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魏晋六朝关于“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多陷轻薄”的表述，具有道德与世用两个阐释维度。唐人未对曹丕、刘勰、颜之推等人遗留的话题大加发挥。与“文人类不护细行”相较，“文人相轻”吸引了宋人更多的注意力，其运用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从“文人类不护细行”到“文人无行”，文人德行话题经历了判断愈发绝对化、传播愈发广泛的过程。明人将“文人无行”的阐释提升至儒家理道的高度，为话题注入新内涵，也激起了不少人的反驳，形成不可忽视的批评思潮。相对于事件和话语形式，古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身份结构才是文人德行话题盛行的内在动力。

关 键 词：德行  文人相轻  文人无行  纠偏  失控

关于文人德行问题，从古至今都有广泛讨论。在先秦文献及东汉王充《论衡》中，可发现文德合一的文人身份界定模式。魏晋之后，文人德行上的玷缺愈发被人关注，形成一系列富有意味的话题。对此，首先需要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事实层面——从古至今，存在诸多体现文人德行有损的事例。第二，观念层面——古人对文人德行有损事件的主观认识。第三，话题层面——在古人对文人德行认识的基础上生发出的具有囊括力的话头、熟语。从历史发展与三者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事实引发观念，观念引发话题，话题促进观念的发挥，并且与观念一同审视着事实。与文人德行亏损相关的话题，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出现的“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人多陷轻薄”、宋代出现的“文人无行”等。对这些话题的阐述与发挥，多见于论文报章，探讨的时段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重心在于通过这些话题将文人德行玷缺的事例作为文化现象来看待，总结表现形态并探究其心理机制。①简言之，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例与观念，话题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个思考中介与桥梁，然而忽视了话题本身的生成、发展以及特性表现，还容易将“文人类不护细行”与“文人无行”简单地混为一谈，从而掩盖话题的历史发展逻辑。这些话题融合了批评话语与个人观念，具有批评史层面的意义。探讨古人如何接受、阐发、运用“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人轻薄”“文人无行”等话题，既能呈现古人对文人德行认识的一个重要面相，也是研究古代文人批评不可忽视的一环。

一、德行亏损与仕途阻碍：原始话题的生成

“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士之疵”“文人多陷轻薄”等话题的来源，已为人所熟知。从原始语境的角度来看，出自曹丕的两个话题——“文人类不护细行”与“文人相轻”。首先，话题的产生依凭于作者的直观感觉，没有通过大量事实加以证明。正因如此，作者才未将话说死。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一语，其中的“类”“鲜”二字表明他没有将“文人”与“不护细行”直接画上等号。《典论·论文》也只是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内在原因，指出“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其次，论说的重点均不在于话题本身。《与吴质书》是为了强调徐干“怀文抱质”，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典论·论文》是为了评论七子之文。故曹丕的这两句话，只能说明当时已关注文人德行玷缺、文人互相贬低的现象。在“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等语未被转引与深入解读之前，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话题。

相对有话题性质的，则是《文心雕龙·程器》与《颜氏家训·文章篇》。前者引用了曹丕“文人类不护细行”一语，以十六个事例来说明文人之疵；后者列举了更多的例子，并深入揭示其原因。为什么南北朝时期会对“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多陷轻薄”如此关注？有学者认为根源在于：主体在重才任性的自我觉醒与持守传统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困惑。②我们可举一例，刘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过从甚密，有人予以告诫，刘义真说：“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③此语充分展现出德行与才性之间的衡量与取舍。重才性而忽视个人德行，是“文人类不护细行”等话题产生的事实基础与潜在根源。同时，事实(事例)要升级为话题，必然经过“观念”这一阶段，即人们有意识地探讨、总结文人德行玷缺的现象，并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向外释放。魏晋南北朝盛行的人物品评正是体现上述“观念”的重要话语载体。曹丕《典论·论文》评建安七子，韦诞评王粲、繁钦、阮瑀、陈琳、路粹，刘义真评谢灵运、颜延之，都采取臧否人物的批评方式。刘勰试图打断“文人”与“不护细行”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反倒说明，“文人类不护细行”已经在人物臧否过程中凝结为共识性话题。因此，刘勰、颜之推的列举很可能不是独创，而是时人对文人德行认识的集中映现。

