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中，失去妈妈的扶持而靠我们自己走过来的历程，已经比妈妈带着我们走过的道路还长了。如今我们已是三十多岁的大人，可是一想起妈妈，心头依然跃动着孩子般的依恋之情。
这二十年来，在不同的心情和境遇下，我对妈妈的死想过很多（事实上是不能不想，因为它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是真当我提起笔想写一点东西纪念妈妈时，却又理不清自己的思绪。古人说，“至亲则无文”。何况是纪念这样一位不寻常的妈妈和她不寻常的死。
二十年前，我们还是些不谙世事懵懵懂懂、在历史狂潮中随波浮沉的大孩子，那时我们并不怎么了解自己的妈妈。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长大了，懂事了，世界也完全变了样，可是妈妈却早已长眠。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妈妈的思想感情会在多大程度上掺入了我们自己这二十年的经历与感受？再说，我们有资格去评论老一辈人的信念与道路吗？我们有必要翻来复去地清算那如同噩梦一般，人们巴不得快点忘却的那段历史吗？我犹疑困惑，不知道该写什么，也不知道人们会从我所写的东西中体验到什么……
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妈妈是不会死的。是“左”的思潮杀害了妈妈：它既造就了当时疯狂的环境，又由虚假的信条腐蚀了被害者心中原本坚强的求生本能，更将它所犯的罪恶转嫁于被害者本人——用生命的代价来殉它的罪恶！如今，狂潮已平息，沉冤已昭雪，死者长已矣。可是人们在心底还是会问：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千千万万受迫害的人挺了过来，而她却毅然跨过了生命的门槛……是她比别人更脆弱吗？不，如若脆弱，她当年怎会义无返顾地投身革命？如若脆弱，她1957年怎会忍心让家庭破裂？就连她那样的死也决不是感情脆弱者所敢于想象的。妈妈是太刚强，太真诚，太高洁，对自己也太苛求了，如若不是这样，她也一定会挺过来……
也许没有比妈妈的死更能说明她的为人了。可是没有人这样写过。他们或是不能，或是不忍。而我们这几个孩子却是从妈妈生命的终点才真正认识了妈妈的。
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妈妈与一批同志一起撤出了西南联大，到乡下去分散隐蔽。这一出走无异于公开宣告与家庭决裂而投身革命。同学们在被单下发现了她抄的一首诗，屠格涅夫的《门槛》，妈妈以此表明了自己为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我看见一所大厦。
正墙上一道窄门大敞着。门里为阴森昏暗。在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
在那咫尺莫辩的浓雾里，寒流滚动，随着冰冷的寒气，从大厦里传出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姑娘回答。
“那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
“和人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这些痛苦和打击不仅来自你的敌人，而且也来自你的亲友。”
“是的，即使来自他们，我也要忍受。”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其并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你准备去犯罪吗？”
姑娘低下了头……’
“我也准备去犯罪。”。。
那声音没有马上再发出提问。
“你知道吗？”它终于又说道，“将来你可能不再相信你现在信仰的东西，你会以为你是受了骗，白白浪费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我都知道，反正我要进去。”
“进来吧。”
姑娘跨进了门槛，在她身后落下了沉重的门帘。
“傻瓜！”有人在身后咬牙切齿地咒骂。
“圣女！”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回答。
想不到28年后，门槛后面的路突然走到了尽头，28年革命， 28年牺牲，要被一笔勾销，还要被当作“叛徒”钉上耻辱柱，谁能不痛苦？谁能不悲愤？对十九世纪以救世主自居的俄国贵族革命家来说，为自己的信念牺牲就是一切。哪怕是经受并非来自敌人的打击，也决不为自己当初的信仰而悔恨。而对于组织和领导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当你发现你被你愿为之牺牲的人所怀疑所摒弃，当你发现你所理解的党的事业与实际发生的事不尽相同，而且你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时，谁都会感到一阵巨大的心理冲击。28年差不多是一生的事业，已无可追回，而大厦的主人要把你推出革命的门槛。要么否定自己：何必当初孜孜以求非要跨进这门槛。要么愤然前行，向那些也许并不值得向他们证明什么的人证明你的忠诚。粉碎你的理想，或是为理想所粉碎。妈妈选择了后者——跨过了生命的门槛。
