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石一枫的当代都市题材小说完成了某种不动声色却颇为深刻的转型，大致来说，是从“青春三部曲”①(《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恋恋北京》)向《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的转型。这一转型似乎是谦逊地汲取了其同时代批评家的某些忠告②，题材上向努力社会现实靠拢，最大亮点在于扎实地塑造了极具典型意义且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当代都市青年形象，如陈金芳、安小男、庄博益等。这些青年具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以欢愉或痛彻的心情剪断了青春期的尾巴，从私人空间走人社会公共领域；他们阅历尚浅，处于人生道路攀升期，于是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试探和考验；他们零距离地生活在当代大都市，与社会变迁、时代大潮保持紧密的共振甚至胶合关系。无疑，拜时代所赐，他们身上携带着上述相似的文化基因，但当个人命运与复杂社会生活缠绕在一起时，出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他们各自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对于当代各类都市青年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是石一枫小说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回到人物，是小说创作中最稀松平常的话题，却往往是一部小说能否在读者心中扎下根并被反复惦念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受篇幅限制的中短篇小说，能否在专注于情节推进、氛围营造、技巧征用等的同时，使主人公形象立起来而非被淹没掉，是一个及其考验作家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先看看石一枫小说中那些“立起来”的人物形象。
第一类，被道德律令烛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捍卫内心良知的人。他们是精神洁癖症患者，用显微镜看世界，用测谎仪看世人，凡事爱在道德层面“较真儿”，但常因不被世人所理解和认同而陷入“失败”之境。这类人以《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营救麦克黄》中的颜小莉等为典型代表。
安小男的命运可用“悲催”二字形容。他本是被寄予厚望的重点大学电子系优等生，先天禀赋与后天机遇皆备，世俗成功唾手可得，可他却打不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反而与“百无一用”的历史学结缘，饱读经典且对道德问题充满关切与质疑。毕业后本谋得高薪体面的银行工作，却因不执行行长“监控竞争对手”这一不道德的指示，而被逐至信用卡中心做推销员，最后被迫辞职。后经庄博益牵线他被昔日同窗李牧光招至麾下打工。可是当发现李牧光以在海外开工厂之名行境外洗钱之实的时候，他又一次按捺不住内心的道德冲动，跳出来将其举报，自己也再次变得一无所有。安小男只想做一个有道德坚守的人，结果却如自由落体般滑向“失败”，此中寓意令人唏嘘，正是这种飞蛾扑火式的悲壮，凸显了其不与俗流同污的顽强定力和独立品格。
《营救麦克黄》中的颜小莉也被看做一个不识时务的怪胎。上司黄蔚妮的宠物犬麦克黄丢失，引发“救狗别动队”爱心人士驱车共同搜寻，颜小莉不甚情愿地加入这场行动。他们在郊区盘山道上对一台可疑运狗卡车展开惊心动魄地围追堵截，导致卡车司机意外将一个孩子撞下山谷。显然对于这起事故，黄蔚妮等人负有很大责任，但她认为在既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摄像头的情况下，一切都等于没有发生。而颜小莉却饱受良心煎熬重回事发地苦苦搜寻，结果找到了一贫如洗、无力医治的伤者，同时也意外发现了走失的麦克黄。颜小莉虽身为草芥，却承受着良知重压，把持着道德底线，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诘问中，警惕着道德沦丧的可能性。她定期探视女孩，却因拿不出医药费而即将错过女孩的最佳治疗期。孤立无援的她找到了一条在夹缝中突围的小径，在道德制高点上背水一战，编导了一出绑架麦克黄对其主人进行“勒索”的闹剧。
第二类，懂得与时代共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地位最优化的人。他们或是“于连”式的不择手段、只问结果的奋斗者，或是“后于连”式的既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或是含着金勺子出生、根本不知于连何谓的“二世祖”。他们或渴望成功，接近成功，或已然成功，但不幸最后都以某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失败”结局收场。
