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大卫·布鲁尔看来，相对主义是对绝对主义的拒斥，“强纲领”所为之辩护的相对主义，意味着科学中的知识主张不是也不能表示绝对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都是猜测性的、有局限的，都是可以修正的，把“绝对”这个词语加于知识主张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一个人接受或者信奉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乃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关 键 词：布鲁尔 “强纲领” 相对主义 绝对主义
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1942-)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爱丁堡学派(Edinburgh School)的首席理论家，也是SSK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他命名并阐述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科技研究(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或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产生了深远影响。SSK几经发展与演变，进入21世纪以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早已超越了当年的爱丁堡学派，“强纲领”也不再是学术研讨的中心议题。但是，由“强纲领”所引起的争论，比如关于相对主义的争论，则在后SSK时代继续存在，有时甚至要以“大战”名之。在经历了“文化转向”和“实践转向”，从“社会建构论”走向“实践建构论”之后，STS领域的相对主义色彩已是它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相对主义也许是人类思维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尽管相对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绵延不绝、层出不穷，但历史上罕有以相对主义者自称的人，为之辩护者也是少之又少。然而，SSK中所包含的相对主义尽管广受诟病，仍被SSK的倡导者和同情者视为一项思想成就。究其原因，布鲁尔早在《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①《三万英尺上空的相对主义》②《相对主义和知识社会学》③等文章中已经作出说明。但是，这些说明似乎并未得到人们的认可，质疑和反对仍然占据着意见的主流。中国学术界的情形大体类似。20多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对SSK有限的译介和研究中，对SSK相对主义的讨论，正如对相对主义本身的讨论一样，鲜有同情的理解。
在笔者看来，SSK确实对科学乃至一般地说对知识的性质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那么相对主义究竟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笔者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Science Studies Unit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访问期间，与该部荣休教授大卫·布鲁尔进行了数次学术交谈。本文的写作，就是在这几次谈话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这里的许多内容，尽管思想上与上述三篇文章并无不同，但是由谈话而来的表述形式和具体论说上的区别，使得它仍然能够自成体系，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因此，本文既可以看作是布鲁尔对他所持的“相对主义”的一种具体化解释，也可以看作是笔者对这种解释的理解和再解释。
一、“强纲领”相对主义
具身的情境感是人的重要感受之一，对于思想来说也是如此。例如有一次布鲁尔说，提到SSK，尤其是提到“强纲领”，绝大多数哲学家、科学家乃至科学社会学家，都会闻之色变：their faces get pink!(布鲁尔的原话，下同)在他们看来，这种理论简直就是邪恶的：it is evil!这种夸张的表达令笔者颇为惊讶：在西方的思想市场上，这个理论竟然是这样一种形象？关于“强纲领”的历史和理论，笔者此前并非一无所知，但是这种说法让笔者对它的生存环境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布鲁尔关于其来历的讲述，也使笔者得之于书本的知识更加生动具体了。
“强纲领”产生于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按照布鲁尔的说法，之所以有这么一个部，大约是出自生物学家瓦丁顿(C.H.Waddington)的提议。瓦丁顿认为，为了拓展未来科学从业者们的教育，应当为他们开设一门叫做“科学与社会”的课程。这项提议的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政府明白科学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科学家们的社会影响也相应地在日益加强，因此适当地拓宽科学教育，使之体现出与社会的更多联系，或许比过度的专业化教育更为重要。瓦丁顿建议爱丁堡大学建立一个部或者系，聘请一些科学家来专门开设这门课程。爱丁堡大学接受了瓦丁顿的建议，于1964年成立了科学研究部，并任命大卫·埃奇(David Edge)④负责这项工作。事后证明，这是一项明智而又影响深远的任命：埃奇是剑桥大学的射电天文学家，还曾经在BBC制作过一些科学广播节目；他与托马斯·库恩、玛丽·海斯(Mary Hesse)⑤和伊姆雷·拉卡托斯这些科学哲学家都很熟，事实上，他对哲学家们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他对科学家们的熟悉程度。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他“选对了人”：布鲁尔、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和史蒂夫·夏平(Steve Shapin)这三位早期成员的加入，使得科学研究部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STS的研究重镇。
