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伦理可以分成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政治德性伦理。三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三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依靠的主体性质不同、在特性上有质与量的不同、在政治伦理建设实践上路径的不同、以及伦理层次的不同。但三者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三者都是政治伦理，都有政治伦理的共同性，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是政治德性伦理的保障，政治德性伦理为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提供实践前提和内在基础，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关 键 词：政治制度伦理 政治规范伦理 政治德性伦理 联系 区别
随着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日益凸显。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治伦理问题也日趋引人注目。政治伦理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问题”；二是“实践问题”。“理论问题”是“实践问题”的指导，因而研究“理论问题”十分重要。在政治伦理的“理论问题”中，政治伦理的分类及其相互关系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本文为此特作一点探讨。
一、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的涵义
专门研究政治伦理问题的学科就是政治伦理学。因此，政治伦理学可以说是一门研究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的科学，它以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为研究客体，它的使命是以理论的形式再现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1]。在此基础上，它指导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的实践，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
政治伦理学研究政治伦理问题，其基础性的一项研究工作，就是政治伦理的分类问题。政治伦理是人类社会伦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它是调整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政治关系的伦理要求的总和。这种政治伦理的要求，通常指向三个方面：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德性。万俊人认为：“一般而言，政治伦理可以大致地分为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行为主体的关系伦理和政治美德以及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政治理念和理想三大层面，亦可简称为制度、行为和观念(意识)三个层面。”[2]简言之，政治伦理通常可以分成三大类型：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政治行为伦理)、政治德性伦理。
(一)政治制度伦理
“制度”的涵义比较宽泛。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制度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这些规则蕴含着社会的价值，其运行以保护着一个社会的秩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3]3，制度“是为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框架……它们由正规的成文规则和那些作为正规规则的基础与补充的典型非成文行为规则所组成。”[3]5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为通过一定程序制定的正式规章、规则、法则等，非正式制度则为自然演化而来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信念信仰等社会行为规范。从制度的定义来看，制度无疑是与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伦理道德”正是价值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引导制度建构最重要的价值形态。因此，制度伦理是一种“客观性”的主观存在。
张桂珍在《政治制度伦理：历史发展及当代中国的实践》中认为，“制度伦理”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观点：一是“伦理”中心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伦理就是制度中蕴涵的伦理价值、道德原则(制度中的伦理)以及对制度做出的伦理评价(制度的伦理)。它强调特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在制度建立之前必须予以考虑和重视，同时认为人们对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的评价也影响着制度符合伦理道德性的程度。二是“制度”中心观，这种观点主张制度伦理即伦理道德制度化，也就是将一系列的道德规范确定为制度，将伦理道德制度化、成文化、法律化，以加强伦理道德对社会的影响力。三是制度伦理观，它是前两种观点的综合，是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的辩证统一，认为制度伦理既包含制度的合道德性，又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四是“制度正义”论，“制度伦理”既不是什么“制度的伦理化”，也不是什么“伦理的制度化”，而是对制度的伦理分析，其核心是揭示制度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其主旨是指向“什么是善的制度”“一个善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有何伦理价值”等问题。它是中国语境下的“制度正义”问题[4]。
事实上，制度伦理简而言之就是关于制度的伦理，其本质上就是解决正式制度的合道德性问题。它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建构制度时应当遵循的伦理追求；二是制度本身所蕴涵的伦理精神或伦理价值；三是制度在运行中的伦理要求；四是对制度是否合正当性所进行的伦理评价；五是将某些特别重要的伦理规范确定为制度。这五个方面是统一并联结于制度伦理这一范畴之中的，是制度伦理不可分割的内容。只有从五个方面对制度实行伦理的规定，才能真正解决正式制度的合伦理性问题。
在当代，制度伦理的研究已迅速发展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制度伦理学。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缘于当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化趋势的不断强化。在日见强劲的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当代世界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局势。当今世界的生活舞台就像是一个等待重新洗牌的牌局，有待秩序的重构。而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基础是社会制度建设。制度伦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为社会制度体系的建构提供必要的基本价值理念、道德论证和社会伦理资源。
