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诗总集数量众多，是认识和研究清代文学发展，尤其是诗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清代诗歌总集的选辑，实则是清代诗学建构的过程，诗歌选本正是清代诗学家表达其诗学主张的主要阵地之一。同时，对清诗总集诗学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在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其不仅在于让大家从清代诗学中认识和体悟诗教传统，提高个人审美和道德修养，从而促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在于，每部清诗总集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诗歌发展的风貌，也从不同侧面完成了辑评者主体对于清诗的一次建构。同时，清代诗歌总集所选诗歌，大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校勘和辑佚价值，清诗总集系列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有清一代文学史料。
关 键 词：清诗 总集 诗学 文化 文献 Qing poetry general collection poetics culture literature
清诗总集，即清代诗歌总集，主要是清人汇编清代两个以上诗人的所谓“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全集型诗歌总集，也包括辑录评选二人以上清人的所谓“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诗歌选集。目前学界对清代诗歌的认知还处于比较浅的层次。如果说清词是中国词自宋以后的复兴期，那么诗更是如此，清诗创作的繁荣与清代诗学的建构与创新从清代诗歌总集的繁荣就可以窥见一斑。清人选清诗的繁荣，正是清人利用诗歌选本建构清代诗学的重要体现。清诗总集数量众多，据谢正光等先生《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统计，知见和待访的清初诗歌总集就有72种。潘承玉《〈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六补》在此基础上补出6种，待访8种。本人《邓汉仪〈诗观〉研究》补出清初21种。其实清诗总集远不止此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我们所知的清人所辑诗歌总集有1000馀种。清人所辑清诗总集涵盖面广，涉及诗人众多，是认识和研究清代文学发展，尤其是诗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谢正光先生说：“这实在是一份值得重视而亟待发掘和整理的文化遗产。”[1]
一、清诗总集研究概况
目前清代诗歌研究逐渐被学界重视，比如杜桂萍先生对清诗别集的整理与研究等。对清诗总集的研究，近年也逐渐为学界重视。综合研究如：谢正光等《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清初诗选五十六种引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邓晓东《清初清诗选本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王兵《清人选清诗与清代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刘和文《清人选清诗总集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夏勇《清诗总集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专书研究有：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王卓华《邓汉仪〈诗观〉研究》(2007年博士论文)、王炜《〈国朝诗别裁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其他如陈启明有《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朱则杰先生《清诗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有较大篇幅关于清诗总集的考证文章。其他涉及清诗选本研究的还有陆林、蒋寅、杨松年、邹云湖、张伯伟等等学者。清诗总集专书整理，近几年也富有成果，如《明遗民诗》《国朝诗别裁集》《清诗铎》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都收录有数量不等的清诗总集。国外亦有少量研究，如日本神田喜一郎《清詩の總集に就ぃて》，以及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松村昂先生《清诗总集131种解题》(后增订为《清诗总集138种解题》)。从整体上看，目前学界对清代诗歌的研究多集中于个案、别集，而对清代诗歌总集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课题与成果偏少，更缺乏整体的、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以下几类总集尚未引起重视：一是流于境外，或在境外刻印者(如和刻本等)。比如：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梁川孟纬辑编《清六大家绝句抄》二十四卷，为稀见本。类似的现存国内外稀见本较多。二是清代地方诗歌总集。如清张潜之辑《江苏国朝昆山诗存》三十二卷。这类总集在200种以上。三是清代少数民族诗人诗歌总集。整体上说少数民族地区诗歌总集受关注的程度是不高的，李调元所辑《粤风》，是一部少有的民间歌谣总集，尤其是其含有大量广西少数民族歌谣，值得研究。另如铁保等辑《钦定熙朝雅颂集》一百六卷余集二卷，收清初至嘉庆初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534位诗人诗作共6000馀首；再如吴淇编《粤风续九》四卷，涉及两广，特别是广西瑶、俍(壮、布依、侗、仫佬)族诗人。这类总集数量相对少一些，但涉及少数民族诗人较多，非常值得重视。
