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认识与参与，经历了一个从消极认识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所谓“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无核三原则为代表的“无核”政策，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依核”政策与追求自身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兼具多重性与矛盾性为特征的日本核政策。从战后70余年日本核政策来看，“无核”政策只是表面原则，“依核”政策亦是权宜之计，“潜在拥核”才是日本最终选择的核心政策。从该意义上说，日本不是“无核国”，亦非“弃核国”，而是一个“潜在拥核国”。就其核政策的影响因素而言，相较安全、规范、外交等因素，国内政治，特别是保守政权的认识和意图是内在性的主导因素。
关 键 词：日本核政策 核不扩散体制 潜在拥核 无核三原则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NPT)的成员国、受美国核保护的国家以及无核国家中唯一拥有核燃料后处理和浓缩铀设施的国家，其核政策动向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关于日本核政策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从文献资料方面来看，先前研究囿于资料限制，未能清楚地阐明日本核政策的特征。日本到底是一个“无核国”、“弃核国”、“依核国”还是“拥核国”?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大致可分为三类：(1)大多数学者认为二战后日本和平利用核能，坚持无核三原则，倡导核裁军，奉行了无核化政策。①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从外交军事角度进行探讨的，未指出日本利用核电与追求核武之间的关系。(2)重视日本“依核”政策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日本与美国签订核密约与常态化地运入核武，使得无核三原则流于形式。②然而，该类研究在阐明日本依赖美国、追求外在核保护的同时，没有进一步揭示日本保持核武制造潜力的自主路线。(3)关注日本拥核动向、核潜力或核战略。一般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核武装论兴起，核武潜力提升，但在可预见时期内日本不会选择拥核战略。③这些研究多从微观技术与宏观战略层面展开，缺乏从政策连续性的角度对日本政界的核认识以及与核政策密切相关的核能、航天方面的法律政策变化展开深入探讨。其次，从研究视角方面来看，现有研究多侧重于美中等核大国与NPT体制的研究，对日本与NPT体制关系的研究较少，缺乏系统分析，对影响日本核政策的制约因素的探讨亦存在不足。④这些研究往往强调安全环境、规范效应、外交压力以及社会舆论等因素的影响，对国内政治因素关注不够。
本文拟运用日本、美国解密的外交档案、国会记录以及政治家的回忆录等资料，系统地论述在不同阶段日本与核不扩散体制的关系，阐明日本核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而指出日本核政策的特征，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
一、核不扩散体制与日本核政策的演变
美国学者马克·阿姆斯特茨认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同一个政策，也往往反映出多重内涵：(1)反映意图的政策，(2)公开宣布的政策，(3)实际操作的政策。(1)反映的是政府的真正利益与目标，(2)是政府官员精心阐述的政策，(3)是政府实际采纳的对外政策。⑤其中有的公之于众，有的秘而不宣，理论上说三者应当一致，但实际上往往未必如此，甚至相互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NPT体制下日本的核政策，恰好是体现一国对外政策多重内涵的典型案例。
战后NPT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日本对核不扩散的认识与对核不扩散体制的参与，也随国内外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经历了一个从消极认识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日本的核不扩散政策与无核三原则国策共同构成了“无核”政策，其与依赖美国核保护的“依核”政策以及追求自身核武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具有多重复合性的日本核政策。
(一)消极认识阶段(1952-197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总司令部及远东委员会明令禁止日本进行核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利用。⑥随着旧金山体制的确立，日本核能研究全面解禁。到1970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止，日本以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追求核武器制造能力，也在同盟体制下寻求美国的核保护，并未积极反核，对加入NPT体制亦态度消极，甚至尝试进行过消极抵制。
在核不扩散体制的形成过程中，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联合国首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对于核试验问题，日本政府起先表示支持和理解。1954年“比基尼事件”曝光，吉田茂内阁仅要求美国对氢弹试验给日本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并未要求停止核试验。1955年11月，日美两国签署《关于非军事利用核能的合作协定》，成为日本介入核研究开发的契机。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才向美苏等国传达了希望停止核试验的要求。对于无核区问题，日本态度冷淡，特别是反对在亚太地区建立无核区。日本对禁止使用核武器同样持消极态度，从1962年开始，在联合国对“禁止使用核武器宣言”连续投出弃权票。
