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者于此会说，20世纪是苦难深重的世纪，两次世界性大战带来的损失，超过了过去一切战争的总和；由此导致的心灵创伤，恐怕永远也无法平复。乐观主义者则常爱说，20世纪是成就最大的世纪，人们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宇宙空间等方面的成果，远非以往任何发明和发现所可比拟；20世纪的成就，超过了过去一切成就的总和。
20世纪是一元世界一去不返的世纪。
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群的环境和应付这种环境的生活方式，形成着一群人的共性。共性对于群中人而言，是不学而能不言而喻的，具有天经地义的性质；对于群外人而言，则成为相互区别的依据和标志。不同群人具有不同的共性，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心，可以名之曰民族性。
但是不同群的不同民族性中，也有共同之处，因为彼此同为人类，具有共同的头脑结构，而且同处于一个更广义的共同环境之中，具有共同的应付环境的生活方式。于是有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说法；这个心，则应称之为人类性。
同是一颗心，既有民族性，又有人类性；人类性就存在于民族性之中，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内。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西方标准和世界标准的的争论，其最初的发源地和最后的根据地，都在这个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分合之中。此类争论，可以说，自从东西交通以来，便已存在了，开始了；而20世纪，尤其是它的最后一个十年，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事情说来原很简单，既然大家都是人，自然便会有人类共有的人类性，以及与之相应的全球共同的全球价值。这一点，可说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但待到要把它落实下来，指明人类性的内容与全球价值的标准，才知道其难度之大，有超乎想象者。古往今来，无数个智慧的头脑为寻找人类的共同品性共同价值和共同道路而上下求索，其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其成果，则应该说是，微乎其微。原因无它，只因为，有两个长期存在着的时代性的局限，是前人所无力超越的，一个叫自我中心，一个是一元主义。
自我中心者习惯于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而一元主义则追求单纯的完满。这些认识方式，来源于封闭的环境和变化不大的生活方式，直至本世纪以前，早就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所以无论是维科的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还是孔德的神学阶段、玄学阶段、实证阶段，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无不这样那样地主张世界按着他们的发展道路而发展，并在他们那里抵达终点，于是他们的价值正是也应是全球的价值，必须为全人类所奉行。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些理论家的真诚，也真诚感谢他们做出了人类认识所无法绕开的贡献。但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理论推至极端，甚至会主张世界的种种文化乃至人种，本就来自一个源头，因而只能奉行一种模式；而它们一旦为野心家所利用，甚至会宣布某些人种和文化为没有存在价值，从而导致残酷的杀戮和无尽的灾难。
思维定势是一种顽固的势力。史实表明，东西交通以后，自我中心和一元主义不仅不曾随着封闭世界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它竟博得强者的武力和野心的赞助，乘风破浪，获得了世界性的实验空间。至于弱者那里，他的自我中心意识虽然蒙受极大损伤，他的一元观念却在新的一元内容内得到更新和满足，并给前者的损伤提供了足够的补偿。
20世纪是人类这种认识方式和思维定势的顶点和终点。它既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实验，也就在全人类面前受到了检验，并且通过两种不同内容的一元主义的生死较量，和一些游离于一元之外的民族的勤奋努力，到了20世纪临近结束之际，多数人们终于能够冷静下来，比较清楚地看出，任何一元主义的图画，只不过是一些排斥个性的共性虚幻。而自我中心，则是否认他性的自性独白，是强者的利己逻辑。现在。从理论到实际，一切都已暴露无余了。我们应该感谢20世纪，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历史的开端。
当然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以为20世纪的事变表明某种一元和某种中心结束了，而另种一元和另种中心恰好大行其道，真正的一元世界即将到来，历史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行进；因此他们说，20世纪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世界新秩序”的开始。
