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每读每新，每写每新。从2008年起，笔者开始写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1]，当这部著作于近期接近结稿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做着全球政治的“资治通鉴”的准备工作。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未来的中国确实需要一部总结曾在全球政治中起过主导作用的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2]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未来安全战略的著作。中国的发展已使其政治和经济在相当规模上卷入了世界，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3]。这是一个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转变，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4]。
经营和治理世界，尤其是经营和治理已为工业革命所改变并为市场连为一体的世界，需要区别于中国昔日曾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全球化[5]时代的经验，而在这方面恰恰又是中国人比较欠缺而西方人比较擅长的。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性的大国，但那时治理世界的经验只是区域性的。真正将民族的生活带入全球性联系的还是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先将欧洲人送上世界政治舞台，他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由此开辟了人类历史上以资本为中心的工业全球化时代。
英国工业革命将相互封闭的区域民族经济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此相应的是，英国人也就当仁不让地扮演起世界政治主导者的角色，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相应的世界经营和治理模式，即世界殖民模式。这种模式一登上世界舞台就被异化为直接军事占领、掠夺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的帝国主义模式。它以黑格尔称之为“恶动力”[6]即残酷和赤裸裸掠夺的方式推进了人类的进步。这种模式从英国工业革命后保持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最终为战后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所吞没，但它毕竟为人类开辟了相互联系为一体的历史。关于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
取代英国之后的是美国-苏联模式。美国人曾与苏联人联袂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洲危机，启动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并由此瓦解了大英帝国。此后世界开始进入由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的新的世界治理模式——这与19世纪初英国和沙皇俄国联袂击败拿破仑帝国后共同主导世界的历史进程在形式上非常相似。我们确实不能割断苏联的历史与全球化进程的联系，它曾通过制约资本世界的片面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时期，美苏两种模式通过相互制衡而相互补充——苏联方面强调以公平带动效率，美国方面则强调以效率带动公平——并成为战后世界治理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世界治理失去公平力量的制衡，美国独步天下。在这一时期，“全球化”就成了“美国化”的婉转表述；与此同时产生的新问题是：美国模式因失去制衡而显其片面性，并因此更加脆弱。
客观地说，较之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当然也少不了苏联在其中的贡献——更大的进步，它表现在对民族自决权至少保持形式上的尊重；它摒弃了对殖民地的直接掠夺，而采用一种间接的经济政治渗透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这种模式具有的进步性，还由于美国政治家们善于学习、汲取并改造了英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美国从英国继而苏联那里接过世界治理的主导权后，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将人类文明从大机器工业化时代迅速带入电子化和信息化时代。
但是，美国模式与英国模式一样，还是一种资本权力优先于人的权利、资本高于人本、效率高于公平的模式，它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扩大和深化了英国模式造成的世界经济的畸形发展，及由此产生的殖民地和宗主国、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严重分裂和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就是在新世纪初擂响的美国治理世界模式的暮鼓。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7]“9·11”事件及随后美国开展的“反恐战争”使世界越反越恐的结果说明，美国这种建立在剥夺南方国家基础上的世界治理模式，已不能在新世纪带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困境。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8]，今天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美国人曾用于摧毁大英帝国的“民族自决权”武器，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后也对准了美国人自己——美国模式脱离苏联模式的制衡不满十年便遇到了“9·11”事件，而美国与苏联辩证共治世界的时间却有半个世纪。
美国的片面的世界治理模式带来的问题促使人们反思。“9·11”事件后，人类再次燃起其少年时曾有过的“文艺复兴”激情，开始“寻找回来的世界”：他们将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从“希腊文明”移向“中华文明”，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有益的思想。而东方，尤其是东方中国在这仅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又进一步增强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的理念，无疑对矫正目前世界治理模式的片面性将产生极为有益的作用。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9]今天的中国已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0]转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1]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改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发展曾对阻止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恶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代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推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
今天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此深刻地卷入了世界，以致中国人不能不考虑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马克思在那篇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的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2]，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学问不能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肩负着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伟大使命。
但是，经营和治理乃至改变世界，光有雄心壮志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善于学习。学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是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4]；不仅仅要向我们的朋友学习，还要向我们的对手，特别是向曾经打败过我们和被我们打败过的对手学习。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直接的老师。在这方面，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首先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对其加以总结，为此，我们还真需要为未来的中国准备一部总结这些国家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的“资治通鉴”。