“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多陷轻薄”都是对文人德行玷缺的批评。从刘勰、颜之推所举事例来看，文人德行的玷缺，尚未提升到“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拘礼法”等个体自觉的层面。④如马融收受贿赂、杜笃请求无厌、陆机依附权贵、潘岳陷害太子，等等，此类行为违背了社会的普遍行为道德，用不着站在礼法的高度来认识与批评，这不是“不护细行”，而是有损大德了。个性的觉醒所带来的不拘礼法的言行，一定程度上触发人们对文人德行的审视，大量的人物臧否也必然使得他们的审视视野从时人扩展到古人，从“不拘礼法”扩展到“违背基本的行为规则与德行”。刘勰、颜之推对文人之疵的描述，就是从最广泛的道德、行为规则层面来说的，批评文人无德，即是主张文德合一。“德”是论文、论人的重要归属，但非唯一目标。刘勰的文德观“不同于当时人纠缠于文人的行检，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其核心是‘以成务为用’”⑤。德行是为政的保障，文人不护细行，会损害大德、阻碍政治前途，甚至终结政治生命。《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鱼豢问韦诞：王粲、繁钦、阮瑀、陈琳、路粹为何不见用？韦诞回答：“仲宣伤于肥戆，休伯都无格检，元瑜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⑥除阮瑀外，其他四人不见用的原因都被归结为德行问题。而刘勰、颜之推所列人物，不少因个人言行不当，导致免官或下狱、被杀。清人焦袁熹就对颜之推将孔融与马融、路粹同列一科表示不满，认为“岂断章之义乎，不然，则之推之志荒矣”⑦。焦氏说明了不遵礼法与行径卑劣之间的差异，然尚未注意到颜之推此举的内在合理性。孔融与马融、路粹之言行尽管有高下之别，但都违背了基本的行为规则，导致政治名声污损或在政治斗争中遭受祸败。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三人是相同的。所以颜之推才会说：“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⑧刘勰尽管不同意“文人不护细行”的说法，但承认不少文人在德行上的欠缺。这对于追求文才与德行、政事合一的人格范型来说，无疑是当引以为戒的案例。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人们对文士德行玷缺的批评，一方面以持守基本的道德立场为出发点；另一方面是在政治环境下，对德行玷缺所带来政治祸患的告诫。“文人类不护细行”也就理所当然地包含了这两层意思，即具有指向道德与指向世用两个阐释维度。

曹丕“文人类不护细行”与颜之推“文人多陷轻薄”都未将话说死。但是刘勰的反应却折射出，在话题接受与发酵过程中，这种话语方式所标识的“文人”身份却容易导向批评的绝对化。萧子显《南齐书》就将“文人类不护细行”引作“文人不护细行”，认为是“古今之所同”⑨。魏收《魏书》云：“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⑩这句话显示的就是批评态度的绝对化与实际情况不尽如此之间的矛盾。再如王通的一段评论：“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11)后文又评价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12)在上述文字所体现的人品与文品相一致的表象下，其论述重点和评述方式依旧未摆脱“文人多陷轻薄”观念的影响。

二、唐宋时期话题的接续与“文人相轻”的多维运用

综观整个唐代，“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人多陷轻薄”等说法并不流行。相关记载不超过十处，主要出现于《北史》《南史》《周书》《隋书》《艺文类聚》等唐初编撰的史书和类书中，且基本是复述、摘录前人之言。站在德行(甚至儒家之道)的高度，批评具体的某个文人虚言无行，这在每个朝代都是常有的现象。然而，足够数量样本的抽取完全能支撑我们的判断，即：在唐代，“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相轻”“文人多陷轻薄”等话语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与发挥，未形成集中的话题效应。

曹丕《典论》一书至宋代已经亡佚，其中《论文》一篇，以及《与吴质书》，除了随《昭明文选》得以流传后世外，史书、类书等著作的摘引也是相关文句得以传播的重要渠道。宋人所引最多的，还是“文人不护细行”。《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通志》等只是起到记载的作用，并未刻意突出文人德行的话题。不过，记载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些话语被关注的可能性在增大。到底能不能成为话题，除了看摘引，主要还是看人们对“文人类不护细行”等语如何运用与发挥。宋人对此类话题予以了一定关注，如林季仲《与周主簿书》云：“词美而行恶，不害为小人。行美而词拙，不害为君子。自古文人不护细行，顷阅文艺传，鲜有全人。不骜倨则儇佻，不谀佞则讥讪。往往凭借自取祸败者，多矣。”(13)李刘云：“文人多不护细行，易亏于大德。”(14)宋代理学兴盛，重理道而轻文辞的观念为此类话题的拓展提供了较大空间，但整体而言，“文人不护细行”“文人轻薄”的阐释维度依旧未能超出南北朝时期的范围(即德行的玷缺和政治上的污损)。