我则相信，历史是不会终结的。真正终结的是一元世界。尽管一元主义思想一时仍难绝迹，甚至短暂地局部地有所嚣张，但它的时代，是一去永不复返了。世界新秩序也即将开始，不过这个新秩序不是某一文化秩序的弥漫和扩张，尽管它会趁机扩张。一个多元的全新世界，正向我们迎面走来。
历史转型期的争鸣
山雨欲来风满楼。从一元世界向多元世界转型，旧的秩序让位给新的秩序，这一历史的内在趋势，是通过人来体现或实现的。于是它不仅要引发种种物质力量的抗衡，也会造成许多思想观念方面的困惑，这是很自然的事。世界范围内的情景暂且不说，单以中国大陆学界的一些争论为例，便已相当可观。
一个是“河东河西”论。多元世界来临的最鲜明兆头之一是，西方文明越来越暴露出许多难以克服的痼疾，而东亚经济正方兴未艾。于是有人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回说，认为世界中心的下一驿站将转到东方尤其是中国，而中华文明将泽被世界。这无疑是一个大长国人志气、高扬民族信心的说法，而且还隐约可感其中含有某种一伸百年屈辱的痛快。我们大家都能记得，早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的文化类型说和汤因比的文明兴衰史，都已作过类似预测；今天西方也有人预言，未来东方的趋势之一是“由西方回到东方“。所以河东河西论不需更做过多的理论论证，大家也都能心领神会，甚至会觉得它比起那种“站在天安门，望见全世界”的中国革命中心论来，更为现实也更为理性得多。
但是，有人不赞成这种论调。因为它依旧是文化一元主义，只不过换了一副招贴。如果不算以暴易暴，至少也是以羊易牛。人类是否必须有个中心，以及，欧洲中心论不对，换成中国中心论，你方唱罢我登场，难道就跳出了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了吗?而且，既然是中华文化来做中心，那就该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不欲别人以中心主义凌我，怎能以中心主义施人！
一个是“思想与学术”之争。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陆学术研究重点有一点明显的转移，即从思想性的批判转向学术性的探讨，从学理引进转向学术整理。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从现代向传统的复归，从批判向保守的退缩，从全球化向民族化的逆转；为此而忧心忡忡。
但是，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因为，对于民族如何自强的研究，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即我们向何处去，以及。我们从哪儿来。前者是放眼未来，后者是追忆过去，其实都落在现在。为了放眼未来，不免要左顾右盼，更多地注意别人的经验和学理；为了追忆过去，多半是埋下头来，对祖宗的遗产加以清点和整理。用胡适的话来说，前者是“输入学理”，后者是“整理国故”，都是为了也都要落脚在“再造文明”上。这里只有手段之分，没有目的差异，更没有性质上的对立。何况，任何现代化的思想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本是某些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表现或演进；许多所谓的全球化价值，也往往带有非全球的民族性印章。在这个意义上，搞清自己从哪儿来，比起匆匆忙忙地" 尾随别人跟着去，要更为首要更为稳健得多。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急剧转变之后，出现了九十年代的冷静反思局面，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一页。
一个是“后现代与前现代”之争。西方学者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之类论述，八十年代便已被陆续介绍到大陆来了，但它们真正引起人们的注视，却在九十年代中期，不同人群出于不同需要，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学界的赞同者，多半是欣赏“后学”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东方主义”所持的“第三世界批评”立场，因为它证明了西方一元主义的偏颇，呼唤着多元世界的诞生。
但是有人认为中国目前仍属前现代社会，那些针对西方的“后学”用于中国，只能起到阻止现代化和延长封建余毒的效果；至于所谓“第三世界批评”，亦非中国当务之急，反而足以误导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他们担心，这些在西方是激进主义的玩艺，逾淮到了中国，必将变成保守主义的虎皮。因此他们强调，“后学”之类对于中国，只可供书生研究，不能向社会落实，历史需要一步一步走，次序无法随意打乱。
一个是“人文精神失落”问题。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随着意识形态的崩解和商品大潮的激荡，道德堤防险象丛生，“理想”“英雄”纷纷落马。于是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振问题。但也有人反问∶中国果否有过人文精神，有无资格谈论失落?也有人相信，道德萎缩是经济增长的痛苦前提；衣食足方能知荣辱，填饱了大家的肚皮，精神自然到来；如果有“失落”之感，那首先因为我们经济仍在“失落”之中。
这里也有一元与多元的问题。如果以为只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提倡的那一套才算人文精神，别的都不算数，那么中国当然没有什么可失落的，所有的只是人文精神的缺乏。至于道德和经济的二元对立，以及“衣食”决定“荣辱”这种否认教化的唯物一元论，是不是也到了让位给多元的时候了?