大体来说，布鲁尔是科学哲学家，巴恩斯是科学社会学家，夏平则是科学史学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现成的教学大纲，也不知道“科学与社会”这门课程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教学活动，因此他们只能从头做起。他们当时都很年轻，20来岁，获得了他们生平第一份工作，在小范围里给学习科学的学生授课，他们的任务，就是构思课程、为自己的课程写讲稿，并在教学当中摸索和实践“科学与社会”这门课程的设置意图。任职的初期，教学负担并不很重，他们之间因此有大量的时间进行交流。这种交流的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强纲领”。
由此，“强纲领”可以说是某种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产物。“强纲领”这个词巴恩斯和夏平都几乎不用，⑥只有布鲁尔用，因为这个词就是布鲁尔发明的。虽然如此，在基本观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还幸运地分享着一种共同的潜在发展方向，因为他们三人碰巧有着相似的思想方式。他们都具备专业的科学背景，有着得自科学训练的思维习惯：巴恩斯以前是一名化学研究者，从事过核自旋共振方面的研究；夏平是一位生物学家，在遗传学方面做过工作，有一种高山苔藓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因为那是他的发现；布鲁尔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和哲学双料荣誉学士学位，随后在剑桥大学跟随玛丽·海斯研究科学哲学，不久又转到实验心理学，从事对认知的理解和分析。剑桥的心理学非常注重实际，布鲁尔受此影响很大。作为SSK爱丁堡学派的首席理论家，所有这些学术经历，都被他带入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结合。
这种结合也许对SSK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可以设想，一个历史学家、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哲学家，如果他们是反科学的，或者他们是人文主义者，更关注意义、解释而不是因果性，当他们把思想结合起来时，其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埃奇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射电天文学家，他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当他接受任命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他用心选择了他的成员，确定他们有共同的方向。结果证明是卓有成效的：知识社会学很快发展出了一种因果解释向度，这种向度被精练地概括为“强纲领”。然而，这种向度同时(在一些人看来很不幸)也是相对主义的。
历史上既有公开的相对主义，也有隐蔽的相对主义，“强纲领”是一种公开宣称的相对主义。所谓“强纲领”相对主义，也就是“强纲领”中所包含那种相对主义。“强纲领”是对SSK研究思路的一种严格的、原则性的规定。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它的主要特征被布鲁尔归结为四个中心“信条(tenets)”：因果性(causality)、公平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意思是说，SSK应当遵循因果解释，这种解释应当关心那些导致信念或者知识表现为特定形态的(社会)原因；同时，它应当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impartial)，即它既要解释真也要解释假，既要解释合理也要解释不合理；它还应当是对称的(symmetrical)，即它要用同样的方式解释真与假，同样类型的原因，应当既能解释真实的信念，也能解释虚假的信念；最后，它的解释模式必须对社会学自身也是适当的，否则它便会不断地反驳自身。⑦公平性和对称性两条原则表达了SSK思路的基本要点：在所有信念都必须接受社会学因果解释的前提下，它把真(信念)与假(信念)、正确的(知识)与错误的(知识)和合理的(认识)与不合理的(认识)，完全放在了对等的位置上，而不像传统观点那样，给真、正确和合理以社会学因果解释的豁免权。⑧这就是“强纲领”所表达的相对主义。在布鲁尔看来，它既是一种“社会学相对主义”，也是一种“方法论相对主义”。