相对而言，“文人相轻”吸引了宋人更多的注意力，该话题的运用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面貌。首先，在文章中使用“文人相轻”一词。如宋祁《代人求荐》云：“人言可畏，有同抱玉之家；文士相轻，盖甚铄金之数。”(15)这是宋人较早运用“文人相轻”一语的记载。其次，诗歌中化用“文人相轻”一词。如黄裳：“苦谈杜甫峻谈李，文人相轻古如此。”(16)陆游：“从来文吏喜相轻，聊遣濡毫书竹帛。”(17)再次，通过列举事例来证明文人相轻的现象，或以文人相轻之语来总结所列举的事例。如吴炯《五总志》：“长安书生闻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叹息曰：‘栗犊儿乃能尔。’故魏文帝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18)将“文人相轻”的断语投射在其他事例上，如此，则具有了人事批评的性质。“文人相轻”也只有在脱离曹丕原来的语境、统摄更多的事件时，才可能发展为批评术语。蔡絛《西清诗话》述及欧阳修见王安石诗作一联戏之、王安石反唇相讥一事。末云：“文人相轻，信自古如此。”(19)葛立方《韵语阳秋》也有一则材料，如下：

《五代史补》载罗隐《题牡丹》云：“虽然不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曹唐曰：“此乃咏女子障子尔。”隐曰：“犹胜足下作鬼诗。”乃诵唐《汉武宴王母诗》曰：“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岂非鬼诗。《南史》载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庄《月赋》何如？”答曰：“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语语之。庄应声日：“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典论》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20)

葛立方这段文字所列举的两个例子乃同一类型，都是互相贬低对方诗文作品的评论行为，是以“文人相轻”的“相”被理解为“互相”。这是“文人相轻”的批评模式进入诗话较早的例子。复次，对古今文人言行作更广泛的归纳，使得“文人相轻”成为诸多类别中的一类。祝穆《事文类聚》文章部列举“文人相推”“文人相轻”“文人自负”等诸多条目。在“文人相轻”一则下，胪列“用覆酱瓿”“诗赋相嘲”“因诗相嘲”“不读南华”“因文相嘲”“讥五代史序”六个事例。(21)所举的例子，除了文人互损之外，还包括单方面地贬低他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事文类聚》将“文人相轻”与“文人相推”并举，且所列“文人相推”的事例多于“文人相轻”。这既表明编者搜集故事以类相从的客观立场，也是对“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等单一化认识的否定。

以上四个方面说明“文人相轻”已然脱离了曹丕的原语境，成为一种具有囊括力和描述力的批评术语，在多维运用的基础上，其话题效应才能充分展现出来。为什么在宋代文献中，“文人相轻”比“文人不护细行”受到的关注更多呢？除了一些偶然性因素之外，从性质上来说，“相轻”虽为文人故习，但一般未达到损害大德与致使仕途祸败的地步。故与“文人不护细行”相比，其言说空间要轻松很多。同时，它所囊括的各种趣味性故事有助于该话题的传播，更容易成为文人的谈资。此外，与“文人相轻”相比，“文人不护细行”不够简短凝练，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文人××”这样的四字熟语容易被人运用，从而具备较强的传播力度。如此，“文人无行”替代“文人不护细行”，作为更加精炼、更具囊括力的话题出现，则是必然的结果。依目前文献所见，较早提及“文人无行”的是朱熹，他评论汉代息夫躬的《绝命词》：“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发忠忘身’号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特以其词高古似贾谊，故录之。而备其本末如此，又以见文人无行之不足贵云。”(22)息夫躬利口作奸而自取祸败，正是“文人不护细行”传统阐释方式下的典型事例。除此之外，朱熹所说的“文人无行”，还包括言行不一之意。黄震《黄氏日抄》云：“相如文人无行，不与吏事。以赋得幸，与倡优等，无足污简册者，亦无足多责。惟《封禅书》祸汉天下于身后，且祸后世。”(23)作《封禅书》，属行为有悖常理；不与吏事，属行为无足观。朱熹等人多有批评文人不通理道者，但尚未从理道的角度切入，来揭示“文人类不护细行”“文人无行”的深层内涵。故上述两例的意义不在于思想内容的发挥，而在于话语形式的发展。取消了“类”“细”二字，具备了四字熟语的客观条件的同时，也意味着“文人无行”的批评话语更加笼统和绝对化。