1959年联合国通过爱尔兰提出的“防止核扩散”决议，核不扩散成为20世纪60年代国际裁军谈判的重要议题。1965年8月，当美国提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提案”后，日方反应冷淡。1966年2月，外务省事务次官下田武三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明：“无法接受拥核国家不减少核武器、只要求无核国家不要拥有核武器的做法。我们无法赞成这种大国本位的条约。”⑦
在考虑是否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前，佐藤内阁首先想要确保获得美国的核保护。佐藤在1965年和1967年访美时都向约翰逊总统要求提供核保护伞，并得到了美方口头承诺。⑧于是，1967年12月，佐藤在众议院正式提出“不拥有、不制造和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1968年1月，佐藤在施政演说中进一步提出“四大核政策”，即坚持无核三原则、促进核裁军、在日美安保体制下依靠美国核遏制力、促进核能和平利用。⑨四大核政策涵盖了日本政府在公开场合的基本立场，标志着日本核政策正式形成。
日本实际上并不想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还尝试进行过间接抵制。1968年7月，该条约开放签署，日本并未签字。据日本外务省、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在日方提议下，1969年2月，日德曾就该条约在日本箱根举行过秘密会谈，日本希望联邦德国协助，寻求推翻该条约的方法，以获取拥核机会。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部长铃木孝在会谈中表示：“日本因宪法第九条，不能拥有战争力量，所以研究和平利用核能，开发火箭技术，对此谁也难有异议。什么时候我们若认为有必要，便可将核能与火箭结合起来，很快造出核武器”，“即使国际上对之严密监视，日本也可提取制造核弹头的基础材料”，而且，“日本和联邦德国应与美国保持距离，追求更加自立的道路”。⑩最后，联邦德国并未支持日本，翌年联邦德国总理府副长官巴尔忠告日本外务省国际资料部调查课课长村田良平：“日本与德国不可能获得(免除条约义务的)特别待遇。”(11)直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前一个月，佐藤首相才签署了该条约。
日本在追求核保护伞与研究是否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同时，从1966年到1970年间，内阁调查室、防卫厅、外务省等机构对利用核电设施进行核武装的可行性进行了多方调查研究，基本上都认为当时日本不适合发展核武器。(12)然而，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显示，1969年9月25日，外务省外交政策企划委员会制定了绝密报告《日本外交政策大纲》。该大纲指出：“关于核武器，不论是否参加NPT，当前都采取不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同时，要一直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技术潜力。对此不容掣肘。”(13)可以说，这才是日本核政策的真实内涵，标志着日本正式确立了潜在拥核路线。
(二)初步参与阶段(1970-1995年)
从1970年日本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到冷战结束，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参与，表面上积极，但政策多停留于外交口号，比起呼吁核裁军，追求美国核保护的路线进一步明确，并切实加强了自身研制核武器的潜力。
1970年日本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在多边场合公开倡导核不扩散与核裁军。1978年5月，外务大臣园田直在首届联合国裁军大会上就核裁军问题阐述了日本的基本主张：(1)停止核军备竞赛，希望美苏就削减战略核武器早日达成协议；(2)强化核不扩散体制，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核不扩散；(3)在具备条件的适当地区设置无核区；(4)希望就《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达成协议，也呼吁中国、法国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14)
然而，日本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不甘心永远处于无核国地位。1993年7月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美国等要求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只有日本不同意。首相宫泽喜一坚持认为：“NPT的重要性已充分认识，但无限期延长，从理论上说是可笑的。可以延长相当长时期，例如延长15年或20年如何?”(15)但是，面对冷战后国际局势趋缓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之后日本政府又不得不改变态度，支持无限期延长该条约。
从双边关系角度而言，这一时期日本也欲进一步确保得到美国的核保护。1968年佐藤在国会上首次表明依靠美国核保护伞之后，1976年10月，日本制定《防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对于核武器威胁，依靠美国核威慑力”的方针。(16)1978年11月，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指出：“美国保持核威慑力的同时，前沿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并保持其他增援部队。”(17)日本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安全合作机制，来获得核保护伞。
日本在推进核电利用的同时，又进行了两轮核武装问题研究，并切实加强研制核武器的潜力。1981年7月，日本防卫厅下属的防卫研修所(现防卫研究所)从技术层面对日本核武装的可能性进行了第二次研究，最终完成的《核武器装备问题报告》认为，日本能够制造核武器，但运载工具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且工业及技术基础设施将不堪重负。(18)20世纪90年代中期，防卫厅又从军事战略角度进行了第三次秘密研究，1995年1月完成的报告《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认为，日本独自发展核武装绝非上策，其一，有可能导致核不扩散体制崩溃；其二，将被视为对《日美安全条约》的不信任；其三，将引起国内政治混乱，付出巨大的政治、经济成本。(19)