《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从湖南农村闯进北京部队子弟大院，作为部队后勤系统临时工家属，在寄人篱下的状态中度过贫瘠且饱受歧视的青春期。陈金芳的抗争精神是客观环境与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她一步步偏离初始人格——从懦弱自卑的小女孩，到张扬自负的初中生，到地痞流氓的浪荡情妇，再到生活殷实的服装摊老板娘，直到而立之年蜕变为艺术投资界的红人。几经辗转，她貌似逼近人生巅峰，实际却通往了无路可还的悬崖。陈金芳是唯时代风云马首是瞻的当代“新人”，命运的波澜起伏正源于于连式生生不息的个人主义追求，在摸爬滚打的生活历练中她习得各种钻营之道，可“脱胎换骨”终究是一厢情愿的臆想，陈金芳的人生经历，表面励志，实则畸形，投机主义的激越声响只不过是被抛于时代深谷的悲怆前奏。《营救迈克黄》中的黄蔚妮是大都市白领的典型代表。小说对于她的出身没有做过多交代，但不难想象，后天奋斗在她成功之路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她与陈金芳相似，不惜一切代价自拔于底层的泥淖、试图依靠各种资源变为社会精英。黄蔚妮表面上拥有成功职业女性的不凡气质与过人能力，与人相处拥有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但是不易被察觉的势力、算计、庸俗也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在其心中根深蒂固。在人际交往上，她从不袒露真心，包括对颜小莉的任用，也只是基于一己私利的考量而非工作需要或情感怜悯。在择偶问题上更是如此，将不同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并有意安排他们明争暗斗，以获得虚荣心的最大满足。她习惯用计算机式的精准状态与世界共处，如果一切按她预先设置的既定程序进行，则对众人从容相待，而一旦有突发事件(如颜小莉的“背叛”)超出她的计算范围，威胁到自己的丝毫利益，则彻底暴露利己主义者的冷漠和绝情。如果没有遇到考验和试探，黄蔚妮会一直受众人艳羡和追捧，而一旦遇到试探，则迅速变成大潮退去后的裸游者。
第三类人，是观望徘徊于前两类人之间的浑浑噩噩的“多余人”。他们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有一定相似之处，虽非贵族，但多出身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家境良好且受教育程度较高。在石一枫看来，这类人“还知道什么叫是非美丑”，但皆承认“自己是卑琐本质的犬儒主义者”，因此“是非”观念之于他们往往流于空谈而难以落实到行动。③这是当下数量庞大的社会“中间派”的缩影，安于现状、明哲保身是他们的人生标签。
《地球之眼》中的“我”(庄博益)处于李牧光和安小男两个极端中间，出身平常、资质平常、性格平常，中庸之道是其人生原则，中间主义是其处世立场。那么，庄博益在小说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首先，这是一个善于周旋的掮客，在小说情节发展上具有结构性功能。他先是拿着由安小男撰写的学术论文帮李牧光敲开美国名校大门，后是利用李牧光的社会资源帮安小男安排工作，安小男、李牧光都将其视为挚友，没有他的穿针引线就没有主人公命运的发展和转折，小说情节推进就缺少动力。其次，这是一个具有道德批判内涵的混世者。作为历史系学生，他被安小男视作人文精神的指路明灯，可事实上却不学无术，变成“满嘴跑火车的文化混混”。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败坏者，但他否认绝对道德律令的存在，将道德视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为道德必须放在一定的情景之中谈及才有意义——否则就是镜花水月。《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赵小提)与庄博益的角色定位相似，他虽立誓“只做帮闲、不做掮客”，但也还是为陈金芳的投机行为牵线搭桥，间接导致了陈金芳财富幻城的覆灭。叙述视角的选取从侧面反射作家叙事的整体需要，经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这个多余人的眼光，更能凸显前两类人突出的性格特征，也“恰恰是这些多余人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认识这个时代最犀利的视角”④。“我”之平庸与浑噩衬托出他者之决绝与彻底，“我”成为大多数读者的替身，在不动声色的姿态中引领着读者对社会的观察和反思。
