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发展亟须解决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民众文化知识匮乏等问题。通过在农村开展识字扫盲工作，农民群众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纠正了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改变了农村几千年来的耕作方式，推动了农业新技术的普及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识字人数的增加、农民知识群体的建立推动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 键 词：山西 农村 识字扫盲 农业生产
“1949年秋，一封紧急‘通缉密信’送到山西省交城县某村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挨户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的人大都不识字。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原来，信中让村长抓的嫌疑犯正是‘秀才’本人。”①这件发生在山西农村的事情反映了20世纪中叶中国广大农民的文化状况。据资料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总人口中不识字、识字少、不能用文字交流思想的文盲占80％以上”。[1]
人民群众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群众性扫盲教育，尤其是在农村中开展的扫盲工作，其涉及地区之广、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到一九六○年二月间，全国农村参加扫盲和业余学习的人数已达一亿三千二百多万人，占农村青壮年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2]
作为影响当代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术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扫盲学习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多侧重于对识字、教学过程、实效等方面的探讨②，然而，当时的中国农村不仅需要解决绝大多数民众文化知识匮乏的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粮食产量低下等问题，而农村整体文化水平低下严重影响着上述问题的解决。因此，在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扫除农村数量众多的文盲、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识字，“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并且培养出大批技术力量”[2]，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山西是全国土地改革开展较早的地区，但由于山区众多、环境闭塞，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新技术的推广遇到很大阻力。以革命老区昔阳县为例，当县里派出教员针对各村实际进行生产技术指导时，出现了三区黄岩村群众认为杀虫药剂“不顶事”，拒绝购买红矾杀虫；七区王寨村农民以“墒不好，不耐旱”为由反对翻地等情况。[3]山西农业发展所遭遇的文化困境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尝试以山西农村识字扫盲工作为例，通过对文献、档案等资料的分析研究来说明农村识字扫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生产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一、农业生产发展与乡村文化阻力
由于遭受长期的战争破坏，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国的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94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162亿斤，棉花产量只有888万担，[4]同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最高水平相比，“粮食下降24.5％，棉花下降47.7％，花生、油菜籽和芝麻三大油料作物合计下降61.6％”，“大牲畜、猪和羊年末存栏数分别下降16.1％、26.5％和32.3％；水产品下降70％”。[5]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为“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人民政府“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6]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生产会议，确定以“繁殖耕畜家畜，兴修水利，增施肥料，防除病虫害，推广优良品种，增补农具，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并积极进行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作为实现“一九五零年全国增产粮食一百亿斤和生产棉十三亿斤的粮棉增产计划”的主要措施。[7]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李书城要求“把技术改进推广到农民中去。一切农村工作者必须把领导农民提高技术当成自己的经常的重要任务；一切农业技术机构与农业科学工作者均应根据农民生产的需要与本身条件进行试验研究，并和各地行政领导机关配合起来，深入群众把现有的生产办法与经验提高一步，广泛地运用新技术”[8]。