一个是“多元世界与普遍真理”问题。一元世界的终结与多元世界的出现，对于身处庙堂之外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关心的也许还不在于政府应该如何调整行动策略之类，而往往落在他们时刻关怀的精神领域∶究竟是否还有全人类的普遍真理，以及真理凭谁发现。所以有人担心，随着多元世界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勃兴，人类可能会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无正义无普遍价值的混乱。有人则更关心适用于中国的相对真理将何从发现，而有所谓“洋泾浜学风”和“认识论特权”的争论。
春江水暖鸭先知。所有这一些发生在知识分子中的论争与忧虑，都是中国在新世纪面前所无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也从他们的感受并以他们的方式，提出过类似的甚至更为尖锐的问题，譬如“文明的冲突”问题，“全球精神危机”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昭示着∶一种历史真的已经终结也应该终结，一个新的秩序真的将要开始和如何开始。与之相应的，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
多元时代与儒学精神
在新的历史和秩序面前，人们首先要做的事，看来不是枝枝节节地去回答上述那些难题，而是应该认真地重新审视一下自己。
人类在征讨别人和征服自然方面，做得可谓相当出色了。结果是，那些精于此道的西方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并未以此筑成人间乐园，反而频临文明冲突的前夜和精神深渊的边缘。中国人哩，从追求船坚炮利到仿效维新共和到服膺民主科学，几经曲折，虽然学得不太像样，总算走出亡国灭种的阴影了，这种师夷制夷的步子，是不是还要亦步亦趋地继续迈下去?
试管生育的发明，向伦理观念提出了强烈挑战；而基因工程继改变物种之后，正试探着改变人类自己(当然首先是有钱享受此等改变的人)的品质。于是有人惊呼，人究竟是什么?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其实诸如此类的因人而起的问题，人和自然、人和他人、人和自己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人的本质问题，不必待到现在方才值得我们注视。这种由于污染才发觉人和自然的关系，由于冲突才考虑人和他人的关系，由于基因才提出人和自己的关系的觉悟，这种千虑之一得，这种明显带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现，虽然还算不上悔之晚矣的憾事，也应该说是人类的羞耻，至少，也是害了严重的健忘症。
因为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中国儒家已经提出过一套明智的人学，并在今天以前的三四百年间，介绍到了西方。这个人学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把人当做独立对象物，从种种关系中剥离出来研究；不是把人当做有机自然物，从功能上区别于他物来研究；也不把人当做世界的主宰、天神的奴仆、造孽的罪囚来骄傲来谦卑来求解脱。它称自己为仁学，人在种种关系中所以成其为人、所应成为其人之学。因此，它没有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苦难的化身这样一些或傲慢或悔恨的说法；它只是朴素地指出，人是天人关系、人人关系、自我关系中不可或离的能动的一方，是价值的载体，
按照儒家的人学，人和人之间，虽然是各居其位，却不应有以谁为主的中心和单方面的向心，一切关系都是互相的，整个社会就像一面网，各人都是网上的一个结点。按照儒家的人学，人类和自然之间乃至超自然之间，也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是一面更大的网，上帝不是时空的中心人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如果真能按照儒家的入学去做，人类便不致因征服自然而面临生态失衡的危机，也不致为追求无底的物质而颠覆着自己的精神了。
儒家人学的宇宙观根据是中庸之道。中庸就是用中，但用中决不是在社会交往中用我为中心，也不是在宇宙交往中以人类作中心；因为这种中心，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一端，以所有其他为另一端的两极划分，是一种由人力造成靠人力维持的极不稳定的二分局面。如此的两极和二分，全都不是中，但它们呼唤着中并趋向于中；中在二分之外，两极之上，但又与两极同在，因二分成三，世界于是五彩缤纷，千姿百态。
简单看来，人和自然是二分的，人和他人是二分的，人和自我也是二分的；但又是不可分的。可分而又不可分，于是有了中，于是见出中的重要和用中的可贵。儒家的这些精神，归结为一句话，就叫人与天地参。
西方和东方、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物质和精神、科技和人文，这些困绕着我们的时代性难题，答案也许早已具在儒家精神之中了。
这当然并不是说，应该用儒家精神去一统天下，中国或东方应该成为世界中心。那样恰恰便有违于儒家精神。而且，儒家精神也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
值得我们欣喜的是，一些有识的政治家们，近来终于在结盟和抗争之外，发现了还有一种伙伴关系，一种超越于两极之上的关系；正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着试验。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家们的觉醒，民族的转机，人类的庆幸，真理的胜利。新世纪的曙光，看来正从这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