即便如此，日本在潜在拥核思想的指导下，依然推进了高速增殖堆、新型转换堆与乏燃料后处理的建设开发。1977年东海村后处理工厂成功运转，建成高速增殖实验堆“常阳”，1978年建成新型转换堆“普贤”，1979年冈山浓缩铀实验工厂开工运转，1983年开建高速增殖堆“文殊”，1986年自主研发的H1火箭发射成功，1993年开工建设青森县六所村后处理工厂。可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生产与运载核武器的技术性课题已基本解决。
(三)自发倡议阶段(1995年—)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获得无限期延长后，日本在多边领域利用NPT体制，表面上倡导核不扩散政策，推动核裁军，积极寻求发挥所谓“主导作用”，同时在日美同盟体制下不断谋求强化核保护伞，特别是在核能利用上继续完善技术体系，并从舆论上为核武装论“脱敏”，从法律上为将来可能的核武装松绑。
1995年4月，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再审议及延长大会上表示，日本决心不再使用核武器，放弃一切核武装的可能性，坚持无核三原则，也支持该条约无限期延长。(20)1996年9月，桥本龙太郎首相代表日本作为无核国家第一个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1999年12月，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附加议定书，再次强调核不扩散承诺。
日本通过主办国际会议、倡议筹建国际组织，在核军控与核裁军领域寻求发挥“主导作用”。1998年在印巴核试验之后，桥本首相倡导举办四次“东京论坛”，并向联合国提交了《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东京论坛报告》。从2003年起，日本又倡议每年在东京召开一届“亚洲核不扩散会议”(ASTOP)，讨论加强核不扩散体制问题。2010年9月，在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倡议和推动下，十个无核国家组建了国际组织“核裁军与核不扩散倡议”(NPDI)，旨在讨论并强化NPT体制的可行性方案。2014年4月，该组织首次在广岛举办成员国会议，外务大臣岸田文雄表示日本愿意在核不扩散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21)
日本还通过向联合国提交“废核决议”来扩大国际影响力。从1994年起，每年都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废除核武器决议案。2015年11月，日本再次向联大提交废核决议案，首次加入鼓励访问核爆地的内容。但对于由奥地利等国提出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高调主张废除核武器的日本却一直态度冷淡，最终未参加2017年3月开始的谈判。
冷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力求确保美国的核保护。1997年在日美同盟“再定义”后，制定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2010年起，日美就进一步延伸战略威慑定期举行协商，日本2010年和2013年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2013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均强调核威胁，为此“以核威慑为中心的美国延伸威慑不可或缺，为维持并强化这种信赖性，要与美国紧密合作”。(22)2015年4月，新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申“美国继续通过包含核武器战斗力在内的所有能力，为日本提供延伸威慑”。(23)2017年2月，日美两国首脑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声明指出：“美国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等所有武力来保护日本的承诺没有动摇。”同年8月，日美两国举行防长和外长安全磋商“2+2”会议(SCC)，再次确认了美国对日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24)
这一时期，日本利用核电继续推进核技术开发与核材料储备。为了构建核燃料循环体系，日本在六所村开建后处理工厂，预计到2021年完工。该厂建成后，将达到800吨的年处理能力，可提取高浓缩核原料4吨、武器级钚9吨。据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历年发布的报告，日本的钚持有量1993年为10844千克，2014年达到47809千克。(25)另外，高速增殖堆“文殊”因技术事故等原因于2016年宣布废堆，但日本政府考虑在2021年前重启停运多年的高速增殖堆“常阳”。
在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形势下，政界也打破讨论禁区，为核武装言论“脱敏”，甚至出现了推动实现核武装的政治势力。进入21世纪后，麻生太郎、石原慎太郎等政客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日本应拥有核武器或研究核武器的言论，产生了恶劣影响。据《每日新闻》调查，2007年在职的305名自民党众议员中有75人(25％)，85名参议员中有15人(18％)，认为应研究核武装。(26)1995年成立的右翼政党“新风”，在政纲中公开主张放弃无核三原则，进行核武装。其候选人虽至今未获得国会议席，但在参议院选举区选举中的得票数却迅速增加，由1998年的42904张增至2013年的157972张(0.3％)。右翼政党“幸福实现党”则鼓吹发展核潜艇，号召改变无核三原则，在2009年众议院大选和2016年参议院选举(选举区)中分别获得了约107万和96万张选票。(27)这些动向不能不引起各方警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积极地通过解释宪法，推动修改宪法及相关法律，为核武装的政策选项“铺路搭桥”。在关于拥有核武器的宪法解释上，日本政府坚持拥核不违宪的立场。2002年，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晋三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立场，宣称日本宪法允许拥有最小限度自卫能力所需的核武器。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核灾难之后，日本政府仍于2012年6月时隔34年修改了《原子能基本法》，新增了“核能应为国家安全做贡献”的条款，为核能用于军事开辟了道路。