以上三类人是石一枫小说中有代表意义的当代青年典型，尤以第一类人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这第一类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人》⑤的演讲中对于“同时代人”的推断。他一反常人思维，概括了同时代人的三个特征。首先，当代人是既不合于、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即“不合时宜(inattuale)”的人。恰恰是通过这种与时代脱钩的断裂，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其次，当代人是能够凝视时代晦暗(obscurity)、“眼睛被自身时代的黑暗光波击中的人”。身处某个时代之中，某些潜藏的问题不被觉察，唯有超拔于晦暗的慧眼才能洞见、击穿它们。阿甘本反其道而行之的论断，诱发我们重新考量“时贤”一词的含义，所谓“时贤”，是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一种肯定性的后置判定。根据阿甘本的意思，可推断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个时代最耀眼的精神财富，可能并非继承于那些相时而动的弄潮儿，而是偏得于某些洞若观火的小人物。那么，以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定义反观石一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似乎只有第一类人堪为真正的同时代人。这其中彰显着一个悖论：那些紧紧勒住时代绳索不择手段向成功顶峰攀爬的人，如陈金芳、李牧光、黄薇妮等，实则成为这个时代的对立面，成为诸种时代问题的化身。而庄博益等“多余者”看似置身事外，实乃他人命运发展自觉或不自觉的推动者，其固然可能给予安小男以同情与施舍，却也极有可能成为李牧光之流的帮闲或帮凶，表面之善与平庸之恶相表里，使这类人很容易在社会道德滑坡过程中扮演隐性杀手角色。但值得庆幸的是，作家并没有将“多余者”决绝地推入污流，而是奋力扯拽纠正他们，让其经历“自我欣赏——自我反思——自我批判”⑥，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其向真向善的良知。作家对于“多余人”的唤醒也是不同于他此前“青春三部曲”的一个关键所在。
当我们谈及一个时代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时候，一定不可能回避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不能回避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
石一枫的都市批判小说怀有对于小人物命运走向的高度敏感。几部小说不同程度地呈现了主人公的成长史。一个人的当下境遇或多或少透露出难以磨灭的往昔经历，一个人的历史轨迹也确凿地埋伏在其现实道路之下，或背叛，或升华，总之脱不了干系，即使如陈金芳，“脱胎换骨”之际也总有历史沉渣的不经意泛起，正所谓行走坐卧积累数年便成就了一个人的命运。
正是从这些小人物的人生道路选择及其命运浇筑中，我们清晰窥见了当代社会生活存在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
(一)道德的真伪
真道德对于安小男等人来说如同一种病：“‘道德’这玩意儿简直就像一种罕见的隐疾，它蛰伏于宿主体内，无形无迹，但一有机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发作。”⑦因为这种病的折磨和捉弄，他宿命般地走向道德打假的窄门，万事万物都能和道德扯上关系。安小男总是站在道德的瞭望塔上细察日常生活中的不被世人注意或被刻意回避的事，结果原本面目模糊、隐晦的东西变得触目惊心。在他的视域中没有灰色地带，只有黑与白。于是，偷工减料的建筑商、企图监控竞争对手的银行行长、道貌岸然的商教授、境外洗钱的李牧光全都没有逃过安小男的法眼。
可贵的是，小说并非以宣教的姿态直白地赞颂安小男的道德正义，而是为道德感在其心中的生成注入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首先在于，安小男不是一个“高大全”的道德完人，比如他毕业后曾以做代考“枪手”谋生，这一行为本就不道德，但是如果追问他以此为生的隐衷——他是家中寡母维持生计和医治疾患的唯一经济来源，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其同情之理解，如此一来，他就被塑造成一个虽有瑕疵但值得被宽宥的“真人”。这种复杂性还在于，道德正义并不先验地、天然地存在于他体内，而是在他内心深处善与恶、对与错、堕落与自拔、从众与慎独的激烈争斗中被“呼唤”出场的，道德正义的出场经历了自我诘问的曲折过程，逐渐从混沌走向澄明；更重要的，这种道德正义之于他并非表征为某种“宣言”或“姿态”，而是从形而上的思考一直贯彻到日常的实际行动，在“致良知”⑧的过程中果敢地揭开“小时代”现世安稳表象下的伤疤。
