，其实如今万向轮已经不是什么新事物了，维熙兄在只言片语中，鼓励我努力消化描摹新时代新生活的那种真诚，至今仍是我写作的助力。

在写作上，我们都不仅不排斥新潮，而且也总是自觉地汲取新潮流中的营养，来丰满自己的文本。但我们总体而言，是坚守写实。他主攻历史叙事，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些不该忘记的人和事。我主攻当下叙事，努力保持着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表达。

我们一度都被动员到中国作协做事。他担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没有给自己出文集，更没有把自己的作品推荐去参评茅盾文学奖，也没有特意跟我约稿给我出书，他以博大的胸怀，容纳百花，扶掖新生代，而且力排非议，约请琼瑶到京，签下由作家出版社给她出文集的合同，他跟我说过，琼瑶的作品有人认为非纯文学，系俗文学，不宜由作家出版社来出，但他和社里人员作了调查，那时海峡这边有不少年轻人喜读琼瑶的小说，盗版的琼瑶书满天飞，要引导内地年轻人读善本的琼瑶书，作家出版社来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他唯一一次以作家出版社总编辑身份邀我参加的活动，就是跟琼瑶、平鑫涛伉俪的会面，我很高兴地参加了。那时我担任《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没有特别跟维熙约稿，更没有刻意把他的文章放头题。友情是友情，公务是公务，我们分得明，拎得清。

后来我们都退了。退而不休，依然写作。但是我们都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应酬。维熙比我长九岁，为人既刚直，也圆通，有的会议活动，他不想去，人家坚持邀请，他也就去一下，很快撤离。我理解他。我呢，性格孤僻，喜欢独来独往，害怕扎堆，甚至可以说有社交恐惧症，因此在拒绝会议活动上，会生硬干脆，很少将就。中国作协前一把手，曾因我拒绝开会一事，给维熙打电话，维熙为我解释，说我只不过是性格问题，我的不合群，并不意味着我反对什么，就内心而言，看看我的文字就可知，其实是很愿意与他人与群体亲和的，只不过是不适应某些外在形式罢了。那位前一把手就让维熙转告我，不去会上没关系，只要接受会议的名单安排就好。维熙转告了我，我不由感叹，知我者，维熙兄也。

9月15日那天去看望维熙，他见我去了，明显心情大畅，原来是坐在特殊的医用椅上，聊了一阵，起身挪到平时坐的椅子上，他倒关心起我的身体来，问我牙都还是原来的吗？又让小兰把一张《作家文摘》拿给我，原来上面有篇写谌容近况的文章，他说你看看，好久没有谌容消息，现在知道她挺好的，是很欣慰的口气。这哪里有丝毫就要撒手远去的迹象呢？他自己病危，却还在关爱他人。善良，仁厚，利他，博爱，病魔怎么就舍得在43天以后，掠去这么美好的一个生命，让他竟远去不归！

那天小兰说，他们决定采取保守治疗，不手术，不化疗、放疗，我表示理解，我举出同楼邻居的例子，手术后本来还能吃东西，化疗后胃口全无，放疗后头发掉光，并无疗效且不论，患者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维熙微笑地说：“我够本了。满足了。”他想写的，基本上都写出来了。他后半生有了钟紫兰，生活质量达到最佳。他有读者群，有朋友，有知音。

朋友告诉我，维熙兄走得从容，没怎么受罪，这大大缓解了我的悲痛。维熙兄远去了，却又仿佛还在近旁。真想再给维熙兄打个电话，我们还没有聊够。

文/刘心武

2019年11月3日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