二、清诗总集的诗学价值
清人为尽快建构起自己的诗学理念，确实是煞费苦心的，诸如成立诗社、著书立说、纳生授徒、选评诗歌等等。清代诗学文献的整理，学术界和出版界均做过许多工作。文献专集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清诗话》《清诗话续编》，重要单行本则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所收各种，以及各地方出版社的相关书目(如黄山书社《皖人诗话八种》，七种是清人著作)。
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学的认识和思考，不仅以理论或批评专著的形式流传，而且更多的思想成果保存在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前者如四库分类中集部“诗文评”和“词曲评”所收之属，后者如名家作品的评点(指个人别集的逐篇批评)、各种总集中的评论资料，以及具体作品前后的序跋等。作为封建文化集大成的清代学者们，他们有关诗学的见解，不仅在“诗文评”中以理论专书的形式出现，在别集和总集中，确实还有大量有价值的理论文献存在。譬如，被视为唐诗总集或选集的徐增《而庵说唐诗》、黄生《唐诗摘抄》、吴修坞《唐诗续评》、吴智临《唐诗增评》，被视为杜甫诗选集的金圣叹《杜诗解》、黄生《杜诗说》等，均保存有与所批诗歌篇幅相当甚至过之的评论文字——这还是就清人对前代诗歌的研究而言；对于清代诗学和诗歌创作研究同样具有价值甚或更具当代意义的，则是清人所选的当代诗歌总集。
清代诗歌总集的繁荣，既是选学的繁荣，实则又是清代诗学建构的过程，诗歌选本正是清代诗学家表达其诗学主张的主要阵地之一。清诗总集的选家都有非常清醒的诗学意识。比如：魏耕、钱价人《今诗粹》(清初刻本)。是选本乃清早期的选集，其受云间派影响较大，所以在诗学主张上反对竟陵，明确标举陈子龙，以力返大雅相号召。其《凡例》云：“自数十年前，作者多学竟陵，字雕句别，以示新异。大樽先生独宗济南，力返大雅，风气沛变，乃有云间诗体之号。后来诗人，青过于蓝，于盛唐诸家，爬罗剔抉，张皇幼眇，遂臻极盛。然要其始，实大樽摧廓之力也。故每体皆以大樽为首，志风会之所自。”[2]无论形式或内容，都以标举云间邓子龙为尚。再如魏裔介《溯洄集》，其诗学宗旨主要是强调儒家的诗教传统。严沆在为是集所写之《序》，揭示了魏裔介辑录诗歌的诗学意义：“且夫操选政者，近今不乏矣。其意各有所向，持所见以行一切之法，而不揆于六义之正，不足以垂来者，传无穷。若济南、云间之流，号为彬彬矣，然其言曰修辞宁失之理，取声调格律，而不言性情，于兴、观、群、怨之旨何归焉?先生之论诗，一准于发乎情，止乎礼义，言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国风》之不淫，《小雅》之不怨者，乃始登之简犊，施之丹黄。故是集沨沨乎善人之心渊乎，其似道郁乎其远于鄙倍，虽与三百篇、《离骚》并存可也。”[3]。既说明选本诗学主张各有所向，又标举《溯洄集》的言性情、回归诗教传统的宗旨。
清诗总集，按照诗学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类是仅按人选诗，无小传评点，如顾施祯《盛朝诗选初集》；一类是仿钱谦益明诗总集《列朝诗集》之例，有详细小传者，如魏宪《皇清百名家诗》；一类是有简略小传和选诗有较详评论，如邓汉仪《诗观》；一类是有简略小传和诗话总评者，如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除了第一类外，后三者均包含有较为丰富的诗学理论文献和爵里字号资料。清代人选当代诗总集，按照时间分有两类：一类是同时代人选同时代诗，如邓汉仪《诗观》、姚佺《诗源初集》等；一类是时间稍后者选前此清代各朝诗，如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符葆森《国朝诗正雅集》等。如果按照地域分，也有两类：一类是全国性总集，一类是地方性(省、府、县)总集。后者如孙桐生《国朝全蜀诗钞》、杨淮《中州诗钞》、阮元《淮海英灵集》、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张潜之《国朝昆山诗存》等。这种或有较详小传、或人下有诗话总评、或诗后附有评语的总集编纂，是清人对前此形式的突破。朱观《国朝诗正》凡例云：“前代诗选，大约无评点者多；近选俱尚评点，又跋以统论。”[4]对于研究清代诗学、文学和史实，均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无论是清人对前代诗歌的评点研究，还是清人所选的当代诗歌总集，其中许多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资料价值。但对诗学理论专书的整理研究，向为古今学者所重视(当然仍有许多工作可做)；对于总集评点类，篇幅较小者尚能将全书整理出版，如清初黄生《杜诗说》、清中叶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篇幅太大者只能是望而却步了。但是，对于研究古代文论尤其是黄、沈诗学思想的学者而言，他们最需要看到的不是占全书主要篇幅的诗歌作品，而是附着于诗后的评语(如《杜诗说》)，或各家名下的诗话类总评(如《国朝诗别裁集》)。即便是杜诗和清代前中期诗歌史的研究者，他们翻检此类书籍时的目的，检索评论文献或传记文献的兴趣也可能远远大于具体篇目本身。