那么伪道德的表征呢？伪道德附庸于伪君子，伪君子常常以表面善举麻痹众人认知。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说中伪道德附体者大多是青年才俊、大学教授、商界精英等。比如，李牧光表面看来毫无骄纵之气，与人为善，慷慨大度，用恩惠和施舍博得一众弟兄及其他人的好感，但他的种种行为无不以利己为根本考量。他帮助安小男安排工作，看似雪中送炭，但雇佣关系的实质是通过欺瞒后者来谋求不可告人的经济利益，附带一丝强者济贫济弱的优越感。人们常以拥有李牧光这等朋友而感到荣耀，却像逃避瘟疫一样拒安小男子千里之外，以利益交换为底色的畸形友谊的泛滥正是伪道德大行其道的表现。《营救麦克黄》同样抛出一个与伪道德相关的问题：社会精英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用在了什么地方？花季少女的生命尚且不如一条宠物狗的生命珍贵，对于人的漠然与对于狗的宠溺所构成的强烈反差，无情地撕破了“精英阶级”“爱心人士”的虚伪面具，暴露其假慈悲、真冷漠的本质。颜小莉天真地以为“救狗别动队”的精英人士不会吝惜一笔对其来说微不足道的医疗费，可事实并非像她预想地那般简单，精英人士要么是担心名誉受损的公司管理层，要么是担心被纠缠欺诈的知名媒体人，对于社会底层的不信任感已在其心中根深蒂固，对于任何“不必要的麻烦”统统视而不见。趋利避害的小算盘使他们以为在法律之外不存在任何的有效惩戒，殊不知任何恶行或恶念都难逃法外之“眼”的凝视。
《地球之眼》和《营救麦克黄》不约而同地用到“摄像头”这一意象，摄像头也是两部小说情节推进的重要动力。安小男靠研制和运行监控设备谋生，却也因为窥探到李牧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失业。黄慰妮则因为侥幸逃过监控设备的影像捕捉而得以掩盖危险驾驶的过失。日益发达的现代科技，使人逃离了隐身衣的庇护，成为暴露于电子监控设备的被动存在。但是，摄像头虽能精准窥测人的一举一动，却无法有效捕捉和揭露人内心中的是非、善恶观念。人的良知不能仅依赖摄像头的工具理性进行审判，还必须通过“地球之眼”即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道德律令来予以规训和裁决。地球之眼看似外在的冥冥之中的神秘主宰，实则根本就驻扎在人的心中，以其不可亵渎的威严对人的灵魂进行试探和拷问。
(二)阶层的断裂
当考量上述小说中人物关系的时候，不难发现由身至心的阶层融合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分化之势却愈演愈烈。同窗、哥们、闺蜜这些看似情真意切的称谓之下隐藏的却是难以弥合的阶层认同，骄傲的俯视与感恩的仰视所杂交的往往是一份不对称的虚伪友谊。
《世间已无陈金芳》是一幅带有鲜明乡土背景的当代城市生活画卷，呈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候鸟式迁徙的图景、城市土著与北漂一族的境遇反差、部队子女与外来人口的鲜明对照等等，种种生活图景之间有着浓重的违和感。城乡差异是阶层差异的重要原因，阶层差异是城乡差异的直接后果。出生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赵小提以戏谑姿态俯视陈金芳，看到了她的自负、虚荣、穷显摆，却忽略了她怯懦沉默中的“狠劲”。后来两人各奔前程，赵小提升学、精研小提琴，陈金芳辍学后则浪荡街头，变成泼辣妖娆的红颜祸水。其实，两人间不尽然是对立关系，也曾穿插着一段秘而不宣的知己关系，即摆脱身份束缚、抹平地位差异后，一对热爱音乐的纯真少年间演奏与聆听、倾诉与欣赏的惺惺相惜。音乐使阶层障碍被短暂克服，对于高雅艺术的痴迷后来一直顽强地隐现于陈金芳的精神世界中，与她污浊的生活世界形成强烈反差。但是，这一层艺术王国中的平等关系却显然被现实世界中的阶层关系深深压抑住了，这也彰显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间的张力。陈金芳一度脱离了社会底层，在艺术品投资圈子中风生水起，然而这些不过是其苦苦维系的虚假表象，实际上她从没有真正抵达精英阶层，繁华之于她不过是昙花一现。
《地球之眼》中李牧光与安小男虽一度有交集，但终究楚汉分明，其中最重要原因是自父辈继承而来的阶层差异，前者是贪腐官员之后代，后者是刚烈平民之后代，这种差异对于李、安二人的人生选择几乎起到决定性作用。小说中李牧光的“嗜睡”被夸大到病态地步——几乎不分昼夜地卧床。无疑，李牧光的巨大惰性是由其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官二代的身份所决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治愈嗜睡症的不是药物，而是曾大权在握、能用权力摆平一切的父亲的退休，权力麻药的失效唤醒了李牧光的精气神，使得这个僵死之人又活了过来。另一端，安小男的“较真”也发展到病态地步，其病因同样可追溯至父辈。安小男父亲因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被栽赃、以致被逼自杀。父亲在“道德”之路上的艰难求索，在安小男的心里种下了毕生缠扰的魔咒。安小男在道德问题上的“死磕”表现了对于父亲亡灵的告慰。
