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文学历史化”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这种“历史化” 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希望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作家作品的“审美”“艺术”“文学性”问题，把握其文学史意义。其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当代文学研究学科性、时间性、当代性的争议。在研究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予以解决。在“历史化”的具体推进上，可以先从基础性的史料入手，整理编纂作家作品集、史料性丛书，继续开展当代文学制度研究。

关键词：历史化 学科性 时间性 当代性 史料文献

一

近些年来，“当代文学历史化”1已经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一点从当代文学著名学者关注的重心和一些学术会议的主题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洪子诚、程光炜、吴秀明、吴俊等近年来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论文、著作或者史料丛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的概念》《问题与方法》《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程光炜及其弟子的“重返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学史料文献搜集整理”，吴秀明阐述“当代文学历史化”学术方法的系列文章及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等。从2007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开始，以“当代文学历史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一直十分热门，尤其是近两年来，很多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学术会议都与“历史化”或“史料建设” 有关，如201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2017年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 学术研讨会”“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高峰论坛”、2018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201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学术研讨会”等。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兴起十年有余但是至今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蓬勃的学术思潮，进行一个简单的学术梳理还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学术倡议已有10年之久，也有那么多的学者都积极地参与其中，但是，对于“历史化”的具体内涵，学者们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根据罗长青、吴旭的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历史化”的具体所指大概包括四个方面：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史编纂和学科教育。在文学创作中，“历史化”指的是作家对历史题材的征用和新历史主义创作方法的借鉴；就文学研究而言，“历史化”指的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史学化”2趋势；在文学史编纂方面，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与“重返”；而在学科教育中， “历史化”则主张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稳定性与学术性。3其实，概括起来，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创作，我们暂且不论。另一个就是学术研究，无论是当代文学史的编纂还是学科建设，都必须以当代文学研究为基础，而这种以文学史编纂和学科建设为旨归的当代文学研究，必须摆脱单纯以文学批评为中心的研究趋向，这大概才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意义指向所在。

程光炜是倡导“当代文学历史化”最主要的学者之一，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曾多次对“历史化”的概念进行阐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次。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一文中，他认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指的是经过文学评论、选本和课堂‘筛选’过的作家作品，是一些‘过去’了的文学事实，这样的工作，无疑产生了历史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在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过程中，‘创作’和‘评论’已经不再代表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它们与杂志、事件、论争、生产方式和文学制度等因素处在同一位置，已经沉淀为当代文学史的若干个‘部分’，是平行但有关系的诸多组件之一”4。后来，他在与学生杨庆祥的一次对话中再次提到了“历史化”。他指出，“我理解的‘历史化’，不是指那种能对所有文学现象都有效处理的宏观性的工作，而是一种强调以研究者个体历史经验、文化记忆和创伤性经历为立足点，再加进‘个人理解’并能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状态的一种非常具体化的工作”5。最近几年，程光炜的主要工作是“1980年代文学史料文献搜集整理”，没有再专门对这一概念进行阐释与修订，但是， 从他的工作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这个比较学理化而又自觉意识到其理论局限的学术概念中，我们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思考。其一，对作家作品的地位似乎定位不高。在第一个概念里面，他认为“创作” 与“评论”不再是当代文学的主体，而只是“诸多组件之一”。这种研究思路有可能重新陷入人们对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批评之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我们既看不到经典作家，也看不到经典作品，甚至连‘精品’都踪影难寻。”6所以到了后来， 他作了必要的修正，即“充分尊重作家和作品的历史状态”。其二，“研究者个体历史经验”的提法，大概是在强调理论自身的局限性。但是这种个人历史经验的加入会不会影响到“历史化”目标的实现？毕竟，“‘历史化’还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历史化’， 更重要的还应当将自我‘历史化’”7。所谓“自我历史化”，是将自己对历史的阐释也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中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观点。研究者个体经验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时刻警惕个人经验的本质化。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所谓“当代文学历史化”，大概可以理解为，将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搜集整理相关的史料、史实，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建构当代文学生产发展的历史场域，并在此场域中评价衡量具体作家作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关注具体作品的“审美”“艺术”“文学性”分析， 更希望将这种分析放置到当代历史的语境中去，以把握其在一定历史时段中的文学史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历史化既是一种学术追求，也是一种学术理想，带有理想化色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力保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对历史的任何一次重写都是“当下”与“历史”的一次对话， 完全拒绝“当下”对“历史化”工作的参与从根本上来讲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也不应该， “当代性”不仅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宝贵品质，而且也应该是一切人文学科学术研究所应坚持的立场。我们所说的“历史化”更多的是指，在意识的层面上，尽力在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我们的研究对象。