但是，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推广运用对于刚获得解放的农民来讲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中国“绝大部分农民是文盲，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达不到小学程度，许多村庄找不出一个能记账目的会计”[9]。1949年农村青壮年中约有文盲1.65亿人，占全国青壮年农民的80％，[10]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步，绝大部分农村“长期与世隔绝，生产工具简陋、粗笨，生产技术保守、陈旧，有的甚至刀耕火种，生产方式同古代差不多”。[9]简陋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抵御自然灾害，一旦遇到灾害农民只能祈求神灵保佑。在十年九旱的山西，水在农业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省到处都建有龙王庙、水母庙、河神庙”，在旱灾之年，人们“头戴柳条编的头圈”，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叩头祈雨。[1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祈求“老天爷”免灾降福的思想在农民中仍然普遍存在。
文化水平低下不仅导致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得不到改进，而且成为推广新技术的阻力。如1950年，在山西省洪洞县二区南尹壁村，互助组种了60多亩棉花，有几亩棉苗生了蚜虫，有的农民要求按照传统“下雨灭棉蚜”的方式处理，有的农民认为棉花长不成了可以改茬，这种“靠天吃饭”的想法耽误了消灭蚜虫的时间，几天后所有的棉苗都生了蚜虫。区政府了解情况后派人送来了农药和一架喷雾器帮助群众消灭蚜虫。村里人不敢使用，共产党员刘洪玉带头试验，但他父亲刘宝有怕伤了棉苗，不让在自己地里用。[12]
总体来讲，农村文化水平低下已经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普及农民文化知识、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民教育就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当前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13]
二、识字扫盲与农民文化意识提升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14]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全国农村的扫盲工作陆续展开。文化课是一切课程与活动的基础，农民只有识了字、学习了文化知识才能够学习科学技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农民对识字学习有一定的抵触，在山西沁源县曾普遍流行着“住过翰林院，没钱也难吃饭”、“从小没念书，现在学识字，还不是跟上汽车拾粪，瞎费劲”等说法。[15]昔阳县思乐乡的农民认为：“不搞生产不行，不学习文化没关系”；“学文化得十年寒窗，识几个字顶什么事”；“每天跟土圪垯打交道，要文化干什么?”[15]
针对农民文化意识淡漠、不愿意识字学习等情况，山西农村扫盲工作的重点是把教学内容与具体劳动、生活情况结合起来，做到因时、因人办学，尽最大努力让农民从生产、生活劳动中去接受文化知识。1953年，“山西黎城县曹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1名教师，4名辅导员，共计33名劳力，他们在进行修林、打柴中组织了学习小组，晚上集体上课，白天打柴结合互助自学。据一天统计：33人打柴12500斤，每个学员平均巩固97个字。该村顾连江、张家山等8个羊工，按羊群组织了羊工小组，黑夜上课，白天上山复习，在第一教段结束测验时，顾连江打了一百分。群众反映说：‘文化真上了山，放羊人也学会了字。’”[16]
还有一些农村利用冬天搞副业生产，“有的村民到煤窑上工作，有的村民去烧木炭，有的村民是做瓦匠，临行时都向识字老师领了课，并确定认字较多的人当小组长，到年底回来一总结，出去工作的村民不但挣了二八○万元钱(旧币——引者注)，而且每个人还认了二百来个生字。社里有十八个赶大车的，根据他们活动的特点，组织了一个大车组并选出识字较多的张珍当小先生，教大家认字。社里有些带孩子的妇女，不能参加班级学习，就采用了夫教妻、子教母、送字组等办法来解决”。[17]除采用夫教妻、子教母等办法外，农村识字班还专门抽出学习较好的学员担任小先生，每天教不能参加学习的女学员三四个生字，实行包教保学，这样好多不能参加班级学习的社员也都有机会识字了。[18]
平顺县北社村群众从1954年2月开始积极开展送肥运动和各项春耕准备工作，有人说：“上课好是好，耽误生产受不了，春耕忙了，等冬天再学吧”。[19]因此，在广大农村地区还需要根据农业生产的时间合理安排识字扫盲工作，根据生产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学习形式，使农民在不耽误生产的前提下，按照闲时多识字、忙时少识字的原则，“春天下种分散学，夏天锄苗地头学，秋天放假自己学，冬天大搞基建工地学，有孩子的妇女包教学”。[15]例如，在农忙季节则采取隔日上课或逢3日、6日、9日上课，并利用劳动小组在休息时由小先生辅导进行复习和讨论。学习组织和生产组织扭在一起，人人满意。[17]
襄汾县陈红光合作社在秋田管理的紧张阶段，以男女生产组为单位，组织了48个学习小组，规定生产组的记工员和知识分子共109人为辅导员(地头老师)负责在田间的学习，并且在村内各巷口和院内都设置了识字牌，把每天所学的生字写在上边，这样就做到“教师到处能教，学员到处能学”。每组有纸制黑板一块，由组长带到地头领导学习。每天还由辅导员给每个学员发3～5个生字卡片，让学员随时随地学习，因为识字牌、小黑板、卡片上的字都是一致的，把学员“学的快，忘的快”变成“见面多，记得牢”了，真正做到“农闲、农忙到处是课堂，人人是老师，地皮是石板，手指柴棒是石笔”。[15]