《营救麦克黄》中，社会诸种稀缺资源被以黄蔚妮、尹珂东、徐耀斌等城市精英牢牢操控；而受伤害的、被侮辱的、进路迷茫的则是颜小莉、于刚等小人物。两个阶层之间，食利者的空虚与卑微者的良善，富足者的冷漠与赤贫者的热诚构成巨大反差。颜小莉曾经将黄蔚妮视为事业上的贵人、生活中的闺蜜，以为两人的友谊是自己在这座城市最大的收获。殊不知友谊之船脆弱不堪，说翻就翻。“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人一旦穿上了鞋，从此最怕的就是打赤脚了。”⑨黄蔚妮在内心中决意与颜小莉划清界限：“‘我们这种人’和‘你们这种人’从来都是分得很清楚的，就像北京的昆玉河与她们家那条饱受污染的臭水沟一样，永远不可能合流。”⑩所谓友谊不过是虚晃一枪，阶层差异决定了两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知己。阶层分化的后果之一是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颜小莉一己之力在固若金汤的权力之门面前微不足道：“自始至终，她都身处在一个实力不对等且晋级通道封闭的游戏之中。虽然她自以为戳到了对方的痛点，但不论是在财力、智力、人力，还是意志力方面，她和于刚‘这种人’都处于绝对的下风。”(11)博弈还不仅仅存在于不同阶层之间，阶层内部的断裂也在加深，比如知识分子内部的剧烈分化。如何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是否要继续勇于肩挑寻求真理、社会批判的重担，成为知识分子内部对峙的焦点。《地球之眼》中商教授与安小男可视为知识分子的两级。商教授轻佻有趣，圆滑老辣，道貌岸然，在校园是行政权力和学术资源的掌控者，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受人追捧，名利双收，亦学亦官亦商的身份，使他毫不费力地攫取了这个时代衍生的诸种红利。然而，当他被安小男的问题(之于当下历史何为？历史能否解决当代道德缺失的问题？)一路穷追猛打时所表现出的迷茫和惶恐，真实暴露了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虚弱和无能。而反观安小男这个天才的理科生，本可以安于象牙塔从事超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奇才，‘自然科学’这个确定性的、答案一望可知的领域令安小男感到了乏味，而‘人文思想’的本质则是混乱的、含糊的，想不明白的东西更能容纳他那无穷无尽的智力，也就更让他觉得有意思。”于是，他毅然偏离商教授的成功轨迹，特立独行地走向一扇少有人问津的窄门，在对终极哲学问题的不竭思索中，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尖锐揭示中，践行着“别样”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
(三)资本的魔咒
资本的巨大魔力及其对于人的异化作用在石一枫小说中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呈现。《世间已无陈金芳》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关于资本与权力间最隐秘却又最骇人听闻的关系，暴露了一个活脱脱的病态的艺术品市场。资本持有者本能地追逐资本增值，于是就有了潜伏于各行业、各领域的巨大游资，艺术品行业是游资的重要流向之一。艺术与资本的结缘，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人力资本链条，画家、文化官员、评论家、媒体人、画廊老板、艺术品投资商等人形成一个紧密抱团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中，陈金芳是光彩夺目的交际花、社会活动家。大众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大大削弱艺术家的主体性，抹杀艺术精神的超功利性，很多画家不潜心创作，终日琢磨的是如何被包装、被营销，以求挤进市场运作的链条换得名利双收。艺术成为囚徒，匍匐于资本，艺术品投资业成为拢集资本的工具甚至非法洗钱的渠道，白手起家者或资本大鳄都妄图在其中赚得钵满盆盈。陈金芳是空手套白狼的典型，支撑她巨大野心的不是实干家的行动，而是一夜暴富、一本万利的空想。为此，她在家乡亲友中非法集资，虚张声势地渴望在本大利高的“买卖”里捞一桶金，结果把全部家当投在了一家打着新兴产业旗号以骗贷为目的的企业。陈金芳的铩羽而归，从根本上说不能归结于她卑微的身世和欠佳的运气，而应归结于其贪婪的金钱欲望和投机主义的赌徒心态。小说结局是惨痛的，在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情节逆转中，一败涂地的陈金芳企图以自杀结束生命，泡沫破碎是投机行为的必然结局，投机客必然要为其野心付出巨大代价。