布鲁尔对相对主义的态度相当坦诚，而且对相对主义的本质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首先必须明确，任何类型的相对主义，其基本特征都是对绝对主义的拒斥。与相对主义相对立的概念，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实在论，更不是客观性，而是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与唯心主义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在承认自己是一个相对主义者的同时，布鲁尔也认为自己是一个(休谟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这并不矛盾，因为作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只意味着，他认为科学中的知识主张不是也不能表示绝对知识。知识被绝对化，也便意味着它无条件地为真，它应当被深信不疑，被完全固定下来并且是永恒真理：正是这一类含义表示了“绝对”这个词的意义。相对主义者拒绝这些含义。因此相对主义者可以说：所有知识都是猜测性的，所有知识都是有局限的，所有知识都是可以修正的。科学理论总是会遇到某些崩溃点，科学理论几乎总是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它们在某种近似程度上获得了正确的东西，甚至可能以很高的近似度获得了这些东西。这些说法意味着：把“绝对”这个词语加于知识主张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或许可以说，一个人必须接受或信奉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
但是在不同类型的相对主义中，也存在着拒斥绝对主义的愚蠢方式。比如，有人可能断定：“我们不知道任何事情，对吧？”或者说：“一切都只是意见，不是吗？”于是产生了一些浅薄的命题，比如：“对你来说那可能是真的，但对我来说不是。”不过，虽然存在着这类拒斥绝对知识的愚蠢方式，但仅仅拒绝承认知识是绝对的，并不必然导致任何这类见解。一个人可以既不承认知识的绝对性，又不陷入主观主义或与此类似的情形。作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并不是必须认为“怎样都行”。布鲁尔肯定地说，与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主义不是这样的相对主义。“强纲领”相对主义是对知识绝对性所作的细致得多的形式化拒斥，它并不肯定或否定知识的真假，而是反对知识分析上的哲学优先性(philosophical a priorism)原则，并把它们置于同样的社会学分析之下。这种社会学相对主义拒绝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拒绝反科学的相对主义，拒绝以高度个人化的知识概念为基础的相对主义。
反相对主义者认为，相对主义承认存在着若干认识世界的“同等有效”的方式，科学只是其中的一种。这种看法也许是对上述简单化的相对主义的一种正确描述，但它并不适合用来描述“强纲领”相对主义。按照布鲁尔的说法，这种看法并非来自爱丁堡学派，却被错误地转嫁给它了。“强纲领”相对主义表述了一种方法论步骤，用以确定真和假能够得到同等对待。在方法论上保持对真和假的同等好奇，并不意味着在认识论上承认它们“同等有效”，或者认为它们拥有同样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同等有效”这种描述完全是对对称命题的误解。其实，这个命题是建立在把信念区分为真和假这个假设之上的。一个人当然可以坚持一种与“同等有效”意思相同的对称概念，但是对称并不就是同等有效。这就像一个人可以坚持一种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但是相对主义并不就是主观主义一样。所有主观主义都是相对主义，同等有效也可以是一种形式的对称，反之则不成立。实际上，对称命题的陈述形式暗示了它是否定“同等有效”论的，爱丁堡学派中也没有什么人支持“同等有效”这个论题。
二、关于“强纲领”相对主义的论争
在相对主义光谱的另一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超越“强纲领”中的对称原则，而代之以其他对称，比如人类和非人类(non-human)之间的对称，它赋予非人类和人类社会行动者(actant)以同等的商谈能力。⑨这似乎是一种更强的纲领，但在布鲁尔看来，这种立场非但不是更强，反而是一种倒退：在这种“超对称”(supersymmetric)中，“强纲领”被与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像许多认为“强纲领”相对主义否认了物质世界的批评者一样，在拉图尔看来，“强纲领”仿佛呈现了一幅知识画面，就像把幻想投射在空幕上。根据布鲁尔的说法，这种形象并非来自爱丁堡学派，而是来自哈里·柯林斯(Harry M.Collins)。⑩拉图尔从柯林斯那里得到了某些描述和线索，然后就把它们等同于“强纲领”了。(11)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即把不同的人特性化为某一种集体，这是一种标准的批评策略。布鲁尔感叹，在学术界，人们不能区分不同作者的不同立场，这是相当令人奇怪的。
布鲁尔与柯林斯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于唯心主义的争论。粗略地说，这个问题涉及一个人在他对科学的整体看法中，是否接受一个独立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以及在他对科学的分析中，赋予这个外在世界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布鲁尔相信，根据一种方法论理由，柯林斯相当古怪地认为，一个人可以对科学作如下想象，就像你在观察一团火的时候想从火焰中看出其不同的模式，或者想从火中看出画来，这类似于一种心理模式的投射过程。《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清晰地讨论了柯林斯的方法论唯心主义，并且十分小心地坚持认为，柯林斯的确是一个方法论的唯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简单直截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者，(12)尽管柯林斯的方法论同时也是相对主义的。