自杀为“信条”所禁止，这一点对共产党人来说和对基督徒来说是一样的。因为自杀就意味着信念动摇。基督徒之失去信仰至多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及时拯救他；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帝”在1967年却折腾自己的信徒！在中国视自杀为软弱逃避甚至背叛，是近代才有的观念。传说中的共工氏，战败后怒触不周山，致使地陷天塌，何其壮烈。三闾大夫屈原忧国忧民，高洁清正，最后怀沙投江永垂青史。就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于乌江，后人赞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们同情那些不能见容于世俗的清流雅士，赞佩那些将事业与生命溶为一体的英雄豪杰。即使说共产党员的自杀就是背叛，也不公正。诚然党的事业没有失败，可是党员个人的生活却可以失败。如果自杀者根本没有损害党，何谈背叛？而那些真正损害了党、逼死别人的人，却因为别人的“背叛”而解脱了罪责。妈妈是自杀了，她没有将那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进行到底，她是怀着对党的满腔忠诚“背叛”了党当时的事业——十五年后党自己也彻底否定了的那个事业。
大凡自杀者总是对现实、对生活已经绝望，但绝望者未必都敢自杀。人性中最强的是本能，对生之渴望、对死之恐惧的本能。而人的自杀恰是出自人的理性，出自对求生本能的超越。所以我总想不通人会由于软弱而自杀。当然与生活的痛苦相比，死确是一种最简单的解脱。可是生之痛苦终会过去，而死之解脱却万劫不复了。况且自杀并非就是一死了之，自杀者总是希望以此来使世人明白些什么吧。从个人来说，恐怕没有比自杀更强烈的自我表现手段了。也许是因为妈妈的缘故，我对自杀者总有一种莫名的敬意。人固有一死，也只有一死，今天还活着的人不可能完完全全懂得死，懂得赴死之人的决心。
三
妈妈是很理想主义的，她相信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是可以被纠正，被改造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所组成的社会，似乎世界上每增加一个象她一样不肯容忍不完美事物的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比以前好一些。所以她把个人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感看得很重，且严于律己，一切都从我做起，由此及彼，锲而不舍，以求有助于社会的改造。
妈妈嫉恶如仇，可是对弱小者又总寄予深切同情；妈妈意志坚强，可是又很容易为美好事物所感动；她追求人生的完美很固执，很认真，简直非到至善至美之境不可；可她又不耽迷于幻想，求实求真，不惜从一件件小事上做起。与她表面上的温和沉静相反，她的内心充满激情。上帝赋于她应激性很高的内心世界，又赋于她控制力很强的意志和理性，因此她总是比别人经历和感受更多的痛苦与矛盾。我并不想说她是一个完人，我只想表明，如果不仅仅看她在“文革”中没受到太严酷的迫害，而且也看到她一贯的心理倾向。她的死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妈妈那种执着追求一以贯之的彻底精神，那种一丝不苟求全责备的认真态度和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高贵人格，早已在她心中蓄积起了巨大的心理潜能。
接触妈妈的人都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一种不凡的气度。在大家闺秀的矜持与蕴藉背后，闪烁着一种似乎在洞察一切的理性之光，而她又像是在为这个被洞察的世界和洞察世界的孤独自我感到隐隐的忧伤。妈妈很敏感，富于感受性的心灵往往容易陷入痛苦。妈妈又很内向，她从不用自己的痛苦去打扰别人，而是在内心体验中把这些痛苦练成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追求真理的智慧。诗人们说，智慧是痛苦孕育出的珍珠。
妈妈的生和死都不同寻常，她来到这个世界，追寻自己的理想，奉献出了她的一切，然后带着矛盾痛苦的感情寂寥而又不安的心境愤然离去。妈妈在投身革命之初就已感到时代要在她与家庭之间演出一场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因为站在敌对政治营垒中的父女，在道德情感上是相通的。妈妈景仰外公的私德，她尽量不在我们面前提到外公，因为她很难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外公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员，却并不是小孩子心目中想象的“坏人”。外公的死证明她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她更可以义无返顾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是另一方面在感情上总觉得若有所失：外公这样一位正直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可惜走错了路而成为旧制度的殉葬品。但这还不是悲剧的终结，妈妈投身革命后失去的不仅仅是外公，还有她自己的家庭乃至自己的生命。