二、核不扩散体制下日本核政策的特征
纵观战后半个多世纪核不扩散体制下日本核政策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可以发现，相比其他拥核或无核国家，日本的核政策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即结构上的多重性与内容上的矛盾性。
(一)多重性结构
多重性结构是指日本核政策是一个由表层的无核政策、中层的依赖美国核保护伞与内层的保持核武器制造潜力组成的三重复合体。
首先，日本核政策的表层——无核政策，对内表现为无核三原则，对外表现为NPT体制下的核不扩散政策。根据马克·阿姆斯特茨的观点，这个层面的政策是国家公开宣布的政策，也是政府官员精心阐述的政策。无核三原则于1967年由首相佐藤荣作在众议院公开提出，1971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被定位为基本国策，此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沿袭了无核三原则，无论在联合国大会还是在国会施政演说中都反复提及，每个《防卫计划大纲》也都有记述。日本的核不扩散政策，涵盖核裁军、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日本在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高举无核旗帜，公开宣传核不扩散政策，扩大国际影响力。无核政策成为日本核政策的代表性口号与招牌政策，是日本展现给国际社会的公开面孔。
其次，日本核政策的中层是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基于马克·阿姆斯特茨的观点，该层面的政策可以理解为政府实际采纳、操作的政策。在部分在野党势力反对日美安保体制与国民反核的氛围下，很难明确判定日本政府从何时决定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的政策。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官方文件没有明确记载，政府首脑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但1957年首相岸信介与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的会谈，以及1959年防卫厅长官伊能繁次郎在参议院的答辩，都在暗示日本期待美国的核保护伞。(28)1965年、1967年佐藤首相在访美时得到约翰逊总统的口头承诺后，于1968年1月在国会演说中首次表明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下依靠美国核威慑力。1972年10月日本内阁在《第四次防卫整备五年计划决定之际的形势判断及防卫构想》中，以内阁决议形式首次确定了依赖美国核威慑的政策。(29)197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与1978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均表明依赖美国的核保护。此后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也都沿袭了该政策。然而，由于日本国内始终存在反对该政策的声音，加上出于维持“自立自尊”体面的考虑，依赖核保护伞政策在日本呈现一副若隐若现的面孔。
最后，日本核政策的最内层是保持核武器制造潜力。根据马克·阿姆斯特茨的观点，这个层面的政策是反映意图的政策，是政府的真正利益与目标。保持核武器制造潜力，是日本政府秘而不宣的政策。根据2011年10月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解密档案，可以认为1969年9月外务省的绝密报告《日本外交政策大纲》的制定，标志着日本保持核潜力政策的正式确立。实际上，从1954年3月改进党议员小山仓之助在众议院公开表示日本政府应研究和掌握核武器，到岸信介的“核武合宪论”，再到2012年日本政府修改《原子能基本法》；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率先引进原为英国军用的黑铅减速反应堆、确立核燃料循环体制的方针，到60年代提出开发高速增殖堆、乏燃料后处理计划，到90年代大量囤积敏感核材料钚，再到福岛核事故之后依然坚持开发快堆、续建后处理工厂，种种行为无不在为日本暗自推行潜在拥核政策做注脚。保持核武器制造潜力政策是日本一副被隐藏起来的面孔。
(二)矛盾性内容
矛盾性内容是指多边核不扩散体制下的“无核”(或脱核、废核)政策、双边同盟体制下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依核”政策，与日本独自追求保持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拥核”政策之间存在多重矛盾。
首先，多边核不扩散体制下日本的无核政策与双边同盟下的核保护伞政策明显存在矛盾。日本提倡无核三原则，却通过结盟方式，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等于变相拥有核武器。特别是为追求美国核保护，1969年12月佐藤第三次访美时与尼克松签署“冲绳核密约”，同意美国向冲绳运进核武器、使用冲绳的核武基地，(30)亲手破坏了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使无核三原则流于形式。而且，日本多年来倡导并每年提出“废除核武器决议案”，却不赞成别国提出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赞成设置无核区，却对“亚太无核区”和“东北亚无核区”态度消极，甚至表示反对；这些态度的背后都有不要影响到美国为其提供核保护伞的考虑。核裁军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大支柱。日本在冷战期间主张核裁军，却支持美国核扩军，及至冷战结束后，日本非但没有积极要求拥有全世界近一半核弹头的美国削减核武器，反而将核裁军的矛头指向了核弹头仅占全球总量2.6％的中国，(31)令人匪夷所思。