以上两种争论，可以看作是SSK相对主义内部的争论。在更大的范围里，关于相对主义的论争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由索卡尔(Alan Sokal)和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合编的一本书(13)所引发的所谓“科学大战”(Science War)，把“相对主义”拖入了一个备受攻击的中心。“大战”中，某些“相对主义”的东西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拉图尔、柯林斯、巴恩斯和布鲁尔，实际上几乎所有SSK的活跃作者，被看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同党，共同持有这种可恶的相对主义。在科学家们批判SSK的相对主义时，一种典型的情况便是把相对主义与唯心主义相混同，唯心主义被认为是“相对主义”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SSK好像是在说，物质世界与科学意见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当科学家在作出结论时，科学证据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此，SSK认为“科学是被社会地决定的，而不受外部世界或证据的影响”。在布鲁尔看来，这种对“强纲领”的解读根本站不住脚，整个“大战”完全误导了人们的认识。那些发起“大战”的人其实是在攻击他们的盟友，并把他们定义为敌人，而真正的敌人实际上应该是绝对主义者，而不是相对主义者。
不幸的是，这场“大战”实际上是由科学家们发起的一场运动，旨在反对他们所认为的学术世界中的反科学倾向，并把这种倾向与“后现代主义”加以等同。科学家的“敌人”被冠以一个笼统的名称：“后现代学术左派”。在布鲁尔看来，这在“科学大战”的争论中是一件滑稽的事：这又是一种集体特性化，人们发现自己被以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分了类。“强纲领”有时被当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类型，这让“强纲领”的持有者自己都十分吃惊，并怀疑这样的等同里是否包含任何对“强纲领”的准确理解。布鲁尔说自己无法代表“后现代左派”说话，他根本就不知道“后现代左派”是什么，因为他对某些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推理和写作风格十分反感。因此这种归类让他不知作何感想：他并不能证明那是假的，但他怀疑那究竟是不是真的。
其实早在1982年，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和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就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合理性与相对主义》，(14)这本影响广泛的书在某种程度上预演了“科学大战”的情形。这本书的意图是想提供一个空间，让相对主义者和反相对主义者能够在其中坦诚地交换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推动了争论的进展，它至少使爱丁堡学派的立场和形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前文提到的布鲁尔和巴恩斯发表在该书里的文章此后被多次重印，并被人不断引用。(15)由于这本书广为人知，它引起的论战与“科学大战”的情形也极其相似。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
时至今日，相对主义仍处于激烈的争论当中，并且战斗还在继续。至于在STS内部是否存在高度的争论，这也并不很确定，因为冲突是时有发生的，比如上面提到的布鲁尔与拉图尔、布鲁尔与柯林斯之间的争论。让布鲁尔感到恼火的是，有一些他认为是错误的或不成功的立场常被当成是SSK的代表性立场。特别是，有一些他认为根本就站不住脚的相对主义观点被挑选出来，成了SSK的代表性观点。在布鲁尔看来，尽管有些相对主义因其唯心主义立场而应该受到批评，但也不该受到那种以轻蔑的态度提出的批评。有些批评者看起来保持着相当文明的腔调，但从根本上说他们是以一种傲慢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相对主义的。在布鲁尔看来，反相对主义的姿态和喧嚣其实是一种智识的耻辱，哲学家们热衷于此，傲慢自负，但他们的头脑其实并不完全清楚。
今天，相对主义仍被普遍看作是防守的一方，爱丁堡相对主义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社会学机巧可以扭转这一局面。也许有一天，当人们受到绝对主义的过度压迫时，会想到需要一种对抗绝对主义的手段，这时相对主义便可显出其必要性。但能否发生这种事情是相当值得怀疑的，因为人们总是用一种绝对主义攻击另一种绝对主义，人们所遭遇的永远是绝对与绝对的战争。这也许是一种不那么乐观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爱丁堡相对主义处于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悲观境地，也不意味着爱丁堡学派是一群孤独的相对主义者。其实，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他们都不乏智识上的盟友。
三、“强纲领”相对主义的“盟友们”