襄汾县南刘村春耕播种后，即实行了缩短课堂教学时间与田间复习相结合的办法，巩固了教学效果。邓庄、古城等地区由于采取了“适应农忙的灵活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夏季里‘劳动强度大，业余时间少’的矛盾，人数都巩固到80％以上，一般都增识到100～300个生字”[20]。
读报也是巩固识字的一个好方法，通过阅读报纸，农民不但巩固了识字成果，而且从报纸上学到了许多生产经验，如在进行冬季生产时要做好春耕准备，积极开展积肥送粪、积柴积炭，还要注意发展副业，利用副业生产收入修造农具，购买脱粒机、割草机和优良种子，还要推广新式农具等。[21]
经过一系列扫盲学习，山西许多农村脱盲工作成绩显着。截至1957年底，在沁源县11372名农村青年中，已有81.2％的青年摆脱了文盲状态。在14～40岁的青壮年中，非文盲占60％左右。[15]沁源县成为山西省第一个青年基本无盲县。扫盲使农民群众初步掌握了文化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纠正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打破了农民的保守思想，鼓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意识，为农村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
三、技术普及与农业生产发展
扫盲虽然使广大农民识了字，但并不等同于农民就此掌握了农业技术，许多地区的农民还是依靠旧有的经验来从事农业生产。“1952年春天，解虞县西张耿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们的劳动热情很高，社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订出了增产棉花和小麦的计划，提出采取先进植棉技术，要求棉花密植行距留一尺八分，株距留九寸。但大部分社员思想不通，有的说：‘活半辈子啦，没见过种棉花还讲尺寸。’有的社员甚至把按密植规格种好的棉苗拔稀。秋后，全社因为没有应用密植技术导致棉田少收12500多斤籽棉，折合人民币2650万元(旧币——引者注)，这些钱可以买小麦180石，供323人吃两个月”。[15]而且许多新的农业技术对农民来说都是陌生的，由于农田发生虫害，1951年昔阳县政府推广使用杀虫药剂，然而思乐乡农民看不懂使用说明，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损失。[15]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解虞县西张耿农业合作社。1952年夏天，棉花发生了虫害，政府拨给村里2万多斤666杀虫药粉和4架喷雾器，全村只有技术员王运升一个人能使用这种农具，大多数人眼看着先进农具而没有办法使用。[15]
1952年5月，《人民日报》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指出山西许多农村虽然有了新式步犁和肥田粉，但是“因为不会使用，结果收效不大。这样，有些人就认为新式农具、化学肥料不顶事。其实并不是步犁、肥田粉不好，也不是群众不喜爱，而是农民缺乏使用它们的技术”。[22]以上事实深刻教育了农民群众，要想农业增产，不仅要识字扫盲，还要学习并且掌握农业技术才能真正推动生产发展。
识字扫盲完成后，山西一些农村便开展了农业技术普及。“过去，由于昔阳县思乐乡没有识字的人，新式农具年年坐禁闭，双轮双铧犁变成‘挂犁’。现在，扫盲毕业学员识字后即学习农具使用说明书，36人学会使用双轮双铧犁，12人学会使用山地犁，还有5个人掌握了使用锅驼机、播种机等新农具的技术”。“昔阳县蔡河村农民认识了字，通过进一步学习对农业技术有了新认识，积极推广小麦的密植技术，在1954年用五寸行距合理播种小麦一百七十四亩，产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15]强调技术学习成为许多地区扫盲后农业生产的新特点，“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15]成为当时许多农民的共识。
经过识字扫盲后，农村中具备文化知识的人数大量增加，为推广农业技术创造了条件。一些农村开办了农业技术学习班，如“1953年2月西张耿农业社组织了一个技术学习班，有十多个青年积极分子参加，技术员王运升教他们配药、治虫。5月，在省农业科学工作组的帮助下，又把技术学习班扩大成为全乡的技术学习夜校，参加学习的增加到八十多人”。[15]据统计，截至1956年，山西已有1200个业余农业技术学校。③农民有了文化，不仅便于推广科学技术经验，而且为研究改进农业技术增添了新生力量。“昔阳县下思乐爱国农业社社员通过实施玉茭人工授粉和改良土壤技术后，全社625亩玉茭增产了5万斤，超过原计划的31％。青年社员王仲德，在报纸上学习了制造颗粒肥料技术后，和4个青年制造出颗粒肥料两万斤，使全社261亩丰产玉茭抓了双青，增产粮食35000余斤”。[15]
一些农村将农业技术的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1953年临猗县南佃村普及“棉蚜虫的生活习惯和繁殖情况”、“小麦的品种、性能特点和栽培注意事项”时，许多农民反映“讲的太深，打的比方少，不能结合实际，学的用不上”，于是技术教师根据农民的意见就采取“少讲、讲清，地里做什么就学什么，学了就用”的教学方法。[15]还有一些农村根据需要组织技术人员在田间地头为农民讲生产技术，1954年，平顺县东谷村“在田里发现了乌霉草后，就讲除草施肥的技术，推动大家拔了1200多棵乌霉草，并上了一次追肥，使庄稼长得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村里上了年纪的老汉说：‘我长了这样大的年纪，还没有见过今年这样好的庄稼’”[17]；解虞县西张耿农业合作社讲“棉花根外施磷肥的效果和方法，教师就和学生们到地里看施过磷肥的棉花生长情况。讲棉花整枝打切技术，就从地里拔来了一株棉苗，告诉学员不打切的害处和打切什么，不打切什么。使学员们学了技术真能用上，学会了棉花整枝打切的技术和根外施磷肥的方法，群众一致反映‘识字是真本领，技术学习真管用!’”[15]
农民学习农业技术后使庄稼在生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得到了有效地解决，以1954年浑源县南沟村为例，“该村一个农业组种了4亩小麦，平均每亩麦田下种十八斤，这样密植后，幼苗长得虽好，但穗出齐时，因苗太稠，有倒伏可能，经过学习《农业科学手册》上各种肥效的经验介绍后，农业组们及时地追施了草木灰，增强了枝干的生长，倒伏避免了，秋后小麦亩产达到421斤”。[23]