《地球之眼》中李牧光也是资本的奴隶，和陈金芳的高调举止不同，他玩弄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以投资创业之名，行海外洗钱之实，在一张隐秘的跨国网络中努力洗白家族依靠权力获得的不义之财。原本“励志”的海外创业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唯一目的是使资本在流动中保值增值，以实现家族利益的保全。由上可见，对于资本的贪婪，不仅蛊惑着像陈金芳这样的无恒产者，也笼罩着像李牧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财富分配、占有、增值途径的不道德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顽疾。
当代小说家应该用何种方式去摹状我们所立身的这个时代，应该如何勾画这个时代中的人物群像及其所精神疑难？现实主义无疑是一种单刀直入的路径。
当下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两个极端值得反思——避实就虚和纯粹写实。前者不触碰根本性问题，很可能因问题意识及思想深度不足而显得羸弱无骨、缺少力度；后者如同黑幕小说或谴责小说那样直白暴露问题，但止于写实主义抄录，作家立场隐身且往往艺术性不足。正是基于以上两种倾向，我们才应该关注石一枫近作中对现实的认知和处理方式，看重以理想主义作为根蒂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看重安小男、颜小莉这类人物形象的巨大价值。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作家如何认识现实生活内在的丰富性。
首先，从历时角度看，现实生活具有“历史性”，它从来都不是凝固的，而有其来龙去脉且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如伊格尔顿所举之例：“在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里，用奥尔巴赫的话说，主人公‘根植于一个正直、社会、经济的总体的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12)作家对现实的变化及其变化中的关键节点、转捩点保持高度敏感，写出变动中的现实。石一枫小说多专注于书写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都市，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成人期，恰是市场经济大潮猛烈来袭的时期，也是世俗思潮开始大肆蔓延的时期。处于新旧博弈期的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尤其经历着剧烈震荡，人生观与价值观与前代人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甘于沿着命定的路线按部就班，急于摆脱各种枷锁，蜕变为合于时代的“新人”。比如，陈金芳虽为农民后代，但在是否回乡务农的问题上就与其父辈产生了根本性分歧，事实证明，飞速发展的都市确实为她提供了一系列人生进阶的机会，当然在这些机会背后也暗藏着腾腾杀气。所谓现实之流动性，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艺术品市场、《地球之眼》中的大学校园、《营救迈克黄》中的企业职场等无不激荡着变革之风。变革之洪流泥沙俱下，既迎来焕然一新之曙光，也埋伏物欲横流之陷阱，只有以敏锐的视角观察现实生活之更新历程，分析其得失，才能更清醒地经由现象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才能更透彻地对于社会问题的生成与蔓延予以揭示和批判，也才能更清晰地呈现处于历史潮流之中的兼具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
其次，从共时角度看，现实生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种现象、人物、情境、情绪的集合体；就国别而言，现实主义概念在不同国度具体也有不同所指和侧重(13)。因此，不能武断地论定什么是而什么不是现实主义，而应看到不同风格作家对于探寻、书写、批判现实所做出的贡献。在石一枫小说中，现实生活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可认知性，作家尝试在对贴近与疏离、嬉笑与严肃的杂糅中开掘批判现实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丰富当代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既然现实生活本身是光影交错的，那么以其为题材的小说的基调应该如何拿捏呢？石一枫小说处理作品基调的尝试值得借鉴。语言风格是反映小说基调的最直接根据，“石一枫小说的语言，充斥着伪装成粗口的、针对时代的文化挑衅意味，在一口京片子油嘴滑舌的背面，调侃与反讽也经常指向自身”(14)。的确，小说叙述语言及对白中夹杂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插科打诨、冷嘲热讽、揶揄抬杠等，然而，小说更善于断然终止这些轻浮态度，而嵌入严肃的、艰深的、沉郁的反思与追问，制造一种极具张力的叙事氛围，结果常常是悲悯和唏嘘漫过了轻松和笑意。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喜与悲、轻与重并非天敌，而完全可以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悲剧之中有喜剧因素，这决不像那种立论肤浅的评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多样化和对比，而是为了比较真实地描写由严肃与诙谐交织而成的生活。”(15)与其说悲喜交织是源于一种外在的文学技巧，不如说它就是由五味杂陈的生活原貌所赋予。而当生活中的悲喜交集感进入文学世界时，即生成了一种玄妙而深沉的审美意蕴。