第二道深深的裂痕是她与我父亲的离异。其实，我的双亲个性都很强，若不是长达八年风雨同舟的革命斗争历程，他们本不会走到一起的。解放后，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外部的敌人打倒后，内部的整肃越来越扩大化，我的父亲也被卷入。失去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后，父母之间在个性上的差异显得更突出。妈妈至死也没有意识到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她依然从道德品质上去归纳，认为是父亲的骄傲自大、个人主义使他“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为了使我们将来不受他的影响，坚定地跟党走，妈妈与父亲分手了。父亲后来被弄得很惨，特别是在“文革””中。妈妈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感到痛苦甚至是良心上的自责。人们有时也责怪妈妈，可常常忘记并不是妈妈把父亲打成右派的，这件事对妈妈也是非常痛苦，压力沉重的。直到近几年我才注意到，妈妈当时虽然给我们改了姓，但却保留了我们按父亲的家谱起的名字。
人们也许会觉得妈妈过于理想主义，甚至会说她有些左。确实，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完全不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我妈妈也并不例外。但是，三十多年来危害最烈的是那种整人害人折腾人的左，这种人毫无实事求是之心，毫无把事情办好之意，一心想的就是炫耀权力，要别人服从自己，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就他们的本意说，恐怕未必就是真的想办什么“超越阶段”的事。这是一种虚假的左，应该打上引号的左，带有封建意识的左。然而，像妈妈那样严于律己和理想主义——恨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早日跨入理想之境却也往往被那些整人害人的人所利用。这在出身于异己阶级的知识分子党员中尤为常见。他们参加革命并非是为饥寒所迫，欺压所逼，而是出于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对腐败社会的痛恨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可惜，在左的思想统治下，多少像妈妈这样的党员为自己的阶级烙印而苦恼，为自己是抱着理想主义的信念而不是拖着讨饭棍加入革命队伍而羞惭。他们满怀善良的愿望，虔诚地相信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使我们这个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民族团结起来，强盛起来。他们生怕自己的家庭出身会使他们沾染上党的事业所不需要，所不欢迎的思想习惯和心理倾向。他们愿意服从组织，愿意进行思想改造，愿意到任何艰苦的环境中去刻苦修炼。他们对自己往往很苛求，可是政治上并不真正赞成左，甚至在内心里出于本能地欢迎阶级斗争的缓和。1960年妈妈调离团中央，组织上原来安排她到一所林学院去当党委书记，可是妈妈不愿意。父亲的前车之鉴足以说明在当时形势下，学校工作的复杂性。妈妈是决不肯将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她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有什么优越，有什么高明，更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决定别人的命运。曾真诚地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共产党人在转变为统治者的时候，大概都需要克服这样一种心理障碍吧。妈妈到林业部工作后，我们进了北京育才学校住读。有一次我惹恼了老师，她竟然命令我把一篇课文抄50遍。我和一位最要好的同学星期天没回家，到中午时每人都已抄了十几遍。妈妈终于找来了，老师非常不安，她没想到我们竟然真的会留在学校里抄书。可是妈妈对我们那种报复老师的心理看得很清楚。尽管自己焦急了半天，可是她却没有对惶恐不安的老师说一句责备的话，仍然征得老师的允许后才将我们领回家。妈妈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11级的干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平等待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忠于自己理想和严于律己的人与那种专门整人治人的极左派泾渭分明。可惜，现在的人往往会忘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往往把超过自己现在思想境界的所有行为和观念都斥之为“左”，我想这至少是不公平的。