对于清诗总集诗学评点文献如何予以整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新的思路，先师陆林教授生前曾有过系统设想。他认为：不仅做到在内容上发掘新史料，还要在形式上具有新特色。“新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指随着《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的电子版和许多古代文献电子史料库的不断问世或开发，随着《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丛刊》等大型古籍丛书的相继出版，对于古籍整理来说，既提供了版本上的便利，又提出了新的课题：许多明清时代的珍本秘籍已经成为寻常学者耳熟能详的常见读本，唐宋名家名著的每一句轻敲一键即可迅即搜得，这一方面会调动学界对于明清诗学研究的兴趣，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整理清人的诗学资料、诗学传记文献要有新的方式。不能像以前一样，拿一部书来照样影印或全文校点。此类方式，尤其对于篇幅浩繁的清诗总集(包括清人对唐宋名家的诗评著作)的整理来说，是很难大量展开的。我们不妨将其小传、诗话和具体诗评的有关文字辑成专书，为清代诗学、文学和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系统的传记、评论资料。举一极端的例子：体例类似于《国朝诗别裁集》的民国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总篇幅约380万字；如仅选择诗人小传(6157人)和诗话总评，便只有约60万字左右了。这里的篇幅“瘦身”、从而使对于清诗总集理论资料的系列整理成为可能，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经过“瘦身”处理的有关文献资料集，将原本淹没在大量诗歌作品中的诗传、诗评文献凸现了出来，势必会引发当代学人对清诗总集中诗学理论的研究、对清代诗歌作品的兴趣和对清诗总集中小传资料的关注，故其价值和意义必将远大于诗学研究本身；有关的文献资料辑刊，也不仅仅是诗学文献，同时也是文学文献、史学文献辑刊。可考虑从两个角度研究与整理：
1.清诗总集小传。清诗以诗人小传为主的，辑为“清诗总集小传系列”(仿《列朝诗集》——《列朝诗集小传》例)，原有诗话、诗评附见；
2.以诗话、诗评为主的，可辑为“清诗总集诗话系列”(仿《明诗综》——《静志居诗话》例)，保留有关小传。篇幅较大者可自成一书，如本人与先师陆林教授根据邓汉仪《诗观》，辑成之《慎墨堂诗话》。篇幅较小者，可将性质相近者合刊(《古小说丛刊》有合刊之例，但有时性质并不相近，如《云斋广录》和《鸳渚志馀雪窗谈异》之合册问世)，如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与符葆森《国朝诗正雅集》(后者有续修前书之意)；又如钱谦益《吾炙集小传》、陈瑚《离忧集小传》《从游集小传》、王士禛《感旧集小传》、冯舒《怀旧集小传》、陈维崧《箧衍集小传》、汪森《华及堂视昔编小传》、王仲儒《离珠集小传》等，亦可合为一书(清初名家师友故旧门生诗传汇编)。还可将郡邑清诗总集的有关文献，以府为单位予以汇拢(可以考虑与郡邑诗话合编)，如“清代苏州府诗传诗话汇编”“清代嘉兴府诗传诗话汇编”。还可以配合女性文学研究的需要，专辑各家总集中有关清代闺秀的诗传、诗话(清代总集闺秀诗传诗话汇编)。各书之后，均可附录人名索引，方便阅读者利用。
总之，清代是我国古典诗学的总结期，此期不仅产生了众多的诗学流派和系统的诗学理论著作，而且承袭着“选学”和诗文评点等具有中国传统批评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尤其值得后人发掘。
三、研究与整理清诗总集的文化与文献学意义
清诗总集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在复兴中华文化传统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清诗总集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
(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他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兴运，文化强民族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利用评点建构诗学理论自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研究与整理清诗评点本身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而诗歌研究领域的“诗教”传统，更是优秀的中华文化基因。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厚“诗教”传统的国度。不同于西哲柏拉图极端鄙视诗人并将其逐出理想国之举，中国儒家政治文化特别重视诗人的创作努力，且极力强调诗歌有其不可取代的教化作用。诗之有选，就始于孔子所辑订《诗三百》。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5]孔子《论语·季氏》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是“诗教”理论阐释的源头。