社会制度有许多分类，从一般社会结构上来说，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因此，相应的也就有经济制度伦理、政治制度伦理和文化制度伦理。
政治制度伦理的研究是政治伦理和制度伦理研究的必然延伸。万俊人就认为：“政治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制度伦理秩序建构、公共权力的运用问题。公共权力的运用和规范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制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伦理与制度伦理是重合的，研究的主题是相同的。相比较而言，制度伦理更加具体。”[5]尽管这种说法不够精确，但在指明研究政治伦理中研究政治制度伦理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根据上述对制度伦理的认识，政治制度伦理就是政治制度的伦理，它也包含着一般制度伦理的五个方面的规定性，但它重点强调的是政治制度的伦理价值蕴涵、伦理价值取向和伦理价值评价；它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设计和运行的道德合理性和如何建立一个好(善)的政治制度，它强调任何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蕴含着一定的伦理理念和伦理价值追求。
(二)政治规范伦理(政治行为伦理)
以人的道德行为为对象的伦理可以称之为“行为伦理”，行为伦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确立人的道德行为规范的伦理，因而又可称之为“规范伦理”。
“规范伦理”是近现代崛起的伦理形态，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它替代了古代“德性伦理”的中心地位，成为近现代伦理学关注的重心。因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态势，是一种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农业经济转向现代的商品经济、工业经济，从封建神学政治转向自由民主政治，从封闭保守的封建神学文化转向自由开放的世俗社会文化的历程。在这种社会根本性的转换中，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和大结构所产生的社会大功利、大关系和大秩序的要求，人类的道德则由一种个人或家庭型的德性伦理(即道德)转向了一种社会性的、具有普遍合理性意义的“规范伦理”。
在现代伦理学中，关注人的道德行为，关注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相适应的，对规范伦理的高度重视势所必然。在当代中国，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道德规范体系土崩瓦解，导致了社会的道德失范现象的滋生蔓延；因此，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专门研究“规范伦理”的学问，学界称之为规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是重点研究人们的道德行为准则，探究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本质和评价标准的理论。在本质上，它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哲学研究。规范伦理学主要致力于说明人们应遵从何种道德准则，才能使人们的行为做到道德上的善。它通常又可分为一般规范伦理学和应用规范伦理学。一般规范伦理学研究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原则，主要是对诸如何种行为性质为善、何种行为选择为正确、何种行为是应受谴责的等最一般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而应用规范伦理学则研究具体的道德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试图用道德的一般原则来解释和说明人们面对具体道德问题时所应采取的正确行为。
在一定的意义上，政治规范伦理就是政治规范伦理学研究的具体道德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关于政治行为的伦理，是关于政治行为规范的伦理，其本质上就是解决具体政治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它重点探究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准则，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行为是道德的政治行为?什么样的政治道德规范才是正确合理的政治道德规范?我们怎样做才符合政治道德规范的要求?
(三)政治德性伦理
什么是德性?一般而论，德性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中性含义，德性就是指道德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表现于习惯行为中的品格特征。另一种是褒性含义，德性就是指美德。所以，又可把德性界定为表现于习惯行为中的品格特征。事实上，这两种含义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中性含义是从客体对象的视角来说德性；褒性含义则是从德性追求之目的的视角来说德性。正因两者这种关联性，所以德性伦理也称之为美德伦理；研究德性伦理的学科不仅可称之为德性伦理学，也可称之为美德伦理学。
在伦理学史上，德性伦理学是伦理学最初的也是最古老的理论形态，在西方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为代表，在中国则以儒家的伦理学为代表。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其中心问题就是关于道德品格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为了理解伦理学，我们必须理解，是什么使人成为有德性的人；或什么样的品格特征使一个人成为好人。随着基督教伦理学的产生和时代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规范伦理学的崛起，德性伦理学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在当代世界伦理学领域，A.麦金太尔(A.MacIntyre)、M.桑德尔(M.Sandel)以及C.泰勒(C.Taylor)等人则企图通过复兴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传统，来诊疗现代社会的“道德碎片”和“德性失落”现实，从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带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德性伦理运动”。
政治德性伦理在个体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归宿。因为政治伦理学在研究政治伦理的时候，主要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社会视角，重点通过政治制度伦理的建设，来追求社会的政治至善；另一个则是个体的视角，重点通过政治德性伦理的建设，去追求个体的政治至善；而个体的政治至善，外部表现为合符政治规范的行为，内部则表现为优良的政治德性。政治伦理道德与其他的所有东西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的根本不同，就是在于它的自律性，而这种自律性的根据不在于政治制度伦理的强制性，也不在于政治规范伦理的外在性，而恰恰在于政治德性伦理的自觉性与内在性。政治德性伦理简而言之也就是关于政治德性的伦理，其本质上就是解决政治德性的性质与养成问题。它重点探究人们的政治品格的合善性，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好人和如何成为一个好人的问题”；具体来说，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有政治美德?什么样的政治品格才是政治美德?我们怎样才能具有政治美德?