再次，透过书写现实生活要能够看到作者的价值坚守。没有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其中的现实主义作品，“人们只是从外表看到被描述或再现的事物的表面(outward appearance)，而没有看到内在的真实(inner reality)”(16)。小说文体的暧昧性不是作家逃避价值判断的幌子，作家的主体精神不是要在作品中遁形，而是要以恰切的方式出场，对于社会现实既要有所批判，也要有所张扬，尤其是要有所张扬。固然石一枫对社会病象多有质疑，但作品未被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情绪包裹，因为作者在描述问题的时候，也一直思考如何去对抗和解决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作品中经常出现各类人物的自我诘问、自我嘲讽、自我宣判，看到具有导向性意义的主人公“咬定青山不放松”式的道德坚守。安小男、颜小莉所遭遇的种种试探和考验，并非出自作者畸形的猎奇心态或施虐妄想，而是要借主人公之苦难与挫折在读者内心中划下伤痕，既让人看到精神洁癖之于当下世俗生活的隔膜，更让人理解经淬炼而得的理想人格之孤独与珍稀。小说中道德正义的震撼性恰恰在于它与苦难相伴而生，而道德与苦难的联姻最能唤醒读者的震惊和警醒。小说结局是蠡测作家价值观的一把秘钥。《地球之眼》中安小男母子终究在大都市的缝隙中寻得一块狭小隐秘的安身之地，如同被放逐的游民过上卑微但自足的生活；《营救麦克黄》的结尾，颜小莉在与精英们的斗智斗勇中侥幸赢了一把，如愿拿到救治受伤女孩的医药费。小说赋予主人公来之不易的“胜利”表达了作家的道德立场。
最后，现实主义应巧妙地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相配伍。现实主义文学的要义是“表现生活”，但所表现的不仅限于芸芸众生实然的世俗生活，也应该包括超越物质层面的、具有航标意义的精神生活。“伟大的现实主义总是包含了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而竟没有一点理想，又怎么能称得上伟大的现实主义。”(17)写现实，终究是要落在写现实中的人，而只要牵扯人，就不可能回避人的感情、思想、信仰，尤其不能回避人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这种认知既应该包含着对眼下的此岸的认知，也应该是对高蹈的彼岸的认知。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在黑暗中匍匐，而是需要“光线”的照亮，“在光线里，人们的目光并不停滞在此岸的现实存在里，而是越出它之外，瞥向神圣的东西，瞥向一个，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彼岸的现实存在”(18)。从这个意义上讲，石一枫的《地球之眼》让我们看到了“光线”的强度和温度。这部“久违的仰望星空之作”(19)特别在写应然方面下了功夫，“用浪漫主义精神照耀现实主义写作，表现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间的巨大张力”(20)。安小男这个人物太特别，他是这个城市中最不起眼的“失败青年”，但他的精神高度却远非“成功人士”所能企及，他的思想和行为就像一道强光，洞穿了雾霭，照亮了前路。写应然，并非要求作家把眼睛长在脑门上，对于眼下的污点视而不见，而是要求其有把浊液净化为清流、把消沉转化为希望、把谬误扭转为真理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浪漫主义不是花瓶而是治病的“药方”(21)，而乌托邦情怀也总是以此在的现实处境为背景和根基。
马克思说：“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2)那么，作家的笔触应该如何刺穿当代人精神生活中的那些要紧之处？让我们回到前述“何为同时代人”的追问。如果一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对自我与世界关系不存有任何质疑而安于雾里看花的人，一个沉溺于实然世界拒绝自省、不肯超拔的人，那么这个人物很可能无法作为典型形象立于当代之上；如果一位作家的内心没有被问题意识浇灌，或者没有采用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艺术手法切中诸种现实问题要害，那么其作品也许会喧嚣一时，却终将是过眼云烟。