其次，多边核不扩散体制下日本的无核政策与独自保持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政策存在严重矛盾。日本高调主张的无核三原则的核心就是“不制造”核武器原则，然而在保持制造核武器潜力政策的指导下，日本不仅掌握了浓缩铀与后处理钚等核武器制造关联技术，还发展了航天火箭运载技术，囤积了大量敏感核材料钚，实际上等于变相实现了“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核不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二大支柱，日本近些年来不仅积极宣传核不扩散政策，而且客观上也为核不扩散活动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支持，但实际上日本自身积极推进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政策本身就属于“横向核扩散”，是与核不扩散体制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此外，和平利用核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三大支柱，也是《原子能基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然而日本投入巨资推进快堆与后处理工厂建设、坚持核燃料循环体制以维持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已经违反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定。
再次，日本依赖美国核保护伞政策与独自保持核武器制造潜力的政策之间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日本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前提是自己不发展核武器，不进行核武装，在日美同盟基础上，依靠美国的延伸威慑；而研发核武器、追求核武装的行动，就是不相信美国核保护，也是对日美同盟的否定，甚至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事实上，在日方看来，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靠不住的。借外务省原事务次官、驻美大使村田良平的遗言来说，就是“美国核保护伞，并没有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日做出保证，原本就内容不明、语焉不详”。(32)外务省国际资料部科学课原课长矢田部厚彦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时外务省同事们的共识是，保持核武装的选项，在日本防卫、外交上是必要的，“看老天爷的情况，也许会变天，天是会变的。因此，不就是‘拿把折叠伞’吗?”(33)这些均明确反映出日本决策层对美国核保护的不信任感以及对日本独自拥核的执着信念。
三、核不扩散体制下日本核政策的影响因素
作为世界上唯一曾遭受核武器轰炸的国家，日本为什么选择一个集“无核”、“依核”与“拥核”三个矛盾因素于一体的核政策?学界以往研究一国核政策时，通常强调安全环境、外交压力、制度规范和国内政治等四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具体到日本，应该说日本核政策是外压下做出的内在选择，外在压力主要来自盟国美国，内在决定性因素则是国内的保守派执政者。
(一)国际上美国的影响
回顾日本核政策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日本政府选择放弃核武装、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主要压力无疑来自盟国美国。鉴于日本有政治家主张核武装的动向，1961年11月，在第一次日美贸易经济共同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就以强硬口吻回应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美国反对核武器的扩散”。(34)1965年1月，美国总统约翰逊也对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表示“不希望再增加拥核国”，不同意日本独自拥核。(35)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签署后，日本态度暧昧。1969年7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与佐藤首相会谈时提出日本加入该条约问题，并转达了尼克松的立场：“总统认为，不论对哪个国家，都要避免给人留下是迫于压力而签约的印象。”美方的弦外之音是希望日本主动加入。(36)曾任日本外务省原子能课首任课长的金子熊夫感慨道，社会上根本不知道，在1969-1970年日本研究是否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期间，美国不时提出要停止供应浓缩铀，对日施加了无形压力。(37)
核保护伞也是美国在反对日本拥核、让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件下拟定的政策选项。根据美国解密档案，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的1964年12月29日，佐藤首相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会谈时透露出拥核的想法，赖肖尔立即向国务卿腊斯克拍发加急电报，明确表明：“为了不向危险方向(例如日本独自‘拥核’的想法)发展……美国有必要对佐藤进行指导和教育”。(38)于是，1965年1月腊斯克在为日美首脑会谈准备的文件中建议：“不应研究日本独自拥核”，“要坚持日本可信赖的美国核威慑力”。(39)1965年6月，以汤普森为首的“核武器能力委员会”日本小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关于对日核不扩散政策的报告。该报告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日本对其基本安全措施的美国核威慑力的信赖，永久性地持续并强化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的决心”。(40)在约翰逊、尼克松、克林顿等历届政府担任安全部门高官的莫顿·霍尔珀林曾表示：“若无美国压力，日本或许就拥有核武器了。”(41)
(二)国内舆论与在野党的压力
日本无核政策的出台，并非是政府决策者的真实意愿，而是在国内舆论与在野党的压力下产生的。佐藤本人也不相信无核三原则，1969年1月佐藤与美国驻日大使约翰逊会谈时亲口表明：“无核三原则是毫无意义的东西”。(42)据曾起草无核三原则施政演说的楠田实和若泉敬证实，佐藤首相之所以确认无核三原则，目的是为打破国民对核问题高度敏感的禁忌。(43)由于二战末期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影响，日本国民的反核心理根深蒂固。