也许理想主义的人容易受“左”的思想影响，可理想主义并不是左的根源。认清中国的国情，认清变化着的世界，并不是要我们自惭形秽，无所作为，而是要我们痛下决心改变我们的封闭、落后和愚昧，要我们以更切实际的理想去对抗那些曾孕育“左”的思潮的传统观念——农民的狭隘，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知识分子的摇摆和“率上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依附关系。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对压迫的抗争，却极少富于成效的改革，流了许许多多血，社会进步得却很缓慢，像是围绕着一个封闭的环路在盘旋。一次次农民战争胜利，一次次理想主义的改革之花凋残，新贵们得到了他们原先所反对的特权，不合理的事物却依然如旧——统治者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传统观念中的宿命论合上拍后一切又都滑入老槽。后代人也许会觉得为了这么一点进步，是否值得无数英雄为之抛头洒血？！从这个意义上说，落后的中国需要健全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向丑恶事物妥协的精神，以不懈的努力和最有效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
“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一个人太理想主义了也许就不如通常人那么练达。一个人为某种理想牺牲得越多，他就越不能容忍别人抹杀这牺牲，歪曲这理想。人对理想的追求本身也是一种束缚。有什么样的追求，就有什么样的束缚，也就有什么样的解脱。这是矛盾，但这是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固有的矛盾。
四
父母分手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生活了十年。可是生活的重担并没有把她压倒，妈妈始终是仪表端庄，沉稳开朗，腰背挺直，步履轻快，毫无半点落寞孤寂的神志和懒散马虎的倦意。她极爱干净，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工作学习都要有条不紊，处处体现出她对生活的认真态度。
妈妈很爱我们，但从不迁就我们的任性，她认为那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将来只想自己，在她看来理解力与同情心是成正比的，一个狭隘自私的孩子就说不上是聪明。只要有可能妈妈就要送我们去住校，让我们在集体中独立思考，独立生活和与人交往。即便这样她仍担心当时我就读的上海中学里干部子女太集中，别成了“贵族学校”。家里虽然有保姆，可是妈妈仍要我们自己洗衣服，甚至放假回来还要洗自己的被子，即使阿姨后来还得返工，妈妈也坚持要我们这样做。那时我不会用搓板，只能把被子放在浴缸里用脚踩，冬天的滋味可想而知。妈妈最见不得我们懒散邋塌的样子，她后来干脆禁止我们在家里穿拖鞋和坐沙发。我小学五年级时看小说入了迷，结果妈妈把家里所有的小说都锁了起来，她认为我没有任何生活经历，看小说就是看个情节，这样容易使思想变懒、变肤浅。还有一次妈妈检查我的作文，发现我竟然吹嘘自己能“飞针走线”，妈妈逼我把这篇题为《我的双手》的命题作文（天晓得老师想让我们写什么）实事求是地重写一遍，我当时心里可不服气了，作文也不让吹牛？这是写给老师看的呀。从这里妈妈又看到了我们与工人农民孩子的差距——君子动口不动手，后来非让我去参加学校的航模小组。甚至就连姐姐不敢划火柴，我不肯到隔壁人家去借东西这样的小事，她也要—一纠正：萎靡苟且，羞怯畏缩、自大无能的孩子将来能有什么出息？相比之下，妈妈总是庇护弟弟，常批评我“恃强凌弱”，为什么不肯让他当一次“好人”，“胜利”一次呢？只顾自己痛快，不管别人最要不得。她常常不无遗憾地说她这个少年儿童部部长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教育好。
妈妈从小也是受的严格家教，所以她也这样要求我们。另一方面，因为她与父亲离异，她对我们爱之更深，教之更严，期望也更殷切，在我们那个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家中，妈妈就是无上权威，她用深沉的感情和高贵的人格引导着我。没有疾言厉色，没有浅薄的亲呢，妈妈深邃目光中所包含的每一种含义都会直接渗到我们的心底，引起奇妙的心理感应，其效力之大，其无可躲避，很难用语言形容。