三、纠偏与失控：明清时期“文人无行”说的发展

明清时期“文人相轻”话题基本不出宋人的运用范围，本文不再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文人无行”的说法大幅度增加，这印证了我们前面的判断，即比起“文人不护细行”“文人轻薄”，“文人无行”具有更强的囊括力和传播度，实可替代前者，成为描述文人德行玷缺的代表性话题。非但如此，自南北朝而下的阐释维度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该话题的严肃性，因此与“文人相轻”借助于一些轻松有趣的表达来增加传播效应不同，明人对“文人无行”的发挥与当时的思想背景以及文人的身份认知密切相关，从而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征。

“文人无行”说到底就是主体言行的出格，同时，自宋而下的理学又非常关注主体内在心性与外在言行的合一。这两方面存在着交集，于是明人顺势将“文人无行”纳入儒家理道的解释系统，并为该话题增加了一个阐释维度。明初刘夏《答孟左司书》以“气”论文，同时指出“文气”是需要驾驭的，即作文需要以“志”帅“气”。刘夏所谓的“志”，其实就是儒家之道，正如其所言：“志常帅气，百行其旋，则可修辞以立诚，垂文以作则，载道以传后之人矣。”(24)他以文气的驾驭为依据，为“文人无行”寻找了一个内在原因：“文人御气以作则者可贵，乘气以加人者不足贵。古今称文人无行，正谓乘气以加人，号呼跳踯，有狂者之态也。”(25)刘夏将文章之气与文人之气视为一体，正体现他为人与为文合一的立场。没有“道”驾驭“气”，其文不可观，其人也必无行。换句话说，他在这里解释的“文人无行”，就是不根理道、任气而行所导致的狂者之态。由此可见，“文人无行”的解释维度从南北朝时期的行为规则(包括礼法)、政治祸败转换到了儒学(道学)场域。理学的发展使得道的外在面相(经世功用)与内在面相(心性修养)结合为一体。个人行为规则与政治仕途都能进入儒学(道学)的解释场域，不根儒家之道的“文人”自然被纳入批评视野。陆深《策(癸亥南监季考)》云：“夫文人无行，自古为然。盖其究心枝叶，而遗弃本根。”(26)颜之推以“文章发引性灵，使人矜伐”为文人轻薄之根由。陆深的解释更进一步，认为文人无行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文人颠倒了文与道的本末关系。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列数宋之问、宋之逊的劣迹，名之曰“文人无行”，接着说道：“夫文也者，道之见于言语文字之间者也……士之立身不在乎言语文字之间也。”(27)顾应祥是王阳明弟子，对个人心性的修养极为重视。他的态度也代表了大部分理学家的观点，即以立身为本。理道充盈内心，发之于行为则正，发之于语言文辞则实，如此形成心、道、文、行合一的理想状态。若其身不立，其行则邪，其文则成巧言之流。如此，则形成心无所养、言行不一的状态。这就是“文人无行”的理论根源。

明代的论者未必都依循刘夏等人的批评思路，但“文人无行”经过儒学(道学)立场的解释，其话题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比之于“文人不护细行”，“文人无行”不但具备绝对化判断的倾向，还形成一种施加在文人身上的舆论压力。明代对“文人无行”话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嘉靖至万历时期(特别是万历时期)。在此时期内，我们能看到，在“文人无行”话语权力的笼罩下，热衷文学的士子的切身感悟与激烈反驳。