为了防止最大在野党社会党成为国民反核的代言人、威胁自民党政权根基，面对核试验与运入核武器等问题的政党论争，自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适当解释。于是，在吉田茂、鸠山一郎政府同意美国进行核试验之后，岸信介不得不要求停止核试验，因为该问题若处理不当，有可能危及自身政权。1957年9月，藤山爱一郎在日美外相会谈中直言：“日本国民对核试验非常敏感，就政府所处立场，不能不表示抗议。这个问题的处理，对保守政权极其重要。”美国重启核试验后，刚接任首相的池田勇人也对美方表明：“对于核试验，难以公开赞同，但作为自己本意，相信肯尼迪总统必须做应做的事。”(44)
民意也制约着日本政府的核政策。从日本舆论调查来看，据1968年到1985年《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媒体的调查，对于无核三原则，赞成者达七八成，反对者约一成。(45)另据2017年9月产经新闻社与富士新闻网(FNN)的联合调查，53.7％的受访者认为应坚持无核三原则，43.2％的受访者认为应讨论修改。(46)对于日本拥核，据1967-1981年共同社、《朝日新闻》与《产经新闻》等媒体的九次调查，赞成者基本上只占一成，反对者达六到八成。(47)据2017年12月日本言论NPO公布的民调结果，在朝鲜拥核的情况下，受访者中赞成日本进行核武装的只有12.3％，而反对的达68.7％。(48)毋庸置疑，日本普遍存在的反核民意，是日本执政者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日本执政者的现实追求
从核政策的连续性来看，拥核是战后日本历代保守派政治家及官僚根深蒂固的现实追求。其受安全环境和外交压力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政权的意图，即执政者的思想认识。至于“潜在”还是“公开”，只是基于内外环境采取的形式而已，事实上日本决策者们基本不在公开场合表露拥核的真实想法。
岸信介曾在演讲中指出：“虽说是和平利用核能，有朝一日也不是不能用于军事。”(49)他在回忆录中也表明：“我此前就说过‘在现行宪法下，理论上实行核武装也是可能的’。”(50)“核武器合宪论”反映了保守派政治家们共同的意志，为日本将来即使在不修宪的情况下也可进行核武装预留了空间。
潜在拥核政策是日本决策者的真实意图。佐藤荣作公开提出无核三原则，打出四大核政策，然而他在1965年1月访美的秘密会谈中对国务卿腊斯克表明：“我个人认为，中国若拥有核武器，日本也应拥有核武器。但这不符合日本国民感情，只能在内部小圈子里谈论。”(51)1968年9月，佐藤还对秘书楠田实表露了“应进行核武装”的真实想法的层面。(52)这种主张并非仅停留于佐藤个人想法的层面，而是通过防卫厅、内阁调查室、外务省等政府机构对利用核电设施进行核武装可行性的多方研究调查，最终成为日本政府的“内部政策”。
战后当政者中不少人认为日本在二战中是败于科技落后。作为核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中曾根康弘自称目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而深受刺激，得悉理化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被占领军丢进东京湾亦倍感屈辱。事实证明，正是中曾根主导通过了日本首项核能预算，组建了参众两院原子能共同委员会，推进了防卫厅对核武装的研究，还通过与美国谈判获得了拥有钚的资格。
潜在拥核政策也是日本官僚集团的共识。1968年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部长铃木孝在外交政策会议上强调：“在高速增殖堆等方面，一边保持立即可以进行核武装的状态，一边推进和平利用，这是没有异议的。”(53)20世纪90年代，外务省某干部也强调：“从日本外交力量来看，不应放弃核武装选项的可能性。进而必须要增加钚储备，也要开发可转用于导弹的火箭技术。”(54)这显然不是该官僚的个人意见，而是日本决策层的共识。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外务省国际资料部科学课原课长矢田部厚彦在采访中承认，“外务省官僚们认为，通过开发核燃料循环提取钚的技术，日本要创建一个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核武装的体制……这是同僚们的共识。”(55)
进入21世纪，潜在拥核路线依旧是日本部分政客与官僚的政策理念。据经济产业省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到2002年间的某天，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对资源能源厅原子能政策课干部安井正也明确指示：彻底推进以后处理为核心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不光是钱的问题”，而是超越了经济利益的另一层次的国家利益问题!(56)另一层次的国家利益，就是指“潜在核能力”。2002年5月，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晋三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公开声称：“日本不仅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而且有立即进行生产和装备自卫队的能力，日本随时都可以制造核武器。”(57)2011年9月，原防卫大臣石破茂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维持核电站，就可以变成‘潜在核威慑’，若想制造核武器，一定时间就可造出来”，因此，“不应停用核电站”。(58)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不顾国民强烈的反核之声，以能源政策为名，重启核电站，继续推进核燃料循环体系。2013年7月，生活党党首小泽一郎指出：“现实上电量是够用的，但重启核电站，就是为了核武装”，自民党主张重启核电站的背后也是“核武装论”。(59)这可谓一语道破玄机。2014年1月，平沼赳夫在采访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若外国对日本无理的话，日本也许就要拥核了”，就要拿核燃料循环体系蓄积的核能力说事，这不仅针对朝鲜和中国，也针对常年打“日本安全牌”在经济谈判中向日施压的美国。(60)2017年3月，当安倍首相在参议院大会上表示“我国恐怕不能拥有核武器”之际，负责策划安全政策的政府相关人士却指出：“保持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核武装的能力是必要的”。(61)这应该才是日本政治精英的真实想法。
四、结语