“强纲领”自从被提出以后，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布鲁尔后来着墨甚多的社会学“有限论”(finitism)，只是使它更清晰缜密而已。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有限论”背后的思想可以在有关密尔著作(16)的讨论中发现，同时也有来自海斯著作(17)的影响。其实，巴恩斯在《库恩和社会科学》《权力的本性》和《社会理论诸要素》(18)等著作中，都对有限论思想做了出色的阐述，从而使“强纲领”变得更强、更有力，而没有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方面改变其基本假定。可以说，“强纲领”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存活了下来。这是把它当作一种智识资源，当作一种思维机体，从其内在方面对它作出的评判，而并不涉及人们是不是注意到了它，是否使用它或者引证它。
颇有意思的是，20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也存在着一些与“强纲领”相对主义类似的思想方法，其中最显著的可能是人类学。多年来，爱丁堡学派成员一直与人类学家保持着持续的交流，特别是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著作(19)对科学研究部别具启发意义。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意见完全一致，但是两者之间确实具有非常相似的相对主义特征。在宗教史学者所做的工作中，布鲁尔注意到，在“强纲领”和图宾根学派的高级批评(Higher Criticism)(20)之间存在着一些并行不悖的东西。(21)图宾根学派就宗教问题所做的工作，与SSK就科学问题所做的工作极其相似，以至于人们可以把SSK称为“科学的高级批评”或者“科学的高级分析和解释”。
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22)曾就相对主义写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布鲁尔说，这是他后来才注意到的。弗兰克是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20—30年代曾是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德语大学的继任者。由于纳粹的兴起，弗兰克不得不逃离布拉格，于1938年去哈佛教授物理学和科学哲学。在那个年代，弗兰克的科学哲学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是相对主义的。他的著作《相对性：一种更丰富的真理》(23)写于40年代末期。这本书以极其简洁、直截的方式为相对主义进行了辩护，并且切中要害。它富有成效地描述了究竟什么是相对主义，为什么说相对主义是一种科学的观点。令布鲁尔没有想到的是，弗兰克那时就能如此清楚和直率地讨论这个问题了。弗兰克在世时，科学哲学家们多半把他看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现在依然如此。这当然没错，但对于他同时也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这个事实，大家都保持缄默。(24)
弗兰克的例子看起来令人相当迷惑：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既是实证主义者又是相对主义者呢？布鲁尔给出的解释是：如果你是一个实证主义者，那你就必须是一个相对主义者。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你却不必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这又是一个叫人吃惊的论点。布鲁尔认为，所有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的实证主义，最后都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当然，像在任何知识传统中那样，你可以掩盖这一点，并把它转变成某种别的东西，就像人经常能够把事物转变成它们的反面一样。把实证主义转变成它的反面的办法，可以从这句话开始：“知识来源于经验。”按照科学实证论者的一贯立场，他们会把经验当成一种生理和心理过程，这种过程是可以在实验室里加以研究的，就像对知觉的心理学研究那样。接下来你可以这样转变它：“所有知识都来源于经验。”你开始把经验当成一种对真理的揭示来对待，于是你又说：“如果你足够小心并在良好的光线下观察某物，那么你就能绝对确定你的感觉经验作出的判断，它带给你准确的知识。”这样，你就开始把经验的给定性“绝对化”了。接着，当你把给定性当作一个超自然过程而不是一个自然过程时，绝对主义就被偷运进来了。这样一来，你就把一个曾经是脚踏实地的、不给绝对性存在空间的、甚至带着点儿怀疑论色彩的立场，转变成了一种绝对主义。
在布鲁尔看来，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发生在美国实证主义者身上的事情。欧洲科学实证论的早期潮流本可以是一种健康的相对主义分析的基础，但它现在变成了别的东西，人们不得不再一次起来与之斗争。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情形似乎变得比当初更糟糕。
不论“强纲领”相对主义是否有其说服力，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广谱现象”，支持和反对它的意见都远不止出现在关于科学的争论中。人类的理智常常不知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如何自处，尽管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奇怪的是，理论上反相对主义，实际行为中却习焉不察地奉行相对主义的现象屡见不鲜。关于相对主义的斗争看来不会结束，因为它或许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一种自我悖反。
①David Bloor,Barry Barnes,"Relativism,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Martin Hollis,Steven Lukes(eds.),Cambridge,MIT Press,1982.