石一枫晚近的都市小说无论是内容和主题上，还是叙事策略上走的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路线。之于当下，批判现实主义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从内容和主题层面讲，因其与现实社会距离的迫近，可能导致书写对象的他者化、陌生化程度不够，作品审美超越性不足；从叙事策略层面讲，受过现代、后现代诸种思潮洗礼过的读者，已经养成了挑剔刁钻的审美趣味，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对“技巧”的淡然或漠视并不讨巧。但是，小说家终究无法抽离于其所处的时代将自己置于真空，从这个层面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永远都不会过时。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如何进行“有效批判”。在这里很难对有效批判下一个精准定义，但至少可以用举隅方式说明有效批判不是什么——有效批判不是纲领式、教条式的批判；不是倒垃圾、堆垃圾式的批判；不是隔靴搔痒、蜻蜓点水式的批判；不是价值观模糊、秩序感混乱的批判；等等。在社会现实生活纷纭复杂、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已积累极丰富经验的今天，有效批判应该体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交融，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碰撞；有效批判呼唤作家胆识与智慧、热情与沉潜；有效批判从不回避对深刻性的追求，但并非要摆出居高临下、故作高深的姿态，嬉笑怒骂、悲欣交集、参差错落、长程迂回等等，也或许是对深刻性的别一种诠释。
①④参见孟繁华：《话语狂欢与“多余的人”——评石一枫的“青春三部曲”》，《中国青年报》2011年10月25日。
②孟繁华认为“石一枫的小说的好处是温情，坏处是他遮蔽了社会中更值得揭示和批判的东西。”(《话语狂欢与“多余的人”——评石一枫的“青春三部曲”》，《中国青年报》2011年10月25日)陈福民认为石一枫早期小说中的人物“与社会一直处于某种游离的状态”，小说“无法构筑起一个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有效的意义系统”。(《石一枫小说创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文艺报》2011年11月7日)
③石一枫：《关于两篇小说的想法》，《文艺报》2016年3月25日。
⑤[意]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人》，王立秋译，见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098992/。
⑥夏楚群：《告别“青春后遗症”：石一枫近作论》，《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第179页。
⑦石一枫：《地球之眼》，《十月》2015年第6期。
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页。
⑨⑩(11)石一枫：《营救麦克黄》，《芒种》2016年第5期，第43页、43页、52页。
(12)(13)[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236页、210-239页。
(14)陈福民：《石一枫小说创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文艺报》2011年11月7日。
(15)马克思：《现代文学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16)[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0-261页。
(17)朱耀军选编：《周扬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1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序言第6页。
(19)《第十二届十月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作品篇目和颁奖词》，http://www.wenming.cn/wxys/wenxue/201512/t20151228_3050121.shtml，中国文明网。
(20)石一枫：《对于“写现实”的一点想法》，《文艺报》2016年4月8日。
(21)[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亨利·哈代编，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