随着核不扩散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日本对核不扩散体制的认识与参与，也经历了从消极抵制到初步参与、再到寻求发挥“主导作用”的自发倡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以政府为主导，从发展民用核电入手，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名义下，日本核政策从一开始就明确带有追求生产核武器的军事意图，并且被定位在修宪、重整军备的延长线上，是保守政治势力在重整军备形势下力推的国策之一。与此同时，日本也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挡箭牌，在日美安保体制下制定核密约，承认美国向日本运进核武器，追求美国的核保护伞，旨在通过核武器的“自主生产”和“外在保护”两条路径确保日本安全。
日本核政策的特殊性在于，表面上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倡导和平利用三原则与无核三原则，实际上更倚重美国核保护伞；进而，表面上主张依靠美国核保护伞，实际上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一直在追求拥有和提升自己的核武器制造能力。在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下，这种核武器潜在制造能力，隐藏在和平利用核能和无核三原则的表象下。因此，当代日本走了一条以“民用”名义掩护“军用”发展的复合式发展道路，其核政策是一个“核电”与“核武”互为表里的综合性政策体系。
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核武装，通常取决于政治意愿、经济技术能力和国内外环境三个因素。当前，日本虽已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意愿与经济技术能力，但在美国安全政策以及日本国内舆论等的制约下，表面上还会继续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坚持无核三原则，其进行核武装的可能性较小，但长期来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注释：
①浅井基文『非核の日本·無核の世界』、労働旬報社、1996年。川崎哲『核拡散』、岩波書店、2003年。Felicity Rai,Japan’s Non-Nuclear Policy,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2010.赵恒：《日本核政策的回顾与展望》，《日本研究》2003年第2期；黄大慧：《论日本的无核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崔丕：《美日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认识与对策(1959-1969)》，《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等。
②若泉敬『他策ナカリシヲ信ゼムト欲ス—核密約の真実—』、文藝春秋、2009年。太田昌克『日米「核密約」の全貌』、筑摩書房、2011年。Hans M.Kristensen,“Japan Under the US Nuclear Umbrella”,Nautilus Working Paper,July 1999.
③核開発に反対する会編『増補新版 隠して核武装する日本』、影書房、2013年。有馬哲夫『原発と原爆』、文藝春秋、2012年。徐万胜、付征南：《日本核政策动向》，《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江天娇：《日本的核战略选择：理论与现实》，《当代亚太》2016年第2期等。
④姜振飞：《美国约翰逊政府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夏立平：《冷战后美国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李少军：《中国与核不扩散体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尹晓亮、文阡箫：《从“潜在拥核”到“现实拥核”：日本核政策的两面性与暧昧性——基于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分析》，《外交评论》2016年第2期等。
⑤Mark R.Amstutz,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Boston:McGraw-Hill College,1999,pp.177-8.
⑥原子力開発十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原子力開発十年史』、日本原子力産業会議、1975年、10-12頁。
⑦「日本の安全保障に核のカサ頼るな下田外務次官が新見解」、『朝日新聞』1966年2月18日。
⑧「第1回ジョンソン大統領·佐藤総理会談要旨」、1965年1月12日、外務省外交記録CD1、01-535-1。「佐藤総理·ジョンソン大統領会談録（第1回会談）」、1967年11月14日、外務省外交記録CD1、01-534-1。
⑨『第58回国会衆議院本会議会議録』第3号、1968年1月30日、37頁。
⑩国際資料部調査課「第1回日独政策企画協議要録」、1969年2月6日、外務省2010年11月29日公開外交記録、文書1、1頁。「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核”を求めた日本—被爆国の知られざる真実宓—』、光文社、2012年、55頁、36頁、54頁。
(11)「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核”を求めた日本—被爆国の知られざる真実—』、44頁。
(12)参见乔林生：《战后日本核政策再探讨》，《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
(13)外交政策企画委員会「わが国の外交政策大綱」、1969年9月25日、外務省2010年11月29日公開外交記録、文書2、67頁、68頁。
(14)外務省編『わが外交の近況』第23号、1979年、330頁。
(15)金子熊夫『日本の核·アジアの核』、朝日新聞社、1997年、41頁。
(16)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3巻』、原書房、1985年、871頁。
(17)細谷千博等編『日米関係資料集1945-1997』、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965頁。
(18)内藤酬「80年代核武装研究から現在の核保有論を問う」、『軍縮地球市民』2007年第8号。
(19)太田昌克『日本はなぜ核を手放せないのか—「非核」の死角—』、岩波書店、2015年、162頁。
(20)外務省編『外交青書』、1996年、188頁。