二

“当代文学历史化”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个：学科的合法性、时间性和“当代性”。为什么一些学者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致力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代文学学科的身份在不少学者那里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唐弢的著名论断“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多年以后，谢冕还提出“现在我主张取消当代文学的说法”8。“当代文学至今仍‘妾身未明’，身份十分可疑。毋容置疑， 当代文学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也是一个共识最少、争议最多、满意度最低的学科。”9当代文学学科的这种状态让很多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感到不安。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提出“当代文学历史化”，本身就带有对自身合法性地位的诉求。他们认为，“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时候，大凡都会提出‘历史化’的问题”10。“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化’倾向，有利于学科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也可以使当代文学史更贴近历史真实和更具学术深度。”11

所谓时间性问题，一方面是指当代文学的存续时间，另一方面还是指它的截止时间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历史距离感”。“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提倡者与支持者多次提出当代文学的存在时间问题，“当代文学已有60年的历史，已经是现代文学存在时间的两倍。它是否‘永远’停留在‘批评’状态，而没有自己的‘历史化’的任务？”12“当代人写史的问题，从上世纪1980年代初到现在总是在说。奇怪的是，没有人指责朱自清、周作人在新文学诞生只有十多年的时候就写类似新文学史的论著不应该，可是，在当代文学已经过了1930、1940、1960年的时候，还说距离太近， 还说不能写史。多少年才‘不近’啊？当代人写当代史的缺陷自然存在，问题多多，但当代人的讲述，也有隔代、隔隔代人讲述不能代替的方面存在。”13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谈论“当代文学历史化”，恐怕很难有人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但时间性难题的关键可能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当代文学’尚无清晰的时间下限，研究者身在其中，缺乏客观冷静的学术研究和评判所必需的历史距离感”14。在这里，郜元宝大概像很多对“当代文学历史化”表示异议的学者一样，把“当代文学”与“当下的文学”画等号了。而实际上，“当下的文学”属于“当代文学”， 但是“当代文学”并不就等于“当下的文学”。如果说“当下的文学”与研究者之间因为缺乏“必需的历史感”而不能历史化，那么， 距离我们已经30年、40年、50年的“1980年代文学”“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呢？当年唐弢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也主要是因为他把“当代文学”理解为“当下的文学”了。“我们的当代文学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网罗了三十几年的历史。难道说， 30年前的文学还是当前的文学，1950年代文学到了1980年代还是眼前正在进行的文学吗？把这些归入到现代文学的范围，倒是比较合适的。换一句话说，它们已经不是当前的文学，它们可以算作历史资料，择要载入史册了。”15从唐弢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在当时，他就不反对将“1950年代文学”“载入史册”，何况时间又过去了30多年呢？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像洪子诚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程光炜的“1980年代文学”研究那样，选取一定的历史时间段把它们“固定下来”，进行历史化的工作，完全是可能的。

在解决了时间性的问题之后，“当代性” 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一些学者之所以对“当代文学历史化”表示异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十分珍视，认为“当代性是考察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所必须坚持的，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的根本属性所在”16。当代文学研究“要一直保持在当下的视野里，只有在和当下的联系中，它们才能成为当代文学史的内容”17。对“当下性” 的这种珍视，体现了学者们对当代文学研究社会功能的维护。他们所担心的大概是“当代文学历史化”有可能将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引向学院化和书斋化，进而弱化当代文学研究的社会功能。这是人文学者的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担当。但是，从学术研究上讲， 如果我们承认“当代文学”不仅包括“当下的文学”而且包括距离我们已经30 年以上的文学，那么，对这部分文学进行历史化研究大概不会损害到“当代性”的可贵品质了吧？虽然我们也认同“1980年代没有过去， 它还是我们直接的当下”18这种历史判断，但是如果由此反对“1980年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我们觉得就有些过于执念了。如果这样的话，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工作又该如何评判呢？“五四”过去了吗？其实，“当代文学历史化”并不必然导致“当代性”的弱化。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个优秀的学者， 即便是研究古代文学，也必然会带有当下的历史关切。更何况，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依然是文学批评。