记得儿时常唱《时刻准备着》这首歌，现在年龄大了再忆起这首歌的内容，感到自己现在写的这些文字似乎是在兑现着“红孩子”[15]时期的诺言。兑现了承诺的人生，才是一种能让人心释然的人生。
总结经验是绝对必要的，因为知己知彼，是中国将来能够独立于民族之林并能平等地与其他国家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必要条件。笔者曾提出：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16]和谐是通过斗争赢得的：讲“德”须有“道”，讲“仁”须有“义”，放弃大道和大义的“和谐”，反失了和谐的真义，那样就不能适应国家间不能回避的“上疆场彼此弯弓月”[17]的斗争形势。
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一致，是笔者在写作中不期而遇的结果。笔者曾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为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8]地缘和资源这一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当笔者沿着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的思考和写作时，蓦然回首，才发现笔下所展现的思想逻辑与古今大国全球争霸——“两翼（太平洋、大西洋）包抄，中心（中亚、印度洋）突破”——的历史逻辑竟如此吻合。
参与大国博弈仅凭勇气是不行的，它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经验，尤其需要血写的经验。经验与财富及一般的知识不同：财富可以继承，一般的知识可通过强化训练快速掌握，可经验既不能直接继承又极难强化掌握。这样就留下了一个知识增长的悖论，即人在继承上代留下的财富的时候也就同比地失去经验，而获得经验的时候却又同比地失去财富。这就是人常说的“富不过三代”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道理。
毛泽东是明白这个道理的，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9]他要求党的干部必须在实践中，尤其要在“惊涛骇浪”的实践中经受锻练并由此积累治国经验。国家决策失误的负反馈在危机中来得最快，这样经验也积累得最快；而承平时期，决策失误的负反馈来得非常慢，可能得到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才能感受到以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很少有人愿意为遥远的未来危机而牺牲眼前的利益，这样就在国家肌体中植入了衰败的内因。
具有丰富治国和外交经验的俾斯麦对这种知识增长的“悖论”也深感无奈。他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20]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当时的德国人听的，但也许对我们今天长期处于和平年代的中国更有意义。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21]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19世纪中叶的德国学者（比如李斯特等）及政治家（比如俾斯麦等）正确地汲取了刚刚经历过的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帝国崩溃（1789-1815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能够一步到位地选择了稳健路线，并将“铁血”人物俾斯麦推上领导地位，而不是像19世纪初的法国人和21世纪初的俄国人那样经过世纪末的大劫难后才意识到拿破仑和普京的价值。俾斯麦使德国避免了国家转型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社会震荡及其修复震荡后遗症所空耗的宝贵时间。
政治家的任务并不在于追随而在于引导和推动公众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历史上看，公众舆论有些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历史的本质，而破坏性的公众舆论有时还会将人类历史引入灾难。
法国人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在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社会公平的口号排山倒海，其标准越提越高，以致最后都将发动并一直站在这场革命最前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了断头台并继而推出波拿巴•拿破仑皇帝来为这场革命收尾。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以如此保守的方式结束，这真是历史讽刺。
鉴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教训，黑格尔告诫德国的政治家说：“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的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22]法国这段历史的教训以及黑格尔从中总结出的对德国发展绝对有益的经验，实在值得今天的中国人予以充分的重视。
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真功夫。这与认识皮筋本身的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的时间则需真功夫的道理一样。认识国力的存量，需要逻辑推论，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历史经验。变量是国力计量的本质，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国家博弈经验积累最快的时期，并不是和平而是险象环生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大兵压境，这刺激了中国政治家和学者对俄罗斯历史及其全球战略的研究。仅从当时翻译并以各种形式出版的此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其中大字号著作的选题——这些选题大体勾勒出了从沙皇时代到斯大林时期俄罗斯人远东战略的思路——和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就可体悟出那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界对俄罗斯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深度。
平心而论，这种深度是今天同类问题的研究无法企及的。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已没有40年前那样来自北方的战略高压，更没有毛泽东那一代政治家在残酷经历中迅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以及从中形成的高不可及的政治智慧。反者道之动。与大自然的生长规律一样，没有压力，总体说来，学术成长也就失去了动力。
但是，作为个体学者而言，如果能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常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国家兴亡的经验教训并由此体悟到危险的高压，我们也可以获得学术成长的强大动力。为此，笔者要感谢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为自己今天的研究做了那么扎实（他们的工作真的很扎实：选题极有深度，错别字极少！）的铺垫，没有这样的铺垫，笔者不敢想象自己今天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俄罗斯的研究将会面临多么大的困难；同样的道理，笔者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有幸成为未来同行们前进道路的铺路石。
青年时为学，曾误将才气当学问。读书到一定年纪，方知能讲出新颖观点，那只是才气，而能证明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学问之难，难在证明。才气和聪明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经过证明，尤其是实践经验证明的见解，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人年轻时往往以才气先声夺人，那是由于他还有证明问题的时间；年纪大了就不能这样，就要以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证明你提出的观点，并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识。
与“疼”“爱”等概念从来就不是从课堂中学来，而是从经验中学来的道理一样，绝大部分的人文学知识，如果没有经验的过滤，是不能转化为包括鉴别力在内的人的实践能力的。言之无据形成的观点，有时可能很吸引人，因为它能启发人的新观点及其演绎，但也容易让人——古代如宋襄公和赵括，当代如戈尔巴乔夫和拉姆斯菲尔德等——在举一反三中走入歧途。走偏了的学问，轻则害己，重则误国。若是前者，尚可理解，若是后者，则罪莫大焉。鉴于此，孟夫子劝这些把书读偏了的人“尽信《书》，不如无《书》”[23]。笔者年轻时曾经欣赏过陶渊明说的那种“不求甚解”[24]的聪明的读书方式；随着阅历增长，自己才明白：老实的方式再配之以聪明的方式形成的才力，比仅靠聪明形成的才气更厚实，更具可持续性。才气与才力毕竟不是一个量级。