“文人无行”在实践层面经不起推敲，许多文学、德行、政事合一之人，被“文人无行”论者一笔抹去。侯一元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夫文人无行，非谓固然……古今文人，独一司马相如哉？”(28)如果说，侯一元主要是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戳中“文人无行”说的漏洞，那后七子群体中人则是基于文人本位，对该观点产生了群体性反应。后七子注重文才，对儒家之道不是那么在意。相同的文学主张、相互之间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及相近的舆论压力与政治遭遇，使他们较为自觉地形成文人共同体意识，在对待文人德行问题上也表现得近乎一致。徐中行代蔡汝楠作《何大复碑记》，曰：“余独怪鄙人之言曰文士鲜行，乃概天下贤者，于是而谓文章不得与节义齿列。”(29)愤愤不平之意溢于言表。王世贞在《徐天目先生集序》中专门摘引这段话，并云：“节义其一支耳，何言不得齿也？”(30)王世贞是后七子的核心人物，面对重道德、轻文才的舆论环境，王世贞刻意提高文才的价值意义。对于“文人无行”之论，他心中耿耿，并称赞李攀龙、徐中行，认为他们可为文人吐气，一洗“文人无行”之耻。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屠隆因个人言行问题，被弹劾罢官。王世贞为不能洗清“文人无行”四字而担忧。黄景昉《国史唯疑》云：“屠隆以与西宁侯家狎昵往来，被讦，词丑甚。文人无行，又一司马长卿耶。”(31)可以想见，屠隆的遭遇正为“文人无行”论者增一口实。屠隆当时有感于此，在写给王祖嫡的书信中大吐苦水，激烈批驳“文人无行”之说：“世亦有无行文人，岂谓文人必无行耶？”(32)此外，胡应麟也质问“文人无行，信乎？”(33)表示“世动讪文人无行，余不敢谓然也”(34)。赵南星也说：“文人无行，此庸俗疾妬之言，而不通之说也。夫文人无行，无文者皆有行耶？”(35)

明代重经义的科举、重世用的政治环境，以及“文人”身份的负面舆论等因素构成巨大的外在压力，在此背景下，王世贞等人的政治遭遇直接促发了他们对“文人”身份的强烈认同，致使他们从德行、世用、际遇等方面对“文人”身份的负面话题进行全方位辩驳。(36)这一思潮向后七子群体外辐射。诸如梅守箕、陈懿典、谢肇淛、周清原等人，都在文章中对“文人无行”予以质疑。总之，王世贞等人的强烈反应，既给我们展示了“文人无行”话题的严肃性以及严重的舆论后果，又揭示出该话题在明代的传播及其与中晚明政治环境和文人心态的血脉联系。

中晚明时期后七子等人的反驳，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文人必无行的思维定式，拓展了该话题的言说空间。清人对“文人无行”的态度显得多样化。有的继续对“文人无行”提出质疑，但总体上没有出现如后七子那般集中且激烈的反驳现象。除此之外，清人要么通过具体事例来说明、感叹“文人无行”；要么秉持理性之态度，以“文人无行”自戒；要么不再将“文人无行”绝对化，而曰“文人无行者多”“文人多不护细行”。尽管不断有人反驳，“文人无行”说却没有销声匿迹，反而越来越普遍化，经久不衰。该话题具有绝对化判断的倾向，这无可疑议，然而，在某些具体语境中，“文人无行”之“文人”可以是特指某个人，而未囊括所有文人。“文人无行者”也可以解读为文人中之无行者。所以，“文人无行”本身就隐藏着多种理解的可能性，清人对该话题的运用基本包含了上述几个方面。这消弭了理论话题应当具备的边界与定义。在古人基于自身体悟的理性认识，与基于视听经验、传统立场的感性运用的交互影响下，“文人无行”处于时时纠偏却又时时失控的状态。古人对“文人无行”的多样化运用，正面言之，是该话题的流衍与盛行；反面言之，未尝不意味着批评的失控。

综上所述，通过对“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话题的探究，我们不仅能够厘清它们发展的基本脉络，从中还可揭示此类话题的内涵和层次，以及传播路径和舆论效应。从话语形式上看，四字熟语具有较高的概括力和接受度，但这只是文人与德行的话题得以流行的表层因素。事件(即文人在德行缺失方面的实际事例)往往被当作此类话题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此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需要指出，事件与话题绝不是单方向的促发关系，当话题流传开来之后，人们会不断地发现新的事例予以印证，这说明话题能够引导人们进一步关注文人与德行之间的关系，从而决定了人们对事件的聚焦与择取。例如，若没有“文人相轻”这个颇具概括力的话头，那古代诗话、笔记中的相关事例或许就不会以以类相从的“故事集”形态出现。所以话题具有对事件的一种作用力，二者形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共同成为“文人无行”“文人相轻”等语流行的外在标志，这一点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得到充分展现。