由此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应该历史化， 也可以历史化，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历史化。

三

那么，具体来讲，这种历史化的工作应该如何进行呢？

基础性的工作当然是史料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没有文献学为基础的新时期文学40年研究，可能一直都会停留在‘提问题’的阶段，而无法把我们想到的诸多问题变成具体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19新时期文学如此，当代文学更是如此。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文献主要有，198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孔范今、雷达、吴义勤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程光炜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史料文献丛书》《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丁帆、王彬彬、王尧、朱晓进领衔加盟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程光炜、吴圣刚、沈文慧主编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等。这些史料文献，主要关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体文类、文学期刊等。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支撑作用。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和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它们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一次目录学整理，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基础性史料。这两项工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尚属首次。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工作中，不能总是围绕着几个作家、几个思潮来回做一些重复性工作。其实， 即便是史料性的工作也还有很多空间有待拓展。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学词典》的编纂。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关的词典已经诞生， 而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谭正璧编纂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钱仲联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贾植芳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词典虽有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但是它出版于1993年，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 对它的修订或者重新编纂应该引起重视。其次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目录提要性著作的编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影响很大的目录学著作，如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唐沅等人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郭启宗等主编的《中国小说提要（现代部分）》等。在当代文学中也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如董健、陆炜编的《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但是其他门类的类似著作则尚未出现。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时间跨度更长，作家作品更多，而且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大型工具书的整理撰写更加困难，这也是事实。但是困难也并非无法解决。如果整个当代文学我们做起来有困难，是不是可以先做某一个时间段的？比如《“十七年”文学总书目》《“文革”文学总书目》《八十年代文学总书目》等。再次是当代文学“公案”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公案”，如“十七年”时期的一系列文学批判，1980年代关于各种文学思潮的论争，甚至1990年代初期围绕《废都》发生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讲，一部当代文学论争史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发展史。如果我们能够把每次论争背后的各种档案史料充分挖掘整理出来，这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 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的“历史档案书系”，程光炜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史料文献丛书》等，涉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等重要文学思潮，但是与“公案”的史料搜集思路似乎还有些距离，更多时候他们是把这些现象作为思潮来对待的，搜集的史料也更多的是关于它们的研究论文。如果将其作为“公案”，恐怕还要搜集更多与之有关的能够呈现其来龙去脉的历史资料。当然，这项工作做起来有很多困难，包括档案的涉密问题和作家的人事纠葛。最后是作家回忆录，包括口述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回忆录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我们现在主要是把它们作为真实性尚待考证的佐证材料。而实际上，在作家年谱的修订、传记的书写方面，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就是从一段文学史的研究与重写而言， 这些文献的价值也不容低估。例如，在1980年代，“作家回忆录的写作是许多老作家20回归文坛的一种重要方式，也理应成为1980年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些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被以往的研究工作严重忽略掉了的‘另一半’1980年代文学的面貌：一个不一样的1980年代文学格局、文学思潮、文学生态和作家的精神人格。它们不仅在1980年代的非虚构写作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而且也为我们从整体上勾勒这些作家在人生暮年的精神状态提供了可能。在日益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当下，对1980年代作家的回忆录进行史料整理、文献考辨、综合研究，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返1980年代’的新视角，而且可以为以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史料支撑”21。如果一些作家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撰写回忆录，我们应该考虑是否可以与他们一起做相关的口述史。这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既是便利条件， 也是目前一件十分紧要的工作。