随着各项农业技术的普及，在农村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农民不但学会了使用新式农业生产工具，而且开始自己制造工具，农业机械化也逐步发展起来。沁县郭村上游公社女社员郭东果通过学习成为改良农业工具的能手，她自己设计制造了三轮推粪车、轻便锹、空心锄等6件新工具，郭东果还与其他人合作制造了12种工具，推广了549件，使生产效率提高了1～2倍，被人们赞许为“跃进花开朵朵红，农村妇女逞英雄；东果姑娘十九岁，劳动战线建奇功”。[24]
汾阳县杏花公社冯郝沟管理区农民李锐将学习的内容与实践结合，在一年之内发明创造和改造各种工具共22种、306件，给全村节省了4130个人工和1980个畜工，创造财富3343元，[25]1959年4月15日，中共山西省委发出了《关于学天柱、赶李锐，开展保全勤提高工效竞赛运动的通知》。到1959年10月，山西省“建立公社级农机专业研究小组119个、业余研究小组1469个，参加研究的土专家和能工巧匠达7384人”。[26]这些技术人员因地制宜制造出一批适合本地使用的机械设备，如太谷县的小型畜力收割机和喷雾车、永济县的打井抓石机、汾阳县的万能筑埂机、繁峙县的山药蛋剥皮机和风力磨、万荣县的水果切片机、洪洞县的玉米脱粒机等。[27]
事实证明，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对农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1953年，榆次张庆曙光农业社，用拖拉机耕的小麦每亩平均产了三百四十斤，比牲畜耕种的小麦多产了六十斤。解虞县拖拉机耕过的小麦，在遭受严重旱、虫等灾害下，每亩还平均产了一百六十七斤十两，比牲畜耕种的小麦多产三十六斤。”[28]1953年山西著名的“晋祠大米”获得丰收，每亩平均产量为832斤，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产量翻了近1倍，主要原因是普遍推广了穗大紧密、不易脱粒的陆羽优良品种。此外，适当密植、合理分期施肥、精耕细作、掌握季节灌溉排水、迅速扑灭虫害等都是其增产的重要原因。[29]
四、余论
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去学习文化知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农村开展的识字扫盲工作将识字教育与农业技术推广相结合，这样既提升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又让农民对农业技术有了新的认识，并通过推广农业技术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了农民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土地改革则使广大农民从经济上翻了身，但是如果不识字就不能在文化上翻身。潞安县北坡村农民陈爱乡识字后说：“我在政治上翻身了，经济上也翻身了，现在文化上也翻身了。”[30]“在识字扫盲前，昔阳县459个农业社中，就有147个社的会计不称职，使得财务管理发生混乱，群众叫社里的账是糊涂账。”[31]
识字扫盲后，农业合作社不但解决了会计问题，许多社员还成为农村合作社的骨干。“如洪赵县董堡村扫盲班毕业学员中，担任乡妇联主席一人，农业社股长二人，生产大队长二人，生产小组长六人，义教二人，文化福利员二人，小组记工员三人，图书管理员一人，生产技术员一人，供销社采购员一人”[32]。
识字扫盲为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有利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会议指出：“今后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必须结合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地有计划地扫除农民中的文盲，并且一步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来适应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10](p.595)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的识字扫盲工作，有助于我们认识扫盲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扫盲在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还将知识深化到劳动生产的层面，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推广了新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推动了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开展，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①据2005年9月15日笔者对山西省交城县西营村农民解思敏的访谈记录。
②相关研究成果如李飞龙：《20世纪50年代农民业余文化教育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孙东升、曾珺：《20世纪50年代前期扫除文盲运动的方法和启示》(《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马云：《农民的“文化宝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村扫盲教材解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黄立新：《1949～1956年北京市业余教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等等。
③《山西省农业合作史文件汇编卷》，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图书管理处1999年印，第5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