除了我们住校，妈妈也常出差，真正朝夕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妈妈出差归来简直成了我们的节日，我们趴在十一楼的窗台上眼巴巴地望着开进开出的小汽车，对着没有停稳的电梯大叫大嚷，当妈妈笑着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争着把小脑袋拱到妈妈的怀里，妈妈这时也感动不已。妈妈不管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我们的照片，每次信中都要述说她对我们的思念，都要谈到外地农村的情况，叮嘱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学习，甚至连我们信中的错字病句也要—一指出。三年自然灾害那段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之紧张比南方城市更甚，妈妈生活很清苦，已经出现浮肿，可她仍然把仅有的一点油和肉留到我们星期天回家才吃。妈妈是全国政协委员，可她从不到政协礼堂里去买照顾供应的紧缺商品和副食品。后来家里的热水瓶差不多要敲光了，她才差我去买过一个热水瓶。回来我告诉妈妈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可妈妈严肃地说：“那些东西是照顾民主人士的，我们应该和党同心同德，共度难关。”
妈妈很爱带着我们出去散步，只要天气晴朗，我们可以走得很远，谈学校里的事，谈读过的书，谈社会上的见闻，背唐诗，背古文，念儿歌、绕口令，兴致盎然。妈妈并不刻意想教我们些什么，她总觉得每个孩子天分已生就，只要有适当的学习条件，知识的增长无需强求，倒是他们的品格与为人需要细细地琢磨。妈妈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培育我们的心灵，就像科学家培育自然界的幼苗。孩子们将来能不能理解她一生的坎坷，特别是与父亲的离异，妈妈对此是很计较的。所以尽管我们还不懂这些，但看到我们在她的影响下成长就使她感到极大的欣慰。散步时妈妈常常微笑不语，听任我们瞎聊乱争，像是在欣赏清晨小鸟在林间惆瞅……
1964年暑假，阿姨回乡了，姐姐和弟弟去了杭州舅舅家，家里只有妈妈和我。早晨妈妈带我去机关，把我放在宣传部资料室里看书，晚上一起散步回家。一切收拾停当，我们就搬着藤椅到阳台上乘凉。妈妈有几分惊讶又不无几分骄傲地发现，我已经读了不少书、懂了不少事、自信心也强些了，成了一个已有几分陌生的大孩子了。就在这个暑假我考进了上海中学。这一个月的生活，如同一个温馨的梦境，既朦胧又清明，既充满活力又幸福宁静。清晨从我们那十一楼朝东的房间望出去，整个上海都笼罩在金色的雾露中，当时的景象、当时的生活、当时的感受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们刚搬到泰兴大楼时，十楼的那套房子也没有住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我们吵着要搬进去，可是妈妈怕我们去爬阳台的栏杆，失足跌下去，执意不肯。谁想到，我们倒没有跌下去，但是我们那金色的少年时代却和妈妈一起跌了下去，跌得粉碎了……
五
“文革”使千千万万的家庭逸出了常规，狂热的“红卫兵”运动使我们这些少年几乎在一夜之间长成为大人。可妈妈却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她默默地听我们辩论学校里和社会上的运动，不安的心情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对这场运动她的感情和良知是无法接受的，可是她的党性和理智又使她无法反对它。她生怕我们随波逐流走上错误的道路，可是她又无法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妈妈一定想过：万一她受到冲击，在她与家庭之间又要上演一场悲剧。她渴望孩子们理解她，可她又决不愿让孩子们以为是党错了，那样孩子们会想，如果是党错了，那么党也许不止是今天在她的问题上搞错了，而且可能以前在别人的问题上也搞错了，比如在父亲的问题上……条条道路似乎都通向否定，否定自己的现在，或否定自己的过去。十年来妈妈一直教育我们要相信党，坚定地跟党走。她不无悲哀地自问：如今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这些话怎么能不算数呢？如果连自己为之奋斗近30年，为之抛弃了一切的党现在都不相信自己了，那么十几岁的孩子理解或不理解又有什么两样呢？妈妈在矛盾与痛苦中沉默着，眼睁睁地看着狂暴的“冰雪女王”掳走她的孩子，而自己竟不能用一声发自内心的呼唤留住他们。
“一月夺权”后，学校成了造反派的天下。九至十月间，我们几位同学为了逃避当时的派性斗争，趴火车到外地转了一个月，历尽艰险，差点连命也搭上。回到上海还没出站就被扣留了，最后总算从家里凑了点钱把我们赎了回去。我们五、六个肮脏疲惫的男孩子刚在我们家里漱洗休整完毕，正在额手称庆，妈妈回来了。他问明了情况，狠狠地批评我们，说我们“非法串联”，完全是“搞无政府主义”，破坏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当时我在伙伴们面前真下不来台。这一个月妈妈担心极了，现在总算看到我回来了，又生气又伤心，好几天都不理我。看到妈妈还是那么严格，那么正统，我还以为家里没有什么事呢。其实机关里的造反派和北京来的“抓叛徒”的红卫兵已经来抄过家了（他们以为会抄出一些陈布雷的文稿），机关里收缴了妈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袖章，并开始审查妈妈解放前被捕的问题。当时机关里的造反派还没有太难为她，她白天在机关里“触及灵魂”，晚上还让回家。妈妈开始也以为造反派们不过是从《中央日报》上看到蒋介石夫妇接见陈布雷遗属的照片与报道，以此来大作文章，可是后来听造反派说：从刚抄家抄出的陈布雷日记中“发掘”出了“陈琏秘密自首”的新“证据”时，妈妈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妈妈无从了解外公在日记中会写些什么，即使她自己相信可以问心无愧，她也无法肯定：按当时的标准组织上会不会把她们父女间的谈话视为秘密自首。多少年来她太相信组织了，也太怕失去组织的信任了。对真诚的人来说最可怕的精神迫害就是被怀疑，它无孔不入，足以令人疯狂，足以诱发自虐心理。因怀疑所引起的痛苦，无从捉摸，无处申辩，也无法排遣。