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与编纂。对于一个作家的经典化、一段文学时期的历史化而言，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在古代文学中，我们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历朝历代作品集以及《李太白全集》等作家文集；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分时期的作品集整理，有《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曹禺全集》《沈从文全集》等著名作家的文集。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工作才得以持续稳步地推进。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作家文集的重视程度似乎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就目前来看，对“十七年”文学影响较大的作家，其文集大体上已经整理出版了，比如《周扬文集》《胡风全集》《丁玲全集》《冯雪峰全集》《夏衍全集》《赵树理全集》《贺敬之文集》《孙犁全集》《柳青文集》《杨沫文集》等。新时期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相对比较复杂。在一些作家去世以后，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的文集逐渐得到出版，如《曾卓文集》《绿原文集》《牛汉诗文集》《戴厚英文集》《高晓声文集》《海子诗全集》《顾城诗全集》《姚雪垠文集》《徐迟文集》《路遥全集》《林斤澜文集》《汪曾祺全集》等， 这些文集的出版对于这些作家的经典化，对1980 年代文学的历史化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还有不少已经去世的重要作家，其文集至今尚未整理出版， 如茹志鹃、张一弓、周克芹、张贤亮、王润滋、史铁生、王小波等。作品的分散不全， 对于作家的整体研究，对于一段文学史的整体推进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已经去世的作家相比，在世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可能更为麻烦。一个是很多作家仍然在不停地创作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整理出版他们的文集， 其权威性可能就会受到质疑。比如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作家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了20卷本《莫言文集》。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总结， 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商业运营。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18卷本《贾平凹文集》之后，201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20卷本《贾平凹文集》。不是说一家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文集以后其他出版社就不能再出， 而是说，如果一个作家尚处于旺盛的文学创作期，这种文集的出版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学术资源的浪费。相比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019年版《汪曾祺全集》就有价值得多。虽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汪曾祺刚刚去世一年之后（1998年）就出版了他的全集，但是20年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显然做得更为扎实、更为全面，对于汪曾祺研究工作的推进它也将提供更为权威的史料基础。在世作家文集出版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与作家本人有关。因为不少作家依然处于创作的状态，他们可能并不太愿意在此过程中推出自己的文集。这一点需要作家和学者达成共识。总体而言，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难能可贵的是，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新文学大系》一直在整理出版。这一工作必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它们的价值现在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就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而言，它需要学术评价体制的支持，也需要作家及其家属的积极配合。