《礼记·经解》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其基本观点是强调文艺应该为而且可以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甚至能够有效地为人的修身养性而达致道德完善服务。因此，所谓“诗教”，就是以诗歌(文艺)形式来对人进行教化，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以文化人的国家德治教育活动。清代非常重视诗教，《四库全书总目》之《御选唐宋诗醇提要》云：“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诗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指此书所选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臣等循环准诵，实深为诗教幸，不但为六家幸也。”[6]尽管清诗选本所体现的诗学范畴很广，但“诗教”传统无疑是其主旨之一。仔细审视清诗选本，此主旨俯拾即是。如沈德潜谓：“余辑国朝诗共得九百九十一人，诗四千九十三首。……然而不嫌其少者，……予惟取诗品之高也；而不嫌其多者，……予惟祈合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7]今天我们研究和整理清诗总集诗学文献正在于让大家从清代诗学中认识和体悟诗教传统，提高个人审美和道德修养，从而促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二)研究与整理清诗总集的文献学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在谈到总集的产生时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8]文学总集的产生，既是去粗取精，即文学审美的需要，也是保存和网罗文献的需要。也就是说，文学选本自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就承载着文学批评和保存文献的双重功能。清诗总集既具有诗学价值，又具有较高的文献学意义，概括说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据不完全统计，清诗总集多达1000余部，成书时间跨度从清初开国到清末民初，所收诗人众多，《诗观》选收清初1824位；《国朝诗别裁集》选收清初至乾隆间900馀人；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则选收乾隆初至清末3000馀家。这些诗人分布于当时全国的几乎所有行政区域，所收诗人政治立场、出身及所属流派各不相同。尽管每部作品的具体编选情况有较大差异，选家的理论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每部选本的诗歌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诗歌发展的风貌，也从不同侧面完成了选家(辑评者)主体对于清诗的一次建构。当这些选本经过优胜劣汰和洗礼形成一个系列之后，其诗歌发展史的框架就脉络清晰了。况且大多选家具有清醒的“文学史”意识。如邓汉仪在其《诗观序》中说：“《十五国名家诗观》之选成，予反复读之，作而叹曰：嗟乎!此真一代之书也已。……予生也晚，然适当极乱极治之会，目击夫时之屡变，而又舟车万里，北抵燕并，南游楚粤，中客齐鲁宋赵宛洛之墟，其与时之贤人君子论说诗学最详，而猥蒙不弃，其以专稿赐教者日盈箱笥。爰因家居寡营，乃发旧簏，取诸名家之诗，芟繁就简，汇次成书。不意此选之遂足纪时变之极，而臻一代之伟观也。昔吴公子札来聘宗邦，请观周乐，其论断古帝王以及列国之声诗得失升降，锱黍弗爽，故龙门氏称其闳览博物焉。予才万不逮吴公子，而幸值鼎新之运，俾草茅跧伏之士优游铅椠，以勿负岁时，亦一乐也。而今天子且博学好古，进诸文学侍从之臣，临轩赋诗，以继夫柏梁、昆明之盛事。然则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是编也，其亦可以备咨诹而佐纪载也矣。”[9]诗史意识非常强烈。若从《清诗总集叙录》《清诗总集诗人小传》以及《清诗总集与清代诗歌发展》等角度对清诗总集进行系统关照，清诗总集无疑将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清代诗歌史。
清代诗歌总集所选诗歌，大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校勘和辑佚价值。选本系列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有清一代的文学史料。其文学史料的价值则是多方面的：诗人生平事迹可以补现有文献之不足；大量的诗人生活、交往、创作、结社、诗学活动等史料可以丰富或佐证正史与其他文献，亦可考察诗人生卒、亲缘、师承、交游、人品以及清代诗歌的创作与影响等等。从这个角度说，清代诗歌总集又是一部部清代诗歌的文献宝库。
目前，对于清诗总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有一定的成绩，但现有研究成果往往侧重一个方面，或概述(也不够完整)、或解题、或辑录某一专书、或点校某一专书，理论深度、综合程度、文献挖掘与利用程度均不足。如果我们对清诗总集诗学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整理，这些研究与整理不仅包含清代诗歌发展、诗学理论建构等理论层面，也包括清诗总集目录、提要、叙录，以及诗人传记和诗学评点理论等文献学层面，涉及诗词学、清代文学、文献学乃至历史学等四大学科。所以，对清诗总集进行系统研究与整理既是对已有相关成果的发展与突破，也是对清诗总集诗学文献综合研究与整理的拓荒。