不过，话语形式与事件尚不能提供话题传播与流行的充足依据，“文人无行”“文人相轻”之所以能够成为话题，在于它契合了古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在先秦，文与德本就具有内在的关联，而先秦文献中的“文人”随之被解释为“文德之人”(37)。此后，王充、刘勰等人提倡的文德之论，唐代集中出现的“文儒”观念，都反映出古人对文德合一的内在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德”包括德行和德性两方面，其意义不仅体现于内在品性的修养，还体现于外在的言行及其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层面的效用。故文、德均与世用产生了关联，在传统价值观的导向下，德行、文章、政事合一(或曰儒者、文人、官员合一)成为古代士人追求的理想身份范型。“文人无行”话题的出现与盛行正是理想身份范型观念与现实情况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其中，德的缺失导致士人世用价值的降低，这一内在原因直接规定了“文人无行”话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它既打破了品德底线，又会带来政治上的祸败。南北朝时期“文人无行”的两个阐释维度正是上述逻辑的体现。而明人以重道轻文、以道立身的角度来探析“文人无行”，即是将“德”提升到儒家理道的高度来认识，这同样反映出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另一方面，基于政治祸败的阐释维度，可知“文人无行”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文人无用”的话语倾向。对于儒者、文人、官员合一的身份范型，一旦儒者(道德)、官员(世用)身份受损，剩下的文人身份就必然承担相应的负面舆论。由此观之，“文人无行”与“文人无用”实为同等级的话题，它们都源于古人的价值观念与身份结构。“文人相轻”虽然缺少了政治祸败这一阐释维度，在严重程度上也远不及“文人无行”，但它在文人德行方面的指向与后者完全一致。故可以说，古人的价值观念与身份结构才是文人与德行的话题能够不断阐释与发挥的内在原因。也正因有内在的思想渊源作为动力，“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才能在话题纠偏与失控的交杂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并凸显其内在的批评价值和理论意义。

①如汪文学从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自觉的发展角度来阐释文人无行，参见汪文学：《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181-191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彭玉平对“文人相轻”进行语义分析，并探寻它的五种主要表现形态及其文化意义，参见彭玉平：《论“文人相轻”》，载《中山大学学报》，2004(6)。龚祖培从“文人相轻”的思想渊源、心理基础、存在类型、表达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参见龚祖培：《文人相轻的现代阐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孙蓉蓉简述了魏晋时期人们对文人之德行的批评，指出“文人无行”说的出现是魏晋时期主体在个体意识觉醒与遵循传统观念之间矛盾的体现，参见孙蓉蓉：《“文人无行”说》，载孙蓉蓉：《刘勰与〈文心雕龙〉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8。王幼华在归纳出三种文人类型的基础上，比较了刘勰与颜之推对文人德行的不同表述，参见王幼华：《文人岂皆无行——刘勰与颜之推的异见》，载台湾《联大学报》，2011(2)。

②孙蓉蓉：《“文人无行”说》，载孙蓉蓉：《刘勰与〈文心雕龙〉考论》，26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③沈约：《宋书》，16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巩本栋认为：赵壹、孔融等人的“抗竦过度”“诞傲致殒”“无礼败俗”“凌物凶终”，等等，是文人自身的主体意识增强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反映。参见巩本栋：《〈文心雕龙·程器〉新探》，载《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⑤周兴陆：《刘勰“文德论”新探》，载《文艺理论研究》，2015(1)。

⑥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6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⑦焦袁熹：《此木轩杂著》，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5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⑧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2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⑨萧子显：《南齐书》，6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⑩魏收：《魏书》，1876-18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12)张沛：《中说校注》，79-80、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13)林季仲：《竹轩杂著》，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35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李刘：《四六标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7册，40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宋祁：《景文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52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黄裳：《演山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0册，4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7)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19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8)吴炯：《五总志》，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81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9)蔡絛：《西清诗话》，载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21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20)葛立方：《韵语阳秋》，载何文焕：《历代诗话》，49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21)祝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五，庐陵武溪书院刻本，元泰定三年。

(22)朱熹：《楚辞集注》，2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3)黄震：《黄氏日抄》，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286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4)(25)刘夏：《刘尚宾文集》，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6)陆深：《俨山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8册，54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7)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122册，4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8)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158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29)徐中行：《天目集》，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349册，7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0)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载《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20册，60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31)黄景昉：《国史唯疑》，2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2)屠隆：《栖真馆集》，载《屠隆集》，30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3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1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34)胡应麟：《诗薮》，3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35)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72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36)对于王世贞等人在政治遭遇下的“文人”身份认同及其对各种负面舆论的辩驳，需另文阐述。

(37)如对于《诗经·江汉》“告于文人”一句，《毛传》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参见孔颖达：《毛诗正义》，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1册，123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