(21)外務省軍縮不拡散·科学部編『日本の軍縮·不拡散外交』(第7版）、2016年、254頁。
(22)防衛省編『防衛白書』（平成27年版）、日経印刷、2015年、331頁、337頁。
(23)同上书，第349页。
(24)外務省「共同声明」、2017年2月10日、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27766.pdf[2018-04-18]。「日米安全保障協議委員会共同発表」、2017年8月17日、http://www.mofa.go.jp/mofaj/na/st/page4_003204.html[2018-04-18]。
(25)「日本のプルトニウム保有量」、http://www.kakujoho.net/ndata/pu_jp.html[2018-04-10]。
(26)核開発に反対する会編『隠して核武装する日本』、影書房、2007年、8頁。
(27)総務省自治行政局選挙部「第23回参議院議員通常選挙結果調」、「第24回参議院議員通常選挙結果調」、「第45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最高裁判所裁判官国民審査結果調」、http://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data/[2018-04-18]。
(28)“Letter,MacArthur to Dulles”,May 25,1957,FRUS 1955-1957,Vol.23,Part 1 Japan,1991,p.328.『第31回国会参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9号、1959年3月12日、18頁。
(29)塩田庄兵衛等編『戦後史資料集』、新日本出版社、1984年、649頁。
(30)若泉敬『他策ナカリシヲ信ゼムト欲ス—核密約の真実—』、448頁。
(31)防衛省編『防衛白書』（平成27年版）、314頁。
(32)村田良平『何処へ行くのか、この国は—元駐米大使、若者への遺言—』、ミネルヴア書房、2010年、216頁。
(33)NHK·ETV特集取材班『原発メルトダウンへの道 原子力政策研究会100時間の証言』、新潮社、2013年、331-332頁。
(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o.3,1961,FRUS,1961-1963,Vol.22,p.711.
(35)“Memcon,Sato,Shiina and Johnson,Rusk”,January 12,1965,NSF,CO,Japan,1/11-14/65Sato’s Visit Memo & Cables,Box253,LBJL.
(36)「佐藤総理とロジャ一ズ国務長官との会談要旨」、1969年7月31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開示文書2001-529。
(37)金子熊夫『日本の核·アジアの核』、55頁。
(38)“Background Paper on Factors Which could Influence National Decisions Concerning Acquis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Background Paper for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Sato January 11-14,1965,“Japan’s Security Situation”,January 7,1965,NSA,No.423.
(39)加瀬みき『大統領宛 日本国首相の極秘ファイル』、毎日新聞社、1999年、32頁、35頁。
(40)Memo for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of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Report on‘Japan’s Prospects in the Nuclear Weapons Field:Proposed US Courses of Action’”,June 15,1965,NSA,No.485.
(41)杉田弘毅『検証 非核の選択』、岩波書店、2005年、89頁。
(42)“Embtel 267,Tokyo to SecState”,January 14,1969,Pol Political &Aff.& Rel.Japan-US 1/1/69,Box 2249,RG59,CF.NA.
(43)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戦後50年の模索—」、読売新聞社、1997年、222頁。
(44)太田昌克『日本はなぜ核を手放せないのか—「非核」の死角—』、44頁。
(45)西平重喜『世論調査による同時代史』、ブレ一ン出版、1987年、338頁。
(46)「敵基地攻撃、賛成派が上回る」、『産経新聞』2017年9月19日。
(47)西平重喜『世論調査による同時代史』、339頁。
(48)「北朝鮮攻撃に3割、日本の核武装にも4割賛成 米世論調査」、https://jp.sputniknews.com/us/201712294436442/[2018-04-18]。
(49)岸信介『最近の国際情勢』、国際善隣倶楽部、1967年、13頁。
(50)岸信介「岸信介回顧録」、廣済堂、1983年、403頁。
(51)“Memorandum of Record”,June 13,1965,NSF,CO,Japan,1/11-14/65Sato’s Visit Memo & Cables,Box253,LBJL.
(52)楠田實『楠田實日記』、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260頁。
(53)外務省国際資料部「第480回外交政策企画委員会記録」、1968年11月20日、外務省2010年11月29日公開外交記録、文書13、42頁。
(54)金慶敏『甦る軍事大国ニッポン』、徳間書店、1996年、79頁。
(55)NHK·ETV特集取材班『原子力政策研究会100時間の極秘音源』、新潮社、2016年、421頁。
(56)太田昌克『日米核同盟』、岩波書店、2014年、232-233頁。
(57)「核兵器の使用は違憲ではない」、『サンデ一毎日』2002年6月2日。
(58)「石破茂氏『核の潜在的抑止力』維持のため原発続けるべき」、『SAPIO』2011年10月5日。
(59)「自民党の原発再稼動推進、背景には『核兵器保有論』—岩上安身による生活の党·小沢一郎インタビュ一—」、http://iwj.co.jp/wj/open/archives/90095[2018-04-18]。
(60)太田昌克『日米核同盟』、233-234頁。
(61)「核武装議論、日本では議論もタブ一」、『産経新聞』2017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