当代文学历史化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作家年谱的编纂，传记、作家论的撰写。在参加《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新书发布分享会时，吴义勤指出，“‘作家论’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同时也代表了现代文学研究最高水平，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中能够反复被一代代学者阅读和引用的著作其实都是‘作家论’”。“而我们在当代作家领域， 明显不足，当代文学研究大多是现场评论、追踪研究，系统的综合研究比较弱。”22在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是从某一个具体作家的研究走上学术道路的，或者以研究某一个具体作家而知名。比如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莫砺锋的杜甫研究， 钱理群、王富仁等人的鲁迅研究，陈思和、李辉的巴金研究，凌宇的沈从文研究，陈晓明的沙汀、艾芜研究等。在当代文学领域， 这样的现象现在还比较少见。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认为，当代文学缺乏这样的经典性作家， “不值得”花费那么大的工夫。就“十七年” 文学而言，因为比较多的是“一本书作家”， 可能的确经不起这样的研究，但是，杨沫、柳青等作家的价值还有待充分认识。如果从1978年第四次文代会算起，新时期文学也已经4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40年中，涌现出了不少重要作家，比如汪曾祺、路遥、王小波、史铁生、陈忠实、顾城、海子、莫言、王蒙、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刘震云、张炜、余华、张洁、方方等。这些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成就。在推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 要想使当代文学的研究真正地“去批评化”， 这些作家的年谱、传记、作家论其实是一项绕不开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东吴学术》开辟的“作家年谱专栏”体现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大概从2012年开始，《东吴学术》陆续推出了苏童、阿来、余华、韩少功、史铁生、铁凝、翟永明、莫言、汪曾祺、张承志、贾平凹、林白、李佩甫、刘震云、毕飞宇、陈忠实、张炜等著名作家的文学年谱。后来又以《当代著名作家及学者年谱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反响。2018年，由著名批评家谢有顺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第一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阿城论》《昌耀论》《格非论》《贾平凹论》《路遥论》《王蒙论》《王小波论》《严歌苓论》《余华论》等9部著作。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必将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在基本的史料建设和作家作品的历史化研究之外，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工作还应该包括相关概念的知识清理以及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文学会议、文学评奖等在内的文学制度研究。在当代文学的知识清理方面，洪子诚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早在1990年代，他已经十分自觉地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在我们过去的文学史中，那些我们经常使用，习焉不察的事实、概念、评价，是如何形成的，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构造’出来的—这是1990年代我的主要思路。”“通过这种‘清理’，能够使过去那些表面看起来很严密，统一的叙述露出裂痕， 能够在整体板块里头，看起来很平滑、被词语所抹平的‘板块’里头，发现错动和裂缝， 然后来揭露其中的矛盾性和差异。这种方法是在原先已有的叙述的结论上发现问题，或者说，把既有的叙述‘终点’作为出发的‘起点’。”23他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突出地体现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以及他对“当代文学”“左翼文学”“题材”“样板”“手艺”等众多文学概念的清理上。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为了确保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地位， 配合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它逐步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组织、引导、评价的管理体制，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学制度。”24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一个显著的不同就在于，当代文学，尤其是1980年代之前的文学，与国家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明显的制度化特征。所以， 对于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一直为不少学者所关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本朝、张均的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范国英、任东华的茅盾文学奖研究，斯炎伟、王秀涛等人的文学会议研究，徐勇的文学选本研究， 吴俊、黄发有等人的《人民文学》研究，阎纲、张均、魏宝涛等人的《文艺报》研究，连敏、钱继云等人的《诗刊》研究，杨懿斐的《朝霞》研究，龚奎林的《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与当代文学制度有关的问题值得关注。例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存在过哪些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学机构？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什么影响？中国作协、中央文学研究所25、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26、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27、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有《解放军文艺》《文汇报》《人民戏剧》《上海文学》《收获》《当代》《花城》《十月》等其他重要文学期刊的研究也有待深入推进。再比如，有关当代文学编辑的成果也很少，仅有的一些成果层次也普遍不高。

以上这些仅仅是我们就一些基础性史料工作的设想，“当代文学历史化”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除了这些史料研究之外， 还包括很多同样重要的问题，如文学史家的学养问题，当代文学经典的遴选与阐释问题以及整个当代文学成就的评价问题、文学史著作的撰写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必须建立在基础性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而且，争议可能更大，在此我也就不再赘述。

[本文为2018 年度河南省哲社规划项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研究” （19YJC751052）、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史料整理与研究”（2018BWX018）、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历史化” 倾向，“用‘学术转向’‘学术思潮’来概括不如用‘学术深化’来得准确实在。因为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这种‘历史化’根本就不是‘转向’，而是‘深化’。”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2 在《“史学化”还是“历史化”：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一文中，钱文亮认为， 用“史学化”概括199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倾向“过于简单化”“倒不如采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化’更为切实和准确”。

3 罗长青、吴旭：《学术现象视域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所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化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

4 12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5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6 9 11 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7 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7页。

8 肖敏、李彦文：《“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学术会议综述》，《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

10 程光炜、夏天：《当代作家的史料与年谱问题》， 《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13 魏沛娜：《“文学史”这个“世纪迷思”的症候——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洪子诚》，《深圳商报》2014 年9月15日。

14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 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15 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3期。

16 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17 18 刘复生：《历史化与反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化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未刊。

19 程光炜：《怎样研究新时期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8 年第5期。

20 这里的“老作家”指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在1980年代依然健在并以各种形式发表出版了回忆录的作家，如茅盾、巴金、胡风、丁玲、冰心、夏衍、臧克家、阳翰笙、陈白尘、赵家璧、许杰、王西彦等。

21 徐洪军：《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可能》，《天府新论》2018年第4期。

22 高凯：《〈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出版 解读作家精神世界》，中国新闻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9841051426031543&wfr=spider &for=pc.

2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9页。

24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 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 页。

25 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1年1月2日，后改名为文学讲习所。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

26 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2月22日， 1956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页。

27 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改名为上海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