几天后，妈妈来找我了。她的神情有些异样，平静中掺着几分痛苦，几分无奈甚至是几分揶揄。我开始以为她还得训我一顿，不料说了几句后她忽然问：“你听说了关于妈妈的什么事吗？”我茫然地摇摇头，心中一阵恐慌：又有什么事了？“你姐姐已经问过我了……”妈妈看了看我，“你不想知道吗？”“……是不是关于陈布雷？”我嗫嗫懦儒，极不情愿地反问一句。“唉！”妈妈轻叹一声，未置可否，考虑着怎么样跟我谈。她原以为我会一句句地问下去，可谁知我却极力闪避，像是我在受审查似的。过了半晌，她忽然问：“你到北京，去看你父亲和你姑姑了吗？”“没呀。”我心里又是一阵恐慌。过去只有当我们使性子不听话惹她生气时，她才说：“你走吧，找你父亲去吧，你不听我的话，我们家里不要你。”这次显然不是恫吓，也许是要谈被捕的事，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父亲近况的牵挂。甚至地可能还想到万一她倒下了，不知父亲那里的处境能否允许他给我们一点照顾。…·妈妈被自己的提问引入了深长的思考。那时我很忌讳人们提到我有一个右派爸爸，更不敢想妈妈也忽然成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与妈妈作这样的谈话，我难受极了。妈妈看到我这付忐忑不安。木然枯坐的样子，知道我已经感觉到发生了某种事态，却并不想，或者说不敢追问下去。妈妈心里一定觉得我很可怜：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变得这么软弱。看来这次谈话是难以为继了。这样也好，谁知道将来组织上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只要让孩子们有个思想准备也就行了。最后妈妈说：“我被捕前后的表现，1949年组织上就已经审查过，早已作过结论。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组织上还要再审查，我们也应该愉快地接受—…·你要相信你妈妈会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上讲清楚自己的问题。你也要相信你妈妈是对得起党，是问心无愧的……”说到这里妈妈有些激动，她定了定神，字斟句酌地说：“万一有人说妈妈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要相信组织上最终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有一条不能动摇：不管妈妈有没有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当时妈妈的神态平静而亲切，口气尽量缓和，倒象是在安慰和鼓励受了刺激的我。妈妈怕我从外地带回虱子，叫阿姨把我的毛衣都煮了，我只穿了件空心棉袄坐在那里。妈妈的话让我从心里往外发冷。
这以后，家里又恢复了沉重的平静。妈妈早出晚归，尽管内心的痛苦如倒海翻江，但表面上仍平静如常。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秘密自首”的说法，我以为妈妈出身不好，难免要受点冲击，可她到底革命了30年，造反派们不能把她怎么样的。妈妈有时太认真，可能言过其实。她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她是最光明磊落的人，所以谁也没想到她会去死。
从外地回家后，我还是不愿意去学校，每星期去转一圈就回家。妈妈见我老是在家里晃来荡去，又看不下去了，几次要我回学校去参加“斗批改”，我几次敷衍着。妈妈终于发火了，说我非法串联回来还搞无政府主义，说我饱食终日，不务正业，对不起贫下中农种的粮食。我说到学校里也是混日子。“狡辩”妈妈越说越气，非要赶我走。临出门还说了一句“没事别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我一赌气走了。想不到这竟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
1967年11月19日是个阴沉沉的星期天。那天我果然没有回家，和几个家里住得太挤的同学在学校里打牌、钓鱼、东蹓西逛，百无聊赖，心神不宁。半夜里，漆黑空荡的走廊上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凄切的哭喊，是在叫我的名字，像招魂一样，可怕极了。我起先以为是梦境，后来同屋的同学开了灯，也在叫我。看见灯光我家的阿姨摸了进来，她不知道我住在哪一间宿舍，又急又怕，哭喊起来。“家里出事了！你妈妈生病住院了！”最先赶到现场的姨父教她这样说。我惊呆了，不祥的预感把我摄住：一定发生了可怕的事。可我竟然想不出是什么样的事。焦急和恐惧已把神经道路阻断。而大脑正在调动起每一根神经去感受那即将面对的惨剧……门外凄风苦雨，寒气逼人。在暗灰色的天幕映衬下，柳树的枝条在寒风中狂舞，像千万只向你伸来的魔爪……