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总在感受着古代如司马迁、汉武帝、唐太宗、杜甫、韩愈、苏轼、司马光等，近现代如孙中山、毛泽东等已经过世的贤人和伟人的所思所想，感受着他们的启迪和激励，这些内容已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这说明，人有双重的生命，即有现世的和来世的生命。步入天命之年的人，现世的功事大体有了定数，而后世的修行，尤其是思想的传世价值还是“其修远兮”。文字是知识人生命中的生命。正如一杯清茶不能掺和饭肉的道理一样，传世的文字不能带着现世俗风。如这时的人写文做事还有短期目的，那样来世生命将是非常短暂的。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25]前者说的是人的现世，后者说的是人的来世。笔者常想，当历史进入22世纪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知识人能否给那个时代留下让人们愿意用生命保存并传承下去的文字呢？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尤其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要为此努力，因为我们是中华民族。
参考文献
[1] 这部著作为三卷本，上卷和中卷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和2010年出版。
[2] 笔者在此提出“经营和治理世界”的概念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经营世界，是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和实现这种权利的行为，而治理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主导的彩色，但还是属于“共治”的范畴。在正常的情况下，二者都不影响国际主权的完整性，它们只是各主权国家认知和参与世界事务的民主权利的表现形式。经营和治理世界是各主权国家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是国际民主的重要表现，因此，国家不分大小，也不管愿意与否，都必然要有自己参与和经营国际事务的世界观。但“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理论上绝对和无差别的平等权利，在实践上只能是相对的和有差别的。且不说当前的世界，即使是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中，诚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分析的那样：“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由于人的能力从而贡献不同，人们得到社会产品分配的权利就会不同，因而他们理论上的平等权利，在事实上就是不平等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页）。如果将马克思的分析应用于世界政治的研究，由于各国实现其平等权利的能力存在差别，理论上绝对平等的国际权利，在实践上也是无法同额兑现的。国家不分大小，都有经营和治理世界的权利，但不一定都有担负起同额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对其相应责任和义务不能同额兑现的国家，其权利也就在事实上得不到同等兑现；而对世界和平和进步做出贡献较大、所尽义务和责任相对多些的国家，必然要在世界政治中被赋予较多的主导权。世界政治的主导权——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中苏、美、英、中等国处理世界政治的权力——是国际社会认可或事实上认可的一种权力但不是权利，是一种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或默契后的事实授权。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大国主导世界权力的过度伸展往往会异化为世界霸权。霸权形态下的世界经营和治理行为往往掺杂着霸权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完整的内容。霸权是对各主权国家平等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事务的民主权利的破坏、歪曲和践踏。因此，中国外交应当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但同时也不应当回避而应当依据所担负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运用其相应国际主导权，为国际社会秉持公道、伸张正义。
[3] 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3.13个百分点的世行改革方案，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通过了国际金融公司提高基本投票权以及2亿美元规模的特别增资方案，使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投票权从33.41%上升到39.48%。会议还决定世行进行总规模为584亿美元的普遍增资，提高世行支持发展中国家减贫发展的财务能力。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4]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乃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踏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 （参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术语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5] 笔者认为：“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经历过以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自然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优势和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非农业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关于“农业全球化”的讨论，还可参阅彼德•A．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6]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节、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笔者理解，黑格尔“恶动力”是中国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西式表述。
[7] ［德］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年9月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页。
[8] ［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0] 毛泽东：“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11]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12]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8-209页。
[1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14]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5] 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红孩子》及其以“时刻准备着”为主题词的电影歌曲风靡全国，历久不衰。
[16] 《老子》第三十八章。
[17]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18] 司马迁：《货殖列传》。
[19] 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20]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21]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7页。
[22]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
[23] 《孟子·尽心下》，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
[24] （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25] 《汉书》卷六十二《列传三十二·司马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第二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