二、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的区别
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三者有着许多区别，这些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者面对的对象不同。虽然三者都是“政治伦理”，但三者却是不同类别的“政治伦理”，其根源就在于三者面对的对象不同：政治制度伦理面对的对象是“政治制度”的伦理问题；政治规范伦理面对的对象是“政治行为”的伦理问题；政治德性伦理面对的对象是“政治品格”的伦理问题。
第二，三者关注的重点不同。由于三者面对的对象不同，因而三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也必然不同：政治制度伦理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政治制度至善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治规范伦理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政治行为至善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应当做什么?”政治德性伦理关注的重点问题是“政治品格至善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三，三者依靠的主体性质不同。政治制度伦理依靠的主体是特定的政治组织，故有强制性；政治规范伦理既要依靠社会政治主体，也要依靠个体政治主体，因而，其既有强制性，又具有非强制性；政治德性伦理依靠的主体只是个体政治主体，故没有强制性，只依赖于自律性。
第四，三者在特性上也有质与量的不同。一是内外性方面：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都具有外在性，政治德性伦理则具有内在性。也就是说，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是往往外在于个体的，而政治德性伦理则为个体所内在地具有；进一步说，德性内在于个体自身，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个人的“那些被称赞的或可贵的品质就是德性”[6]。作为集体自身的政治品质，德性内在地要求个体或某种行为，而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都是从外部规定个体的行为。当然，政治制度伦理与政治规范伦理相比，前者的外在性在量上要比后者更强更多。二是超越性方面：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由于其外在性，因而缺乏主观能动性，当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时，它们还往往停留在以往的“规定”上，不具有超越性。而政治德性伦理因其内在性，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当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时，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还停留在以往的“规定”上，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时，基本的政治德性就可能引导个体自主地寻求和实现应有的政治道德价值。这就是说，政治德性伦理具有其超越性，能够超越既有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规范的局限，在政治制度与政治规范不能起作用的时间和场合发挥独特的作用。同样，政治制度伦理与政治规范伦理相比而言，政治制度伦理更不具有超越性，也就是说，政治制度伦理比政治规范伦理具有更强的滞后性和保守性。
第五，三者在政治伦理建设实践上路径的不同。政治制度伦理把建设的重点放在制度的合理设计上，主要通过“设制”来保证政治制度的合道德性，来使政治伦理进行制度化，它强调公正、平等、正义等；政治规范伦理则把建设的重点放在政治道德规范的论证、传播和实施上，主要倾向于“明规”，使人们的政治行为符合政治道德准则，它强调道义、责任、利他等；政治德性伦理却把建设的重点放在政治道德人格的培养上，主要试图通过“养性”使人们形成优良的政治道德品质和高尚的政治道德情操，它更强调德性、人格、美德等。
第六，三者的伦理层次不同。从人的文明程度来说，自律性越高的人，主体性就越强，其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从伦理道德来说，自律是伦理道德的本性，又是伦理道德之目的。由此看来，在伦理层次上，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与政治德性伦理相比较，无疑前者比后者的伦理层次要低。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依凭德性的伦理，是较之于有关道德的规范、制度更为高级的伦理，可以使人上升到更高的道德境界，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制度伦理、规范伦理的外在约束，虽然不可或缺，但又只是道德建设中的低层次的任务。因为道德总是人的道德，而且是为人的道德；人不能永远是道德的客体，而要努力成为道德主体。人的主体地位，要求道德建设从制度伦理、规范伦理走上德性伦理[7]。
三、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的联系
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不仅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还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者都是政治伦理，都有政治伦理的共同性。无论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有多少区别，但它们都是政治伦理的不同方面，都归属于政治伦理，都具有政治伦理的共同特点：强烈的政治性、突出的阶级性、明确的社会性。
第二，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是政治德性伦理的保障。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都具有外在性、强制性、社会性，因此对于政治德性伦理有着外在的制度性、强制性的保障。因为政治制度伦理通过建设合理的政治制度以及使重要的政治道德要求制度化，从而为人们政治德性伦理的养成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如果政治制度结构合理，富有政治道德性，即使某些人有不道德的政治行为，社会政治道德抗体也会对其有抑制力。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问题是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8]。而政治规范伦理着眼于社会的普遍政治道德要求，强调遵守政治道德规范和政治底线伦理，注重政治道德规范认知和理性评价能力的培养，是整合社会政治道德秩序的一个更有效的途径，从而为政治德性伦理的养成也提供了社会政治道德环境上的保障。
第三，政治德性伦理为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提供实践前提和内在基础。政治制度与政治规范是需要人去设计的，设计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规范，也需要人去执行和履行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美德的人，无论是设计还是执行和履行，都必然大打折扣甚至于会千方百计地破坏或使其走样，从而使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的实践丧失其前提和内在基础。而一个离开了政治德性伦理的社会，再好的政治规范也会形同虚设，再先进的政治制度也不会有生命力，或早或迟也会走上崩溃。
第四，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政治制度伦理除了以政治伦理精神为指导和支撑之外，就是以政治规范伦理为基本理论维度的，也就是说，只有政治规范伦理而不是政治德性伦理才能被制度化。然而，政治制度伦理是从伦理的角度来审视政治制度，政治规范伦理则从伦理的角度来审视政治规范，两者是从内在逻辑上将政治伦理与政治规范、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为此，就必须要依靠政治德性伦理，才能真正使人们把外在刚性的制度、规范与内在柔性的道德自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政治制度选择、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制度创新时，具有坚实的政治德性伦理基础与更多的政治道德诉求。同时，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们的政治道德自律能力，引导人们认同合理合德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道德规范，用政治良心审视自己的政治行为，达到在内心中为自己立法之目标，这就要求政治制度伦理的强制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等正式约束必须与社会习惯、内心信念、大众舆论、价值信仰等非正式约束结合起来，实现由外在立法到内在立法的转化。而事实上，在社会政治生活实践中，由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都具有外在的强制性，人们往往在被强制性地反复遵从政治制度和遵守政治规范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从合理合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中汲取正确的政治道德观念和政治伦理意识，也会不断地地吸取合理合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所内蕴的政治伦理精神，从而致使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中的伦理精神渐渐内化为政治道德主体的无意识存在，促使人们政治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与道德素质的不断提升，最终也促使人们的政治德性不断趋向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