我怎么样回到家，家里有谁，在干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天亮后，我们到了殡仪馆。妈妈静静地躺着，穿着新衣服，额角上有一处青肿，脸色苍白双唇紧闭，好像强咽下了所有的痛苦……又到了晚上，我们几个孩子还有保姆，挤在一间屋里。谁也不敢睡。直到我们实在熬不住睡了一觉以后，麻木的脑子才渐渐开始领会在过去的这一天一夜中所发生的事的真正含义：妈妈永远离开我们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八
阿姨后来告诉我，妈妈那天问了好几遍：“必大为什么没回来呀？”尽管妈妈也许只是想再见上我一面，可如果我那天回家的话，妈妈也许就不会死？我觉得就像是我害了妈妈一样！
为什么当初妈妈非要赶我去学校？难道她真相信“斗批改”没有我就不行吗？当然不是。妈妈是故意把我支走的。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顾虑着怎么才能尽可能地在我们心中保留下对党的信仰。所以当她要跨过生命门槛之时，她不希望我们在身边。
任何不幸的结局都可以用偶然事件来解释，而每一个偶然事件又可以用别的偶然事件来解释。当所有这些事情联结在一起时，人们就觉得这几乎是必然的了。
我想：如果妈妈1957年不离婚，或者1962年不去上海，那她在文革中就不会死了。如果爸爸在1957年不被错划成右派，那你们就不会离婚了。再进一步说，爸爸要是在1949年不受到错误的处分，1957年就不会被打成右派。而如果爸爸和妈妈1947年不被捕，那么爸爸在1949年就不会受处分。再往前追溯，如果爸爸在1947年4月之前离开北平去解放区，也就不会被捕了—…·啊，命运，你就是人们无法解释的遭遇。我的父母在革命生涯中所遇到的所有坎坷和挫折似乎都指向着1967年11月19日这个悲惨的日子。在这个因果链锁中只要有一个环节上出现了另一种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最后的结局就很可能不同。可是没有。就连我在那个星期天也应该回去而没有回去……
妈妈死后，我们靠从妈妈留下的一点存款中每月支取20元生活费维持生活，且每次都要得到机关造反派的批准，如同是领受他们的恩惠。一年后我们被扫地出门，家具房子被收掉了，仅剩的一点东西也变卖了，姐姐去了吉林，我和弟弟去了云南。家就这样解体了。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长辈们希望我们能正面谈谈妈妈对我们的爱护与教育，可说实在的，没有什么教育能比妈妈的死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我们当时就是怀着这种悲愤心情踏上了飘泊天涯的生活之路。我们渐渐克服了怯懦，学会了仇恨和与人对立，反正我们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们喝酒，闹事，即便在政治上“出格”“犯规”，捅了老虎屁股，也只为了能刺激一下那麻木的毫无希望的生活。我们被捆绑过，被批斗过，被无数次地“教育”“挽救”过，可是那种孤傲，倔强和绝望的心情却很难扭过来。妈妈的死给我们的生活定下了不甘寂寞，不甘沉沦，不甘听凭他人摆布的基调。
我们不知多少次梦见妈妈没有死，不知多少次从梦中哭醒。在集体户的油灯下，在车间的熔炉旁，每当我凝视着跳动的火焰，就觉得妈妈像沫若先生诗中的火凤凰；它诅咒这世界的污秽，向往年轻而新鲜的生命，化为火的精灵，又从死灰中更生……有时想妈妈想得太苦，又会怨恨妈妈，竟然忍心撇下我们三个孤苦无依的孩子。那时我总想不通：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怕活着被人诬为“叛徒”？要是我，我就要和那些迫害我的人以死相拼！真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理想可言，也没有责任感可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等着要我们去做，也没有人在期望着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些小小“贱民”（当时叫“可教育好的子女”）挣扎着，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并不是可以随便轻视或只配让人可怜的—……
人不怕死并不难，难的是能为超越自身的理想去死，终有一天我们也要跨过那气象森严的生命门槛。古人诗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个土馒头”，似乎人的一生无需拘泥，又似乎人的一生非得认认真真地过。妈妈的生命之河早已汇入大海，可是那首昂扬的理想之歌仍在天际回荡。我们在这播种了痛苦与希望的大地上倘佯。如同是恣情任性又不知所终的潺潺小溪，循着妈妈留下的踪迹去发现新的人生与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