②David Bloor,"Relativism at 30,000 feet",Knowledge as Social Order: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Barry Barnes,Massimo Mazzotti(ed.),Ashgate Publishing,2008.
③David Bloor,"Relativ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A Companion to Relativism,Steven D.Hales(ed.),Wiley-Blackwell,2011.
④大卫·埃奇(David Owen Edge，1932—2003)，长期担任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负责人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主编，对STS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因此获得1993年贝尔纳奖(John Desmond Bernal Prize)。Cf.David.Bloor,"David Owen Edge:Obituar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3,33,pp.171—176.从2009年起，国际4S协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以他的名字设立埃奇奖(David Edge Prize)，以示纪念。
⑤玛丽·海斯(Mary Brenda Hesse，1924—2016)，英国科学哲学家，剑桥大学科学哲学教授，以其对科学中类比和模型之间关联的研究而闻名。
⑥据布鲁尔说，巴恩斯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过“强纲领”这个词。然而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说，是布鲁尔和巴恩斯“共同发展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强纲领”。
⑦Cf David 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Routledge & Kegan Paul,1976,pp.4—5.
⑧像默顿这样的科学社会学家和拉卡托斯这样的科学哲学家，都认为科学知识当中的合理部分或者已经被确证为真的部分，是不需要社会学解释的，只有那些异常的、反常的或看似不合理的现象，才需要引入社会学的因果解释。这是SSK产生之前的主流观点。即便在SSK产生以后，这仍然是一种被广泛接受、坚持和辩护的观点。
⑨Cf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143—144；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郑开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240—241页。
⑩哈里·柯林斯(Harry M.Collins)，SSK巴斯(Bath University)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提出“经验相对主义纲领”(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和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室研究著称。
(11)Cf.David Bloor,"Anti-Latour",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A,1999,30(1),pp.81—112.拉图尔的答辩文章，见同期pp.113—129:"'For Bloor and beyond'—a reply to David Bloor's 'Anti-Latour'"。
(12)Cf.Barry Barnes,David Bloor & John Henry,Scientific Knowledge:A Sociological Analys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thlone Press,1996,p.14.
(13)Alan Sokal,Jean Bricmont,Intellectual Impostures:Postmodern Philosophers' Abuse of Science,Profile Books,1998.
(14)Steven Lukes,Martin Hollis(eds.),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Blackwell,1982.
(15)关于布鲁尔和巴恩斯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这篇文章原本是应另一些编辑之邀而写的，这些编辑打算在美国出版一本有关相对主义的论文集，但是文章最后被编辑们拒绝了，它被指责为是相对主义的。也许他们只想听到人们说相对主义为什么是错误的，却不想、也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如此坚决地捍卫它。
(16)J.S.Mill,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Longmans,1848.
(17)Mary Hesse,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Inference,Macmillan,1974.
(18)Barry Barnes,T.S.Kuhn and Social Science,Macmillan,1982; The Nature of Power,Polity,1988; The Elements of Social Theory,UCL Press,1995.
(19)Mary Douglas,Natural Symbols: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Routledge,2003.玛丽·道格拉斯(Dame Mary Douglas,1921-2007)，英国人类学家，以其在人类文化和象征方面的著述而闻名。
(20)指对文学、尤其是对《圣经》的科学研究。
(21)Cf.David Bloor,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Chapter 8.
(22)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1884—1966)，奥地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他是维也纳学派的一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
(23)Pholipp Frank,Relativity:A Richer Truth,Beacon Press,1950; Jonathan Cape,1951.
(24)Cf.R.S.Cohen,M.W.Wartofsky(eds.),"In honour of Philipp Frank",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